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考纳粹上台的“过程”
以前我写一篇文章《再谈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反思问题》（文章地址：），表述了我对德日两国反思上的一些看法，并且我在文章中指出在反思二战史方面，德国被分裂并不是其劣势，而是优势，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十几年里，德国并不反思二战，史书上极力回避德军的暴行，80%的民众依然支持纳粹，一些原纳粹军官还在西德政府里任职。原因就在于，二战一结束，美苏两大阵营的矛盾马上就暴露了出来，消失的旧敌已经不重要，眼前的“新”敌才是要紧的，双方都急于拉拢德国支持自己的一方。相较之下，日本被美国独占，为了讨好美国，以换取美国政治上的信任，日本赶紧与法西斯划清界线，在战后初期并不乏谴责法西斯的电影上映。所以德日两国对二战的反思的演变，并非一步到位的，而是有着一段复杂的演绎过程。
那篇文章虽然写得很长，但我个人总觉得好像有哪些内容还未表达出来，有必要再补充一下。看了战后德国民众依然亲纳粹的心态，我觉得应该从纳粹为什么会上台、并最终深得人心开始说起。
一：对纳粹上台“过程”的思考
我们都说德国民众把票投给纳粹是错误的，然而这个错误很大程度上是以后世的道义来看，并且有事后神算的成分。
德国人选择纳粹，并非悲剧的“起点”，应该再往前看。首先，德国人把票投给纳粹，意味着几点事实：
一：纳粹是合法候选人，有被选择的权利。
二：德国民众是合法选民，有选择的权利。
三：纳粹上台走的是合法程序（至少是表面上的合法）。
当然纳粹上台的过程事实上并不完全合法，它有太多的走后门和腐败因素，但它表面文章是做好了的，这意味着你不能剥夺纳粹被选的权利，你可以认为德国民众不是合格的选民、但不能认为他们不合法，你不能践踏法律取消纳粹党参选的资格。
我想各位看到这里时，应该已经有一些思考了（特别是纳粹是“候选人”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切入探讨。从政治方面，作为国家，你给予了纳粹参选的资格，就应该维护它被选择的权利，如果你不想让纳粹被选，就不应该让它存在于候选人名单中，就拿我们中国来说，在中日发生政治摩擦的时候，我国也不会让一个叫嚣“东京大屠杀”的脑残有机会成为民众支持的目标，在非理性的时刻，你不能要求人民作出理性的选择，如果让民众的疯狂成为国家决策，那很大程度上是领导层的错。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德国人选择纳粹，在法律上、以及“选择”这一行为的本身，并没有任何错误。
可是，这个选择，最终造成了悲剧，被选上台的政党惹出麻烦，这不是德国才会有的事，美国、英国也会，可是美英不会因此让自己的国家瞬间从民主变成独裁，正所谓“亡羊补牢”，选错了领导人，再等几年把领导人轰下台就是了，有时候不用等他任期结束，直接叫他滚蛋，如尼克松就是这样，所以德国一定在某个环节上出了差错，才会产生悲剧。
我们再回顾一下纳粹得到支持的原因和时代背景。纳粹党虽然以种族主义而闻名，但我们要知道，民众是现实的，再专制的政府，也得许诺让民众肚子填饱，再空头的支票也要提前开好。
纳粹上台前夕，西方世界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倒闭、破产、自杀天天有之，各国人民都需要救世主，所以美国人选了胡佛，感到失望后把他踢下台，再选了罗斯福，数十年后的今天，雷曼兄弟破产了，又再掀起金融风暴，美国人民又需要救世主，所以选了奥观海。
美国人民真的个个有“远见”、有“高见”吗？显然不是，这是对救世主的期望和崇拜，需要超人和英雄来拯救自己的小人物心态。
奥观海之所以上台，并非他真的比竞争对手“能干”，很大部分得利于他的演讲口才能打动人心、以及各种围绕着他的政治包装（尤其他是黑人这点是化劣势为优势，让美国人民颇有“新鲜感”）。
候选人口才好，民众也就对他有了“信心”（很莫名奇妙），然后把票投给他。
那时的德国人民，也需要超人、英雄、救世主，因为他们饿了，所以他们选择了口才不逊于奥观海的希特勒。看看《意志的胜利》一片，希特勒的演讲水平还是挺可以的，慷慨激昂、振奋人心，我这个外国人看了都不免有点受“蛊惑”，要是在现场受氛围感染的话，那还说不定都当场申请入党了，难怪某作家说他反对拿破仑，但拿破仑的军队从他眼前走过的话，或许他会就会受引诱入伍了。
因此，纳粹的当选（不是“上台”），德国人无需在法律上、甚至道德上负任何责任，这只不过是在合法的程序中，由合法的选民选择了合法的候选人罢。
（插句题外话，人性需要崇拜的目标、需要有偶像，所以崇拜娱乐明星并没什么不好的，这是一种美德，远高尚于崇拜政治人物。）
二：对人性“平庸的恶”的思考
需要英雄是可悲的，但这本身并没有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所谓“目光长远”，饿了就赶紧找吃的，有人许诺给你食物你就感激涕零，这才是人性的普遍之处。
问题在于，你需要英雄，但你能不能盲从“英雄”？当“英雄”犯错时，你有没有义务批评他？或者说，人性为什么会如此的盲从于“英雄”？如此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纳粹的确是德国人民选上台的，可是，纳粹党也不过是得票率最高而已，对于政党选举而言，这很正常，就像美国的两党竞争一样的正常，在野党得票党相对不高可都在议会里工作着，德国共产党也有席位，纳粹“党”根本没资本搞独裁，问题并不是出在了纳粹党“当选”这一点上。
右派思想是固守自己选择的对象，不允许中途反悔，纳粹时代的德国这种“右”得到了最大的体现。德国人选择希特勒这个救世主，是深信他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需求，希特勒也兑现了他的诺言，凭着他的经济天才，让德国人民过上了好日子，于是德国人就停止了思考，认为只要把事情交给希特勒这个超级大救星就一定没错，维护政府就是爱国，听从政府的命令“不添乱”就是爱国的最大体现，元首和政府永远是正确的、不能批评的、不可质疑的。
这种停止思考的祸害，就在于希特勒一旦疯了，所有人就会跟着他疯，有这种平庸的恶中，民众拒绝思考问题，一切让领导人来作决定，让领导人随意地用各种思想塞进自己的脑袋里，并不加反抗地引以为荣，领导人叫你去爱，你就去爱，领导人叫你去恨，你就去恨，领导人告诉你这样做就是荣誉，你就认为这样做就是荣誉，领导人叫你仇视犹太人，你就仇视犹太人，领导人是明君，民众就是良民，领导人是昏君，民众就是暴民。
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人性是有弱点的，人也是会变的，不是每一个皇帝都能办到一生都英明，所以中国历史上，才会有唐玄宗、李元昊、梁武帝这种前期英明、后期昏庸的君主，所以我们才常常感叹“啊！要是某某皇帝在某某时刻退位那就完美了”。
正因如此，民主社会才严格规定，每一个领导人，只能领导本国几年，时间一到就得交出权柄。
希特勒在1931-1938年期间，他对德国人民而言，算得上一个“明主”，几年内就实现了“赶英超美”，振兴了经济，举办了奥运，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德意志”（即吞并奥地利、捷克，尽管这等同于侵略）。
在这八年里，尽管希特勒有一些不光彩的行为，但当时整个欧洲都在为他疯狂，也难怪乎邱吉尔盛赞他是“世纪伟人”，要是希特勒此时下台的话，不知得被史学家吹到什么份上去。
可历史没有假如，希特勒还在任上，还在当皇帝，还在统治着“德意志”（不是“德国”），还在践踏着异己者的尊严，还在元首的表达就是人民的表达，还在元首的决定就是人民的决定……而相应的，德国人民还在盲目地膜拜着这个邪教教主。
不久后，希特勒亲手毁掉了他创造的成果和粉饰的太平，德国变得支离破碎，敢于提出异议的德国人都被处死了，还有不少人外逃了，剩下的德国人民依然“无怨无悔”，经过了长期的洗脑，领袖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这种概念已经深入了他们的心灵，爱思考的德国人已经变得不会思考。
汉娜·阿伦特认为，恶具有平凡性，纳粹人员的品质并不比普通人更卑劣，屁股决定脑袋，处在什么位置上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差学生只会是差家长和差老师的结晶，你没成为恶魔，只因你没有呆在使你成为恶魔的环境中，一旦你生在了地狱里，你也不会比纳粹更好（所以犹太人强大起来后，他们迫害起阿拉伯人时手段比纳粹更恶毒）。
恶的平庸性就在于“停止思考”。常见的“平庸的恶”有：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权力使人腐败、金钱是万恶的、我不干别人也会干、我爱国所以不对政府的任何政策投反对票、老祖宗会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们照这传统制度做就一定没错……
以上这些概念，其背后都是属于思想上的不负责任，在行恶的过程中不加思考，并混淆了主语。权力使人腐败，但“建设”也是通过权力行使的。金钱是万恶的，那么捐款资助一个患了绝症的孩子，也是万恶的吗？这是典型的主次不分。
我们都谴责越战，无论受害国越南，还是中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当然还包括美国自己，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越战，认为它是不好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事实：美国人民选出了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及其幕僚发动了越南战争，而越战的结束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来自于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
民主社会不代表“永远不犯错”，但他有一个优点，就是对错误的修正能力，如麦卡锡时代对共产党进行了疯狂迫害，用一种堪比纳粹的手段对和共产主义“扯上关系”的人进行排挤，甚至不加审判地判刑，这无疑是对美国的法律和制度的极大摧残，美国几乎走向了独裁专制。但麦卡锡恰恰正是美国社会自己踢下去的，美国社会迅速地修正了这一错误，避免自己沦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度，当中的原因，既有政治斗争的问题，也有新闻记者拒绝沉默、和普通民众并不停止思考的责任感，这点同样值得我们去反思。
美国社会勇于为自己的错误负责，而德国人民则坚决跟着元首走，这就是两国人民都需要食物、都需要大救星、都崇拜英雄，但美国没有沦为独裁国度、而德国不幸地走向了独裁的重要因素，这一悲剧的起因，并不在于救星“当选”的那一刻。
恶是平庸性的，它与道德修养、文化学历没有必然联系，在“民主、自由、平等”的当今，培养纳粹只需要五天足矣（我重复引用这一段内容已经N遍了），传销组织这种经济邪教永远有市场，大学生同样会成为邪教教徒，处在独裁体制中，就像吸毒上瘾一样，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它给了你荣誉感、使命感、团结感、征服感，可你无需动脑子思考，这些快感就一拥而来，尽管这些都只是幻觉。
三：对“平庸的恶”进行再思考
停止思考，往往连带着推卸责任。没有负罪感的人“问心无愧”，有一丝负罪感的人则找理由为自己的恶行辩护。
军人常用所谓的“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为自己辩护，这句话本身没有错误，问题是它往往成了奴性的借口，刽子手往往用这句没有思想的话来推卸自己的责任，领导叫你干坏事，然后你想着这是领导人的命令，我照办就是了，反正是领导人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这是“没办法”的、“不得已”的、“被迫”的、“只是为了混口饭吃”的，然后就“心安理得”地干了坏事。
汉娜·阿伦特评价纳粹份子艾希曼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恶魔，而是一个“可怕的正常人”。他乏味、没有判断力，讲究客套的对应，对权威绝对服从。他并不愚蠢，但完全没有思想。这种恶的形成纳粹体制需要担负一部分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艾希曼本人无罪。艾希曼用接受上级命令来替代个人的道德判断，放弃思考，拒绝正视自己行为的意义，他必须为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负责。平庸的恶所带来的伤害，并不亚于极端的恶，甚至还会造成更为巨大的破坏力。
为什么说艾希曼“没有思想”。我们认为艾希曼只是纳粹的一个工具，但要思考一下的是，“工具”是什么？刀子就是工具，刀子很锋利，可以杀人，可刀子自己不会思考问题，凶手让它杀人它就杀人，医生让它救人它就救人。而艾希曼是人，他本来有思考能力、有选择的权利，但他停止了思考，所以他成了没有思想的“工具”，艾希曼诚恳地、认真地、敬业地完成了领导人的意志，纳粹就是由千万个艾希曼组成的。
成为工具很可悲，但并不可怜，更不是“士兵为了混口饭吃情有可原”。平庸的恶只是恶的一种，它只是相对于极端的恶的另一种存在，它们同属于“恶”的种类，既然是恶，就不代表能被“原谅”。
德国统一后，判处一个前东德的士兵有罪，因为他射杀了一个企图翻越柏林墙的平民。士兵辩护称自己“迫于”命令不得已而开枪射杀，但是法庭方面反驳他可以在杀人与良知之间做选择：“长官只命令你开枪，并没命令你必须射杀人！”
你要想到一点，在谴责军人的时候，得意识到军人“也是人”，军队是由人组成的，而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军人的暴行往往跳过了三层道德。其一是“当事者”军人自己没有制止暴行，其二是“旁观者”民众没有反对这股罪恶，其三是民众继续为军队提供人力物力。
不能否认的是，有些平庸的恶行是具有灰调的，它很难操控。最典型的是，有人拿着刀子对准你的脖子，叫你杀了另一个人，然后你为了活命，照办了，事后拼命找借口自我安慰，而不是反省。
别人的死，好过自己的疼，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选择杀死无辜者以求自保，这种行为经常被视为品德败坏，但其实它只能说是平庸，只说能当局者不是“圣人”，这与道德修养无必然关系，再仁慈善良的人，也可能会牺牲别人保全自己，这是人性中“恶”的自然体现。
二战时不是每个人都迷信希特勒，也的确有不少人是出于另一些原因参与了反犹，除了丹麦，大多欧洲国家都疯狂地屠杀犹太人，撇开纳粹本身不说，法国、波兰、罗马尼亚、苏联等地带尤为残忍（题外：美国在得知犹太大屠杀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故意暂不公布资料），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人都把责任推在纳粹身上，说自己是被迫的才当了帮凶，不参与就会被纳粹“好看”，毫无反省之意（当然欧洲有反映这一题材的影片，如《孩子们，再见》等等）。
特别是犹太委员会，当中的犹太领导人为了自保给纳粹提供了名单，汉娜·阿伦特曾特别批评过这一点（有人走极端，以“不提供名单就代表不会死那么多人吗”来反驳阿伦特，这种反驳本身就混淆和偷换了概念，用数量来作道德判断，将“受害人数”和“屠杀行为”混为一谈，拒绝正视犹太领导人“提供名单”的这一行为本身）。
前阵子网上热议要不要扶持老人，也是属于平庸的恶，将做好事与“横祸”混为一谈，并理直气壮地将“横祸”当作自己不做好事的借口。
你的“不得已”，有可理解之处，但是不是就能够成为自己事后“不反省”的借口？
二战时正因有那么多的平庸，才会有那么多的恶行。当时的世界弥漫着恶的平庸性，德国本土对纳粹恶的消极态度，很快“感染”了周边国家，并迅速扩展到了整个欧洲，结果大家都混淆了基本的道德，让整个时代变得混乱。而事后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责任，是纳粹党甚至是希特勒一人的错。面对德国人民，我们并没有道德上的优势。光指责纳粹是不妥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加思考的恶行。
如果你觉得上边这段话很拗口，那么说直白点，网上人肉搜索引起的对无辜者的危害，当事人很受伤，而作为加害者的集体，由于参与的人数太多，大家都认为自己不是责任者，这本身就很平庸、很有问题。
当然，我讨论这些，绝不是在说我的道德感很高，事实上，我也无法避免自己成为一个平庸的恶人，更无法说自己就一定不会成为一个“纳粹”，十年前我为911庆祝的事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很可怕，那一刻我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可是，能意识到时，努力让自己有思考能力，不是很好吗？
虽然很多人不喜欢奥立弗·斯通，觉得他太左了，但斯通有句话是说得很有道理的：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看管好你的政府，别让它乱来，最后毁了自己的国家！
当年的德国人，并没有尽到公民的责任看管好自己的政府，反而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沦为了国家机器的零件，这才是悲剧所在。
“服从”并不等于“同意”，《晚安，好运》中的记者也说到，“不同意”不等于“不忠诚”。然而这两个概念往往被混为一谈，一些人端出“被迫的”为自己的恶行辩护，阿伦特不留情面地指出，“被迫”的前提是“不认同”。
二战时的日本，反对战争和不服从于政府就是“非国民”（即我们中国的“卖国贼”），但反战和“不同意”的人士，真的不爱自己的故乡吗？讲述二战的日本动画片《赤足的小元》，主角的父亲曾这样说过：“我们现在的政府有病，他们全是一群疯子和变态，需要人民为它去死，他们说我‘不爱国’，但我引以为荣，这场战争就是为了掠夺和杀戮，根本就不对！如果有更多像我这样的人挺身而出与土匪政府干到底……这才是真正有勇气的爱国者，孩子, 不要被政府驯服，保持清醒和斗志。”影片后半部再度痛批日本政府的虚伪，在广岛遭受核爆后，美军警告日方再不停战就往长崎扔原子弹，但日本政府只会鼓吹爱国主义，丝毫不关心自己的子民，美军为了逼迫天皇尽快投降才再扔了原子弹，所以日本政府必须负上很大责任。看到这里，谁爱国，谁不爱国，一目了然。
我们再总结一下主题：德国人选择纳粹，无论从法律、还是从需求，都没有任何错误。德国人错在了，他们选择了纳粹后，放弃了自由，停止了思考，把自己的脑袋交给了元首，让元首代替全体民众去做决定，这是一种不负责任，一种对自身责任和义务的逃避，一种“平庸的恶”。
四：对种族主义的思考
种族主义是战争的最大祸根之一，它往往被大加煽动、然后再被领导者所利用，内可巩固自己的组织，外可践踏别人的尊严。
可是，种族到底是什么？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用血统吗？可是在法庭上，争夺财产时，撕咬得最凶的，恨不得把对方撕成碎片的，有多少不是所谓“血浓于水”的亲人？他们是亲生兄弟姐妹、亲生父母孩子，但整起对方时，比“外人”来更狠毒、更冷血、更无情。
用语言吗？可是，为什么相同的语言，很多时候反而使人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为什么很多人高喊种族主义却对饥饿、受难、患上绝症的同胞如此漠不关心？为什么电灯这种“外国人”的东西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为什么“中国人”发明的纸张可以在全世界流通？
且不说内战之类，就谈“欺实马”和那几个拼爹的，还有最近热议的要不要扶老人的话题……卷入这些事中的，可都是同语言、同种族的人，但都彼此不信任、甚至相互仇视。
如今已经有大量的史料和科学证明，希特勒身上至少拥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血统，按照这个标准，他在当时是属于应该被“灭绝”的族群。希特勒本人真的不知道这点吗？他恶整犹太人的时候，真的完全是出于自己口中的种族优劣论吗？他只不过利用犹太人的问题，来赢得政治上的支持罢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整个欧洲都不喜欢犹太人，这股歧视由来已久、难以调和，所以他下了反犹令后，大多欧洲国家都很积极地配合反犹（除了丹麦），整个西方世界都手脚不干净，战争结束后，大家都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他们嘴上都骂纳粹，但心底都知道自己亏待了犹太人，而犹太人也明白他们和欧洲人已经合不来，所以犹太人想另找家园，而西方人也乐意看到祸水朝东流，让阿拉伯人来承担他们种下的恶果，所以联合国厚颜无耻地批准犹太人在别人的家园建国，而犹太人也因此践踏了巴勒斯坦人的尊严。
五：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纵观全文，我讨论的似乎不是德国，而是人性。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对人性不抱希望，夏商周时代就已经有了战争，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用武力而不是和平，几千年过去了，人性真的“进步”了吗？
也许有人会问，思考了这些，“有什么用”？又不能改变什么。
事实上，“有用”与“没用”，只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改变别人，不等于“有用”。希特勒未成为暴君前，他也曾经是个追求艺术、为生计而奔波的善良孩子，恶魔并非“天生”的。
如果整天说“没用”的话，那“活着”又有何用？什么事都不做是最好的，停止你看、听、说话的功能，每天只吃饭，照样可以过完你的一生，你再多的娱乐、再多的思考、再多的维护生命，也改变不了你终究会死亡的事实，生命与和平一样，并非“永恒”，你的努力和快乐，都是“没用”的。
我认为战争是不会消失的，人性中总有一种征服他人的欲望，大至战争，小至吵嘴，让对方屈服能使自己得到快感，我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在战争中毁灭。
可是，不永久的和平，同样值得我们去捍卫，数十年的安宁，总好过几年的纷乱吧？
二战只打了几年，可它带来的灾难却无法估量，而极权主义对德意志文化的摧残，同样说不清、道不明。德国和日本的强大，无需用武力的方式，用和平的方式他们照样走在前列，依然可以暴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可以用资源交换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富强。所以说，二战，是一场很二的战争。
我不觉得参与反战活动、看了几部反战片，就能阻止人类愚蠢的战争。可是，在我内心深处，也许有这样的一个天真幼稚的想法：多一个反战的人，都是很有意义的，也许某天发生战乱时，我能幸运地碰到一个仁慈的人，被他所拯救，世上多一个拉贝、辛德勒，多一间卢旺达饭店，你碰到幸运的机率就多了“一点”。
PS：声明一下，本人对“平庸的恶”产生研究兴趣，与《生死朗读》无关，我不喜欢将这种思考当作“潮流”。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很有见地，但她也是普通人，观点应该被尊重，但不能当作“圣典”，相反，不断地完善和修正这些理论，大概才是阿伦特原意看到的，所以她在自己后期的作品中，收录了大量反对她的言论。“平庸的恶”并不等于“无罪”，相反它最恶，比以作恶为乐的行为更具有破坏性，这是阿伦特生前强调的，也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并加以捍卫的。
PS2：在此纪念“平庸的善”、“年轻不是借口”的反战女学生索菲·朔尔。
附：校内网上关于“删帖”的一段对话——
甲：管理员也只是奉命行事，为了混口饭吃而已。不用这么刻薄！
乙：杀犹太人的德国士兵也是混口饭吃。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