迟子建的小说气味
迟子建的小说气味
在当今颇具实力的作家中，迟子建的小说别具一格。创作题材之新颖朴素、主题表现之深刻博大，每每激活现代人那颗日渐疲惫和麻木的心灵，而在叙事上的着意经营，更使得她的小说亲切而耐读，仿佛北方的盐，咸而温暖。譬如她的代表作《北极村童话》、《原始风景》、《向着白夜旅行》、《白银那》等等。有一年，作家迟子建来海南参加一个文学座谈会，谈及创作，迟子建认为“来自大自然的体验对自己的写作是一种启示，她渴望表达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那种血肉相联的亲密”。于是我渴望看到迟子建的新作，并想象新作中“人与自然”的深刻表达。在这样的想象里，迟子建的新作变成了一种理想化的虚拟之物。
然而想象终究是想象，在迟子建的长篇新作《伪满洲国》面前，从前的迟子建消失了，一个新的迟子建走在文学的边缘。以前迟子建的小说大多写东北的乡村生活、城市人生，小说中有生活的琐碎与沉重，也有洋溢的诗情与浪漫，如《晨钟响彻黄昏》《向着白夜旅行》等作品。然而《伪满洲国》的创作对于迟子建来说是一个转变，从不知名的小村落到庞大的“伪满洲国”，从当代生活到已经逝去的历史，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到俯视东北大地上的芸芸众生，迟子建的创作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发生了逆转。这种重大题材的书写，其实是每一个小说家的内心深处的欲望——那种重构历史的野心与梦想。回忆企图唤醒逝去的时间，然而回忆并不可靠，故障并不在于回忆作为复活历史的唯一方式不可靠，而且在于历史存在本身的不可靠。
事实上十多年前迟子建在北京求学的期间就萌生了写“伪满洲国”的动机，1990年底迟子建访问日本，接触了一些伪满时期来过中国东北的日本老人，内心大受震动，回国后迟子建便着手收集伪满的资料，小说的意象在心中日益丰满，直到1998年4月才动笔，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六十余万字的作品。迟子建似乎并未感受到历史题材的沉重，她认为：“我的写作无论题材大小。并非大题材就要有相应高度，也并非小题材就不够深刻。”确实如此，题材无法局限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一粒沙中见世界，这是作家的才华所在。故事是已死的往事，正是对“已死”的过去的书写，文学才具有沟通人类与历史，个人与民族，生存与愿望的永久力量。
《伪满洲国》是一部让人感到沉重，也让人感到振奋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那一段中国人受欺凌受奴役的历史，但也没忽略中国人的各式各样的抵抗。小说结构恢弘、人物众多。十余个主要人物，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命运线索，彼此之间又互有交叉。所谓上至皇宫贵族，下到汉奸走卒，以及土匪特务、商人、贩夫、妓女、农民，称得上是男女老少，各色人等。迟子建对“还原历史”没有兴趣，她虚构了大量伪满时期“小人物”的生活，触摸历史也采用了文学笔法，杨靖宇和抗日联军、溥仪苦闷的宫廷生活、731细菌部队……虽然是已逝时光的重温，但却有着极具震撼力的现实感。当然，“现实感”也只能如《伪满洲国》那样（或作为一种传达形态），以开阔而冷静的描写，特别是经由人的命运的揭示，在潜移默化的感染过程中获得实现。
《伪满洲国》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小人物写大历史，抗日战争始终是一条暗线，潜伏在东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迟子建说：“战争是一场意外事故，它对政治人物而言或许有特殊意义，芸芸众生只能默默承受。日本占领东三省期间，老百姓还是得按部就班地生活，其中蕴含着历史的伤痛和人生的悲剧。”历史题材平常化的手法已经预示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以往是大人物主宰小说的叙事，现在小人物开始浮出水面。历史展开了真正令人沉迷其中的一面：五彩缤纷的多元化世界。从城里的风气习俗到乡村的景象人情都给予了细致、绵密的重现。在这样的写作视角里，迟子建的“讲述”变得从容而徐缓，沉静而诡秘。
《伪满洲国》一书弥漫着浓重的东北乡土气息，扭秧歌、放河灯等地方风俗特色，给小说增添了几分抒情色彩。迟子建把乡土、民俗当做支撑小说的灵魂，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外表上的点缀。“对这一切我从小烂熟于胸，可以说，我的写作是沾了地气的光”——迟子建如是说。小说扯上民俗是一个比较讨好的写作方式，但民俗不能独自生长，它必须附丽于小说的脉络之中，成为小说自身的一部分。《伪满洲国》在关注常态人生的自然状态、模糊状态、恒常状态的同时，还挖掘了埋藏在民间资源中的人性精神，或者可以说汇聚了作者主体累积的全部民间理想与人性期待。在《伪满洲国》中，迟子建并没有因为历史的沉重而遗忘、压抑美，相反，美在“历史”的废墟上开出了异常鲜艳的花朵，灿烂夺目。
不过从内心深处我还是喜欢从前的迟子建，当我读到《天涯》杂志（2002年第五期）上的迟子建中篇小说《酒鬼的鱼鹰》时，我觉得这才是我所熟悉的作家迟子建。小说的故事很简单，一个乡镇上的小人物“酒鬼”刘年抓了一只鱼鹰，由这只鱼鹰而引出小镇上的种种琐事逸闻，各种人物的遭际片断由此串在一起，其中有日常生活的平庸乏味，也有普通人的悲欢喜乐。在作者的细腻笔墨中生活没有那种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而是呈现出一种恬淡平和的乡土风情，内中杂带着一种难言的忧伤。任何有力量的写作，最重要的动力在于从本民族的历史或现实中找到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实，这些事实经常构成写作的经验表象。而且内在地起到无意识的支配作用。正如拉康所说的那样：“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
关于小说，迟子建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优秀作家都是具有浪漫气息和忧愁气息的人。浪漫气息可以使一些看似平凡的事物获得艺术上的提升，而忧愁之气则会使作家在下笔时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而使作品散发出独特的韵味。”无疑《酒鬼的鱼鹰》这篇小说就具有独特的韵味，许哎呦、寒波等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在她们卑微的一生中体现出人性的美好与日常生活中所包涵的忧伤与困苦。作者对这样的人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与理解，为逝去的平淡生活写就一首淡淡忧伤的挽歌。善良而微小的事物被关注，被爱，被提示给疲倦的奔行者，读后有一种月光如水的味道。
迟子建的作品突出地呈现出一种梦幻色彩，而其表现方式，则是追忆。借助追忆，迟子建一次次真切地看到和认识了自身的历史，并在情感的激发与宣泄中求得心灵的慰藉。梦幻般的追忆，是从那些月夜开始的。譬如《月光下的革命》、《月白色的路障》、《踏着月光的行板》等。
在迟子建的中短篇小说中,有不少作品都写到了人生世事的忧伤、缺憾与无奈，“如《雾月牛栏》中继父的失误、内疚与死亡，宝坠的弱智与母亲的不幸；《白银那》中卡佳丧命于熊掌之下的惨痛；《逆行精灵》中豁唇的残疾与被遗弃，老哑巴的孤独与自杀；《日落碗窑》中王张罗孩子的不辜夭折，关老爷子梦见老伴时的枯燥和心酸，吴云华的跛脚和丈夫前妻之死留给她内心的恐惧等等，都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残缺与悲凉。这种对人生的种种不幸、痛苦、忧伤与无奈的写作体现了她对现实人生的清醒与洞察，她仿佛要通过这些多多少少带有悲剧意味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总是不尽如人意的，时时处处都伴随着缺憾、悲哀、无奈与忧伤。”
迟子建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世间万事万物，她以感同身受的体验抒写人的生存困境，她以不屈的信念为不幸的人们寻找出路。长篇新作《穿过云层的晴朗》（荣获澳大利亚杰姆斯·乔伊斯基金会2003年度悬念句子文学奖）就是这样一部小说。评论家吴义勤如是说：“在《穿过云层的晴朗》这部小说中，迟子建借一只狗的眼光看世界，不仅在艺术的探索上很有新意，而且其书写日常生活时的那种轻灵、诗意、神性的风格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那种毁灭的诗意、凄楚的美感，以及对‘残酷美学’的深度揭示都有令人颤栗的艺术力量。” 确实如此，文学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对人的黑暗荒谬虚无持拯救的态度。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是文学应该而且可以对一切黑暗和不幸作精神担当，作灵魂拯救。
迟子建的小说一般没有强烈的大悲大喜,也没有鲜明的爱憎褒贬，更没有强加于人的偏执与独断；而是心平气和、善解人意式的微风细语与举重若轻、气象万千的艺术手法。她的小说就像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点点滴滴都浸润到人们的心底，使那些被现实人生重负挤压得干枯、扭曲、冷漠、坚硬、丑陋的心灵重新变得滋润、健康、温馨、柔和、美丽，引领我们走上一条深入到她内心生活的优美的抒情的旅程。这正是迟子建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独特之处，也是她的作品耐读、受人喜爱的原因。譬如《清水洗尘》中的少年用一盆清水，完成了一种人生的仪式，少年在无意间成长，此中的微小细节丰满扎实，极见迟子建对小说艺术的把握能力。小说的技术一直在不断的进步，新生代的作家技巧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的一些写作没有那种洋溢的诗情与浪漫，更缺乏感人的温馨与难言的忧伤。而迟子建以她的小说向我们证明了小说之所以吸引人的那种独特的气味，读之让我们久久难忘。
在当今颇具实力的作家中，迟子建的小说别具一格。创作题材之新颖朴素、主题表现之深刻博大，每每激活现代人那颗日渐疲惫和麻木的心灵，而在叙事上的着意经营，更使得她的小说亲切而耐读，仿佛北方的盐，咸而温暖。譬如她的代表作《北极村童话》、《原始风景》、《向着白夜旅行》、《白银那》等等。有一年，作家迟子建来海南参加一个文学座谈会，谈及创作，迟子建认为“来自大自然的体验对自己的写作是一种启示，她渴望表达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那种血肉相联的亲密”。于是我渴望看到迟子建的新作，并想象新作中“人与自然”的深刻表达。在这样的想象里，迟子建的新作变成了一种理想化的虚拟之物。
然而想象终究是想象，在迟子建的长篇新作《伪满洲国》面前，从前的迟子建消失了，一个新的迟子建走在文学的边缘。以前迟子建的小说大多写东北的乡村生活、城市人生，小说中有生活的琐碎与沉重，也有洋溢的诗情与浪漫，如《晨钟响彻黄昏》《向着白夜旅行》等作品。然而《伪满洲国》的创作对于迟子建来说是一个转变，从不知名的小村落到庞大的“伪满洲国”，从当代生活到已经逝去的历史，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到俯视东北大地上的芸芸众生，迟子建的创作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发生了逆转。这种重大题材的书写，其实是每一个小说家的内心深处的欲望——那种重构历史的野心与梦想。回忆企图唤醒逝去的时间，然而回忆并不可靠，故障并不在于回忆作为复活历史的唯一方式不可靠，而且在于历史存在本身的不可靠。
事实上十多年前迟子建在北京求学的期间就萌生了写“伪满洲国”的动机，1990年底迟子建访问日本，接触了一些伪满时期来过中国东北的日本老人，内心大受震动，回国后迟子建便着手收集伪满的资料，小说的意象在心中日益丰满，直到1998年4月才动笔，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六十余万字的作品。迟子建似乎并未感受到历史题材的沉重，她认为：“我的写作无论题材大小。并非大题材就要有相应高度，也并非小题材就不够深刻。”确实如此，题材无法局限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一粒沙中见世界，这是作家的才华所在。故事是已死的往事，正是对“已死”的过去的书写，文学才具有沟通人类与历史，个人与民族，生存与愿望的永久力量。
《伪满洲国》是一部让人感到沉重，也让人感到振奋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那一段中国人受欺凌受奴役的历史，但也没忽略中国人的各式各样的抵抗。小说结构恢弘、人物众多。十余个主要人物，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命运线索，彼此之间又互有交叉。所谓上至皇宫贵族，下到汉奸走卒，以及土匪特务、商人、贩夫、妓女、农民，称得上是男女老少，各色人等。迟子建对“还原历史”没有兴趣，她虚构了大量伪满时期“小人物”的生活，触摸历史也采用了文学笔法，杨靖宇和抗日联军、溥仪苦闷的宫廷生活、731细菌部队……虽然是已逝时光的重温，但却有着极具震撼力的现实感。当然，“现实感”也只能如《伪满洲国》那样（或作为一种传达形态），以开阔而冷静的描写，特别是经由人的命运的揭示，在潜移默化的感染过程中获得实现。
《伪满洲国》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小人物写大历史，抗日战争始终是一条暗线，潜伏在东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迟子建说：“战争是一场意外事故，它对政治人物而言或许有特殊意义，芸芸众生只能默默承受。日本占领东三省期间，老百姓还是得按部就班地生活，其中蕴含着历史的伤痛和人生的悲剧。”历史题材平常化的手法已经预示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以往是大人物主宰小说的叙事，现在小人物开始浮出水面。历史展开了真正令人沉迷其中的一面：五彩缤纷的多元化世界。从城里的风气习俗到乡村的景象人情都给予了细致、绵密的重现。在这样的写作视角里，迟子建的“讲述”变得从容而徐缓，沉静而诡秘。
《伪满洲国》一书弥漫着浓重的东北乡土气息，扭秧歌、放河灯等地方风俗特色，给小说增添了几分抒情色彩。迟子建把乡土、民俗当做支撑小说的灵魂，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外表上的点缀。“对这一切我从小烂熟于胸，可以说，我的写作是沾了地气的光”——迟子建如是说。小说扯上民俗是一个比较讨好的写作方式，但民俗不能独自生长，它必须附丽于小说的脉络之中，成为小说自身的一部分。《伪满洲国》在关注常态人生的自然状态、模糊状态、恒常状态的同时，还挖掘了埋藏在民间资源中的人性精神，或者可以说汇聚了作者主体累积的全部民间理想与人性期待。在《伪满洲国》中，迟子建并没有因为历史的沉重而遗忘、压抑美，相反，美在“历史”的废墟上开出了异常鲜艳的花朵，灿烂夺目。
不过从内心深处我还是喜欢从前的迟子建，当我读到《天涯》杂志（2002年第五期）上的迟子建中篇小说《酒鬼的鱼鹰》时，我觉得这才是我所熟悉的作家迟子建。小说的故事很简单，一个乡镇上的小人物“酒鬼”刘年抓了一只鱼鹰，由这只鱼鹰而引出小镇上的种种琐事逸闻，各种人物的遭际片断由此串在一起，其中有日常生活的平庸乏味，也有普通人的悲欢喜乐。在作者的细腻笔墨中生活没有那种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而是呈现出一种恬淡平和的乡土风情，内中杂带着一种难言的忧伤。任何有力量的写作，最重要的动力在于从本民族的历史或现实中找到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实，这些事实经常构成写作的经验表象。而且内在地起到无意识的支配作用。正如拉康所说的那样：“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
关于小说，迟子建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优秀作家都是具有浪漫气息和忧愁气息的人。浪漫气息可以使一些看似平凡的事物获得艺术上的提升，而忧愁之气则会使作家在下笔时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而使作品散发出独特的韵味。”无疑《酒鬼的鱼鹰》这篇小说就具有独特的韵味，许哎呦、寒波等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在她们卑微的一生中体现出人性的美好与日常生活中所包涵的忧伤与困苦。作者对这样的人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与理解，为逝去的平淡生活写就一首淡淡忧伤的挽歌。善良而微小的事物被关注，被爱，被提示给疲倦的奔行者，读后有一种月光如水的味道。
迟子建的作品突出地呈现出一种梦幻色彩，而其表现方式，则是追忆。借助追忆，迟子建一次次真切地看到和认识了自身的历史，并在情感的激发与宣泄中求得心灵的慰藉。梦幻般的追忆，是从那些月夜开始的。譬如《月光下的革命》、《月白色的路障》、《踏着月光的行板》等。
在迟子建的中短篇小说中,有不少作品都写到了人生世事的忧伤、缺憾与无奈，“如《雾月牛栏》中继父的失误、内疚与死亡，宝坠的弱智与母亲的不幸；《白银那》中卡佳丧命于熊掌之下的惨痛；《逆行精灵》中豁唇的残疾与被遗弃，老哑巴的孤独与自杀；《日落碗窑》中王张罗孩子的不辜夭折，关老爷子梦见老伴时的枯燥和心酸，吴云华的跛脚和丈夫前妻之死留给她内心的恐惧等等，都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残缺与悲凉。这种对人生的种种不幸、痛苦、忧伤与无奈的写作体现了她对现实人生的清醒与洞察，她仿佛要通过这些多多少少带有悲剧意味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总是不尽如人意的，时时处处都伴随着缺憾、悲哀、无奈与忧伤。”
迟子建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世间万事万物，她以感同身受的体验抒写人的生存困境，她以不屈的信念为不幸的人们寻找出路。长篇新作《穿过云层的晴朗》（荣获澳大利亚杰姆斯·乔伊斯基金会2003年度悬念句子文学奖）就是这样一部小说。评论家吴义勤如是说：“在《穿过云层的晴朗》这部小说中，迟子建借一只狗的眼光看世界，不仅在艺术的探索上很有新意，而且其书写日常生活时的那种轻灵、诗意、神性的风格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那种毁灭的诗意、凄楚的美感，以及对‘残酷美学’的深度揭示都有令人颤栗的艺术力量。” 确实如此，文学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对人的黑暗荒谬虚无持拯救的态度。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是文学应该而且可以对一切黑暗和不幸作精神担当，作灵魂拯救。
迟子建的小说一般没有强烈的大悲大喜,也没有鲜明的爱憎褒贬，更没有强加于人的偏执与独断；而是心平气和、善解人意式的微风细语与举重若轻、气象万千的艺术手法。她的小说就像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点点滴滴都浸润到人们的心底，使那些被现实人生重负挤压得干枯、扭曲、冷漠、坚硬、丑陋的心灵重新变得滋润、健康、温馨、柔和、美丽，引领我们走上一条深入到她内心生活的优美的抒情的旅程。这正是迟子建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独特之处，也是她的作品耐读、受人喜爱的原因。譬如《清水洗尘》中的少年用一盆清水，完成了一种人生的仪式，少年在无意间成长，此中的微小细节丰满扎实，极见迟子建对小说艺术的把握能力。小说的技术一直在不断的进步，新生代的作家技巧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的一些写作没有那种洋溢的诗情与浪漫，更缺乏感人的温馨与难言的忧伤。而迟子建以她的小说向我们证明了小说之所以吸引人的那种独特的气味，读之让我们久久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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