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仁人志士的礼赞

读高中时就开始读李敖写的书，听李敖说话。他的书一直以来都是我最崇拜的，正如他本人所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而李敖的书我一般都买回来珍藏，闲来翻一翻。当老师要求我们写任意一本书的书评时，我选择了6年前看过的也是自己最喜欢的一本——李敖的《北京法源寺》。 李敖说：“别以为你看了不少书，没有看过李敖的书，就证明你头脑有问题——因为你没有被全面的智慧启发过。”再一次读《北京法源寺》，虽然时间不宽裕读得比较草率，但读后的感觉正如李敖所说“被全面的智慧启发”，知识面一下子变广了，我的思想﹑我的思维变得开阔了很多，同时也感动了许久。这本书是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 虽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小说，一般的历史小说只是叙述一些无聊的故事，而《北京法源寺》重点写的是大丈夫型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这是一部非常阳刚的作品，严格说来，书中只有一个女人，并且还是个坏女人——西太后，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与活动，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但它并不歧视女人，从光绪皇帝的珍妃的哀怨到谭嗣同的闰妻的死别，都可以反映出这些，只是它的主题不止于男女之情而已。 它又是一部强烈表达思想﹑内容极其丰富的小说，凡是重要的主题，例如：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夏夷、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而这些主题的论述都是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体现出来的，蕴含着一个又一个哲理。 其中佛学观点始终萦绕于整部书中，从唐太宗时的悯忠寺到雍正皇帝时的法源寺的转变，到法源寺的屹立，将人世间的轮回依托于有形之中。特别是书中的第七章“回向”，谭嗣同与梁启超在法源寺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强烈地表达了出世及入世的观点，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更是体现在谭嗣同写的四首诗中。 从此，我对佛法有了更深的认识。正是因为谭嗣同对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研究得太透彻，所以多多少少都影响着他在变法维新失败后所做出的抉择，他的抉择是伟大的。谭嗣同——一个在历史课本上原本让我感觉到很冲动的人，读了《北京法源寺》一下子就让我理解了他的举动。明知自己可以不用死，但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借西太后这把刀从容赴死。 他用他的鲜血证明要救中国只有革命，改良的路是行不通的。他的身上有中国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高贵品质。没有谭嗣同等人的慷慨赴死，就没有后来的光荣革命，或者退一步说轰轰烈烈的革命没有那么早提前到来。 很佩服李敖，他的博学，他的眼光和胸襟，那种“试问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看得让人心服口服。《北京法源寺》这本书我以后肯定会屡次翻起。 《北京法源寺》，这本书买了有很长时间了,本没有写书评的念头——觉得自己实在是不够那个资格。 这只是本不到20万字的小册子，可是它的分量之沉，不得不让自己一再地翻阅，次数一多就有话如梗在喉，就连思绪也逐渐地开始变得纷乱起来。好在这不是约稿，尽可以由着性子落笔，幼稚也好偏激也罢，都只是写给自己看的，一封写给写完这篇书评之后的自己的信——对，这其实不是书评，是一封信，一封书写和邮寄同时进行的信笺。 首先，我觉得它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李敖也承认，它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破格的。”在通常的小说里那些应该是很重大的事件，往往是略带焦急地一笔带过，真正构成它的骨架的是几大段对话，整理一下有五段： 一；康有为和佘法师在法源寺门前第一次相见，从善行的定义挖开来，如破竹一样把从法源寺引出来的历史细细剥开，澄清了很多概念上的东西，为本书后面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二；梁启超和谭嗣同在法源寺门前相见，谈到《华严经》，用出世的态度来做入世的事情，影射了谭嗣同的杀身成仁。 三；变法失败，谭嗣同来到日本领事馆，向梁启超和平山周告别。这段对话由三小部分组成，是整本书里最精彩的一节，从156页到209页占了全书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而象戊戌变法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只不过从151到155页，极潦草的一笔带过，足见李敖对于谭嗣同的死的看重程度。这三小部分是： 1，谭嗣同向梁启超和平山周说明自己必死的原因。 2，平山周和黑龙会的人站在日本人的立场来评论谭嗣同这种行为的意义。 3，谭嗣同向大刀王五阐明自己的立场。 四；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在美使馆与史迪威的对话，篇幅虽短，但是说到了康有为为什么掉头回去保皇的原因。 五；最后一大段对话，场景又回到法源寺，双方是当年的小普净和垂垂老亦的康有为。 全书基本上由这五段对话构成，在其中法源寺是一个永恒的舞台，谭嗣同象征了一种精神，它是李敖心中的最高境界的寄托者。苟活的梁启超康有为，虽然在谭嗣同的嘴里是“卓如，别以为我死了，我没有死，我在你身上，我是已死的你，你是没死的我，你的一部分生命又随我一同死去，我的一部分生命也随你形影长生，……”但在李敖认为，是谭嗣同带走的那部分要远胜他留给梁启超的那部分。 而康有为和法源寺一样，是死的，他不是“早于那个时代，就是晚于这个时代。”他满腹经纶，却和光绪一样一生受制于慈禧，像“硬币的两面，两人各占面，她朝天的时候你就朝地，她走运的时候你就倒霉。……你的生命，早已在六君子溅血的时候一起结束。”其实李敖的书中并未把康有为为什么没有和梁启超一样走上革命的道路讲述的非常清楚，为什么他的生命早已被谭嗣同带走，而梁启超却走向坚决的革命？ 在这里，康有为陷入了一个逻辑的根本上的错误之中：那就是光绪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太高，作为一个皇帝，如果只是贪图衣食无忧，并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皇帝，光绪变法的目的在于他的本能，可这本能被康有为加上了“为天下苍生计”这样的大帽子。梁启超不是这样，他年轻，对光绪没有象康有为那样深厚的感情基础，在此路不同之后可以迅速进入下一个角色。 康有为选择的是改良，可真正需要改变的人物他却根本无力撼动。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消耗在一项没有意义也不可能有前途的事业上。普净作为全书象征意义最强的人，在一开始和结尾出现，圆满地完成了时间交给他的裁判的工作。 毫无疑问的是，谭嗣同是书中最具光芒的人物。李敖在他身上进行了接近于极端的思考，这思考在我看来丝毫不输约伯在痛苦中面对上帝的质询。这思考是没有底限的，它不是世俗的人所能够承受的，它完全不把死放在眼里，就象书里书的：“谭嗣同不死，他并没有错，可是他一死，就突然显得更对。”这已经很类似于行为艺术的范畴，把一件让人们满意的工作再向前推进一点，谭嗣同本可以不死，为了求得圆满，为了向后来人证明此路不通，他让自己的精神得到了升华。 有了这样大无谓的精神，他才说得出这样的话来：“我们的名义虽然是变法维新，或者说，开价虽然是变法维新，但我们的底价却不是，而是宣传变法维新。”一个开价一个底价之分，便是生与死的天壤之别。可如果唯有这样的开价才能求得所需的底价，除他之外是绝没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的。而实际上谭嗣同是早知道变法难以成功，早知道自己必定是守不住那样的底价的。 还有一点，谭嗣同是用自己的死来告诉世人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他知道一定要血荐，这血不是咬破手指头写几个字，而是必须要流干。那几个日本人的谈话也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和中国古代的侠客一起在青史上留名的，还有那些自杀以断其念的无名英雄。刺客或许可以不死，真正伟大的人正是这些事先死去的人们。 谭嗣同的伟大还在于他的复杂，他的死并不是头脑简单和一时冲动的激情，死说到底只是他到达某地的手段，当他觉得有这个必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就象从手里轻描淡写地打出一张牌。此牌一出牌局即刻结束。 苏格拉底当年的死和谭嗣同相比，这么一看之下竟都还差了一层境界在里面：苏格拉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也好，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也好，总归是为了自己而死。而谭嗣同是用死来给后人看，此路不通。我想李敖也一定和我一样，感动于谭嗣同的这种直追上古时代的那些大侠客的精神。 《北京法源寺》这本书着实写到了很多东西，生死，家国，僧俗，鬼神，因果，等等等等。李敖借这个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变故的大背景下的乱世，完成了他的史诗的第一部分，这绝对是个极高的起点。这里面有一种逻辑，一种真正属于中国人的逻辑，它拿上下五千年的人物和事件来做论据，一旦生成就必然会结出惊世之果。看这本书，我想就是能够让自己体会这个同样伟大的过程。 写这样的书评，实在惟恐贻笑大方，妄言之处还请一定要指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