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第一章 问题
一、中心论点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能够使个人的经济努力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从而提供最有效的激励。市场机制能够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关键还是参与市场的行为人得到了激励，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经济效率。
二、经济增长指标
本书中将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外在指标。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停滞状态则导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续的增长，虽然平均收入在时间相当长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人均收入的持久增长，一方面来自于人均要素数量的增加，再有就是制度和技术创新所导致的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
三、现有理论回顾
原先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技术变革、人力资本投资、市场信息成本下降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上述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都取决于其个人收益是否能够超过必须投入的成本，当个人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收益被别人分享时个人就没有进行最佳投入量的激励，从而导致社会的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所有权的确立和保护正是最大限度内化创新的外部收益，从而对创新行为提供最有效的激励。另外，有效的制度也是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制度因素是高于上述三种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一种根本性决定因素。
四、无效制度存在的原因
既然有效的制度安排如此重要，我们想知道历史上所有权为什么不曾演进到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的地步。原因有二：(1)可能缺乏技术阻止“白搭车”或强迫第三方承担他对交易成本的份额。为了解决这一技术障碍，保密、报酬、奖金、版权和专利法在不同的时代被发明出来；但使局外人不得受益的技术直到今天仍—直是代价很高和不完善的。(2)对任何团体和个人来说，创造和实施所有权的费用可能超过收益。德姆塞茨对北美印第安人土地所有权确立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土地价值较低的时候，创造和实施土地所有权的成本超过了收益。随着北美贸易的发展，毛皮价格大幅上涨，从而提高了土地上捕猎的收益，潜在的利益超过了实施所有权的成本，土地所有权得以确立。另外还有海上贸易中贿赂海盗的例子。（3）政府承担对所有权的保护和实施具有规模经济，因为它为此付出的成本低于私人自愿团体所付的成本。不过，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
五、小结
如果产品增长比人口增长快，则会出现经济增长。在人的行为方式的描述性假设为既定的情况下，如果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的，便会出现经济增长。这种所有权的创立、规定和实施是有代价的，在一定程度上受技术和组织状况的影响。当私人收益的潜在增长超过交易费用时，便会为建立这种所有权进行种种尝试。导致制度创新这一西方社会兴起原因的主要参数变动乃是人口增长。
第二章 概述
中世纪初期的庄园是一个个孤立的小村落，自给自足，自我防御。当社会稳定时，个人在土地上的产出多于其消费，人口有增加的趋势。随着人口的增加，劳动的边际产出不断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和土地相对价格的变化，土地相对于劳动力更昂贵了。对单个家庭来说，由于增加人口数量的私人成本要低于社会成本，从而使他们认为增加孩子的数量是有利的，导致人口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也加剧了相对价格的变化趋势。由于庄园传统习惯法的限制和缔结新契约的高额成本，领主和农奴关于农产品的分配协议短期内不会变化，但是领主可以通过征收遗产税、婚嫁税或者通过获取磨房、烘炉等资本的垄断利润来间接调整产品分配。
另一方面，人口的增加导致向边缘地区殖民、开垦荒地和更集约的利用现有土地。由此导致了原庄园地区与边缘地区不同的人口密度和劳动生产率，同时各地的资源禀赋差异也扩大了，这些外生比较优势条件的出现增加了不同地区间商品交换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庄园间原有的大片荒地由于庄园扩张而被填充，强盗、土匪等暴徒的藏身之地大大缩小了，降低了长距离商品交易的风险。外生比较优势的提高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催生了地区间的贸易，随着贸易的发展，分工和专业化不断加深，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
市场的出现和货币经济的发展使改变现实中封建契约的潜在收益增加了，也就是说提高了现存庄园契约协定的实施成本，最终导致了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新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封建的庄园中领主与农奴间的劳务租契约形式逐渐转变为地主与雇农或者佃农之间的地租、工资契约形式。军事机构的维持制度也发生了改变，旧的骑士制度和战时急招的农奴军队都已经不在适应现实的外部环境。大领主以往乐意要臣属每年服军役四十天，现在他们更愿意收取货币报酬，以便雇佣一支专业军队或维持一支常备军。土地价值的提高也增加了更加专有地利用土地的收益，从而导致一些有利于土地专有权保护的制度协定。
到十七世纪向新大陆的移民和市场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都对农业报酬递减有所缓和。十六世纪同样是商业扩张的时代，商业的发展催生了一系列应付资金筹集和风险的制度安排，最典型的例子当属资本市场的建立，从而导致资本价格即利率的下降，利用资本的成本下降了，进一步导致在工农业部门资本投入量的增加，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另一个重要变动是市场经济扩大引起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的形式。军事技术的发展和贸易范围的扩大使最有效的军事政治单位的最适规模扩大，中世纪分散的各个小公国逐渐整合为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在此过程中，新兴的商人阶层逐步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些国家首脑为了得到税收鼓励扩大贸易并提供保护。政府创造和实施所有权的规模经济也降低了保护所有权的成本，为各种高效的制度安排的实施和演进创造了外部环境。荷兰的商人寡头制和英国对王权限制的政治结构造就了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从而较早实现了经济增长。
第三到五章 中世纪盛世的经济形势和制度安排
一、中心的转移及其解释
在中世纪盛世这—重要的历史时代(公元一OOO年至—三OO年)，西方社会发展中心一劳永逸地从古典的地中海地区转移到北欧平原。为什么北欧在中世纪盛世能发展成具有持久的优势? 皮雷内指出北欧的兴起来自对外部刺激的直接反应——其居民对与地中海以外地区的贸易所提供的利益机会的反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技术变革打破了平衡、派生出其它的力量。流行的观点把周期性的经济增长归因于新发明和新制度的累积性作用，这些新发明和新制度使更多的畜力、水力和风力得到利用，使投入组合更加有效。地区迅速发展的原因被认为是农业生产率的改进而不是地中海商业增长带来的外部刺激。
二、农奴制度与封建制度
欧洲中世纪基本是庄园农奴制的制度结果，农奴要忍受他不能改变的地位；但农奴制度却得到了效率，不需要多少实施和监督，因为农奴为领主服一定数量的劳役来完成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的各种活动，而作为交换他可以利用其余的时间为自己生产。确实农奴在领主土地上劳作时不想尽责，这种情况至少部分受着庄园习俗的制约，习俗或明或暗地在契约协议中规定了每小时有一定的产出额，违者课以罚金。土地要按照庄园共同体就何时犁地、栽种和收获作出的决定来协作耕耘，即公耕制。庄园由一个或不止一个村庄构成，首领为庄园主即领土，他被看作是庄园里所有人的法官、保护者和领袖，负有保卫村庄和执行习惯法之责。中世纪初期，庄园之间没有或很少有社会经济联系。
在某种程度上封建制度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以公开或隐蔽的契约为基础的社会协定。封建制度是与土地权利结构紧密相关的。在君主与农奴之间有三类承租人：主要承租人、次承租人和中间承租人。土地转授有四种不同的地产持有类型：以服军役为条件的租佃，只交租但不服军役的租佃，军事警卫人员的租佃和神职人员的租佃。第五种租佃(大多数居民以这种方式占有他们的土地)是不自由的，称农奴的租佃。土地最终必须满足实际拥有土地的领主的租佃义务，也必须满足占有劳役的领主的租佃义务。此时罗马帝国时期建立的主要政治制度早已消失，而代之以封建制度。
三、制度安排的内在原因
在当时的社会制度条件下，领主与农奴之间有四种可以采取的制度形式，即实物固定地租、实物固定工资、实物产出分成和交换劳务契约。实物固定地租协议下，农民要承担全部的风险和管理费用，实物固定工资条件下，领主要承担全部的风险和管理费用，这无疑都不是最有效率的，这两种协定都无法应对突发的天灾人祸。
实物产出分成和交换劳务契约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分成制，传统理论认为分成制是没有效率的，原因在于劳动者的投入所得有一部分被领主分享，从而导致土地上的劳动投入不足，但是在生产方式比较原始的情况下，相对完备的契约能够规避这一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实物分成与劳务交换究竟孰优孰劣呢？劳务交换契约的有效之处在于以下三方面。1、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奴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劳务交换契约下，劳动者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时是全心投入的，这就减少了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土地数量。2、降低了监督费用。在领主的土地与农奴的土地质量相差不大的情形下，农奴在领主土地上的机会主义行为必然导致两地产出的巨大差异，从而为领主所识别。3、降低了谈判费用。随着人口变动，劳动和土地的相对价格一直发生变化，在实物分成契约下，领主和农奴始终要就实物租的比率、产品种类、质量等进行谈判，谈判费用高昂。
另外，劳务交换契约在中世纪的广泛应用还有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缘故。当人口数量还相对较少的时候，土地本身经济价值不高，土地的有效利用要求用“重”犁来耕作。农民个人的份额最初取决于他对组犁所作的贡献，在条状地上标出，即在一天里用犁在敞地上能耕出的土地数。这些条状地逐渐被当作传统的或习惯的农民权利而得到承认，其家庭有权享有那块地一年的产品。
在当时有限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价格机制远没有形成，农奴制的劳务交换契约形式不能不说是一种最有效的组织安排了。封建制度则节省了谈判费用，足以抵消这种分散的政治制度所需要的高昂的实施费用。封建制度本来就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制度的实施费用本来就高便是证明。只要封建社会实质上仍然是非市场经济，这种政治经济的典型形式便一直会有效地运行。当既适合封建制度又适合庄园制度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实施这两种制度的成本上升了，换句话说，变革这种制度的潜在收益提高了，这两种制度的性质便会发生重大的改变。
通常人口增长导致市场规模扩大的增益并不足以抵消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效应，从而导致下一阶段大规模的战争、饥荒和瘟疫，使人口数量大幅下降，土地和劳动的相对价值完全同上一阶段颠倒了过来。劳动力的稀缺改善了农民的谈判地位，使他们的处境变好。从而经济增长进入了另一个马尔萨斯循环。十六世纪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实际工资的下降已经是这方面的第十三次重复。
一、中心论点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能够使个人的经济努力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从而提供最有效的激励。市场机制能够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关键还是参与市场的行为人得到了激励，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经济效率。
二、经济增长指标
本书中将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外在指标。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停滞状态则导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续的增长，虽然平均收入在时间相当长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人均收入的持久增长，一方面来自于人均要素数量的增加，再有就是制度和技术创新所导致的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
三、现有理论回顾
原先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技术变革、人力资本投资、市场信息成本下降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上述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都取决于其个人收益是否能够超过必须投入的成本，当个人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收益被别人分享时个人就没有进行最佳投入量的激励，从而导致社会的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所有权的确立和保护正是最大限度内化创新的外部收益，从而对创新行为提供最有效的激励。另外，有效的制度也是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制度因素是高于上述三种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一种根本性决定因素。
四、无效制度存在的原因
既然有效的制度安排如此重要，我们想知道历史上所有权为什么不曾演进到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的地步。原因有二：(1)可能缺乏技术阻止“白搭车”或强迫第三方承担他对交易成本的份额。为了解决这一技术障碍，保密、报酬、奖金、版权和专利法在不同的时代被发明出来；但使局外人不得受益的技术直到今天仍—直是代价很高和不完善的。(2)对任何团体和个人来说，创造和实施所有权的费用可能超过收益。德姆塞茨对北美印第安人土地所有权确立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土地价值较低的时候，创造和实施土地所有权的成本超过了收益。随着北美贸易的发展，毛皮价格大幅上涨，从而提高了土地上捕猎的收益，潜在的利益超过了实施所有权的成本，土地所有权得以确立。另外还有海上贸易中贿赂海盗的例子。（3）政府承担对所有权的保护和实施具有规模经济，因为它为此付出的成本低于私人自愿团体所付的成本。不过，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
五、小结
如果产品增长比人口增长快，则会出现经济增长。在人的行为方式的描述性假设为既定的情况下，如果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的，便会出现经济增长。这种所有权的创立、规定和实施是有代价的，在一定程度上受技术和组织状况的影响。当私人收益的潜在增长超过交易费用时，便会为建立这种所有权进行种种尝试。导致制度创新这一西方社会兴起原因的主要参数变动乃是人口增长。
第二章 概述
中世纪初期的庄园是一个个孤立的小村落，自给自足，自我防御。当社会稳定时，个人在土地上的产出多于其消费，人口有增加的趋势。随着人口的增加，劳动的边际产出不断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和土地相对价格的变化，土地相对于劳动力更昂贵了。对单个家庭来说，由于增加人口数量的私人成本要低于社会成本，从而使他们认为增加孩子的数量是有利的，导致人口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也加剧了相对价格的变化趋势。由于庄园传统习惯法的限制和缔结新契约的高额成本，领主和农奴关于农产品的分配协议短期内不会变化，但是领主可以通过征收遗产税、婚嫁税或者通过获取磨房、烘炉等资本的垄断利润来间接调整产品分配。
另一方面，人口的增加导致向边缘地区殖民、开垦荒地和更集约的利用现有土地。由此导致了原庄园地区与边缘地区不同的人口密度和劳动生产率，同时各地的资源禀赋差异也扩大了，这些外生比较优势条件的出现增加了不同地区间商品交换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庄园间原有的大片荒地由于庄园扩张而被填充，强盗、土匪等暴徒的藏身之地大大缩小了，降低了长距离商品交易的风险。外生比较优势的提高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催生了地区间的贸易，随着贸易的发展，分工和专业化不断加深，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
市场的出现和货币经济的发展使改变现实中封建契约的潜在收益增加了，也就是说提高了现存庄园契约协定的实施成本，最终导致了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新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封建的庄园中领主与农奴间的劳务租契约形式逐渐转变为地主与雇农或者佃农之间的地租、工资契约形式。军事机构的维持制度也发生了改变，旧的骑士制度和战时急招的农奴军队都已经不在适应现实的外部环境。大领主以往乐意要臣属每年服军役四十天，现在他们更愿意收取货币报酬，以便雇佣一支专业军队或维持一支常备军。土地价值的提高也增加了更加专有地利用土地的收益，从而导致一些有利于土地专有权保护的制度协定。
到十七世纪向新大陆的移民和市场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都对农业报酬递减有所缓和。十六世纪同样是商业扩张的时代，商业的发展催生了一系列应付资金筹集和风险的制度安排，最典型的例子当属资本市场的建立，从而导致资本价格即利率的下降，利用资本的成本下降了，进一步导致在工农业部门资本投入量的增加，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另一个重要变动是市场经济扩大引起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的形式。军事技术的发展和贸易范围的扩大使最有效的军事政治单位的最适规模扩大，中世纪分散的各个小公国逐渐整合为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在此过程中，新兴的商人阶层逐步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些国家首脑为了得到税收鼓励扩大贸易并提供保护。政府创造和实施所有权的规模经济也降低了保护所有权的成本，为各种高效的制度安排的实施和演进创造了外部环境。荷兰的商人寡头制和英国对王权限制的政治结构造就了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从而较早实现了经济增长。
第三到五章 中世纪盛世的经济形势和制度安排
一、中心的转移及其解释
在中世纪盛世这—重要的历史时代(公元一OOO年至—三OO年)，西方社会发展中心一劳永逸地从古典的地中海地区转移到北欧平原。为什么北欧在中世纪盛世能发展成具有持久的优势? 皮雷内指出北欧的兴起来自对外部刺激的直接反应——其居民对与地中海以外地区的贸易所提供的利益机会的反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技术变革打破了平衡、派生出其它的力量。流行的观点把周期性的经济增长归因于新发明和新制度的累积性作用，这些新发明和新制度使更多的畜力、水力和风力得到利用，使投入组合更加有效。地区迅速发展的原因被认为是农业生产率的改进而不是地中海商业增长带来的外部刺激。
二、农奴制度与封建制度
欧洲中世纪基本是庄园农奴制的制度结果，农奴要忍受他不能改变的地位；但农奴制度却得到了效率，不需要多少实施和监督，因为农奴为领主服一定数量的劳役来完成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的各种活动，而作为交换他可以利用其余的时间为自己生产。确实农奴在领主土地上劳作时不想尽责，这种情况至少部分受着庄园习俗的制约，习俗或明或暗地在契约协议中规定了每小时有一定的产出额，违者课以罚金。土地要按照庄园共同体就何时犁地、栽种和收获作出的决定来协作耕耘，即公耕制。庄园由一个或不止一个村庄构成，首领为庄园主即领土，他被看作是庄园里所有人的法官、保护者和领袖，负有保卫村庄和执行习惯法之责。中世纪初期，庄园之间没有或很少有社会经济联系。
在某种程度上封建制度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以公开或隐蔽的契约为基础的社会协定。封建制度是与土地权利结构紧密相关的。在君主与农奴之间有三类承租人：主要承租人、次承租人和中间承租人。土地转授有四种不同的地产持有类型：以服军役为条件的租佃，只交租但不服军役的租佃，军事警卫人员的租佃和神职人员的租佃。第五种租佃(大多数居民以这种方式占有他们的土地)是不自由的，称农奴的租佃。土地最终必须满足实际拥有土地的领主的租佃义务，也必须满足占有劳役的领主的租佃义务。此时罗马帝国时期建立的主要政治制度早已消失，而代之以封建制度。
三、制度安排的内在原因
在当时的社会制度条件下，领主与农奴之间有四种可以采取的制度形式，即实物固定地租、实物固定工资、实物产出分成和交换劳务契约。实物固定地租协议下，农民要承担全部的风险和管理费用，实物固定工资条件下，领主要承担全部的风险和管理费用，这无疑都不是最有效率的，这两种协定都无法应对突发的天灾人祸。
实物产出分成和交换劳务契约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分成制，传统理论认为分成制是没有效率的，原因在于劳动者的投入所得有一部分被领主分享，从而导致土地上的劳动投入不足，但是在生产方式比较原始的情况下，相对完备的契约能够规避这一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实物分成与劳务交换究竟孰优孰劣呢？劳务交换契约的有效之处在于以下三方面。1、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奴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劳务交换契约下，劳动者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时是全心投入的，这就减少了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土地数量。2、降低了监督费用。在领主的土地与农奴的土地质量相差不大的情形下，农奴在领主土地上的机会主义行为必然导致两地产出的巨大差异，从而为领主所识别。3、降低了谈判费用。随着人口变动，劳动和土地的相对价格一直发生变化，在实物分成契约下，领主和农奴始终要就实物租的比率、产品种类、质量等进行谈判，谈判费用高昂。
另外，劳务交换契约在中世纪的广泛应用还有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缘故。当人口数量还相对较少的时候，土地本身经济价值不高，土地的有效利用要求用“重”犁来耕作。农民个人的份额最初取决于他对组犁所作的贡献，在条状地上标出，即在一天里用犁在敞地上能耕出的土地数。这些条状地逐渐被当作传统的或习惯的农民权利而得到承认，其家庭有权享有那块地一年的产品。
在当时有限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价格机制远没有形成，农奴制的劳务交换契约形式不能不说是一种最有效的组织安排了。封建制度则节省了谈判费用，足以抵消这种分散的政治制度所需要的高昂的实施费用。封建制度本来就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制度的实施费用本来就高便是证明。只要封建社会实质上仍然是非市场经济，这种政治经济的典型形式便一直会有效地运行。当既适合封建制度又适合庄园制度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实施这两种制度的成本上升了，换句话说，变革这种制度的潜在收益提高了，这两种制度的性质便会发生重大的改变。
通常人口增长导致市场规模扩大的增益并不足以抵消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效应，从而导致下一阶段大规模的战争、饥荒和瘟疫，使人口数量大幅下降，土地和劳动的相对价值完全同上一阶段颠倒了过来。劳动力的稀缺改善了农民的谈判地位，使他们的处境变好。从而经济增长进入了另一个马尔萨斯循环。十六世纪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实际工资的下降已经是这方面的第十三次重复。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