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固有概念的重新审视
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社会学家之一，安东尼▪吉登斯在千禧年来临以前，用“失控”一词形容了当时的世界。《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安东尼在BBC的所做演讲的讲稿，1999年这次在媒体上的发言，他为已广为流行和被大众所知的“全球化”重新释义，并从“风险”“传统”“民主”等概念的出现、发展及人们对于“家庭”观念的转变，揭示“全球化”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第一部分《全球化》中，安东尼首先为“全球化”设立了一个背景： “每一个商业领袖都谈论它。没有一次政治演讲是完全不涉及它的。然而，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这个词在学术界或日常语言中被普遍使用，因为它已经无处不在了。”
建立在“全球化”概念流行和广泛使用的基础上，安东尼介绍了对此现象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分别来自“怀疑论者”及“激进分子”。前者否定了“全球化”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实际上，贸易的进行范围局限在几国之间，比想象中狭隘很多，至少国与国之间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平等和自由；即使在已建立了的小范围国际关系中，人们也在意识上夸大了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后者则认为“全球化”已成事实， “它产生的结果也可以被每一个角落感受到”，全球市场的无国界表现，以及对政治领导人关注度的减弱，都指向同一个结果：民族国家概念正在消失。
在这两个观点中，作者更为认同后者，为此他列举了如下理由：
1、 当今的世界贸易水平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2、 目前流通的商品种类是有史以来最多的，服务范围是有历以来最广的；
3、 电子货币的运用让资金的快速——甚至可以称得上“瞬间”流动成为可能， “在新的全球电子经济中，基金管理者、银行、公司以及成千上万的个人投资者们只要轻轻点击鼠标，他们都能将大量的资本从世界的一端传递到另一端。”
然而，在倾向后者的同时，作者还是指出了上述两种观点的局限性。安东尼认为无论是怀疑论者还是激进分子都没有真正地认识“全球化”—— “他们几乎都只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全球化这一现象。这是一个错误。”
言至于此，作者的社会学背景有所显现。“全球化”涵盖领域之广毋庸置疑，它不可能只是经济学或其它任何一个圈子的专利，而恰恰是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完全置身事外的领域。
但对于怀疑论者和激进分子的言论，笔者认为的确能为他们的观点在现实中找到事实支撑，而两者所列举的事例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因此都显得各自有道理。双方对“全球化”是否实现有着不一样的判断标准：怀疑论者认为国际贸易间需要达到完全的自由和平等，交易范围必须扩展到每一个国家，才是真正实现“全球化”；而激进分子则认为国界概念的模糊化，以及作者所提出的电子货币运用所带来的资金瞬间流动等，已经构成了“全球化”所需的充分条件。因此，笔者认为究竟要选取哪一种标准作为个人认知的判断原则已不是重点，更值得关注的是此类现象所带来的改变。而要继续探讨本书的章节，我们姑且宽容尚未达到怀疑论者要求的高度的现状，暂且承认“全球化”的真实存在。
作者在肯定了激进分子的观点后，阐释了他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认识及定义：看待“全球化”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还需考虑政治、文化以及技术的层面；“全球化”最早是由通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即时通讯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结构；但“全球化”实际上是把双刃剑，它让富裕的国家更加强大，却恶化了贫穷地区的情况。
基于上述几点，作者在本章的末段提出：重构“全球化”的制度，认清它已成为生活方式的事实，不仅仅将它看成附属品。而它对生活方式的重塑，体现在了新名词的出现以及已有词汇的“旧瓶新酒”上。
“风险”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成为大多数人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概念，直到作者提出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词并非自古便有。
“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
它带来了“保险”——将“风险”转移与交换的行为，并让人们开始思考不幸与灾难是从天而降，还是我们行为的果报。为了减少风险，人们会开始有一些言论去呼吁大家避免做某些事情，并预言可怕的后果作为警示。作者认为这类情况往往让人们在不经意间散播了谣言而不自知，因为科学的不断发展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告知我们今天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今天的错误却又迎合了人们趋利避害的天性，从而影响了当下更多的决策。
然而笔者认为不能把预测结果和前提条件割裂来看待，如科学家在艾滋病病毒刚被发现时，预测它将会大规模传染，但背后隐含的前提条件是在原有的卫生医疗条件下。当性行为的安全性及针头的一次性使用等概念普及过后，实际上原本预测结果背后的隐藏的前提已经不存在，必然导致了结果的改变，所以也许我们不应称其为谣言。
在《风险》的章节最后，作者对政府或是其它的权力机构提出了很好的谏言，呼吁社会积极面对风险： “对于科学技术的更为公开的处理方式并不一定会消除是公开还是隐藏的这种两难困境，但也许能使我们减少一些更具破坏性的后果的发生。”
在讨论“传统”的概念时，作者提到 “传统是被发明的和不断被重新改造的”“根本就不存在完全纯粹的传统” “时间的持久性并不是定义传统的关键特征，也不是定义越来越与传统混合在一起的风俗习惯的主要要素”。
广州猎德村的改造与复建为作者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在旧村中，散落着各姓氏的宗祠，在整个村子被彻底拆除重建成几十层高的商品房后，村子的西面整整齐齐地盖了两排宗祠，村民们为此重新恢复了各类节日的祭祀风俗。
然而作者在结尾提到 “我们应该在道德价值观发展较差或者受到威胁的地方增加对这些价值观的积极保护。”不是很明确作者所指的“道德价值观发展较差”的地区具体是哪些国家或城市，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似乎有失偏颇。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必然有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把某一种所谓的主流价值观上升到“世界主义”的高度，并以此作为评判的度量衡，要求各地最终必须趋同，很难让人不担忧“欧洲中心主义”之类的事件再度上演。
作者对于全球化对“家庭”和“民主”观念造成的改变，其路径大致与“传统”相同。安东尼敏锐地感受到了“全球化”对生活的影响，并抓住了几个比较突出和重要的方向。但可能因为本书内容为面向大众的讲稿，而电视台为满足大部分观众的需求，对节目大多设定在“高中毕业”的知识水平，因此本书对很多问题的探讨缺少更深入的理论依托。
在第一部分《全球化》中，安东尼首先为“全球化”设立了一个背景： “每一个商业领袖都谈论它。没有一次政治演讲是完全不涉及它的。然而，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这个词在学术界或日常语言中被普遍使用，因为它已经无处不在了。”
建立在“全球化”概念流行和广泛使用的基础上，安东尼介绍了对此现象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分别来自“怀疑论者”及“激进分子”。前者否定了“全球化”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实际上，贸易的进行范围局限在几国之间，比想象中狭隘很多，至少国与国之间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平等和自由；即使在已建立了的小范围国际关系中，人们也在意识上夸大了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后者则认为“全球化”已成事实， “它产生的结果也可以被每一个角落感受到”，全球市场的无国界表现，以及对政治领导人关注度的减弱，都指向同一个结果：民族国家概念正在消失。
在这两个观点中，作者更为认同后者，为此他列举了如下理由：
1、 当今的世界贸易水平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2、 目前流通的商品种类是有史以来最多的，服务范围是有历以来最广的；
3、 电子货币的运用让资金的快速——甚至可以称得上“瞬间”流动成为可能， “在新的全球电子经济中，基金管理者、银行、公司以及成千上万的个人投资者们只要轻轻点击鼠标，他们都能将大量的资本从世界的一端传递到另一端。”
然而，在倾向后者的同时，作者还是指出了上述两种观点的局限性。安东尼认为无论是怀疑论者还是激进分子都没有真正地认识“全球化”—— “他们几乎都只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全球化这一现象。这是一个错误。”
言至于此，作者的社会学背景有所显现。“全球化”涵盖领域之广毋庸置疑，它不可能只是经济学或其它任何一个圈子的专利，而恰恰是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完全置身事外的领域。
但对于怀疑论者和激进分子的言论，笔者认为的确能为他们的观点在现实中找到事实支撑，而两者所列举的事例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因此都显得各自有道理。双方对“全球化”是否实现有着不一样的判断标准：怀疑论者认为国际贸易间需要达到完全的自由和平等，交易范围必须扩展到每一个国家，才是真正实现“全球化”；而激进分子则认为国界概念的模糊化，以及作者所提出的电子货币运用所带来的资金瞬间流动等，已经构成了“全球化”所需的充分条件。因此，笔者认为究竟要选取哪一种标准作为个人认知的判断原则已不是重点，更值得关注的是此类现象所带来的改变。而要继续探讨本书的章节，我们姑且宽容尚未达到怀疑论者要求的高度的现状，暂且承认“全球化”的真实存在。
作者在肯定了激进分子的观点后，阐释了他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认识及定义：看待“全球化”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还需考虑政治、文化以及技术的层面；“全球化”最早是由通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即时通讯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结构；但“全球化”实际上是把双刃剑，它让富裕的国家更加强大，却恶化了贫穷地区的情况。
基于上述几点，作者在本章的末段提出：重构“全球化”的制度，认清它已成为生活方式的事实，不仅仅将它看成附属品。而它对生活方式的重塑，体现在了新名词的出现以及已有词汇的“旧瓶新酒”上。
“风险”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成为大多数人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概念，直到作者提出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词并非自古便有。
“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
它带来了“保险”——将“风险”转移与交换的行为，并让人们开始思考不幸与灾难是从天而降，还是我们行为的果报。为了减少风险，人们会开始有一些言论去呼吁大家避免做某些事情，并预言可怕的后果作为警示。作者认为这类情况往往让人们在不经意间散播了谣言而不自知，因为科学的不断发展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告知我们今天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今天的错误却又迎合了人们趋利避害的天性，从而影响了当下更多的决策。
然而笔者认为不能把预测结果和前提条件割裂来看待，如科学家在艾滋病病毒刚被发现时，预测它将会大规模传染，但背后隐含的前提条件是在原有的卫生医疗条件下。当性行为的安全性及针头的一次性使用等概念普及过后，实际上原本预测结果背后的隐藏的前提已经不存在，必然导致了结果的改变，所以也许我们不应称其为谣言。
在《风险》的章节最后，作者对政府或是其它的权力机构提出了很好的谏言，呼吁社会积极面对风险： “对于科学技术的更为公开的处理方式并不一定会消除是公开还是隐藏的这种两难困境，但也许能使我们减少一些更具破坏性的后果的发生。”
在讨论“传统”的概念时，作者提到 “传统是被发明的和不断被重新改造的”“根本就不存在完全纯粹的传统” “时间的持久性并不是定义传统的关键特征，也不是定义越来越与传统混合在一起的风俗习惯的主要要素”。
广州猎德村的改造与复建为作者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在旧村中，散落着各姓氏的宗祠，在整个村子被彻底拆除重建成几十层高的商品房后，村子的西面整整齐齐地盖了两排宗祠，村民们为此重新恢复了各类节日的祭祀风俗。
然而作者在结尾提到 “我们应该在道德价值观发展较差或者受到威胁的地方增加对这些价值观的积极保护。”不是很明确作者所指的“道德价值观发展较差”的地区具体是哪些国家或城市，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似乎有失偏颇。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必然有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把某一种所谓的主流价值观上升到“世界主义”的高度，并以此作为评判的度量衡，要求各地最终必须趋同，很难让人不担忧“欧洲中心主义”之类的事件再度上演。
作者对于全球化对“家庭”和“民主”观念造成的改变，其路径大致与“传统”相同。安东尼敏锐地感受到了“全球化”对生活的影响，并抓住了几个比较突出和重要的方向。但可能因为本书内容为面向大众的讲稿，而电视台为满足大部分观众的需求，对节目大多设定在“高中毕业”的知识水平，因此本书对很多问题的探讨缺少更深入的理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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