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残山剩水写荒凉
文/严杰夫
崇祯二年（1629年）中秋次日，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张岱坐船经过镇江北固山，正值日暮时分，“月光倒囊入水，江涛吞吐，露气吸之，噀天为白。”（《陶庵梦忆：金山夜戏》）见此壮丽景色，张岱当下移舟金山寺，并在寺里演了一出好戏。“余呼小仆携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靳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句，锣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陶庵梦忆：金山夜戏》）。
就这样，一出荒诞的戏剧在垂暮中上演，在曙光中消亡。这场热闹的背后，似乎映衬了一个时代结束时所面对的荒凉。翻开史籍可以看到，在镇江金山的这出莫名戏剧上演时，北方早已战乱纷飞。这一年的六月，关外辽东的后金人已挥师南下；而隔年，即崇祯三年（1630年），“大旱，夏秋无收。李自成以驿卒失公文，盗起。”（《米脂县志》）。学过那段历史的都知道，正是这两场战事导致了明朝的败亡。
然而，一个王朝的结束，并不就此意味着它的阴影就会从历史中烟消云散。事实上，明亡清初后的这种割据形势，正是后来的士子反复追忆吟诵的 “残山剩水”。从甲申之变到大顺军残余力量李来亨部被剿灭，满清统治者花了整整20年来收拾这种“残山剩水”的局势，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正因此，明清之季的这种局势，直接影响到后来康乾时代统治者对待地方士绅的态度，更深远地则影响到了晚清统治者在使用汉族军阀和地方势力的态度上，而再往远一点说，清末革命者所凭借的观念和口号中同样掺杂着来自于南明士绅的思想资源。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南明史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了。
南明小朝廷在历史舞台上消失未几，就已经有学者开始记录那一段历史。现代学者对“南明史”较为重要的著述大致有三种，作者分别为钱海岳、美国历史教授司徒琳以及明清史专家顾诚。其中顾诚所作的《南明史》，是其在研究明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逐渐成型的，在叙事上也不同于钱海岳的传统格局，而采用了更为现代的时间顺序。因此，顾诚的版本尤其适合读者对南明的史实进行整体把握。
当然，顾诚的这本《南明史》的特点，更在于对一些史实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首先，在时间框定上，顾诚将南明史的叙事时间的上下限分别规定为“甲申（1644年）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和“1664年夔东抗清基地被摧毁”。这也改变了先前史家对南明一朝的时间划定。目前，顾诚的这一观点已逐渐被多数学者所接受。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历史人物的点评，顾诚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在顾诚的笔下，南明一代势力大致被划为三大集团：朱明王朝遗族及围绕其的汉族官僚集团、满清统治者及支持满清的汉族官僚、以大顺军、大西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对于第一集团，顾诚给予了“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批评；对于满清统治者以及追随者，则给予无情地鞭挞；对于农民起义军，顾诚则基本持肯定态度，尤其是对李定国等农民起义军领袖给予极高的历史评价。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顾诚对于部分人物的评价进行了“颠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史可法。作为弘光政权的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被尊为 “史阁部”的史可法一直以来都是以民族英雄的形象出现。但是，在顾诚这里，史可法起码“罪行有三”：第一，史可法在定策拥立上犯了优柔寡断的错误，错失了定策的最好时间，从而使得马士英等乱臣获取了先机，也为弘光一朝的四镇格局埋下了伏笔；第二，在史可法主导下采取的“联虏平寇”方针，导致了弘光政权的灭亡；第三，最为重要的，以上两个错误的根源都在于史可法作为“遗明阁老”所抱持的“门户之见”，他不仅认为只有明朝正统的官僚才能担负起恢复明朝的统治，而且还极力捍卫东林党人的利益和权势，一心排斥异己，正是这种狭隘的执政思想导致了弘光政权在政策选择上一错再错。在顾诚的笔下，对史可法的这种批判，彻底颠覆了他被塑造起来的传统形象，代以的则是一个庸碌、胆小而又顽固的官僚形象。
胡适曾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按这个标准来看，顾诚所作的这些颠覆的合理性，不仅是来自理论立场，更来自对历史文献的细查探究。根据粗略的统计，顾诚撰写这本《南明史》引用的方志达到247部，引用的数目更是达到了579种，这真正可谓是“批沙沥金”了。而这种详细考证出来的历史观点，即使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可能，但对于我们去重新审视那阕“残山剩水”下的故人和故事，就已经具有了极大的参考价值。更为难得的是，南明一朝的资料卷帙浩繁，线索也庞杂无绪，在《南明史》中呈现出的叙事却是“处乱不惊、一丝不苟”，这就足以证明顾诚在考证上所下的工夫了。
令人触动的是，顾诚偶然也会毫不掩饰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例如，在写到弘光皇帝被手下叛将活捉献给清方时，顾诚老师特意摘录了一段屈辱凄惨至极的文献：“田雄负弘光皇帝于背，马吆唤执弘光二足。弘光恸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弘光恨，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 （郑达《野史无文》卷十一《黄斌卿传》）我想，特意呈现这段记载的用意，不仅是想要抨击汉族官僚首鼠两端时所表现出的穷凶极恶的无耻，恐怕也是要抒发整个南明史中那“残山剩水”被入侵者一寸一寸蚕食的悲凉。
这样来看，顾诚的这本《南明史》也就和张岱的《陶庵梦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年的张岱在金山寺里演出如此充满隐喻的“荒诞剧”，之所以包含着深长的意味，说到底不过是因为作《陶庵梦忆》时的张岱，已经经历了“喧闹后的寂静和荒凉”。于是，后来的张岱“以文为史”，写出了《石匮书·石匮书后集》这部浩荡的史书。而顾诚倾注在这本《南明史》中的有节制的情感，也在让我们感受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场面时，不得不去赞叹他那“以史为文” 的功力。于是，在顾诚离世八年之际，再版这本《南明史》，无疑就是最好的纪念。
延伸阅读
《南明史》（十四册），钱海岳著，中华书局2006年5月版，460.00元。
《南明史：1644-1662》，（美）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1月版，35.00元。
崇祯二年（1629年）中秋次日，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张岱坐船经过镇江北固山，正值日暮时分，“月光倒囊入水，江涛吞吐，露气吸之，噀天为白。”（《陶庵梦忆：金山夜戏》）见此壮丽景色，张岱当下移舟金山寺，并在寺里演了一出好戏。“余呼小仆携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靳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句，锣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陶庵梦忆：金山夜戏》）。
就这样，一出荒诞的戏剧在垂暮中上演，在曙光中消亡。这场热闹的背后，似乎映衬了一个时代结束时所面对的荒凉。翻开史籍可以看到，在镇江金山的这出莫名戏剧上演时，北方早已战乱纷飞。这一年的六月，关外辽东的后金人已挥师南下；而隔年，即崇祯三年（1630年），“大旱，夏秋无收。李自成以驿卒失公文，盗起。”（《米脂县志》）。学过那段历史的都知道，正是这两场战事导致了明朝的败亡。
然而，一个王朝的结束，并不就此意味着它的阴影就会从历史中烟消云散。事实上，明亡清初后的这种割据形势，正是后来的士子反复追忆吟诵的 “残山剩水”。从甲申之变到大顺军残余力量李来亨部被剿灭，满清统治者花了整整20年来收拾这种“残山剩水”的局势，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正因此，明清之季的这种局势，直接影响到后来康乾时代统治者对待地方士绅的态度，更深远地则影响到了晚清统治者在使用汉族军阀和地方势力的态度上，而再往远一点说，清末革命者所凭借的观念和口号中同样掺杂着来自于南明士绅的思想资源。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南明史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了。
南明小朝廷在历史舞台上消失未几，就已经有学者开始记录那一段历史。现代学者对“南明史”较为重要的著述大致有三种，作者分别为钱海岳、美国历史教授司徒琳以及明清史专家顾诚。其中顾诚所作的《南明史》，是其在研究明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逐渐成型的，在叙事上也不同于钱海岳的传统格局，而采用了更为现代的时间顺序。因此，顾诚的版本尤其适合读者对南明的史实进行整体把握。
当然，顾诚的这本《南明史》的特点，更在于对一些史实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首先，在时间框定上，顾诚将南明史的叙事时间的上下限分别规定为“甲申（1644年）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和“1664年夔东抗清基地被摧毁”。这也改变了先前史家对南明一朝的时间划定。目前，顾诚的这一观点已逐渐被多数学者所接受。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历史人物的点评，顾诚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在顾诚的笔下，南明一代势力大致被划为三大集团：朱明王朝遗族及围绕其的汉族官僚集团、满清统治者及支持满清的汉族官僚、以大顺军、大西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对于第一集团，顾诚给予了“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批评；对于满清统治者以及追随者，则给予无情地鞭挞；对于农民起义军，顾诚则基本持肯定态度，尤其是对李定国等农民起义军领袖给予极高的历史评价。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顾诚对于部分人物的评价进行了“颠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史可法。作为弘光政权的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被尊为 “史阁部”的史可法一直以来都是以民族英雄的形象出现。但是，在顾诚这里，史可法起码“罪行有三”：第一，史可法在定策拥立上犯了优柔寡断的错误，错失了定策的最好时间，从而使得马士英等乱臣获取了先机，也为弘光一朝的四镇格局埋下了伏笔；第二，在史可法主导下采取的“联虏平寇”方针，导致了弘光政权的灭亡；第三，最为重要的，以上两个错误的根源都在于史可法作为“遗明阁老”所抱持的“门户之见”，他不仅认为只有明朝正统的官僚才能担负起恢复明朝的统治，而且还极力捍卫东林党人的利益和权势，一心排斥异己，正是这种狭隘的执政思想导致了弘光政权在政策选择上一错再错。在顾诚的笔下，对史可法的这种批判，彻底颠覆了他被塑造起来的传统形象，代以的则是一个庸碌、胆小而又顽固的官僚形象。
胡适曾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按这个标准来看，顾诚所作的这些颠覆的合理性，不仅是来自理论立场，更来自对历史文献的细查探究。根据粗略的统计，顾诚撰写这本《南明史》引用的方志达到247部，引用的数目更是达到了579种，这真正可谓是“批沙沥金”了。而这种详细考证出来的历史观点，即使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可能，但对于我们去重新审视那阕“残山剩水”下的故人和故事，就已经具有了极大的参考价值。更为难得的是，南明一朝的资料卷帙浩繁，线索也庞杂无绪，在《南明史》中呈现出的叙事却是“处乱不惊、一丝不苟”，这就足以证明顾诚在考证上所下的工夫了。
令人触动的是，顾诚偶然也会毫不掩饰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例如，在写到弘光皇帝被手下叛将活捉献给清方时，顾诚老师特意摘录了一段屈辱凄惨至极的文献：“田雄负弘光皇帝于背，马吆唤执弘光二足。弘光恸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弘光恨，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 （郑达《野史无文》卷十一《黄斌卿传》）我想，特意呈现这段记载的用意，不仅是想要抨击汉族官僚首鼠两端时所表现出的穷凶极恶的无耻，恐怕也是要抒发整个南明史中那“残山剩水”被入侵者一寸一寸蚕食的悲凉。
这样来看，顾诚的这本《南明史》也就和张岱的《陶庵梦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年的张岱在金山寺里演出如此充满隐喻的“荒诞剧”，之所以包含着深长的意味，说到底不过是因为作《陶庵梦忆》时的张岱，已经经历了“喧闹后的寂静和荒凉”。于是，后来的张岱“以文为史”，写出了《石匮书·石匮书后集》这部浩荡的史书。而顾诚倾注在这本《南明史》中的有节制的情感，也在让我们感受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场面时，不得不去赞叹他那“以史为文” 的功力。于是，在顾诚离世八年之际，再版这本《南明史》，无疑就是最好的纪念。
延伸阅读
《南明史》（十四册），钱海岳著，中华书局2006年5月版，460.00元。
《南明史：1644-1662》，（美）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1月版，35.00元。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