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建誠：李明珠論華北饑荒
来源：赖建诚的博客http://blog.ylib.com/lai/Archives/2008/01/14/472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60期（民國97年6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明珠論華北饑荒
Lillian Li,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xix+520pp.
賴建誠*
中國經濟史學界，早已熟知李明珠教授的大名。1981年她的第一本專書《中國的絲貿易》(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1842-1937)，在哈佛東亞叢書出版；十年後，她與Thomas Rawski合編《中國史的經濟視野》(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由加州大學出版(1992)，對經濟史學界有廣泛的影響。又過了十五年(2007)，她發表這本五百多頁論華北饑荒的專著，這是她自1982年以來，長期關心糧食與饑荒問題的心血結晶。在此之前，她對糧食與饑荒的研究，已在期刊發表過好幾篇，[1]現在我們終於能看到全貌，一方面要恭喜她的成就，二方面要向學界報告她的整體貢獻。
我最早注意到她的研究，是1991年發表的四十五頁長文：〈中國饑荒中的生與死：1935年黃河大水時的殺嬰分析〉[Lillian Li,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33: 3 (July 1991), pp.466-510.]。每次我教中國經濟史，都會印發此文給同學研讀，大家對文內的地圖、相片、表格，以及統計的分析印象深刻。殺嬰是做得說不得的事，不會在正式的紀錄裡出現。李教授運用《山東黃河水災救濟報告書》內，記載1935年9至12月間的10,296人死亡名單，輸入電腦之後，得到幾項主要觀察。
一、零至七歲的男女孩死亡比例，女性明顯地較高（表2）。二、零到二十歲的男女人口比例高達188%，正常狀態應該是105%-110%之間（表4）。三、零到七歲的人口，佔總樣本數的13.7%，遠小於同時期在中國其他地區的孩童人口比例（約25%-29%），顯示有殺嬰的傾向（表5）。四、表7與表10的數字顯示，嬰兒早夭（或殺幼嬰）的母親，年齡層集中在二十至二十四歲：因為她們還很有生育力，在逃難時期較不傾向保留幼兒（尤其是女嬰）。五、1935年黃河大水時，二至五歲的人口死亡率高達60.6%，而1943年孟加拉饑荒時只有9.2%。孟加拉的高死亡年齡層，集中在二十至二十六歲人口，表示真正是因饑餓而死。1935年大水時，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全力救濟難民營，並沒有餓死的問題，但卻有高達60.6%的嬰兒死亡率，間接顯示中國歷史上的殺嬰習俗沒有間斷，其中女嬰的反常高死亡率，更讓人感覺到殺女嬰的傾向。
我對這篇論文的印象很深刻，所以摘述其中要點當作書評的引子，接下來綜述《華北饑荒》的架構與問題的面向。全書分十二章，大要如下：第一章解說華北的「天、地、人」背景，說明海河體系與海河盆地的氣候史、水旱災紀錄（表1.2）、農業區域分布、降雨量。簡言之，是自然與地理環境的綜述。第二章說明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年間，在直隸地區的主要治河工程紀錄，與所花費的鉅額銀兩（表2.1）。本章的地圖2.1（《華北饑荒》，頁46-47），是雍正時期的治河計畫圖說，充份顯示工程的龐大與複雜。第三章分析直隸地區的人口、農業與糧食，重點放在主要糧食（米、麥、粟、高粱、黑豆、玉米、馬鈴薯），以及其他農作物（花生、水果、棉花）的生產模式，還有飲食、生活水準、物價的基本分析。
第四章分析主糧（麥、粟、高粱）的長期價格變動、相對價格的變化、季節性的波動。此章用許多表圖來呈現，也有些簡易的統計分析，是全書最數量化的一章。第五章的內容，已在1999年的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刊登過，分析北京的糧食如何從各地以及用哪些方式供應。換言之，是在說明北京的糧食市場如何運作，碰到社會動盪與缺糧時，如何平息、如何救濟饑民。第六章探討儲存穀物的方法及其諸項問題，從古代的倉儲制度說起，重點放在乾隆、嘉慶、道光時期的常平倉，以及直隸在1749-1792年間，常平倉、社倉、義倉的總儲存量（表6.1），旁及關外（奉天）與蒙古地區的狀況。
第七章論糧食市場價格的整合度，主要內容已在2000年的《經濟史學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發表。本章是全書中運用最多經濟概念、最多統計分析的部份，也是我最能為非經濟史學界讀者解說的地方，稍後詳述。第八章討論清初的饑荒救濟問題，包括：饑荒的調查、濟糧、濟錢、平糶法、蠲免法、難民收容法。之後，以1743-1744年因旱災而起的濟饑模式為例，說明救濟的管道與限度。第九章分析十九世紀的濟饑個案：1801年的大水、1813-1814年的旱災、道光年間的危機與貪腐，以及之後好幾次的大型饑荒。整體而言，十九世紀的濟饑成果，相對於十八世紀反而是退步的。
接下來，第十章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狀況，第十一章談1900-1949年間的農村危機與經濟變遷問題，第十二章談1949-1990年代（二十世紀下半葉），在社會主義下的農業產出、人口增長、1959-1961年間大躍進時期的大饑荒，以及毛澤東在1963年下定決心「一定要根治海河」（《華北饑荒》，頁368）。這些都是近代史上耳熟能詳的故事。以上是全書十二章的梗概。
以下我把重點聚在第七章。2000年9月在《經濟史學刊》發表的〈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1738-1911〉[Lillian Li,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 1738-191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 3 (Sep. 2000), pp. 665-699.]，內容要比第七章豐富，但基本的證據論點不變。我記得這篇三十五頁的文章，翌年被選為此期刊的年度最佳論文獎。本章分析清中葉至清末期間(1738-1911)，直隸（河北）地區糧食市場的兩項重要特徵：一、河北省內的米糧市場整合度愈來愈低；二、但河北與奉天（滿州）、長江三角洲的米糧市場整合度，卻愈來愈高。換言之，直隸糧食市場的整合程度，有個奇怪的特性：內部結構鬆散化，外部的聯繫卻加強化。
李明珠首先介紹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在1960年初期的研究手法，不以行政「省分」為分析的單位，而把全中國分為八大經濟區(macroregion)，證明各大經濟地區各有獨特的脈動與韻律。接下來介紹研究糧價問題的代表性人物王業鍵，對十八世紀主要地區的糧價相關性研究；還有Loren Brandt對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糧價分析（〈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67）。這些研究都是以跨區域(interregional)的糧食市場整合為主題，反而較少注意單一「地區內」(regional and local markets)的地方性糧價整合問題。她對直隸地區糧價研究的結果顯示，直隸區內部的米糧市場結構逐漸鬆散化（整合度下降）；相反地，直隸與奉天、長江三角洲之間的市場聯繫，卻逐漸地強化。她認為有三項主因：環境的退化、清廷的衰退、以及國家的主導（〈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68）。
直隸是京畿重地，但本地糧食無法支撐人口所需；幾世紀以來都靠大運河南糧北運，明清時期每年的運糧量約四百萬石。只要各地有餘糧，大都會流入直隸，儲存起來以預防欠收與饑饉。這造成了直隸米糧市場的雙層結構：上層是由國家主導的「軍公教」米糧市場，下層則是農村地帶的廣大民間市場，特點是孤立性較高，商業化程度較低，政府不插手干預。
朝廷為了掌握各地糧食狀況，要求各省每月滙報糧產、雨量、米價，所以全國各地縣級以上的長期資料相當完整。由於改朝換代與戰亂搬遷，某些地區的資料已散失。直隸因地位重要故資料較完整，李教授運用1738-1911年間十七個州府的糧價資料，分析每月麥、粟、高粱的價格變化。若以離散度（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標準差佔平均值的百分比）來表示，直隸的資料顯示，麥與粟的市場整合度在十八至十九世紀之間，離散度增大兩倍左右，表示直隸區內的糧價的整合度愈來愈差（〈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74與圖2）。作者認為有可能受到洪水、匪亂、盜賊等干擾因素的影響。
接下來作者把這十七縣依地質、氣候、特性分成四組，還是得到類似的結果：各小組之間的麥、粟、高粱價格，整合度還是很低，變異度更大（介於0.282與0.945之間。〈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77）。於是就挑出直隸區內四個最重要的地方（順天、保定、天津、大名）來分析，結果還是一樣：這四大地方之間的糧價，並沒有明確的整合趨勢（〈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78）。
為什麼直隸的米糧市場整合度，比預期低很多呢？主要的原因是陸地狀況不佳，陸運成本太高。在水運方面缺乏水路網，東西向的運送較方便（因為大江東去），南北向的運送較困難。十八世紀時，朝廷曾在直隸中部密集興建運河體系，方便華南由海道運送到天津的米糧，轉運到保定。但到了道光年間，許多運河失修，糧道阻塞造成糧價上漲，各地糧價差異度因而增高。
以1860年代從天津經通州到北京的八十英哩陸程為例，英國外交官W. F. Mayers 和N. B. Dennys 記載他們的走法是：先坐船到通州，然後坐車或騎馬十三英哩到首都。天津到通州需要四天，還算愉快，若遇到冬天河水結凍（12月至3月），就只能搭車或騎馬。通州到北京幸運的話三十六小時可到，但若碰到下雨，那就要三整天。而這些所謂的路，其實泥濘狹窄到只能容單車通行，實在稱不上是馬路。
以天津和保定之間運糧的價格為例，若走陸路，每石糧的運費約四十分錢，走水路的話約六分錢，相差將近七倍（〈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87-688）。這種不利的狀況，一直要等到有鐵路之後才有明顯的改善。在有鐵路之前要怎麼辦？市場的整合必須透過朝廷強力介入，動員國家機器來調配糧食，因而造成「市場整合度高」的假象。如果碰到水旱災欠收缺糧，或遇到戰爭需要大量糧食，那只能從關外調運東北糧食來接濟。為什麼直隸本區內的糧食整合這麼困難，反而和東北的整合卻比較容易？作者的答案很簡單：一、關外的糧產較豐富，有餘糧可外送；二、走海路運送成本較低；三、每年有上千糧商，用八百艘船載運幾十萬石糧入關圖利（〈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90-691）。
李明珠在此文的表5、表6、圖5、圖6，有明確的統計分析與糧價走勢圖，證明三件事：一、關內與關外的糧價有同步起伏的傾向，雙方的麥價相當同步化，粟價則較有差距；二、直隸與江南糧價同步化的趨勢較低；三、所以奉天對直隸米糧市場的影響，明顯大於江南的貢獻。清中葉之後影響江南糧食北運的一項重要因素，是太平天國戰亂時期，運糧體系被破壞了（〈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93）。直隸是華北的首善之區，以上的摘述讓我們對華北米糧市場的特性，有了初步的理解。
我覺得本書有三項特色：一、在同一個架構下，顯示直隸（河北）地區在1690-1990這三百年間，天、地、人之間的互動史，這是具體史實舖述的面向。二、把國家、市場、環境這三個角色交雜在一起，做出多面向的長時期分析。把自然環境的變化、農業資源的增減、經濟與社會的變遷、朝廷的努力、人民求生的意志，這些複雜的面向結合在一起，跳脫簡單的人口∕糧食（馬爾薩斯陷阱）思考模式。三、從「史家的技藝」這個角度來看，作者運用經濟學的幾何圖形解說、計量迴歸分析、統計相關檢定，把她從檔案裡挖掘出來的數字和史料，做了有機的結合，讓數值分析與歷史詮釋產生巧妙的結合。我希望點出李教授的研究特點，引發讀者的好奇心，進而閱讀有興趣的章節。
書背有兩位漢學界的重量級人物，各為此書寫了一段推介文字。麻省理工學院(MIT)的Peter Perdue教授說：饑荒是中國史上最重要的題材之一，這是人口與糧食之間永無間斷的爭鬥。李教授從檔案史料中，蒐尋出非常廣泛的數據資料與原始文獻，所探討的時期縱跨了三個世紀之長。歷來研究中國饑荒問題的著作，在分析的成熟度上、資料的完整性上、討論的深邃度上，都比不上這本書。我非常同意這項判斷。
這本五百多頁的鉅著，包含27個表、28個圖、16張地圖、6張相片、61頁注釋、24頁參考書目，處處顯現作者二十年間的心血結晶，這是李明珠教授的傳世之作。此書製作印刷非常精美，只是字體稍小，讀起來耗眼力。
二十多年前我讀鄧雲特《中國救荒史》(1937)時，一直希望看到較深入的分區個案研究。時間過得很快，李教授這本鉅著遠遠超過我的預期。我一直注意各國的饑荒史研究，愛爾蘭、印度、孟加拉、非洲、芬蘭的狀況已有許文獻，現在這本《華北饑荒》，終於讓國際學界等到企昐已久的中國案例。這本書的分量，更讓我感到與有榮焉。
最後要提一件間接相關，但我認為很重要的事。目前在科羅拉多大學Boulder校區經濟系任教的Carol Shiue，1999年在耶魯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論文主題是晚清的糧食貿易與儲存，指導教授是Timothy Guinnane。這本論文是當年美國經濟史學會的年度最佳博士論文獎之一，摘要見：“Grain Trade and Stor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 2 (Jun. 2000), pp. 511-515。
她畢業後任教於德州大學Austin校區經濟系，2002年她發表一篇論文，分析中國米糧價格運送成本與市場的整合度：“Transport Costs and the Geography of Arbitrag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5 (Dec. 2002), pp. 1406-1419。這是中國經濟史的題材，首次登上這麼重要的經濟學期刊。兩年後，Shiue發表第二篇重要論文：“Local Granaries and Central Government Disaster Relief: Moral Hazard and Intergovernmental Finance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4: 1 (Mar. 2004), pp. 100-124。2007年，她和在同系任教的丈夫Wolfgang Keller，再度發表重要論文，對比中國和歐洲米糧市場的整合度：“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4 (Aug. 2006), pp. 1189-1216。[2]我的用意是要說明：一、李明珠和Carol Shiue這兩位女性學者，在國際學術界做出引人注目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成果。二、Shiue運用經濟與計量分析工具，把中國的數字與故事，轉化成非常高品質的成果，更是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應該學習效法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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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1] Lillian Li, “Introduction: Food, Famine, and the Chinese Stat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 4 (Aug. 1982), pp. 687-707; Lillian Li,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33: 3 (Jul. 1991), pp. 466-510; Lillian Li,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 1738-191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 3 (Sep. 2000), pp. 665-699; Lillian Li and Alison Dray-Novey, “Guarding Beijing’s Food Security in the Qing Dynasty: State, Market, and Poli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 4, (Nov. 1999), pp. 992-1032.
[2] 再舉兩項他們的新近研究成果：Wolfgang Keller and Carol Shiue, “Market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ong-run Comparison,”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 1 (Feb. 2007), pp. 107-123; Wolfgang Keller and Carol Shiue, “The Origin of Spat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40:1 (Sep. 2007) , pp. 304-33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60期（民國97年6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明珠論華北饑荒
Lillian Li,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xix+520pp.
賴建誠*
中國經濟史學界，早已熟知李明珠教授的大名。1981年她的第一本專書《中國的絲貿易》(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1842-1937)，在哈佛東亞叢書出版；十年後，她與Thomas Rawski合編《中國史的經濟視野》(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由加州大學出版(1992)，對經濟史學界有廣泛的影響。又過了十五年(2007)，她發表這本五百多頁論華北饑荒的專著，這是她自1982年以來，長期關心糧食與饑荒問題的心血結晶。在此之前，她對糧食與饑荒的研究，已在期刊發表過好幾篇，[1]現在我們終於能看到全貌，一方面要恭喜她的成就，二方面要向學界報告她的整體貢獻。
我最早注意到她的研究，是1991年發表的四十五頁長文：〈中國饑荒中的生與死：1935年黃河大水時的殺嬰分析〉[Lillian Li,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33: 3 (July 1991), pp.466-510.]。每次我教中國經濟史，都會印發此文給同學研讀，大家對文內的地圖、相片、表格，以及統計的分析印象深刻。殺嬰是做得說不得的事，不會在正式的紀錄裡出現。李教授運用《山東黃河水災救濟報告書》內，記載1935年9至12月間的10,296人死亡名單，輸入電腦之後，得到幾項主要觀察。
一、零至七歲的男女孩死亡比例，女性明顯地較高（表2）。二、零到二十歲的男女人口比例高達188%，正常狀態應該是105%-110%之間（表4）。三、零到七歲的人口，佔總樣本數的13.7%，遠小於同時期在中國其他地區的孩童人口比例（約25%-29%），顯示有殺嬰的傾向（表5）。四、表7與表10的數字顯示，嬰兒早夭（或殺幼嬰）的母親，年齡層集中在二十至二十四歲：因為她們還很有生育力，在逃難時期較不傾向保留幼兒（尤其是女嬰）。五、1935年黃河大水時，二至五歲的人口死亡率高達60.6%，而1943年孟加拉饑荒時只有9.2%。孟加拉的高死亡年齡層，集中在二十至二十六歲人口，表示真正是因饑餓而死。1935年大水時，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全力救濟難民營，並沒有餓死的問題，但卻有高達60.6%的嬰兒死亡率，間接顯示中國歷史上的殺嬰習俗沒有間斷，其中女嬰的反常高死亡率，更讓人感覺到殺女嬰的傾向。
我對這篇論文的印象很深刻，所以摘述其中要點當作書評的引子，接下來綜述《華北饑荒》的架構與問題的面向。全書分十二章，大要如下：第一章解說華北的「天、地、人」背景，說明海河體系與海河盆地的氣候史、水旱災紀錄（表1.2）、農業區域分布、降雨量。簡言之，是自然與地理環境的綜述。第二章說明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年間，在直隸地區的主要治河工程紀錄，與所花費的鉅額銀兩（表2.1）。本章的地圖2.1（《華北饑荒》，頁46-47），是雍正時期的治河計畫圖說，充份顯示工程的龐大與複雜。第三章分析直隸地區的人口、農業與糧食，重點放在主要糧食（米、麥、粟、高粱、黑豆、玉米、馬鈴薯），以及其他農作物（花生、水果、棉花）的生產模式，還有飲食、生活水準、物價的基本分析。
第四章分析主糧（麥、粟、高粱）的長期價格變動、相對價格的變化、季節性的波動。此章用許多表圖來呈現，也有些簡易的統計分析，是全書最數量化的一章。第五章的內容，已在1999年的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刊登過，分析北京的糧食如何從各地以及用哪些方式供應。換言之，是在說明北京的糧食市場如何運作，碰到社會動盪與缺糧時，如何平息、如何救濟饑民。第六章探討儲存穀物的方法及其諸項問題，從古代的倉儲制度說起，重點放在乾隆、嘉慶、道光時期的常平倉，以及直隸在1749-1792年間，常平倉、社倉、義倉的總儲存量（表6.1），旁及關外（奉天）與蒙古地區的狀況。
第七章論糧食市場價格的整合度，主要內容已在2000年的《經濟史學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發表。本章是全書中運用最多經濟概念、最多統計分析的部份，也是我最能為非經濟史學界讀者解說的地方，稍後詳述。第八章討論清初的饑荒救濟問題，包括：饑荒的調查、濟糧、濟錢、平糶法、蠲免法、難民收容法。之後，以1743-1744年因旱災而起的濟饑模式為例，說明救濟的管道與限度。第九章分析十九世紀的濟饑個案：1801年的大水、1813-1814年的旱災、道光年間的危機與貪腐，以及之後好幾次的大型饑荒。整體而言，十九世紀的濟饑成果，相對於十八世紀反而是退步的。
接下來，第十章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狀況，第十一章談1900-1949年間的農村危機與經濟變遷問題，第十二章談1949-1990年代（二十世紀下半葉），在社會主義下的農業產出、人口增長、1959-1961年間大躍進時期的大饑荒，以及毛澤東在1963年下定決心「一定要根治海河」（《華北饑荒》，頁368）。這些都是近代史上耳熟能詳的故事。以上是全書十二章的梗概。
以下我把重點聚在第七章。2000年9月在《經濟史學刊》發表的〈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1738-1911〉[Lillian Li,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 1738-191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 3 (Sep. 2000), pp. 665-699.]，內容要比第七章豐富，但基本的證據論點不變。我記得這篇三十五頁的文章，翌年被選為此期刊的年度最佳論文獎。本章分析清中葉至清末期間(1738-1911)，直隸（河北）地區糧食市場的兩項重要特徵：一、河北省內的米糧市場整合度愈來愈低；二、但河北與奉天（滿州）、長江三角洲的米糧市場整合度，卻愈來愈高。換言之，直隸糧食市場的整合程度，有個奇怪的特性：內部結構鬆散化，外部的聯繫卻加強化。
李明珠首先介紹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在1960年初期的研究手法，不以行政「省分」為分析的單位，而把全中國分為八大經濟區(macroregion)，證明各大經濟地區各有獨特的脈動與韻律。接下來介紹研究糧價問題的代表性人物王業鍵，對十八世紀主要地區的糧價相關性研究；還有Loren Brandt對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糧價分析（〈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67）。這些研究都是以跨區域(interregional)的糧食市場整合為主題，反而較少注意單一「地區內」(regional and local markets)的地方性糧價整合問題。她對直隸地區糧價研究的結果顯示，直隸區內部的米糧市場結構逐漸鬆散化（整合度下降）；相反地，直隸與奉天、長江三角洲之間的市場聯繫，卻逐漸地強化。她認為有三項主因：環境的退化、清廷的衰退、以及國家的主導（〈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68）。
直隸是京畿重地，但本地糧食無法支撐人口所需；幾世紀以來都靠大運河南糧北運，明清時期每年的運糧量約四百萬石。只要各地有餘糧，大都會流入直隸，儲存起來以預防欠收與饑饉。這造成了直隸米糧市場的雙層結構：上層是由國家主導的「軍公教」米糧市場，下層則是農村地帶的廣大民間市場，特點是孤立性較高，商業化程度較低，政府不插手干預。
朝廷為了掌握各地糧食狀況，要求各省每月滙報糧產、雨量、米價，所以全國各地縣級以上的長期資料相當完整。由於改朝換代與戰亂搬遷，某些地區的資料已散失。直隸因地位重要故資料較完整，李教授運用1738-1911年間十七個州府的糧價資料，分析每月麥、粟、高粱的價格變化。若以離散度（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標準差佔平均值的百分比）來表示，直隸的資料顯示，麥與粟的市場整合度在十八至十九世紀之間，離散度增大兩倍左右，表示直隸區內的糧價的整合度愈來愈差（〈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74與圖2）。作者認為有可能受到洪水、匪亂、盜賊等干擾因素的影響。
接下來作者把這十七縣依地質、氣候、特性分成四組，還是得到類似的結果：各小組之間的麥、粟、高粱價格，整合度還是很低，變異度更大（介於0.282與0.945之間。〈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77）。於是就挑出直隸區內四個最重要的地方（順天、保定、天津、大名）來分析，結果還是一樣：這四大地方之間的糧價，並沒有明確的整合趨勢（〈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78）。
為什麼直隸的米糧市場整合度，比預期低很多呢？主要的原因是陸地狀況不佳，陸運成本太高。在水運方面缺乏水路網，東西向的運送較方便（因為大江東去），南北向的運送較困難。十八世紀時，朝廷曾在直隸中部密集興建運河體系，方便華南由海道運送到天津的米糧，轉運到保定。但到了道光年間，許多運河失修，糧道阻塞造成糧價上漲，各地糧價差異度因而增高。
以1860年代從天津經通州到北京的八十英哩陸程為例，英國外交官W. F. Mayers 和N. B. Dennys 記載他們的走法是：先坐船到通州，然後坐車或騎馬十三英哩到首都。天津到通州需要四天，還算愉快，若遇到冬天河水結凍（12月至3月），就只能搭車或騎馬。通州到北京幸運的話三十六小時可到，但若碰到下雨，那就要三整天。而這些所謂的路，其實泥濘狹窄到只能容單車通行，實在稱不上是馬路。
以天津和保定之間運糧的價格為例，若走陸路，每石糧的運費約四十分錢，走水路的話約六分錢，相差將近七倍（〈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87-688）。這種不利的狀況，一直要等到有鐵路之後才有明顯的改善。在有鐵路之前要怎麼辦？市場的整合必須透過朝廷強力介入，動員國家機器來調配糧食，因而造成「市場整合度高」的假象。如果碰到水旱災欠收缺糧，或遇到戰爭需要大量糧食，那只能從關外調運東北糧食來接濟。為什麼直隸本區內的糧食整合這麼困難，反而和東北的整合卻比較容易？作者的答案很簡單：一、關外的糧產較豐富，有餘糧可外送；二、走海路運送成本較低；三、每年有上千糧商，用八百艘船載運幾十萬石糧入關圖利（〈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90-691）。
李明珠在此文的表5、表6、圖5、圖6，有明確的統計分析與糧價走勢圖，證明三件事：一、關內與關外的糧價有同步起伏的傾向，雙方的麥價相當同步化，粟價則較有差距；二、直隸與江南糧價同步化的趨勢較低；三、所以奉天對直隸米糧市場的影響，明顯大於江南的貢獻。清中葉之後影響江南糧食北運的一項重要因素，是太平天國戰亂時期，運糧體系被破壞了（〈華北糧食市場的整合與離散〉，頁693）。直隸是華北的首善之區，以上的摘述讓我們對華北米糧市場的特性，有了初步的理解。
我覺得本書有三項特色：一、在同一個架構下，顯示直隸（河北）地區在1690-1990這三百年間，天、地、人之間的互動史，這是具體史實舖述的面向。二、把國家、市場、環境這三個角色交雜在一起，做出多面向的長時期分析。把自然環境的變化、農業資源的增減、經濟與社會的變遷、朝廷的努力、人民求生的意志，這些複雜的面向結合在一起，跳脫簡單的人口∕糧食（馬爾薩斯陷阱）思考模式。三、從「史家的技藝」這個角度來看，作者運用經濟學的幾何圖形解說、計量迴歸分析、統計相關檢定，把她從檔案裡挖掘出來的數字和史料，做了有機的結合，讓數值分析與歷史詮釋產生巧妙的結合。我希望點出李教授的研究特點，引發讀者的好奇心，進而閱讀有興趣的章節。
書背有兩位漢學界的重量級人物，各為此書寫了一段推介文字。麻省理工學院(MIT)的Peter Perdue教授說：饑荒是中國史上最重要的題材之一，這是人口與糧食之間永無間斷的爭鬥。李教授從檔案史料中，蒐尋出非常廣泛的數據資料與原始文獻，所探討的時期縱跨了三個世紀之長。歷來研究中國饑荒問題的著作，在分析的成熟度上、資料的完整性上、討論的深邃度上，都比不上這本書。我非常同意這項判斷。
這本五百多頁的鉅著，包含27個表、28個圖、16張地圖、6張相片、61頁注釋、24頁參考書目，處處顯現作者二十年間的心血結晶，這是李明珠教授的傳世之作。此書製作印刷非常精美，只是字體稍小，讀起來耗眼力。
二十多年前我讀鄧雲特《中國救荒史》(1937)時，一直希望看到較深入的分區個案研究。時間過得很快，李教授這本鉅著遠遠超過我的預期。我一直注意各國的饑荒史研究，愛爾蘭、印度、孟加拉、非洲、芬蘭的狀況已有許文獻，現在這本《華北饑荒》，終於讓國際學界等到企昐已久的中國案例。這本書的分量，更讓我感到與有榮焉。
最後要提一件間接相關，但我認為很重要的事。目前在科羅拉多大學Boulder校區經濟系任教的Carol Shiue，1999年在耶魯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論文主題是晚清的糧食貿易與儲存，指導教授是Timothy Guinnane。這本論文是當年美國經濟史學會的年度最佳博士論文獎之一，摘要見：“Grain Trade and Stor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 2 (Jun. 2000), pp. 511-515。
她畢業後任教於德州大學Austin校區經濟系，2002年她發表一篇論文，分析中國米糧價格運送成本與市場的整合度：“Transport Costs and the Geography of Arbitrag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5 (Dec. 2002), pp. 1406-1419。這是中國經濟史的題材，首次登上這麼重要的經濟學期刊。兩年後，Shiue發表第二篇重要論文：“Local Granaries and Central Government Disaster Relief: Moral Hazard and Intergovernmental Finance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4: 1 (Mar. 2004), pp. 100-124。2007年，她和在同系任教的丈夫Wolfgang Keller，再度發表重要論文，對比中國和歐洲米糧市場的整合度：“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4 (Aug. 2006), pp. 1189-1216。[2]我的用意是要說明：一、李明珠和Carol Shiue這兩位女性學者，在國際學術界做出引人注目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成果。二、Shiue運用經濟與計量分析工具，把中國的數字與故事，轉化成非常高品質的成果，更是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應該學習效法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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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1] Lillian Li, “Introduction: Food, Famine, and the Chinese Stat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 4 (Aug. 1982), pp. 687-707; Lillian Li,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33: 3 (Jul. 1991), pp. 466-510; Lillian Li,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 1738-191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 3 (Sep. 2000), pp. 665-699; Lillian Li and Alison Dray-Novey, “Guarding Beijing’s Food Security in the Qing Dynasty: State, Market, and Poli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 4, (Nov. 1999), pp. 992-1032.
[2] 再舉兩項他們的新近研究成果：Wolfgang Keller and Carol Shiue, “Market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ong-run Comparison,”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 1 (Feb. 2007), pp. 107-123; Wolfgang Keller and Carol Shiue, “The Origin of Spat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40:1 (Sep. 2007) , pp. 304-332.
有关键情节透露
- 作者: Lillian M. Li
- 出版: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定价: USD 80.00
- 装帧: Hardcover
- 页数: 520
- 时间: 2007-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