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心肠的女哲学家
汉娜·阿伦特是那种一言难尽的女作家，她既有不屈不挠的博学，又有股不依不饶的狠劲儿。那些硬心肠的倔强文字背后，浸满了闪族后裔和旧大陆之间古老的敌意，以及二十世纪浓重的血色。《责任与判断》一书给人极不舒服的阅读体验，那正是来自“极端的年代”背后的阴寒之气。
除序言外，《责任与判断》共收录阿伦特写于1959至1975年间的文章8篇，分为“责任”和“判断”两个主题，分别收文4篇。这两个主题和同一个事物有关，即诗人奥登所说的“公共领域的私人面孔”。直白地说，阿伦特的关注点始终在“人”的身上，既包括极权政治中的个人道德责任，也包括对政治处境的个人判断与个人行动。
阿伦特的不依不饶体现为，她的眼中没有纯粹的无辜者，因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纳粹屠杀。阿伦特认为，服从本身就是恶，哪怕你只是一架巨大机器中的螺丝钉。当一些人端出“被迫所为”的理由时，阿伦特不留情面地指出，“被迫”的前提是不认同，而事实则是，他们当时都不加反思地置身其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连一些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都无法接受这个不依不饶的立场，因为他们与纳粹合作，挑选不太“显要”的犹太人先入毒气室。
“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是传诵已久的名句，深刻则深刻矣，多少有点小清新。阿伦特将它硬邦邦地表述为：奥斯维辛之后，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罪。在写于1963年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她把小人物身上的这种罪称为“平庸的恶”。
恶之所以平庸，是因为和大奸大恶相比，这种恶是盲从，“人”作为反思主体缺席了。换句话说，不辨是非就是一种恶。在阿伦特看来，个人，而非集体或国家，才是道德责任的承担者。在道德责任的法庭上，不义者要独自面对自然法的审判，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在于我们终究要和自己相处。阿伦特认为，集体责任就是无人负责，个体之所以要站出来，只是因为我们无法和一个行过不义的自己过下去。
这是一种过于严苛的道德责任，压弯了存在的芦苇。在20世纪的巨大灾难面前，几乎所有人都本能地选择逃避，甚至包括大屠杀的公诉人和幸存者。阿伦特毫不手软地揭开这一巨大的伤口，以一种刮骨疗毒的硬心肠面对极权政治中的道德责任。在《审判奥斯维辛》一文的第五节，我们窥见了阿伦特硬心肠的起点，那是她所说的照亮了堕落和邪恶的“真理的瞬间”。她以不动声色的悲悯记录下了这些瞬间：
有一个知道自己将要死去的孩子，他在棚屋的墙上用自己的血写道：“安德里斯·拉帕泡特——活到16岁”。
有一个9岁的小孩，他知道自己懂得“很多”，但“再也不能学习了”。
被告博格发现一个小孩在吃苹果，他抓住小孩的腿，把他的脑袋朝墙上猛撞，一个小时后，他平静地捡起那个苹果吃起来。
这些历史铁幕下的瞬间照亮了极权政治的邪恶，也像一道无法愈合的刀伤，斩断了20世纪之前的西方道德思想传统。阿伦特想要重新打造公民美德，就必须从断裂处出发。
在包括《责任与判断》在内的一系列著作里，阿伦特重新阐发了一个古老而伟大的传统：共和主义传统。当然，这不是她著作的唯一主题。
在共和主义的伟大实践者罗马人那里，和阿伦特一样，个人的道德责任同样被置于很高的位置。美国学者里克的著作《塔西佗的教诲——与自由在罗马的衰落》虽然失之浅薄，却指出了共和主义先驱塔西佗笔下的政治人楷模：塞涅卡。在里克的解读中，塔西佗最热衷于探讨像塞涅卡这样复杂的正直人士——既高贵又善良，同时还富有计谋、明智审慎。简言之，塔西佗认为，在像尼禄王朝这样的暴虐政治中，正直之士至少应该懂得如何与独裁者相处。
这幅“正直”的政治人物肖像显然不能得到阿伦特的认同，起码是不合时宜的。在阿伦特眼中，正直人士的典范至少应该是法兰克福审判中的卢卡斯医生。这种典范性不仅在于作为纳粹机器的一环，卢卡斯对犹太人的救助，更在于之后的审判中，他对自己责任义无反顾的承担——尽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的善行，却依然不为自己做无罪辩护。
因此，除了在极少数地方之外，阿伦特几乎闭口不谈罗马的共和实践。原因倒也不复杂，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表示，这些“正直之士”并没有阻挡走向专制的帝国主义罗马，从而毁灭了共和主义的罗马。
和桑德尔等共和主义者一样，阿伦特认为罗马人及其追随者是以一种怀有敌意的眼光观察古代雅典的，因此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在共和主义的道德基础这一关键问题上，采取了所谓“新雅典主义”的道路。这是理解《责任与判断》一书中的长文《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的要害。
阿伦特当然知道政治的精髓在于审慎和中道，这也是她在“判断”主题下的几篇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政治原则，同时也是被译者激赏不已的“古典的叙事风格”。她之所以在《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等文章中对个人的道德责任如此不依不饶，只不过想为断裂的道德思想传统接骨疗伤。基于公民美德的政治哲学构建和具体事件的评析是两回事，在理论构建上不如此痛切，就无法医治奥斯维辛之后巨大的政治虚空和道德虚无。
在《反思小石城事件》中，阿伦特区分了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私人领域，这是共和主义的精微之处，但是，过于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势必因追求人性的至善而带来政治伦理的审美化趋向。阿伦特试图在一根芦苇上建造乌托邦，我们因其执意为之而心生敬意，也因其不可为而心怀怵惕。
刊于2011年9月24日《新京报》
除序言外，《责任与判断》共收录阿伦特写于1959至1975年间的文章8篇，分为“责任”和“判断”两个主题，分别收文4篇。这两个主题和同一个事物有关，即诗人奥登所说的“公共领域的私人面孔”。直白地说，阿伦特的关注点始终在“人”的身上，既包括极权政治中的个人道德责任，也包括对政治处境的个人判断与个人行动。
阿伦特的不依不饶体现为，她的眼中没有纯粹的无辜者，因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纳粹屠杀。阿伦特认为，服从本身就是恶，哪怕你只是一架巨大机器中的螺丝钉。当一些人端出“被迫所为”的理由时，阿伦特不留情面地指出，“被迫”的前提是不认同，而事实则是，他们当时都不加反思地置身其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连一些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都无法接受这个不依不饶的立场，因为他们与纳粹合作，挑选不太“显要”的犹太人先入毒气室。
“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是传诵已久的名句，深刻则深刻矣，多少有点小清新。阿伦特将它硬邦邦地表述为：奥斯维辛之后，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罪。在写于1963年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她把小人物身上的这种罪称为“平庸的恶”。
恶之所以平庸，是因为和大奸大恶相比，这种恶是盲从，“人”作为反思主体缺席了。换句话说，不辨是非就是一种恶。在阿伦特看来，个人，而非集体或国家，才是道德责任的承担者。在道德责任的法庭上，不义者要独自面对自然法的审判，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在于我们终究要和自己相处。阿伦特认为，集体责任就是无人负责，个体之所以要站出来，只是因为我们无法和一个行过不义的自己过下去。
这是一种过于严苛的道德责任，压弯了存在的芦苇。在20世纪的巨大灾难面前，几乎所有人都本能地选择逃避，甚至包括大屠杀的公诉人和幸存者。阿伦特毫不手软地揭开这一巨大的伤口，以一种刮骨疗毒的硬心肠面对极权政治中的道德责任。在《审判奥斯维辛》一文的第五节，我们窥见了阿伦特硬心肠的起点，那是她所说的照亮了堕落和邪恶的“真理的瞬间”。她以不动声色的悲悯记录下了这些瞬间：
有一个知道自己将要死去的孩子，他在棚屋的墙上用自己的血写道：“安德里斯·拉帕泡特——活到16岁”。
有一个9岁的小孩，他知道自己懂得“很多”，但“再也不能学习了”。
被告博格发现一个小孩在吃苹果，他抓住小孩的腿，把他的脑袋朝墙上猛撞，一个小时后，他平静地捡起那个苹果吃起来。
这些历史铁幕下的瞬间照亮了极权政治的邪恶，也像一道无法愈合的刀伤，斩断了20世纪之前的西方道德思想传统。阿伦特想要重新打造公民美德，就必须从断裂处出发。
在包括《责任与判断》在内的一系列著作里，阿伦特重新阐发了一个古老而伟大的传统：共和主义传统。当然，这不是她著作的唯一主题。
在共和主义的伟大实践者罗马人那里，和阿伦特一样，个人的道德责任同样被置于很高的位置。美国学者里克的著作《塔西佗的教诲——与自由在罗马的衰落》虽然失之浅薄，却指出了共和主义先驱塔西佗笔下的政治人楷模：塞涅卡。在里克的解读中，塔西佗最热衷于探讨像塞涅卡这样复杂的正直人士——既高贵又善良，同时还富有计谋、明智审慎。简言之，塔西佗认为，在像尼禄王朝这样的暴虐政治中，正直之士至少应该懂得如何与独裁者相处。
这幅“正直”的政治人物肖像显然不能得到阿伦特的认同，起码是不合时宜的。在阿伦特眼中，正直人士的典范至少应该是法兰克福审判中的卢卡斯医生。这种典范性不仅在于作为纳粹机器的一环，卢卡斯对犹太人的救助，更在于之后的审判中，他对自己责任义无反顾的承担——尽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的善行，却依然不为自己做无罪辩护。
因此，除了在极少数地方之外，阿伦特几乎闭口不谈罗马的共和实践。原因倒也不复杂，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表示，这些“正直之士”并没有阻挡走向专制的帝国主义罗马，从而毁灭了共和主义的罗马。
和桑德尔等共和主义者一样，阿伦特认为罗马人及其追随者是以一种怀有敌意的眼光观察古代雅典的，因此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在共和主义的道德基础这一关键问题上，采取了所谓“新雅典主义”的道路。这是理解《责任与判断》一书中的长文《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的要害。
阿伦特当然知道政治的精髓在于审慎和中道，这也是她在“判断”主题下的几篇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政治原则，同时也是被译者激赏不已的“古典的叙事风格”。她之所以在《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等文章中对个人的道德责任如此不依不饶，只不过想为断裂的道德思想传统接骨疗伤。基于公民美德的政治哲学构建和具体事件的评析是两回事，在理论构建上不如此痛切，就无法医治奥斯维辛之后巨大的政治虚空和道德虚无。
在《反思小石城事件》中，阿伦特区分了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私人领域，这是共和主义的精微之处，但是，过于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势必因追求人性的至善而带来政治伦理的审美化趋向。阿伦特试图在一根芦苇上建造乌托邦，我们因其执意为之而心生敬意，也因其不可为而心怀怵惕。
刊于2011年9月24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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