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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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书友，他对时事评论文集这一类的书籍不屑一顾。他说：“书生论政，百无一用！他们说的东西，其实老百姓都懂，但是有人听吗？他们要求体制改革的呼声年复一年，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抨击年复一年，也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印刷这一类书籍简直就是浪费树浆和油墨！”
以上这种对时事评论文集毫不留情的批评，是一些“爱阅者”的共同观点。那么，时事评论文集真的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无病呻吟吗？至少，熊培云先生今年出版的新书《自由在高处》没有让我失望。
一、释名
熊培云先生对书名《自由在高处》有两个解释：
第一，世界就像是一个广场，如果你只知道左右，而忘了更要站在高处张望，你是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的。什么时候，当你能超拔于时代的苦难之上、人群之上，你能从自己出发，以内心的尺度衡量自己的人生，你才可能是自由的。
第二，如果所有的人都蹲着、趴着、跪着，唯有你站着，那么你已经是在高处了。
二、释疑
《自由在高处》以不露锋芒的语言，将很多我们或熟视无睹或彷徨无计的问题一一剖析开来，让我们看到问题的核心和本质。
1、书生论政有什么意义？
“写作必定成为对时代尽责的一种方式。只是，真正让一个时评家感到疲惫的，不是频繁的约稿，而是不断的自我重复。对于你曾经评论或者批评过的事情，很长时间过去之后，依然故我，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无力感？书生论政有什么意义？然而，你大可不必将自己视为药到病除的神医，改造社会与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倘使这个世界会因为一两篇文章便改天换地，它岂不早就成了人间天堂？与此同时，也要相信“功不唐捐”的道理。恶是摧枯拉朽的，善却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进。事实上，这些年来，从网上海量的细碎留言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章，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居功至伟的。草色遥看近却无，当我们隔着五年、十年回头望，就不难发现，因为近年来评论的中兴，中国的公共空间已经获得了可喜的成长。”
2、为什么要推动社会转型？
“伊朗导演萨米拉•玛克玛尔巴夫在电影《背马鞍的男孩》中讲述了一个在不平等的社会，人如何奴役人，以及人如何自愿被奴役的故事。她说：导致我们不自由的，不是坏人，而是坏的关系。或者说，不是人坏，而是关系坏。这里的关系，既包括人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群己权界、也包括个体之间的关系。中国现在的很多苦难，就在于未能在制度上确立清晰可靠的权界，建立一种好的关系，结果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自由，都是弱势群体，都有挫败感。所以说，我们这代人在推动社会转型方面的努力，最关键还在于如何确立一种良好的基于个人权利的关系。”
3、中国是应该尊鲁迅还是尊胡适？
“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酒让人看到真性情，也看到癫狂，唯有水，才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
我更喜欢胡适的那份安宁豁朗、乐观宽容以及“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烂漫与纯朴。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人生都是要保持一些风度的。在苦难与阳光之间，我更愿意看到阳光的一面、积极的一面，看到万物生长，而不是百花凋零，独自叹息。我希望自己目光明亮，明辨是非，但也知道每个人，由着一个渐次开放的环境，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走。我不憎恨，我的心中没有敌人。”
4、乌托邦有错吗？
“乌托邦并不害人，害人的只是以乌托邦的名义强奸民众，或怂恿互相强奸，同时强奸乌托邦理想。”
5、为什么为自己争取权力就是为国家争取权力？
胡适：宪政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索尔仁尼琴：“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当然，我并不低估散兵游勇的鱼各自穿越网眼的价值。柏林墙见证的不是冷战等宏大的字眼，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物穿越网眼的故事。从主观上说，他们各救自身，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集体冲破渔网的效果。
6、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
1973年8月23日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绑架案，由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诞生。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于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从本质上说，也是绑架者在具体绑架过程中驯服了人质。
心理研究表明，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人的心理会有一个自动保护机制在起作用，即将不良刺激转为为良性刺激，藉此度过难关。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合理化、压抑、选择性遗忘、幽默、升华等等。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体现更多的则是合理化。这种倾向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个条件：
（1）人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2）人质处于某种绝望之中；
（3）人质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绑匪给他们的“一面理”信息；
（4）人质会得到绑匪的恩惠。
人质长期与绑架者生活在一起，对绑架者产生了认同感和亲切感，甚至对重获自由心怀恐惧，不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
谈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人曾经如此设喻：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回到人间，偶尔过上一点人间的“好日子”，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是解救他的天使。
7、奖励游戏如何给人质社会带来颠覆性作用？
对于绑架者而言，激励与奖赏机制是一种实用而有效的控制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这种奖励，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责任转移。即，在承认现状的条件下，被绑架者生活是否过得如意，并不完全取决于绑架者，同样取决于被绑架者是否自觉自律，是否遵守绑架者制定的行为准则。如果被绑架者因为抗拒这些规则而受到惩罚，那也只是“自作自受”。
8、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花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换回一大堆死后并不带走的东西，在我们和这些东西之间，究竟谁占有谁？是我们占有物品，还是物品占有我们？如何超拔于一望无际的物欲与喧嚣之上，得物欲与成功之外的自由？
这样的时代常常让我想起亨利•梭罗，那位在瓦尔登湖畔离群索居的思想者。梭罗坚称：“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梭罗同样看破人类文明的悖谬与困境，“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作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把他看成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
三、重要思想
1、你即你自由。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小环境改变了，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2、当有的年轻人向我感慨不知道将来做点什么时，我会给他们两个建议：如果不想浪费光阴的话，要么静下心来读点书，要么去赚点钱。这两点对你将来都有用。
3、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你也没有必要去复制，你只能作最好的自己。
4、大学的意义不只在于锻炼人格，培养思维能力，还在于找到或者确定裨益终生的兴趣。如果你找到了真正属于你的兴趣，愿意终生为此努力，即使没有读完大学，你的人生也一定是丰满而有希望的。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大的不幸恐怕还不在于曾经遭受了多少困苦挫折，而在于他虽然终日忙碌，却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最喜欢做什么，最需要做什么，只在送往迎来之间匆匆度过一生。
5、我的两个天性：一是怀疑的精神，二是思想的乐趣。有怀疑的精神，就很少会盲从，人生因此少走许多弯路；能体味思想的乐趣，做事便无所谓毅力与坚持，做什么都乐在其中了。
6、一个以思考为业的人，当以独立思考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没有比带领好自己更重要的了。
7、我内心安宁，每天活在思维的世界里，写作于我更像是一种修行。即使是与人辩论的时候，我也不会以征服他人为真实的乐趣，而是希望通过交流在对方身上学得更多东西，以增长我的见识，丰富我的生命。如果你只是为了说服别人而去写作，不仅真理会离你越来越远，连自己也会离你越来越远。是我思故我在，而不是我征服故我在。我不必通过说服别人或者让别人臣服于我的观点证明我自己存在。
8、人贵有自知与自省。当我意识到一件事占用了我大部分时间，让我的生活在自我重复中慢慢失去了趣味时，我立即学会了克制。凡让我成瘾的东西，都不是我需要的乐趣。
9、一个人的完整权利，至少应该来自两方面的自治，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身体自由，而身体自由同样包括行动自由与审美自由。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社会契约。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在私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只要你不侵害他者的权利，便应该有支配自己的身体并且使之免于禁锢的自由。
10、如果你能积极独立地思考，通常都不会天真地以为新闻里的“坏人坏事”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并由此得出一个“形势一片大坏”的结论，正如当年“形式一片大好”的宣传不能够遮蔽现实的贫困一样。就新闻事件本身而言，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对生活的取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11、一花一世界，一人一国家，谁能带领好自己，做自己人生的领导者？当一个人因不分善恶、唯命是从而导致自己主权沦陷，这样“亡国奴”式的人生是不是才更可怕，更无希望？在此意义上，所谓良心发现，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
12、今日中国社会还没有逃出林语堂当年的判断：二十五岁到三十岁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渐渐学乖的过程。当人们觉得自己吃不起亏，就只好“国事管他娘”了。更何况，一个人出于某种考虑，甘心忍辱负重、唾面自干也是一种权利。关于这一点，着实无需指责。任何人都不能鼓励别人为一个好社会多做牺牲。
13、人世间的屈辱，要在人世间声张；人世间的幸福，要在人世间求取。当一个人被一个时代、社会，或周遭的人抛弃时，他仍然应该具有一种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人生而多艰，当我们被社会抛弃时，必须坚守不被自己第二次抛弃的底线，那是我们所有力量与希望的源泉。
14、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然而，极权国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做权力的附庸。
15、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那些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正因为如此，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被纳入到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
四、延伸阅读
《独立评论》（岳麓书社十卷本）
《人类群星闪耀时》（斯蒂芬•茨威格著）
《洞察未来》（马斯洛著）
《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法国社会学家柯夫曼著）
《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著）
《人类理解论》（约翰•洛克著）
《源泉》（兰德著）
《恐惧的哲学》（史文德森）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法国革命论》（爱德蒙•柏克）
《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
《约翰•克里斯多夫》（罗曼•罗兰）
《莫斯科日记》（罗曼•罗兰）
《美丽新世界》（赫胥黎）
《人的条件》
《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
《我们》（扎米亚京）
《我们死人再生时》（易卜生）
五、推荐影片
《美丽人生》
《放牛班的春天》
《背马鞍的男孩》：揭示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让人退化为动物。
《贞洁堡垒》（墨西哥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
《死亡诗社》
《樱桃的滋味》
《第七封印》
《地下》
《捆着我，绑着我》
《监禁》
《绑架训练》
《神秘村》
《隧道》
《逃出亚卡拉》
《巴比龙》
《送信到哥本哈根》
《逃狱》
《13骇人游戏》
《本能反应》
《Tzameti》（又译为《13》或《百万杀人游戏》）
《猎鹿人》
《发条橙》
《卢旺达饭店》
《天堂五分钟》
《浪潮》
《心慌方》
《华氏911》
《地下》
《再见，列宁》
《帝国的毁灭》
《颐和园》
《鬼子来了》
《辛德勒的名单》
《小鞋子》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黑板》
《橄榄树下的情人》
《十七岁的单车》
以上这种对时事评论文集毫不留情的批评，是一些“爱阅者”的共同观点。那么，时事评论文集真的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无病呻吟吗？至少，熊培云先生今年出版的新书《自由在高处》没有让我失望。
一、释名
熊培云先生对书名《自由在高处》有两个解释：
第一，世界就像是一个广场，如果你只知道左右，而忘了更要站在高处张望，你是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的。什么时候，当你能超拔于时代的苦难之上、人群之上，你能从自己出发，以内心的尺度衡量自己的人生，你才可能是自由的。
第二，如果所有的人都蹲着、趴着、跪着，唯有你站着，那么你已经是在高处了。
二、释疑
《自由在高处》以不露锋芒的语言，将很多我们或熟视无睹或彷徨无计的问题一一剖析开来，让我们看到问题的核心和本质。
1、书生论政有什么意义？
“写作必定成为对时代尽责的一种方式。只是，真正让一个时评家感到疲惫的，不是频繁的约稿，而是不断的自我重复。对于你曾经评论或者批评过的事情，很长时间过去之后，依然故我，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无力感？书生论政有什么意义？然而，你大可不必将自己视为药到病除的神医，改造社会与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倘使这个世界会因为一两篇文章便改天换地，它岂不早就成了人间天堂？与此同时，也要相信“功不唐捐”的道理。恶是摧枯拉朽的，善却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进。事实上，这些年来，从网上海量的细碎留言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章，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居功至伟的。草色遥看近却无，当我们隔着五年、十年回头望，就不难发现，因为近年来评论的中兴，中国的公共空间已经获得了可喜的成长。”
2、为什么要推动社会转型？
“伊朗导演萨米拉•玛克玛尔巴夫在电影《背马鞍的男孩》中讲述了一个在不平等的社会，人如何奴役人，以及人如何自愿被奴役的故事。她说：导致我们不自由的，不是坏人，而是坏的关系。或者说，不是人坏，而是关系坏。这里的关系，既包括人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群己权界、也包括个体之间的关系。中国现在的很多苦难，就在于未能在制度上确立清晰可靠的权界，建立一种好的关系，结果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自由，都是弱势群体，都有挫败感。所以说，我们这代人在推动社会转型方面的努力，最关键还在于如何确立一种良好的基于个人权利的关系。”
3、中国是应该尊鲁迅还是尊胡适？
“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酒让人看到真性情，也看到癫狂，唯有水，才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
我更喜欢胡适的那份安宁豁朗、乐观宽容以及“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烂漫与纯朴。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人生都是要保持一些风度的。在苦难与阳光之间，我更愿意看到阳光的一面、积极的一面，看到万物生长，而不是百花凋零，独自叹息。我希望自己目光明亮，明辨是非，但也知道每个人，由着一个渐次开放的环境，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走。我不憎恨，我的心中没有敌人。”
4、乌托邦有错吗？
“乌托邦并不害人，害人的只是以乌托邦的名义强奸民众，或怂恿互相强奸，同时强奸乌托邦理想。”
5、为什么为自己争取权力就是为国家争取权力？
胡适：宪政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索尔仁尼琴：“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当然，我并不低估散兵游勇的鱼各自穿越网眼的价值。柏林墙见证的不是冷战等宏大的字眼，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物穿越网眼的故事。从主观上说，他们各救自身，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集体冲破渔网的效果。
6、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
1973年8月23日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绑架案，由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诞生。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于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从本质上说，也是绑架者在具体绑架过程中驯服了人质。
心理研究表明，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人的心理会有一个自动保护机制在起作用，即将不良刺激转为为良性刺激，藉此度过难关。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合理化、压抑、选择性遗忘、幽默、升华等等。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体现更多的则是合理化。这种倾向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个条件：
（1）人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2）人质处于某种绝望之中；
（3）人质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绑匪给他们的“一面理”信息；
（4）人质会得到绑匪的恩惠。
人质长期与绑架者生活在一起，对绑架者产生了认同感和亲切感，甚至对重获自由心怀恐惧，不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
谈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人曾经如此设喻：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回到人间，偶尔过上一点人间的“好日子”，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是解救他的天使。
7、奖励游戏如何给人质社会带来颠覆性作用？
对于绑架者而言，激励与奖赏机制是一种实用而有效的控制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这种奖励，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责任转移。即，在承认现状的条件下，被绑架者生活是否过得如意，并不完全取决于绑架者，同样取决于被绑架者是否自觉自律，是否遵守绑架者制定的行为准则。如果被绑架者因为抗拒这些规则而受到惩罚，那也只是“自作自受”。
8、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花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换回一大堆死后并不带走的东西，在我们和这些东西之间，究竟谁占有谁？是我们占有物品，还是物品占有我们？如何超拔于一望无际的物欲与喧嚣之上，得物欲与成功之外的自由？
这样的时代常常让我想起亨利•梭罗，那位在瓦尔登湖畔离群索居的思想者。梭罗坚称：“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梭罗同样看破人类文明的悖谬与困境，“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作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把他看成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
三、重要思想
1、你即你自由。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小环境改变了，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2、当有的年轻人向我感慨不知道将来做点什么时，我会给他们两个建议：如果不想浪费光阴的话，要么静下心来读点书，要么去赚点钱。这两点对你将来都有用。
3、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你也没有必要去复制，你只能作最好的自己。
4、大学的意义不只在于锻炼人格，培养思维能力，还在于找到或者确定裨益终生的兴趣。如果你找到了真正属于你的兴趣，愿意终生为此努力，即使没有读完大学，你的人生也一定是丰满而有希望的。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大的不幸恐怕还不在于曾经遭受了多少困苦挫折，而在于他虽然终日忙碌，却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最喜欢做什么，最需要做什么，只在送往迎来之间匆匆度过一生。
5、我的两个天性：一是怀疑的精神，二是思想的乐趣。有怀疑的精神，就很少会盲从，人生因此少走许多弯路；能体味思想的乐趣，做事便无所谓毅力与坚持，做什么都乐在其中了。
6、一个以思考为业的人，当以独立思考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没有比带领好自己更重要的了。
7、我内心安宁，每天活在思维的世界里，写作于我更像是一种修行。即使是与人辩论的时候，我也不会以征服他人为真实的乐趣，而是希望通过交流在对方身上学得更多东西，以增长我的见识，丰富我的生命。如果你只是为了说服别人而去写作，不仅真理会离你越来越远，连自己也会离你越来越远。是我思故我在，而不是我征服故我在。我不必通过说服别人或者让别人臣服于我的观点证明我自己存在。
8、人贵有自知与自省。当我意识到一件事占用了我大部分时间，让我的生活在自我重复中慢慢失去了趣味时，我立即学会了克制。凡让我成瘾的东西，都不是我需要的乐趣。
9、一个人的完整权利，至少应该来自两方面的自治，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身体自由，而身体自由同样包括行动自由与审美自由。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社会契约。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在私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只要你不侵害他者的权利，便应该有支配自己的身体并且使之免于禁锢的自由。
10、如果你能积极独立地思考，通常都不会天真地以为新闻里的“坏人坏事”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并由此得出一个“形势一片大坏”的结论，正如当年“形式一片大好”的宣传不能够遮蔽现实的贫困一样。就新闻事件本身而言，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对生活的取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11、一花一世界，一人一国家，谁能带领好自己，做自己人生的领导者？当一个人因不分善恶、唯命是从而导致自己主权沦陷，这样“亡国奴”式的人生是不是才更可怕，更无希望？在此意义上，所谓良心发现，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
12、今日中国社会还没有逃出林语堂当年的判断：二十五岁到三十岁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渐渐学乖的过程。当人们觉得自己吃不起亏，就只好“国事管他娘”了。更何况，一个人出于某种考虑，甘心忍辱负重、唾面自干也是一种权利。关于这一点，着实无需指责。任何人都不能鼓励别人为一个好社会多做牺牲。
13、人世间的屈辱，要在人世间声张；人世间的幸福，要在人世间求取。当一个人被一个时代、社会，或周遭的人抛弃时，他仍然应该具有一种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人生而多艰，当我们被社会抛弃时，必须坚守不被自己第二次抛弃的底线，那是我们所有力量与希望的源泉。
14、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然而，极权国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做权力的附庸。
15、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那些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正因为如此，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被纳入到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
四、延伸阅读
《独立评论》（岳麓书社十卷本）
《人类群星闪耀时》（斯蒂芬•茨威格著）
《洞察未来》（马斯洛著）
《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法国社会学家柯夫曼著）
《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著）
《人类理解论》（约翰•洛克著）
《源泉》（兰德著）
《恐惧的哲学》（史文德森）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法国革命论》（爱德蒙•柏克）
《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
《约翰•克里斯多夫》（罗曼•罗兰）
《莫斯科日记》（罗曼•罗兰）
《美丽新世界》（赫胥黎）
《人的条件》
《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
《我们》（扎米亚京）
《我们死人再生时》（易卜生）
五、推荐影片
《美丽人生》
《放牛班的春天》
《背马鞍的男孩》：揭示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让人退化为动物。
《贞洁堡垒》（墨西哥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
《死亡诗社》
《樱桃的滋味》
《第七封印》
《地下》
《捆着我，绑着我》
《监禁》
《绑架训练》
《神秘村》
《隧道》
《逃出亚卡拉》
《巴比龙》
《送信到哥本哈根》
《逃狱》
《13骇人游戏》
《本能反应》
《Tzameti》（又译为《13》或《百万杀人游戏》）
《猎鹿人》
《发条橙》
《卢旺达饭店》
《天堂五分钟》
《浪潮》
《心慌方》
《华氏911》
《地下》
《再见，列宁》
《帝国的毁灭》
《颐和园》
《鬼子来了》
《辛德勒的名单》
《小鞋子》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黑板》
《橄榄树下的情人》
《十七岁的单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