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百年孤独”——评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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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用博大伟岸的叙事元素,写尽了拉美大陆山川海陆、动物植物、宗教民族和所有人的面貌,通过虚构一个家族的百年兴衰历程,将历史现实与幻想融合,以史诗般的宏伟笔法演绎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大陆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换的历史和命运,而在光怪陆离、色彩斑驳的巨幅图景中,既有不可思议的奇迹,更有最纯粹的现实生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则是通过一个 90岁的鄂温克女人自述她近百年的人生经历,折射出鄂温克族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个民族在森林中生活,在自然的恩惠与折磨下生存,遭遇了日侵又经历了文革,在文明的“侵袭”下,他们不得不在游牧与定居之间游荡。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沉澈之心,缓步进入鄂温克人的生活世界,以沉静婉约的文风,空灵曼妙的语言,为我们再现了鄂温克人的百年坚守和文化变迁,实现了“百年孤独”的中国式演绎。
迟子建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精灵,《额尔古纳河右岸》勾勒出的至美境界,与顾城的童话诗境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童话般的意象,唯灵浪漫的美学特色融入顾城童话诗境的天国,他笔下的世界往往是纯美的,是用“纯银的声音和色彩去构制的一个‘天国’”。而在迟子建笔下,额尔古纳河右岸那片春天时因解冻变得泥泞,夏天时绿树成荫,秋天时白雪茫茫的土地,亦被描绘得如童话一般幻美。那里不仅有遮天蔽日的大树,而且河流遍布,那里有暖融融的阳光、洁白的云朵、绿色的山峦,长着五彩羽翎的山鸡,可爱的白桦树……树木、野兽、河流、天空、星月和人一样的灵性,或者说是神性,它超出我们当下的尘世经验,显现出清新、原始的格调。尤其是萨满身上所发生的神奇的法力,比如说能在跳神时让病入膏肓的人起死回生等等事例,已经屡见不鲜,萨满的存在不再是一种“虚妄”。人们仰望天空,沉醉河流和山林,心中敬畏神明,唱着单纯的歌曲,生于“风声”,最后又被埋藏于风中。这是多么神奇的土地,多么可爱的家园,甚至让人禁不住怀疑它的真实,然而这样一片童话中的天国却真实地存在着,存在于额尔古纳河右岸。
与马尔克斯的男性视角写作所不同的是,迟子建以女性本真的生命体验为基础,向人们弹奏了一首悒郁苍凉的歌。她没有局限于知识女性的狭窄视野,避免陷入女性文学的精英主义误区,执着地关注人世的生存状态,始终如一地坚持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来描绘生存真相并对它们寄寓着深切的悲悯,体现出独立、清醒、深刻的现代女性意识。她笔下的每一件事物都具有人的灵气,她笔下的每一个人都与天地神气相连,温润、清新、宽大,那是只有女性的手心、怀抱、眼神与灵魂才能把握的神秘世界,这样的世界让人沉醉。迟子建作为“本色派”代表,她的作品表达出一种原生态之美,是一种对故乡的热爱与迷恋,但又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迟子建曾说过:“一个作家,心中最好是装有一片土地,这样不管流浪到哪里,疲惫的心都会有一个可以休憩的地方。”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第一个句子,这些比喻的、完成式的、叹息着的句子,有一种来自命运本身的苍茫意味,简约、直接,使忧伤与诗意洋溢而出,以鄂温克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口吻,叙述一个民族的生存、坚守和文化变迁。亦如《百年孤独》中历尽沧桑的老人乌苏拉叨念着“时间好像在打圈圈”,“世界好像在打转转”,迟子建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介入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历史,选取“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作为小说的唯一叙述人,让小说故事具有了原创色彩,增加了可信度。大眼睛、红胡子的商人罗林斯基心地善良,是孩子们心目中慈祥的老人,他和气经商、公平交易;鄂温克人力量的化身——伊万,双手有强大之力,面对同胞遭受日本狼狗的撕咬,他冲上前去将狗尾撕下,然后用脚将这条恶狗踢死。在大自然恩赐的同时,鄂温克人也饱尝了瘟疫、雪灾、猛兽的侵害,但人们同心协力,同仇敌忾,沉着应对种种灾难,拉吉达等人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小说中鄂温克族浓郁的民风民俗,都为我们展示出一幅真实生动的画面,作者对生命的本真体验拨动着读者的灵魂。迟子建在其小说中塑造的形象没有精神上的优越感,而是对环境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她不是高高在上地悲悯人生,而是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他们一起喜怒哀乐,她不是“叛逆者”而是“皈依者”。
全书最为成功的一面还在于,感情基调哀而不伤,不断升华,直到实现古典的回归,回归自然、回归生存大地、回归淳朴人性。神话会碎,再怎么美丽的事物都有它的大限,迟子建笔下的乌力楞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仙境,不祥的预兆陆续到来,部落的原始气脉不断受损,列娜、林克、达西、拉吉达、瓦罗加一个个地走了,驯鹿也未能幸免,“那场瘟疫持续了近两个月,我们眼看着心爱的驯鹿一天天地脱毛,倒地和死亡。死亡面前,萨满跳神也无补于事,死亡是象征灾难的符号,指引最大灾难的出现——外来力量挪动鄂温克人的位置,更改他们水土根基。”小说的结尾,妮娜就是在这个时候最后一次披挂上神衣、神帽、神裙,手持神鼓开始了跳神求雨,妮娜在雨中唱起了她生命中最后一支神歌,可她没有唱完那支神歌就倒在了雨中。在人的颂赞时代,迟子建把瑰丽的颂歌献给了神灵,她选取有神话色彩的人事,最能象征非常现代的命运符号,以打通过去与现在的时空联系、精神关系。当沉重和苦痛建立在个人生命体验上的时候,化解的曙光就在迟子建小说中升起,所以她的小说总能回归温情。《额尔古纳河右岸》营造的是一个泛神的世界,茅盾文学奖曾如此评价此书:“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表达了她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是对温情生活的辛酸表达。”迟子建用“清晨”、“正午”“黄昏”和“尾声”四个乐章,奏响了一首“命运交响曲”,通过对鄂温克人性格之美的挖掘,使朴素、耿直、智慧的人性之光在作品中通体透亮,单纯清新、悠扬舒缓,充满悠远的憧憬、缅怀与慰藉。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一次自我想象的远征,与《百年孤独》一样演绎着时代的变化,世界的发展,都充满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然而无论作者以一种怎样哀婉的笔调,总有一种温情的力量,让我们感受到忧伤而不绝望。
迟子建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精灵,《额尔古纳河右岸》勾勒出的至美境界,与顾城的童话诗境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童话般的意象,唯灵浪漫的美学特色融入顾城童话诗境的天国,他笔下的世界往往是纯美的,是用“纯银的声音和色彩去构制的一个‘天国’”。而在迟子建笔下,额尔古纳河右岸那片春天时因解冻变得泥泞,夏天时绿树成荫,秋天时白雪茫茫的土地,亦被描绘得如童话一般幻美。那里不仅有遮天蔽日的大树,而且河流遍布,那里有暖融融的阳光、洁白的云朵、绿色的山峦,长着五彩羽翎的山鸡,可爱的白桦树……树木、野兽、河流、天空、星月和人一样的灵性,或者说是神性,它超出我们当下的尘世经验,显现出清新、原始的格调。尤其是萨满身上所发生的神奇的法力,比如说能在跳神时让病入膏肓的人起死回生等等事例,已经屡见不鲜,萨满的存在不再是一种“虚妄”。人们仰望天空,沉醉河流和山林,心中敬畏神明,唱着单纯的歌曲,生于“风声”,最后又被埋藏于风中。这是多么神奇的土地,多么可爱的家园,甚至让人禁不住怀疑它的真实,然而这样一片童话中的天国却真实地存在着,存在于额尔古纳河右岸。
与马尔克斯的男性视角写作所不同的是,迟子建以女性本真的生命体验为基础,向人们弹奏了一首悒郁苍凉的歌。她没有局限于知识女性的狭窄视野,避免陷入女性文学的精英主义误区,执着地关注人世的生存状态,始终如一地坚持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来描绘生存真相并对它们寄寓着深切的悲悯,体现出独立、清醒、深刻的现代女性意识。她笔下的每一件事物都具有人的灵气,她笔下的每一个人都与天地神气相连,温润、清新、宽大,那是只有女性的手心、怀抱、眼神与灵魂才能把握的神秘世界,这样的世界让人沉醉。迟子建作为“本色派”代表,她的作品表达出一种原生态之美,是一种对故乡的热爱与迷恋,但又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迟子建曾说过:“一个作家,心中最好是装有一片土地,这样不管流浪到哪里,疲惫的心都会有一个可以休憩的地方。”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第一个句子,这些比喻的、完成式的、叹息着的句子,有一种来自命运本身的苍茫意味,简约、直接,使忧伤与诗意洋溢而出,以鄂温克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口吻,叙述一个民族的生存、坚守和文化变迁。亦如《百年孤独》中历尽沧桑的老人乌苏拉叨念着“时间好像在打圈圈”,“世界好像在打转转”,迟子建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介入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历史,选取“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作为小说的唯一叙述人,让小说故事具有了原创色彩,增加了可信度。大眼睛、红胡子的商人罗林斯基心地善良,是孩子们心目中慈祥的老人,他和气经商、公平交易;鄂温克人力量的化身——伊万,双手有强大之力,面对同胞遭受日本狼狗的撕咬,他冲上前去将狗尾撕下,然后用脚将这条恶狗踢死。在大自然恩赐的同时,鄂温克人也饱尝了瘟疫、雪灾、猛兽的侵害,但人们同心协力,同仇敌忾,沉着应对种种灾难,拉吉达等人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小说中鄂温克族浓郁的民风民俗,都为我们展示出一幅真实生动的画面,作者对生命的本真体验拨动着读者的灵魂。迟子建在其小说中塑造的形象没有精神上的优越感,而是对环境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她不是高高在上地悲悯人生,而是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他们一起喜怒哀乐,她不是“叛逆者”而是“皈依者”。
全书最为成功的一面还在于,感情基调哀而不伤,不断升华,直到实现古典的回归,回归自然、回归生存大地、回归淳朴人性。神话会碎,再怎么美丽的事物都有它的大限,迟子建笔下的乌力楞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仙境,不祥的预兆陆续到来,部落的原始气脉不断受损,列娜、林克、达西、拉吉达、瓦罗加一个个地走了,驯鹿也未能幸免,“那场瘟疫持续了近两个月,我们眼看着心爱的驯鹿一天天地脱毛,倒地和死亡。死亡面前,萨满跳神也无补于事,死亡是象征灾难的符号,指引最大灾难的出现——外来力量挪动鄂温克人的位置,更改他们水土根基。”小说的结尾,妮娜就是在这个时候最后一次披挂上神衣、神帽、神裙,手持神鼓开始了跳神求雨,妮娜在雨中唱起了她生命中最后一支神歌,可她没有唱完那支神歌就倒在了雨中。在人的颂赞时代,迟子建把瑰丽的颂歌献给了神灵,她选取有神话色彩的人事,最能象征非常现代的命运符号,以打通过去与现在的时空联系、精神关系。当沉重和苦痛建立在个人生命体验上的时候,化解的曙光就在迟子建小说中升起,所以她的小说总能回归温情。《额尔古纳河右岸》营造的是一个泛神的世界,茅盾文学奖曾如此评价此书:“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表达了她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是对温情生活的辛酸表达。”迟子建用“清晨”、“正午”“黄昏”和“尾声”四个乐章,奏响了一首“命运交响曲”,通过对鄂温克人性格之美的挖掘,使朴素、耿直、智慧的人性之光在作品中通体透亮,单纯清新、悠扬舒缓,充满悠远的憧憬、缅怀与慰藉。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一次自我想象的远征,与《百年孤独》一样演绎着时代的变化,世界的发展,都充满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然而无论作者以一种怎样哀婉的笔调,总有一种温情的力量,让我们感受到忧伤而不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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