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功能论之功能谈起
•福柯的墨镜
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了福柯那里，力量就不再是一个振聋发聩的令人心生向往的褒义词，而披上了某种“阴谋论”色彩。
读福柯之前，提起力量，也许你会联想到，推土机的大铲子把树连根拔起的那种工具神力；也许你会联想到，《心灵捕手》里，那个在MIT打扫卫生的穷小子，凭着他对数理的痴迷，解了一道世界难题的智商神力。似乎知识向所有人公平地敞开，不论贫富长幼魏晋。
于是，我们自信地认为只要通过努力便可以获得探寻宇宙奥妙、把握人类社会的力量，如发明或开动那台推土机，只要通过努力便可以实现个人价值，获得不断发展自我的力量，如那个天才穷小子，如当今的IT弄潮儿，盖茨、扎克伯格、刚刚辞世的乔布斯。
世界是如此光明灿烂充满希冀，直到福柯给我们一副墨镜。带上它，整个世界都可以以一种暗视力来观察，一种暗势力来解读。首当其冲的，是千年功名加一身的知识。用福柯的墨镜加放大镜观察，你发现大铲子可以铲树，同样也可以铲人；天才穷小子不仅以他的智商解开数学题，还以此作为泡妞的手段。知识，不是客观的，不是非功利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带有意识形态的。知识的力量，不见得是向善的，当它等同于权力时，变成了统治与建立社会等级秩序的工具。
虽然，福柯是耸人听闻式的振聋发聩，不过无偏激不观点。在沙发土豆们的电视机前突然真钻出个贞子小姐来，也许，电视成瘾患者就不治自愈了。
我想，福柯的温和版的说法可以是，知识不必然具有客观、真理的属性。一种学说、一门学科的兴起与发展，不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而是需要十月怀胎，有其时空与社会背景做母体的。那么我们对一种学说或一门学科的态度，不是把它奉为毛的“红宝书”或斥为卡的“绿皮书”，而是回到它的历史语境中去审视，才能尽可能理解它的意义与局限。
•弗洛伊德的中国待遇
7月，画家弗洛伊德去世。中国艺术圈子里的名人，张晓刚、刘小东、毛焰、陈丹青……都纷纷写文悼念他老人家。有意思的发现是，这帮画风完全不同的画家们竟有着相同的集体记忆——第一次见到弗洛伊德的作品都是七八十年代时《世界美术》杂志上登载的他画的男子头像和两张女子体。那时还没有网络，那时还刚兴起美学热，那时想了解外国艺术家正在干的事儿，还只能通过一本杂志。
张晓刚毫不避讳地说，“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有点不愿看到老弗的作品”。因为他已被学院派符号化，化作“一根代表着正确的、主流的现实主义绘画的棍棒”在展览中在媒体上四处打人。而吊诡的是，老弗在英国，同开得花枝乱颤的波普艺术比起来，孤独得像一枝开在角落的蔷薇。老弗在欧美是非主流的，是在西方一度被现代艺术边缘化的密室画家，到了中国，却变成了新现实主义绘画的宗师被效仿与膜拜。
“我想杂志当时之所以要将他介绍进来大概一是因为可将他归纳进‘新现实主义绘画’中便于论述；二是他的‘油画功底’很自然地与中国的学院艺术的价值观能够沟通起来？……不知老弗生前知道他在中国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么？知道他与德国的里希特、法国的巴尔丢斯一道曾被当成某种标本，为中国的写实艺术教育培养出的艺术家能用传统绘画‘进入当代世界’铺垫了一条‘正确’而又简便的捷径么？”
弗洛伊德相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不同待遇，同样在印证福柯的道理，我们不无遗憾地说，艺术有国界。这个界还是按“需”划分的。
•文化功能论的“功能”
文化功能主义就主张用“满足需求”来分析文化现象。文化与文化之间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的，一种风俗、礼节的产生与延续必然是它满足了当地人们的某种需求。
功能派是站在进化学派的对立面的。费孝通在译序中对文化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给予高度评价。“马氏之前，人类学者受进化论之浸染，每以摸索猜测社会生活之原始状态为能事，其对于非白种人之文化，不斥为野蛮，即贬之为半开化，观自傲之态，溢于行间字里，此种论断不能以科学视之。”马氏之后，“功能派始确认文化为人类生活之手段。人类之目的在生活，此乃生物界之常态，文化乃人类用以达到此目的之手段。在形式上虽有种种变异，但自其所满足人类生活需要之功能上言，则绝对相同。”
功能派的反进化派主张，其意义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分庭抗礼，按费孝通语，“文化之看法，不但决定学术发展之路线，抑且直接影响国民性格之倾向。”所以，费孝通“觉文化论探讨之急需”，才笔耕不辍夜寂灯寒地把《文化论》这本小册子翻译到中国来。
“文化论之急需”，不仅是中国，对于当时的西方，也是一种“必须”。19世纪中期，在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之后，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为以机械理性与科学至上逻辑为基础而运转的世界提供了乐观的生物学证明。“物竞则天，适者生存”，人无疑是生物竞赛中的获胜者，他们会思考会表达，会使用工具，别的动物还在艰辛地适应环境，而他们不仅在环境中过得滋润舒适，甚至可以改变环境。
这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和“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达尔文式的乐观，一旦波及到人类文化上，便使欧洲获得文化上的优越感，认为自己代表的是绝对的进步、光明。既然欧洲文明是进化论中的最高，那么征服新大陆成为了欧洲人的“神谕使命”，上帝赋予欧洲人特别的使命，向欧洲以外的新世界输出文明和进步，祛除彼地的野蛮和无知。而实际这是对其他文明的傲慢和无知，如果欧洲人没有在中世纪抛弃罗马数字而采用阿拉伯数字，科学革命不可能发生，以后的数学发明，如微积分则不可能出现，现代社会的工业和经贸大发展也不可能。
而那些经启蒙了的欧洲人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交通、机械、资本的运转恰恰是倚靠技术、科学的发展。在这种科学指导-技术进步-金钱滚滚来的因果关系下，人们被闪闪的金币晃花了眼，自然意识不到“一路狂飙”的生活有什么危害。可是，刹不住闸的车一旦遇上坑洼就是车毁人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启蒙”号开了300年之久，车终于翻了。先是一战，后是经济大萧条，再后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饱受战乱与贫苦的人们不得不陷入迷茫与彷徨，思索，上个世纪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思索，下个世纪，我们应该怎样活。
科学是万能的么？人能永远保持理性么？社会是一定向前发展，不断进化的么？社会分工带来高效率的背后难道不是以人的异化为代价的么？
有哲学家把矛头指向了启蒙运动的宏大叙事和工具理性。用理解自然世界的逻辑理性和机械方法也用来理解个人生活，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只能得到以下两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结论（1）人如机器一样可臻完善；（2）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个体。
所以，要给启蒙运动驱魅，就要把人从上帝的位置拉下来，把人还原为人。尼采讲要日神，也要酒神，要清醒，也要癫狂；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那么我们去行动去体验吧；福柯告诉我们，所谓现代人，不是那个发现自己的内在真理的人，而是在变化之中创造自己的人，现代人应该将自己视为一个复杂艰难的工程。
于是，人是多元化的，文化也是多元化的，文化功能论在彼时彼刻诞生就变得不那么惊世骇俗。
《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中解释文化功能派，第一句就讲明了它与后现代的关系：功能主义相信事物的实质、本质或第一原因是不可知晓的，而只有事物的现象和属性才是可以知晓的。它主张排除实质论的概念，在相互依存、构成整体的诸因子、诸事物的联系中把握对象，因而是一种实证主义的主张。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每一种活的文化都是功能和整合的一体，就如有机体一样，若不从整体的关系上来研究，那么各个部分的文化也不能够获致理解；其次，就是它的文化与需要之间密切相关的假设。换言之，每一文化的元素对其整体的文化都有一种功能的贡献。人有新陈代谢、新生、舒适、安全、行动、生长、健康等的需要，因为有这些需要，才会相应地生产出食物供应、亲属、衣服、居室、活动、训练和卫生等文化的反应。因而，每一套生物的需要和文化的反应是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
因此，不是文化有优劣，而是需求不同，导致文化不同。文化的存在就表明了它的适用性。从这一点说，功能派是很好驳斥了文化进化派的。我们看到，文化功能论的“功能”在20世纪初，不仅仅是完成了对文化进化论的反思，也可以说它作为后现代思潮中社会学领域的延伸，是后现代与再启蒙运动中重要的文化一环。
•文化功能论的“功能”局限
诚然，文化功能论有其上述的功能与意义。但，它亦有其局限。
局限就在，按此理论，“弗洛伊德的中国待遇”，我们可以欣然接受，因为他的画作迎合了中国学院派的主流价值观，满足了他们借以树威把俄罗斯的三大阴影五大调子强加给每个学画的学生的需求。如此一来，那么学生的需求谁来满足？功能论的满足需求说，并没有界定需求的主体是谁。有人会说，确认主体有意义么？不就是人类么？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人类是由不同群体组成的，归根结底，是由不同独立的个体组成的。纵然有些基本需求是每个人都需要满足的，但是因为个体差异，人们对于非基本的需求的要求却可能是千差万别，参差多态的。所以，回到“弗洛伊德”上，有学生可能喜欢梵高，有学生可能喜欢印象派，有学生可能喜欢毕加索，有学生可能喜欢沃霍尔，为什么一定要统一灌输弗洛伊德，而把其他的选择项都屏蔽掉？需求与需求之间有没有区别？应该舍谁取谁？是不是也要引“公意”的概念，主流需求重于非主流需求，政治需求重于文化需求，“公意”需求重于“私意”需求？所以说，需求论似乎只有部分解释力，却经不起批判。
第二点局限在于，需求的本源论。需求是本来就有，还是被创造和调动出来的呢？是先有了需求，才有了文化的发明，还是先有了文化的发明，才有了相应的需求？这似乎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以用互联网来举例，在网络没有诞生以前，人们是不能想到在今天，作家码字不用电脑会影响思维，企业中了网络病毒会系统性瘫痪，上百万的成瘾少年被送到戒网瘾学校接受电击。我们说，现在是移动互联的时代，新媒体这个词已经成为了旧概念。有不少传播学专家乐观地称网络技术造就了人类进化为新物种，人类社会也由过去的宏大叙事、千人一面、整体性、政治化向多样化、个性化、碎片化、娱乐化全方位的转变。越来越多的网友加入了每天不在网上刷点什么就会痛小组，于是专家们看到了社交网络的粘着性与交互性，讲网络满足了人们的社交需求；越来越多业余编码爱好者“开发着玩”的第三方应用开始钱滚钱，于是专家们看到了比长尾理论还令人心动的小尾巴，1%到3%的微力量，讲网络满足了人们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的求救与倡议在微博上行动与响应，于是专家们看到了“围观改变中国”，讲网络满足了人们参政议政的需求……
但似乎，这是移动互联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才应运而生的赞歌与欢呼。网络诞生之初，专家们不过是看到了它满足信息传输需求的一面，哪里会想到它可以满足什么社交需求、娱乐需求、政治需求。
所以，似乎功能论不能预测一个技术的未来应用与它的全部需求，只能是在一个技术得到应用后，以它迎合了某种需求来解释它之所以能够广泛应用的合理性。功能论一切现有的文化是符合某种功能而存在的前提，只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那就是——存在即合理。它的弊病除了上述所说，在预测未知方面毫无建树，跟在现象屁股背后“事后诸葛亮”以外，更致命的问题在于，它给文化批判封了口，束了腰，每当我们想批判的时候，功能论者便举着游行的大牌子，这是违反人类的需求的！但我们不禁要问，满足了需求，就一定意味着是好的、进步的、适于人类的？温水煮青蛙的小寓言或许是最好的答案。
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了福柯那里，力量就不再是一个振聋发聩的令人心生向往的褒义词，而披上了某种“阴谋论”色彩。
读福柯之前，提起力量，也许你会联想到，推土机的大铲子把树连根拔起的那种工具神力；也许你会联想到，《心灵捕手》里，那个在MIT打扫卫生的穷小子，凭着他对数理的痴迷，解了一道世界难题的智商神力。似乎知识向所有人公平地敞开，不论贫富长幼魏晋。
于是，我们自信地认为只要通过努力便可以获得探寻宇宙奥妙、把握人类社会的力量，如发明或开动那台推土机，只要通过努力便可以实现个人价值，获得不断发展自我的力量，如那个天才穷小子，如当今的IT弄潮儿，盖茨、扎克伯格、刚刚辞世的乔布斯。
世界是如此光明灿烂充满希冀，直到福柯给我们一副墨镜。带上它，整个世界都可以以一种暗视力来观察，一种暗势力来解读。首当其冲的，是千年功名加一身的知识。用福柯的墨镜加放大镜观察，你发现大铲子可以铲树，同样也可以铲人；天才穷小子不仅以他的智商解开数学题，还以此作为泡妞的手段。知识，不是客观的，不是非功利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带有意识形态的。知识的力量，不见得是向善的，当它等同于权力时，变成了统治与建立社会等级秩序的工具。
虽然，福柯是耸人听闻式的振聋发聩，不过无偏激不观点。在沙发土豆们的电视机前突然真钻出个贞子小姐来，也许，电视成瘾患者就不治自愈了。
我想，福柯的温和版的说法可以是，知识不必然具有客观、真理的属性。一种学说、一门学科的兴起与发展，不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而是需要十月怀胎，有其时空与社会背景做母体的。那么我们对一种学说或一门学科的态度，不是把它奉为毛的“红宝书”或斥为卡的“绿皮书”，而是回到它的历史语境中去审视，才能尽可能理解它的意义与局限。
•弗洛伊德的中国待遇
7月，画家弗洛伊德去世。中国艺术圈子里的名人，张晓刚、刘小东、毛焰、陈丹青……都纷纷写文悼念他老人家。有意思的发现是，这帮画风完全不同的画家们竟有着相同的集体记忆——第一次见到弗洛伊德的作品都是七八十年代时《世界美术》杂志上登载的他画的男子头像和两张女子体。那时还没有网络，那时还刚兴起美学热，那时想了解外国艺术家正在干的事儿，还只能通过一本杂志。
张晓刚毫不避讳地说，“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有点不愿看到老弗的作品”。因为他已被学院派符号化，化作“一根代表着正确的、主流的现实主义绘画的棍棒”在展览中在媒体上四处打人。而吊诡的是，老弗在英国，同开得花枝乱颤的波普艺术比起来，孤独得像一枝开在角落的蔷薇。老弗在欧美是非主流的，是在西方一度被现代艺术边缘化的密室画家，到了中国，却变成了新现实主义绘画的宗师被效仿与膜拜。
“我想杂志当时之所以要将他介绍进来大概一是因为可将他归纳进‘新现实主义绘画’中便于论述；二是他的‘油画功底’很自然地与中国的学院艺术的价值观能够沟通起来？……不知老弗生前知道他在中国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么？知道他与德国的里希特、法国的巴尔丢斯一道曾被当成某种标本，为中国的写实艺术教育培养出的艺术家能用传统绘画‘进入当代世界’铺垫了一条‘正确’而又简便的捷径么？”
弗洛伊德相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不同待遇，同样在印证福柯的道理，我们不无遗憾地说，艺术有国界。这个界还是按“需”划分的。
•文化功能论的“功能”
文化功能主义就主张用“满足需求”来分析文化现象。文化与文化之间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的，一种风俗、礼节的产生与延续必然是它满足了当地人们的某种需求。
功能派是站在进化学派的对立面的。费孝通在译序中对文化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给予高度评价。“马氏之前，人类学者受进化论之浸染，每以摸索猜测社会生活之原始状态为能事，其对于非白种人之文化，不斥为野蛮，即贬之为半开化，观自傲之态，溢于行间字里，此种论断不能以科学视之。”马氏之后，“功能派始确认文化为人类生活之手段。人类之目的在生活，此乃生物界之常态，文化乃人类用以达到此目的之手段。在形式上虽有种种变异，但自其所满足人类生活需要之功能上言，则绝对相同。”
功能派的反进化派主张，其意义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分庭抗礼，按费孝通语，“文化之看法，不但决定学术发展之路线，抑且直接影响国民性格之倾向。”所以，费孝通“觉文化论探讨之急需”，才笔耕不辍夜寂灯寒地把《文化论》这本小册子翻译到中国来。
“文化论之急需”，不仅是中国，对于当时的西方，也是一种“必须”。19世纪中期，在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之后，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为以机械理性与科学至上逻辑为基础而运转的世界提供了乐观的生物学证明。“物竞则天，适者生存”，人无疑是生物竞赛中的获胜者，他们会思考会表达，会使用工具，别的动物还在艰辛地适应环境，而他们不仅在环境中过得滋润舒适，甚至可以改变环境。
这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和“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达尔文式的乐观，一旦波及到人类文化上，便使欧洲获得文化上的优越感，认为自己代表的是绝对的进步、光明。既然欧洲文明是进化论中的最高，那么征服新大陆成为了欧洲人的“神谕使命”，上帝赋予欧洲人特别的使命，向欧洲以外的新世界输出文明和进步，祛除彼地的野蛮和无知。而实际这是对其他文明的傲慢和无知，如果欧洲人没有在中世纪抛弃罗马数字而采用阿拉伯数字，科学革命不可能发生，以后的数学发明，如微积分则不可能出现，现代社会的工业和经贸大发展也不可能。
而那些经启蒙了的欧洲人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交通、机械、资本的运转恰恰是倚靠技术、科学的发展。在这种科学指导-技术进步-金钱滚滚来的因果关系下，人们被闪闪的金币晃花了眼，自然意识不到“一路狂飙”的生活有什么危害。可是，刹不住闸的车一旦遇上坑洼就是车毁人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启蒙”号开了300年之久，车终于翻了。先是一战，后是经济大萧条，再后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饱受战乱与贫苦的人们不得不陷入迷茫与彷徨，思索，上个世纪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思索，下个世纪，我们应该怎样活。
科学是万能的么？人能永远保持理性么？社会是一定向前发展，不断进化的么？社会分工带来高效率的背后难道不是以人的异化为代价的么？
有哲学家把矛头指向了启蒙运动的宏大叙事和工具理性。用理解自然世界的逻辑理性和机械方法也用来理解个人生活，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只能得到以下两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结论（1）人如机器一样可臻完善；（2）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个体。
所以，要给启蒙运动驱魅，就要把人从上帝的位置拉下来，把人还原为人。尼采讲要日神，也要酒神，要清醒，也要癫狂；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那么我们去行动去体验吧；福柯告诉我们，所谓现代人，不是那个发现自己的内在真理的人，而是在变化之中创造自己的人，现代人应该将自己视为一个复杂艰难的工程。
于是，人是多元化的，文化也是多元化的，文化功能论在彼时彼刻诞生就变得不那么惊世骇俗。
《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中解释文化功能派，第一句就讲明了它与后现代的关系：功能主义相信事物的实质、本质或第一原因是不可知晓的，而只有事物的现象和属性才是可以知晓的。它主张排除实质论的概念，在相互依存、构成整体的诸因子、诸事物的联系中把握对象，因而是一种实证主义的主张。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每一种活的文化都是功能和整合的一体，就如有机体一样，若不从整体的关系上来研究，那么各个部分的文化也不能够获致理解；其次，就是它的文化与需要之间密切相关的假设。换言之，每一文化的元素对其整体的文化都有一种功能的贡献。人有新陈代谢、新生、舒适、安全、行动、生长、健康等的需要，因为有这些需要，才会相应地生产出食物供应、亲属、衣服、居室、活动、训练和卫生等文化的反应。因而，每一套生物的需要和文化的反应是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
因此，不是文化有优劣，而是需求不同，导致文化不同。文化的存在就表明了它的适用性。从这一点说，功能派是很好驳斥了文化进化派的。我们看到，文化功能论的“功能”在20世纪初，不仅仅是完成了对文化进化论的反思，也可以说它作为后现代思潮中社会学领域的延伸，是后现代与再启蒙运动中重要的文化一环。
•文化功能论的“功能”局限
诚然，文化功能论有其上述的功能与意义。但，它亦有其局限。
局限就在，按此理论，“弗洛伊德的中国待遇”，我们可以欣然接受，因为他的画作迎合了中国学院派的主流价值观，满足了他们借以树威把俄罗斯的三大阴影五大调子强加给每个学画的学生的需求。如此一来，那么学生的需求谁来满足？功能论的满足需求说，并没有界定需求的主体是谁。有人会说，确认主体有意义么？不就是人类么？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人类是由不同群体组成的，归根结底，是由不同独立的个体组成的。纵然有些基本需求是每个人都需要满足的，但是因为个体差异，人们对于非基本的需求的要求却可能是千差万别，参差多态的。所以，回到“弗洛伊德”上，有学生可能喜欢梵高，有学生可能喜欢印象派，有学生可能喜欢毕加索，有学生可能喜欢沃霍尔，为什么一定要统一灌输弗洛伊德，而把其他的选择项都屏蔽掉？需求与需求之间有没有区别？应该舍谁取谁？是不是也要引“公意”的概念，主流需求重于非主流需求，政治需求重于文化需求，“公意”需求重于“私意”需求？所以说，需求论似乎只有部分解释力，却经不起批判。
第二点局限在于，需求的本源论。需求是本来就有，还是被创造和调动出来的呢？是先有了需求，才有了文化的发明，还是先有了文化的发明，才有了相应的需求？这似乎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以用互联网来举例，在网络没有诞生以前，人们是不能想到在今天，作家码字不用电脑会影响思维，企业中了网络病毒会系统性瘫痪，上百万的成瘾少年被送到戒网瘾学校接受电击。我们说，现在是移动互联的时代，新媒体这个词已经成为了旧概念。有不少传播学专家乐观地称网络技术造就了人类进化为新物种，人类社会也由过去的宏大叙事、千人一面、整体性、政治化向多样化、个性化、碎片化、娱乐化全方位的转变。越来越多的网友加入了每天不在网上刷点什么就会痛小组，于是专家们看到了社交网络的粘着性与交互性，讲网络满足了人们的社交需求；越来越多业余编码爱好者“开发着玩”的第三方应用开始钱滚钱，于是专家们看到了比长尾理论还令人心动的小尾巴，1%到3%的微力量，讲网络满足了人们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的求救与倡议在微博上行动与响应，于是专家们看到了“围观改变中国”，讲网络满足了人们参政议政的需求……
但似乎，这是移动互联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才应运而生的赞歌与欢呼。网络诞生之初，专家们不过是看到了它满足信息传输需求的一面，哪里会想到它可以满足什么社交需求、娱乐需求、政治需求。
所以，似乎功能论不能预测一个技术的未来应用与它的全部需求，只能是在一个技术得到应用后，以它迎合了某种需求来解释它之所以能够广泛应用的合理性。功能论一切现有的文化是符合某种功能而存在的前提，只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那就是——存在即合理。它的弊病除了上述所说，在预测未知方面毫无建树，跟在现象屁股背后“事后诸葛亮”以外，更致命的问题在于，它给文化批判封了口，束了腰，每当我们想批判的时候，功能论者便举着游行的大牌子，这是违反人类的需求的！但我们不禁要问，满足了需求，就一定意味着是好的、进步的、适于人类的？温水煮青蛙的小寓言或许是最好的答案。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