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索尔仁尼琴——一篇十分精辟的评论
今年夏，索尔仁尼琴去世前的一些日子里，我碰巧在读索尔仁尼琴。这些书在我书架上站了许多年头了，当初还年轻，满脑子是现代派，唯美主义，还有实用主义的势利，总是被传说的印象所阻，以为这是个粗糙的作家，艺术上无甚可习，它们便在书架上冷着。今年放任自己随心读一些书，连带拿起已经发黄的《癌病房》，起初没觉出什么，越往下翻越觉出好来，很惊诧，这样的作品，岂是苏联六十年代能生出的。后来知道是在国外出版的，但还是惊诧，这样的作家，岂是六十年代的苏联能生出的。尽管我们知道那是一个“解冻”的年代，而我们也经历了我们自己的“解冻”年代了，对于“解冻”，大约总知道一个边界，一个模式，“解冻”的作家们，因为先天或后天的残缺，也难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而索尔仁尼琴却与我所读过的“解冻”作家们何等不同。
好奇之下再搬出《古拉格群岛》，一卷翻开已深为震惊。我承认我喜欢精巧，喜欢地面上的石刻或雕塑，但索尔仁尼琴的重量却是颠覆性的地质事件，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不得不敬畏。
正当此时，传来索尔仁尼琴逝世的消息。
世事总是这样，很少能给心灵的体验留下时间和空间，未待内心的振幅深入它本该深入的地带，外部的震动便把它阻断了。
紧接着，举国欢腾的奥运会降临了。
在特定的国度，我们可能暗自抱怨个人的感情总是被运动，被规制。这是一个事实，但并非有许多人知道这样的事实。更多的人因为并没有太强烈的个人感情，早已习惯了来自外部的感染，习惯了把外面的鼓声当作自己的心跳声，习惯了被漩涡席卷。抱怨一下个人遭到漩涡的侵犯，个人在席卷下的不适，已经不容易了，但索尔仁尼琴连这种抱怨也没有。他的目光太锋利了，思想太彻底了，感情太鲜明太强烈了，以致没有一点暧昧和含糊。堂吉诃德刺向风车的时候，根本是不考虑力量对比的，也根本不相信那魔怪有什么一个指头九个指头或者七个指头三个指头的问题。他就是一个彻底的个体，那巨大的魔怪就是彻底的魔怪，他没有任何理由手下留情，难道那魔怪曾经对他手软过吗？
通常的“解冻”作家是需要考虑那些问题的。第一，力量对比。先要保存自己，人和作品要生存下来，进而还要荣誉，这虽说无可厚非，但也屈了自己，如果真有剑的话，到此也就短了。第二，魔怪的问题，指头的比例问题，一方面另一方面的问题，进而是魔怪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问题，当你为魔怪的存在找到许多理由的时候，你个人的存在就没有理由了，剑也就再次缩短，变成无害的玩具。大和小的问题，国家和个人的问题，在习惯了国家至上的国度里，是个早有定论的问题，假如有人试图去想，便是一个令人畏惧的问题。何况生在巨型红轮之下，那是你的故乡，其间血肉的黏连，所导致的思想的含糊，情感的暧昧，都是我们见惯了的，即便手中还有一把短柄小刀，也就只能倒过来切割一下自己。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十足的异类，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
与众多遭受过灾难的言说者不同，他并不诉说“冤枉”。他知道自己和那个加害者的关系，一个反抗者和一个碾压反抗者的国家机器的关系，二者没有任何共同点。极权国家有其自身的国家逻辑，而他有自由人的个人逻辑。一个极权国家按其国家逻辑是必定不容纳自由人的，任何企图寻找自由的人，哪怕极其脆弱、渺小，都是极权国家的可怕的敌人。他知道他所遭遇的戕害，不是由于偶然的误解或冤枉，而是必然的，普遍的，他没有什么冤或怨，他有的是愤怒和仇恨。于是他没有什么要顾忌的，他痛快淋漓。
“一个国家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像有了第二个正府。这就是为什么从古到今没有任何统治者喜欢大作家，只欣赏小作家。”索尔仁尼琴让书中的人物这样说。无疑他自己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作家，他根本就是对抗，绝不可能调和。他的手稿的去处是地下，藏起来，分散藏起来，自己藏起来或被别人冷藏起来，随时准备因此而再次被捕，好的可能是秘密传阅，最好的可能是偷运出去。他根本无暇像那些只求被欣赏的小作家那样，为拥有多少多少读者操心，为如何去往世间的繁华和国家的荣誉那里操心。
我必须向《古拉格群岛》致敬。其揭露的事实令人震撼，其对抗的激情令人震撼，其浩大的悲悯令人震撼。许多亲身受过难的作家也写苦难，尤其在“解冻”时期，但他们的笔下，一般只涉及他们特殊的遭遇，在他们自身的受害事实范围中呈现出真相，由于国家谎言长期的巨大的遮蔽，“他们就是被判了刑也还保持着在外面养成的迷信”（索尔仁尼琴语），他们多半把自己的受害与旁的受害者隔开，自觉地，也可能不自觉，不逾出自己的栅栏。而索尔仁尼琴要做的是总的清算，一个受害者，自动站到公诉人的位置上，控诉，不是偶然的而是普遍的国家谎言，不是偶然的而是普遍的国家罪行。这是单个人难以胜任的重活，它的伟大（我的确是说伟大）就在于其重，说它笨重也可以，它本来就不是用于消遣的，那些锦上添花的精巧之作当然不能够和它相比。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看到索尔仁尼琴后来的作品，所以我一直想不明白，索尔仁尼琴和国家是怎么合二为一的。有论者说到他的大俄罗斯主义，大斯拉夫主义，我在他那些被称为劳改营文学的前期作品里却是看不出来。相反，我感到他在国家、民族以及祖国这些大词面前是清楚的，他认为：“单个的国家应融入世界，单个的民族应融入人类，成为整个民族有机的组成部分。”他让他书中的人物划出两个圈，内圈代表祖国，外圈代表全世界、全人类，控诉说：“然而，内圈已成为偏见的城墙！上面装配着机关枪和带刺的铁丝网！谁敢去碰它，准会头破血流！”对于那些因为民足问题遭受国家压迫的受害者，他是怀有同情的。请看看《古拉格群岛》中的“放逐各族人民”那一章，他笔下的朝鲜人、车臣人、加尔梅克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日耳曼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高加索的希腊人……他控诉强制迁移这些所谓“有罪的民族”的国家爆行。他写到那些“特种移民”绝望中寄希望于发生战争，他深为同情说：“需要把人们的生活糟蹋到什么程度，才会使牢房、囚车和运牛车里的千百万人把绝灭性的原子战争看成是唯一出路而祈祷它发生啊？！”而祖国这个大词是这样出现在他笔下的：他说到《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一个人物的原型，小说只写了他前半生的一部分。后来战争爆发了，也就是1941年，伟大的卫国战争，当局要求罪人们从特种移民村和劳改营直接奔赴前线，保卫神圣的祖国，人们也真的奔去了。而这一个罪人却断然拒绝说：“是你们的祖国，就请你们去保卫吧！无产者是没有祖国的！”其时，索尔仁尼琴想必认同这个罪人，他自己就是从保卫祖国的前线直接被抓进监狱的。所以我们在他的书中看到他同情遭到祖国背弃的战俘，甚至同情“叛国者”。
我到底不懂，在这一切之后，他是怎么踱到国家那里去的。当然，他后来处境完全不同了。后来的事情很遗憾，他要了统治者的勋章，便不再充当第二个政府了。或者说，他与政府合二而一了，统治者的勋章就来了。“从古到今没有任何统治者喜欢大作家”，以他自己的逻辑，他怎么为自己定位呢？他曾经是大作家，而后来他接受了统治者，他可能会为自己辩解说统治者变了，但其实统治者到底还是统治者，剩下的可能是，他缩小了，自然也就把第二个正府解散了。
好奇之下再搬出《古拉格群岛》，一卷翻开已深为震惊。我承认我喜欢精巧，喜欢地面上的石刻或雕塑，但索尔仁尼琴的重量却是颠覆性的地质事件，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不得不敬畏。
正当此时，传来索尔仁尼琴逝世的消息。
世事总是这样，很少能给心灵的体验留下时间和空间，未待内心的振幅深入它本该深入的地带，外部的震动便把它阻断了。
紧接着，举国欢腾的奥运会降临了。
在特定的国度，我们可能暗自抱怨个人的感情总是被运动，被规制。这是一个事实，但并非有许多人知道这样的事实。更多的人因为并没有太强烈的个人感情，早已习惯了来自外部的感染，习惯了把外面的鼓声当作自己的心跳声，习惯了被漩涡席卷。抱怨一下个人遭到漩涡的侵犯，个人在席卷下的不适，已经不容易了，但索尔仁尼琴连这种抱怨也没有。他的目光太锋利了，思想太彻底了，感情太鲜明太强烈了，以致没有一点暧昧和含糊。堂吉诃德刺向风车的时候，根本是不考虑力量对比的，也根本不相信那魔怪有什么一个指头九个指头或者七个指头三个指头的问题。他就是一个彻底的个体，那巨大的魔怪就是彻底的魔怪，他没有任何理由手下留情，难道那魔怪曾经对他手软过吗？
通常的“解冻”作家是需要考虑那些问题的。第一，力量对比。先要保存自己，人和作品要生存下来，进而还要荣誉，这虽说无可厚非，但也屈了自己，如果真有剑的话，到此也就短了。第二，魔怪的问题，指头的比例问题，一方面另一方面的问题，进而是魔怪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问题，当你为魔怪的存在找到许多理由的时候，你个人的存在就没有理由了，剑也就再次缩短，变成无害的玩具。大和小的问题，国家和个人的问题，在习惯了国家至上的国度里，是个早有定论的问题，假如有人试图去想，便是一个令人畏惧的问题。何况生在巨型红轮之下，那是你的故乡，其间血肉的黏连，所导致的思想的含糊，情感的暧昧，都是我们见惯了的，即便手中还有一把短柄小刀，也就只能倒过来切割一下自己。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十足的异类，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
与众多遭受过灾难的言说者不同，他并不诉说“冤枉”。他知道自己和那个加害者的关系，一个反抗者和一个碾压反抗者的国家机器的关系，二者没有任何共同点。极权国家有其自身的国家逻辑，而他有自由人的个人逻辑。一个极权国家按其国家逻辑是必定不容纳自由人的，任何企图寻找自由的人，哪怕极其脆弱、渺小，都是极权国家的可怕的敌人。他知道他所遭遇的戕害，不是由于偶然的误解或冤枉，而是必然的，普遍的，他没有什么冤或怨，他有的是愤怒和仇恨。于是他没有什么要顾忌的，他痛快淋漓。
“一个国家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像有了第二个正府。这就是为什么从古到今没有任何统治者喜欢大作家，只欣赏小作家。”索尔仁尼琴让书中的人物这样说。无疑他自己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作家，他根本就是对抗，绝不可能调和。他的手稿的去处是地下，藏起来，分散藏起来，自己藏起来或被别人冷藏起来，随时准备因此而再次被捕，好的可能是秘密传阅，最好的可能是偷运出去。他根本无暇像那些只求被欣赏的小作家那样，为拥有多少多少读者操心，为如何去往世间的繁华和国家的荣誉那里操心。
我必须向《古拉格群岛》致敬。其揭露的事实令人震撼，其对抗的激情令人震撼，其浩大的悲悯令人震撼。许多亲身受过难的作家也写苦难，尤其在“解冻”时期，但他们的笔下，一般只涉及他们特殊的遭遇，在他们自身的受害事实范围中呈现出真相，由于国家谎言长期的巨大的遮蔽，“他们就是被判了刑也还保持着在外面养成的迷信”（索尔仁尼琴语），他们多半把自己的受害与旁的受害者隔开，自觉地，也可能不自觉，不逾出自己的栅栏。而索尔仁尼琴要做的是总的清算，一个受害者，自动站到公诉人的位置上，控诉，不是偶然的而是普遍的国家谎言，不是偶然的而是普遍的国家罪行。这是单个人难以胜任的重活，它的伟大（我的确是说伟大）就在于其重，说它笨重也可以，它本来就不是用于消遣的，那些锦上添花的精巧之作当然不能够和它相比。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看到索尔仁尼琴后来的作品，所以我一直想不明白，索尔仁尼琴和国家是怎么合二为一的。有论者说到他的大俄罗斯主义，大斯拉夫主义，我在他那些被称为劳改营文学的前期作品里却是看不出来。相反，我感到他在国家、民族以及祖国这些大词面前是清楚的，他认为：“单个的国家应融入世界，单个的民族应融入人类，成为整个民族有机的组成部分。”他让他书中的人物划出两个圈，内圈代表祖国，外圈代表全世界、全人类，控诉说：“然而，内圈已成为偏见的城墙！上面装配着机关枪和带刺的铁丝网！谁敢去碰它，准会头破血流！”对于那些因为民足问题遭受国家压迫的受害者，他是怀有同情的。请看看《古拉格群岛》中的“放逐各族人民”那一章，他笔下的朝鲜人、车臣人、加尔梅克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日耳曼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高加索的希腊人……他控诉强制迁移这些所谓“有罪的民族”的国家爆行。他写到那些“特种移民”绝望中寄希望于发生战争，他深为同情说：“需要把人们的生活糟蹋到什么程度，才会使牢房、囚车和运牛车里的千百万人把绝灭性的原子战争看成是唯一出路而祈祷它发生啊？！”而祖国这个大词是这样出现在他笔下的：他说到《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一个人物的原型，小说只写了他前半生的一部分。后来战争爆发了，也就是1941年，伟大的卫国战争，当局要求罪人们从特种移民村和劳改营直接奔赴前线，保卫神圣的祖国，人们也真的奔去了。而这一个罪人却断然拒绝说：“是你们的祖国，就请你们去保卫吧！无产者是没有祖国的！”其时，索尔仁尼琴想必认同这个罪人，他自己就是从保卫祖国的前线直接被抓进监狱的。所以我们在他的书中看到他同情遭到祖国背弃的战俘，甚至同情“叛国者”。
我到底不懂，在这一切之后，他是怎么踱到国家那里去的。当然，他后来处境完全不同了。后来的事情很遗憾，他要了统治者的勋章，便不再充当第二个政府了。或者说，他与政府合二而一了，统治者的勋章就来了。“从古到今没有任何统治者喜欢大作家”，以他自己的逻辑，他怎么为自己定位呢？他曾经是大作家，而后来他接受了统治者，他可能会为自己辩解说统治者变了，但其实统治者到底还是统治者，剩下的可能是，他缩小了，自然也就把第二个正府解散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