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困境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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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是在1939年，这一年，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出版，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为他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作为中国人类学的扛鼎之作，它的出现其实源自一次偶然，也和一场伴随费孝通一辈子的伤痛有关。
出国前，费孝通和刚刚新婚不久的妻子，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人类学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妻子王同惠因失足不幸溺水身亡，费本人也身受重伤。而《江村经济》正是基于费在这次受伤后，其在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
马林诺夫斯基是现代人类学的开山鼻祖，得到他的肯定，那是所有人类学学人的梦想，他开启了人类学走向原初社会进行田野调查的历史，奠定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在费的记忆里，对他“另眼相看”的马氏严厉又和蔼：“总的说来，他不是一个暴躁的人，最善诙谐，谈笑风生。他用的字，据说比一般英国人还俏皮和尖刻。他最恼我的是文字写不好。他骂我懒汉。”也正是他，把弗雷泽和《金枝》挡在了现代人类学的科学大门之外。这位依靠传教士的见闻录，躺在家里撰写人类学报告的学者，被马氏戏称为“坐在摇手椅上的人类学家”。从此，田野调查成为了人类学的一项“独门绝技”，是这门学科获得尊荣，学者获得权威的必备利器。
不过，在奈吉尔·巴利的眼里，“所谓的田野调查—其重要性被夸大了”，而那些传教士也被喜好“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给严重地妖魔化了，他们既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异域风情的卖弄者，实际上，他们为人类学研究带来了很多确实可信的资料，也为土著带去了现代文明。所以，在他的著作《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重返多瓦悠兰》中，巴利用了一个奇怪的、充满了戏谑的章节标题——《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因为正是马氏把田野调查过分浪漫化，从而改变了整个人类学的研究方式。或者说，正是马氏欺骗了年轻的人类学者，把他们引入那艰苦、荒蛮的初民社会。
马氏去世之后，其遗孀（在费孝通的记述中，马氏还是个鳏夫）在1967年出版了他的私人日记《一部地地道道的日记》。在这部充满了颠覆性内容的私人日记里，马氏不再是《西太平的航海者》一书中的谦谦学者：不仅与土著和气相处，也喜欢土著人的生活方式；而是一位充满了抱怨和挫败感的“西方入侵者”，他不仅大骂特洛布里恩岛人是“黑鬼”，甚至打落了土著“孩子”的牙齿，恨不得杀了他。这部书稿的发行，让对于田野调查还抱着幻想的人类学者沮丧不已，这就像成龙电影里的幕后花絮，浪漫的幻想破灭于工作的真实还原。
巴利的《小泥屋笔记》只是这种幻灭的延续而已，其实说来并无特别之处，要说它的独特，或只在于这本书语言的文学化和幽默感。而这部充满了“段子”的小书，也的确就是一本以讽刺和颠覆著称的书籍，它反叛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整个人类学界的古板、迂腐。但是，这种颠覆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似乎并没有带来，像《一部地地道道的日记》带来的那种学科幻灭感，反而更是让人类学充满了迷人的诱惑和妙趣横生。在我看来，这是巴利和《小泥屋笔记》最为奇妙一个地方，它靠颠覆和挖苦传统人类学赖以存在的基础为起点，却以让读者真正喜爱上这门学科为终点。正如赵丙祥在最新中文版的导读里，描述人类学家对于原初社会的感受，“你痛恨那个让你死去活来的社会，在返乡后又会为之缱绻不已”。
可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一直没想明白。这是我在大学刚刚学习“人类学概论”时，老师推荐给我们看的第一本人类学著作。当初阅读的感受已经几乎忘却，我也没有因为这本书而真正爱上这门学科，因为对于刚刚入门的学生而言，对这门学科还没有任何幻想，所以也没办法体会巴利依靠触犯和颠覆权威带来的快感。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人们会对不穿衣服的原始人感兴趣？当然更让人惊讶的是考古学，竟然对死人甘之如饴，不过后来发现，据说考古学也在人类学的大范畴之内，才稍稍有些明白。
惊讶、好奇无疑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赖以生存，以及人们从事，投入人力研究它的最为重要的动机。毕竟，它难以给研究者带来任何的实际利益，也无法培养人们在现代社会生存的技巧。巴利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否定的不是研究者的根本动机，而是人类学家虚伪的假面。在对多瓦悠兰的研究中，他的好奇心促使他不敢遗漏任何一场重要的宗教仪式，以及任何一个文化的象征物。所以，在结束了第一段路程，返回到了英国，6个月后，他又回到了多瓦悠兰。
在结束首次多瓦悠兰之旅后，巴利写下了一句特别意味深长的感叹，“当他们（指人类学家）像返回地球的航天员踉跄笨拙游走于自己的文化时，只能莫名感激自己是西方人，生活在一个突然间变得珍贵万分也脆弱无比的文化里，我也不例外”。毫无疑问，这是所有经历过痛苦的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者都可能会有的真实感受。但是，这并非任何一个人类学家都敢诚实表达的感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学家们对于自己的考察对象，总是讳莫如深，总是假定在那原始的荒野里，有着一套异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神秘智慧，而由神秘智慧产生的生活方式并不亚于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从马林诺夫斯基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从莫斯、涂尔干到克利福德·格尔兹，无不都在追求和构建一套所谓的“原始思维”。在种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现代主义的“禁忌”下，人类学家们的追求变得偏执，直至虚伪。
而巴利的价值也就在于，他对这种虚伪的颠覆和抛弃，试图表达出最为私性和真实的感受。在调查中，他不仅毫无保留地呈现多瓦悠兰人的自私、无礼和愚昧，也忠实地记录多瓦悠兰人对于文明社会的向往。最为神秘的祈雨师利用的神秘工具—一颗发光的小玻璃圆石，其实只是一颗在文明社会里，每个小孩都能轻易获取的玻璃弹珠；而尼加人没有乳头也并非因为任何神秘习俗，只是他们祖先的畸形遗传。
戳穿人类学家的虚伪，其实也就是为了恢复人们对于田野工作的热情。但是，巴利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里，一方面，他认为在原始社会并不存在特别的、区别于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或者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又放不下田野工作，一再重返现场。我觉得巴利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甚至都没有兴趣坦诚面对它，因为他没有试图回答，既然原始社会没什么秘密，为何还要千辛万苦去了解它，何不把眼光放在自身文明社会中的普通农村或者城镇？这或许也就是巴利和他的《小泥屋笔记》无法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所在。巴利更像一个满足于小资情调，追逐语言趣味的咖啡馆文学青年，其书本身也只定位于作为一本人类学家的“入门参考”。
当然，对于何谓“经典作品”，你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卡尔维诺一口气为“经典作品”给出了14个定义，你完全可以说，巴利不解决问题，只呈现问题就是一种堪称经典的做法。不过，巴利此时面对的其实并非一个研究技巧问题，而是人类学最为根本的伦理困境，那就是人类学研究异域社会的目的到底为何？人类学家为获得研究经费，调查伊拉克、阿富汗，为美国军方提供情报；为了治理战后的日本，本尼迪克特为美国政府撰写《菊与刀》—这些是人类学家时刻都在面对的困境，接近异域社会的根本动机，好像并非因为好奇和惊讶，而只是为了完善自身所处的文明社会，或者实现对于原初社会的政治控制。
这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和以巴利为代表的人类学家都不愿意承认的目的，尽管巴利无时无刻不在讽刺马氏的虚伪。当年马氏把费孝通的著作称为“里程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是人类学家首次以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为研究对象，且它还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社会。费孝通对于知识的目的有他最为自信的判断：知识不是出于任何没来由的好奇，而是为了自己落后的祖国，为了它的现代化，“从实求知，志在富民”是费孝通一生的追求。知识的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线性现代化等等一切的伦理问题，都在这恢弘的理由背后成为次要。但是，这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念又如何号称是科学，而不是一项政策实践—其实问题依然存在。
马林诺夫斯基对种族主义的规避，让知识本身变得玄妙、古板、直到最终变成虚伪，知识失去本来求真的本质；巴利的幽默和嘲讽，旨在于恢复知识的诚实，但语言的幽默并不能真正克服知识的伦理困境；费孝通有着中国最为传统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对于知识的目的，他没有太多的形而上学式的玄思。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知识的伦理问题似乎是在走钢丝，没有任何定点可以永恒，只能随时保持最清醒的平衡。
for 时代周报 时代阅读 8月
“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是在1939年，这一年，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出版，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为他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作为中国人类学的扛鼎之作，它的出现其实源自一次偶然，也和一场伴随费孝通一辈子的伤痛有关。
出国前，费孝通和刚刚新婚不久的妻子，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人类学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妻子王同惠因失足不幸溺水身亡，费本人也身受重伤。而《江村经济》正是基于费在这次受伤后，其在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
马林诺夫斯基是现代人类学的开山鼻祖，得到他的肯定，那是所有人类学学人的梦想，他开启了人类学走向原初社会进行田野调查的历史，奠定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在费的记忆里，对他“另眼相看”的马氏严厉又和蔼：“总的说来，他不是一个暴躁的人，最善诙谐，谈笑风生。他用的字，据说比一般英国人还俏皮和尖刻。他最恼我的是文字写不好。他骂我懒汉。”也正是他，把弗雷泽和《金枝》挡在了现代人类学的科学大门之外。这位依靠传教士的见闻录，躺在家里撰写人类学报告的学者，被马氏戏称为“坐在摇手椅上的人类学家”。从此，田野调查成为了人类学的一项“独门绝技”，是这门学科获得尊荣，学者获得权威的必备利器。
不过，在奈吉尔·巴利的眼里，“所谓的田野调查—其重要性被夸大了”，而那些传教士也被喜好“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给严重地妖魔化了，他们既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异域风情的卖弄者，实际上，他们为人类学研究带来了很多确实可信的资料，也为土著带去了现代文明。所以，在他的著作《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重返多瓦悠兰》中，巴利用了一个奇怪的、充满了戏谑的章节标题——《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因为正是马氏把田野调查过分浪漫化，从而改变了整个人类学的研究方式。或者说，正是马氏欺骗了年轻的人类学者，把他们引入那艰苦、荒蛮的初民社会。
马氏去世之后，其遗孀（在费孝通的记述中，马氏还是个鳏夫）在1967年出版了他的私人日记《一部地地道道的日记》。在这部充满了颠覆性内容的私人日记里，马氏不再是《西太平的航海者》一书中的谦谦学者：不仅与土著和气相处，也喜欢土著人的生活方式；而是一位充满了抱怨和挫败感的“西方入侵者”，他不仅大骂特洛布里恩岛人是“黑鬼”，甚至打落了土著“孩子”的牙齿，恨不得杀了他。这部书稿的发行，让对于田野调查还抱着幻想的人类学者沮丧不已，这就像成龙电影里的幕后花絮，浪漫的幻想破灭于工作的真实还原。
巴利的《小泥屋笔记》只是这种幻灭的延续而已，其实说来并无特别之处，要说它的独特，或只在于这本书语言的文学化和幽默感。而这部充满了“段子”的小书，也的确就是一本以讽刺和颠覆著称的书籍，它反叛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整个人类学界的古板、迂腐。但是，这种颠覆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似乎并没有带来，像《一部地地道道的日记》带来的那种学科幻灭感，反而更是让人类学充满了迷人的诱惑和妙趣横生。在我看来，这是巴利和《小泥屋笔记》最为奇妙一个地方，它靠颠覆和挖苦传统人类学赖以存在的基础为起点，却以让读者真正喜爱上这门学科为终点。正如赵丙祥在最新中文版的导读里，描述人类学家对于原初社会的感受，“你痛恨那个让你死去活来的社会，在返乡后又会为之缱绻不已”。
可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一直没想明白。这是我在大学刚刚学习“人类学概论”时，老师推荐给我们看的第一本人类学著作。当初阅读的感受已经几乎忘却，我也没有因为这本书而真正爱上这门学科，因为对于刚刚入门的学生而言，对这门学科还没有任何幻想，所以也没办法体会巴利依靠触犯和颠覆权威带来的快感。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人们会对不穿衣服的原始人感兴趣？当然更让人惊讶的是考古学，竟然对死人甘之如饴，不过后来发现，据说考古学也在人类学的大范畴之内，才稍稍有些明白。
惊讶、好奇无疑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赖以生存，以及人们从事，投入人力研究它的最为重要的动机。毕竟，它难以给研究者带来任何的实际利益，也无法培养人们在现代社会生存的技巧。巴利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否定的不是研究者的根本动机，而是人类学家虚伪的假面。在对多瓦悠兰的研究中，他的好奇心促使他不敢遗漏任何一场重要的宗教仪式，以及任何一个文化的象征物。所以，在结束了第一段路程，返回到了英国，6个月后，他又回到了多瓦悠兰。
在结束首次多瓦悠兰之旅后，巴利写下了一句特别意味深长的感叹，“当他们（指人类学家）像返回地球的航天员踉跄笨拙游走于自己的文化时，只能莫名感激自己是西方人，生活在一个突然间变得珍贵万分也脆弱无比的文化里，我也不例外”。毫无疑问，这是所有经历过痛苦的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者都可能会有的真实感受。但是，这并非任何一个人类学家都敢诚实表达的感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学家们对于自己的考察对象，总是讳莫如深，总是假定在那原始的荒野里，有着一套异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神秘智慧，而由神秘智慧产生的生活方式并不亚于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从马林诺夫斯基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从莫斯、涂尔干到克利福德·格尔兹，无不都在追求和构建一套所谓的“原始思维”。在种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现代主义的“禁忌”下，人类学家们的追求变得偏执，直至虚伪。
而巴利的价值也就在于，他对这种虚伪的颠覆和抛弃，试图表达出最为私性和真实的感受。在调查中，他不仅毫无保留地呈现多瓦悠兰人的自私、无礼和愚昧，也忠实地记录多瓦悠兰人对于文明社会的向往。最为神秘的祈雨师利用的神秘工具—一颗发光的小玻璃圆石，其实只是一颗在文明社会里，每个小孩都能轻易获取的玻璃弹珠；而尼加人没有乳头也并非因为任何神秘习俗，只是他们祖先的畸形遗传。
戳穿人类学家的虚伪，其实也就是为了恢复人们对于田野工作的热情。但是，巴利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里，一方面，他认为在原始社会并不存在特别的、区别于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或者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又放不下田野工作，一再重返现场。我觉得巴利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甚至都没有兴趣坦诚面对它，因为他没有试图回答，既然原始社会没什么秘密，为何还要千辛万苦去了解它，何不把眼光放在自身文明社会中的普通农村或者城镇？这或许也就是巴利和他的《小泥屋笔记》无法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所在。巴利更像一个满足于小资情调，追逐语言趣味的咖啡馆文学青年，其书本身也只定位于作为一本人类学家的“入门参考”。
当然，对于何谓“经典作品”，你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卡尔维诺一口气为“经典作品”给出了14个定义，你完全可以说，巴利不解决问题，只呈现问题就是一种堪称经典的做法。不过，巴利此时面对的其实并非一个研究技巧问题，而是人类学最为根本的伦理困境，那就是人类学研究异域社会的目的到底为何？人类学家为获得研究经费，调查伊拉克、阿富汗，为美国军方提供情报；为了治理战后的日本，本尼迪克特为美国政府撰写《菊与刀》—这些是人类学家时刻都在面对的困境，接近异域社会的根本动机，好像并非因为好奇和惊讶，而只是为了完善自身所处的文明社会，或者实现对于原初社会的政治控制。
这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和以巴利为代表的人类学家都不愿意承认的目的，尽管巴利无时无刻不在讽刺马氏的虚伪。当年马氏把费孝通的著作称为“里程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是人类学家首次以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为研究对象，且它还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社会。费孝通对于知识的目的有他最为自信的判断：知识不是出于任何没来由的好奇，而是为了自己落后的祖国，为了它的现代化，“从实求知，志在富民”是费孝通一生的追求。知识的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线性现代化等等一切的伦理问题，都在这恢弘的理由背后成为次要。但是，这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念又如何号称是科学，而不是一项政策实践—其实问题依然存在。
马林诺夫斯基对种族主义的规避，让知识本身变得玄妙、古板、直到最终变成虚伪，知识失去本来求真的本质；巴利的幽默和嘲讽，旨在于恢复知识的诚实，但语言的幽默并不能真正克服知识的伦理困境；费孝通有着中国最为传统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对于知识的目的，他没有太多的形而上学式的玄思。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知识的伦理问题似乎是在走钢丝，没有任何定点可以永恒，只能随时保持最清醒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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