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一株娇贵的作物，需要我们每个人的精心栽培，还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野草攻击
市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在发达国家里，要让社会大众达成支持自由市场体系发展的政治共识也并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为了保证经济上的自由，我们必须坚持政治上的斗争。索菲亚的苦难，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在不发达的体系里，金融业是保守的、缺乏竞争的、会员制形式的，这也是10世纪早期美国金融行业的真实写照。现代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新工具的杠杆作用，扩大了不端行为的毁坏作用。但金融市场的业内人士对此很清楚，并采取了强有力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目前看来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1889~1919期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3大典型特征：
1）实现规模经济和扩大产品范围所必须的巨大的生产设备投资，这些先行者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一方面他们原始投资非常大，对待外来竞争的反击态度非常坚决；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始盈利可以有充足的财力开开展价格战。因此这些资本密集型企业很快呈现出寡头垄断局面，拥有超强的生存力。
2）这些大企业向上下游产业同时扩张，建立起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分销网络，不断开拓新的市场
3）在前两个特征的推动下，职业经理层开始出现
人们一方面指责金融家们是无用的寄生虫，另一方面又害怕他们拥有权势，而实际上，这两种看法并不矛盾。在现代经济中，金融渠道的畅通至关重要，如果金融体系缺乏发展，少数金融家就控制了有限的信贷资源。特别奇怪的是，金融家越是限制金融体系的发展，他们还越有权势。这种权势是一种拒绝别人的权势，而不是创造财富的权势。他们只需要当好看门人，把大众挡在外面，让少数有钱和有关系的人能够在里面得到安全融资。这样“必然要制约、阻挠和破坏真正的经济自由”。资本主义的罪恶，大部分可以归罪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
不过在这样的体系下，金融家只是履行合同，并没有做错什么。另一方面，如果有了良好的制度基础，金融家们就可以突破抵押和关系的特权限制，让穷人能够得到信贷，他们自己也将成为进步的力量，而不再是保守的现状维护者。
股票市场的确产生了大量有用的信息，使经济资源更好地得到了配置，帮助企业获得更好的融资机会。由于这个机制是建立在人性贪婪的基础上，所以这个机制不可能完美：它鼓励交易者通过别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去获取信息。这个机制也不可能绝对精确，因为加入价格能够迅速和完整地解释所有可能的信息，这个机制也不可能运转。
所以说，股票价格必须有适当的偏离——足以让专业的交易员获得起码的利润。不过，从长期和平均的角度来说，绝大多数投资人的价格预期是准确的，而那些自以为可以玩弄市场以取得超额回报的人将很快明白这条永恒的真理。
市场要发挥作用，就一定会产生输家，而且这些人要更多地负担竞争和变革的社会成本。然而不幸的是，政治家们的判断往往过分考虑了这些人的要求，而忽略了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的长远需要。
每一场把金融家送上断头台的革命，很快就会发现，当商业发展的轮子停下来时，社会还是需要他们。金融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也为没有资源的人扩展了机会。没有人会怀疑人类活动需要资源，而承担风险意味着付出成本。金融市场能够把资源与创业者结合起来，可以分散风险，但它只是人类的手段之一，此外还有其他的手段。
我们不是说市场不需要规则，我们所理想的自由市场并不是热带雨林或者西部荒原，而是一个透明的、公平的赛场，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而创造最大价值的人将获胜。为了保证赛场的平等，市场就需要规则。通常，这些规则是从竞争过程中产生的——例如自我管理的协会——但有时，规则需要一个最高当局来制定和实施。如果没有正确实施的规则，我们所拥有的就不是平等的竞赛场，而是丛林法则。
制度：
主义没有罪恶，罪恶的只是人性本身。制度限制利害计算，利害计算限制人性，进而规范行为。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泛分散的风险、公开便利的信用历史记录、有关借款人经营状况的实时信息以及通过精巧设计可以提供激励的法律合同。
有助于扩展融资渠道的各种制度基础：
1）学者们解决了棘手的金融学难题；
2）投资银行家创造了转移风险的办法；
3）中介机构提供了大量借款人的信用历史记录；
4）法院拥有了执行复杂的金融合同的经验。
在这些制度基础到位后，金融家就可以不再受抵押和关系的特权的局限，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开展金融服务。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要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办法就是由国家掌握权力，并且剥夺作为生产资料的一切私有财产。但这个方法的结果更糟糕。在社会主义国家。财产所有者原有的权力转移到国家手里。在理论上，国家是公道的，是为工人的利益服务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国家却是为当权者们的利益服务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对于普通工人的支配权力，即使同资本主义国家里最贪婪的资本家比起来，都不知还要大多少倍，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竞争的程度，而资本家却不容易做到。
于是，导致大部分的生产生活资料被当权者所占有，这样一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然会失败，它既没有把社会会产出的蛋糕做大，也没有把缩水后的蛋糕公平分配。可以说，社会主义者找到了正确的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答案。正确的答案不是集中经济权力，而是更广泛地分散它，实现这个理想的一个办法就是扩大融资渠道。
哈耶克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发现市场价格可以发挥综合信息的作用，而没有前面说的企业和政府组织的缺陷。生产商和销售商的动力不是来自某个官僚机构的要求，而是来自最纯粹的动力——自利。不管这些人的信息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不管是对哪些人有利还是对哪些人有害，只要有正常运转的市场，价格就综合了所有个人的信息。
降低风险溢价
在一个不发达的金融体系中，阻碍信贷的一个障碍在于风险的集中。而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广泛分散风险，并把风险分配给那些最适合承担的人。所以，一位投资人在进行单一种类的投资时不会愿意参加风险很大的项目，但是在做多样化的投资时却可以负担。而投资组合与多样化，与人类发明的优先股份联合公司制度。多样化的股票投资组合并不能完全消灭风险，但却能有效地降低它。投资人的分布越广泛，承担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而当一个国家向外国投资人开放市场时，公司的证券融资成本会降低，而投资数量会增长。部分原因正是外国投资人更有能力承受国内的风险。某些风险国内投资人很难分散，但是在外国投资人那里却比较容易。
更广泛地说，利用衍生工具和动态套期这类风险管理技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这些金融公司把他们的经营活动的风险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使得他们可以从投资人那里筹集资金，支持那些风险较高但有投资价值的项目，从而拓展了融资渠道，增进了社会财富。
风险管理对企业来说很有价值，但做起来并不容易。现代金融产业中出现了大量的创新，主要功能都是更好地分散风险，拓展融资。
克服信息的障碍
除了不确定性或者风险，还有两个阻碍金融活动的障碍：金融家或投资人缺乏有关借款人及其盈利前景的信息，此外借款人有可能对于金融家的利益不负责任。随着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发展，我们可以克服这两个障碍。执行计划需要信息，而信息在社会里非常分散。问题在于，如何来综合这些信息，并传递给投资决策人。但是很不幸，很多信息会在传播的过程中散失。这是因为，大量的信息是难以用语言来准确表达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作为个人是否有动力去传递这些有用的信息？最后，组织在整体上也会在获取信息时出现有害的偏向。发达的金融市场在信息收集方面确实做得很好，甚至可以产生更多的信息。
立法
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跳出“私人控制权收益”的陷阱呢？
1）好的法律；
2）国家的征税征管机构：所得税等于是政府在所有企业中拥有的一项权利，因此政府的积极性和少数股东是一致的，都希望企业规范地披露信息、分配利润。但政府还有独特的优势，有强制性的力量和企业不敢忽视的影响。所以说，国家的税收部门也可以发挥防止管理层渎职的监督作用；
3）内部监督：公司自身也应该有控制管理层，提高融资能力的措施。
此外，如果存在公司并购的自由市场，就可能帮助一个得病的企业获得新生，并购可以破坏企业中低效率的部分，而保留盈利的部分。到最后，把一个臃肿的企业变成敏捷的竞争者。
杜绝浪费：
更好的法律和司法能限制直接的盗窃，却不能阻止和浪费无能。如果非要用法律的手段来限制浪费，那难免导致公司经营的瘫痪。法律规定了经理人不能盗窃挪用，但是即使他遵守程序办事，还是有可能浪费资源。大量的案例研究表明，“通常的投资战略分析都认为，这些得到意外收入的公司一般都不能利用意外收入创造更多的价值”。——钱太多的确是个问题！
政治：
千万不要相信能找到一个万能的办法，可以解决所有丑恶现象和不道德的行为，给社会带来根本的变革。也不要过于相信立法。国家的干预很容易落到别有用心的人的手里，并成为他们压迫大众的工具。
虽然政府具有了广泛参与和尊重财产权利的性质，但这并不代表它将忠实地为公众利益服务。小而集中的群体可以左右政府决策为他们服务，牺牲公众利益。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政府执行良好的决策，然而在有组织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下，这些政策难以得到采纳。 在国家政治中，很多规则容易被操纵、政府可能架空民主程序，使得公众不容易通过制定法案或者修宪来分享政治权利。所以，我们主张是，不应该把政治权力的委托和财产权利的保护单纯看作是政治现象和法律现象，而应该同时视为一种经济现象。
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阻碍金融业的发展比直接禁止新的竞争者加入有4个优点：
1）直接的进入限制执行起来通常成本很高，相反让金融业停留在不发达的状态可以使一种不作为，与利用国家机器来限制竞争者的加入相比，成本要低廉得多。恶意的疏忽和积极的骚扰在效果上是一样的，但做起来却省事得多！
2）实行积极的进入限制要经历一个比较公开、透明的政治流程。相反，恶意的疏忽则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通常我们所看到的政府官员也总是昏昏欲睡而不是积极作为的——而且可以用更高贵的借口加以掩盖。
3）限制金融的障碍设计得越技术化，公众就越不容易进行合理的判断，而只能采取不关心的态度。如果公众对于技术问题搞不清楚，那么既得利益者就更容易利用这个办法。（大多数人都知道有直接地限制产业进入会有不利影响，却不能理解限制金融市场的很多专业化名词。）
4）限制金融的领域主要是一些已有的老产业，而没有明确既得利益者可以拥有新的技术和经济领域的垄断权利。相反，如果金融市场很不发达，其他竞争者就没有能力进入新产业，只剩下少数的资金盈余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在拓展新德产业时不需要面对太激烈的竞争，可以平稳地控制局面。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里，多元化的经营企业集团占据了优势地位。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这就是真实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既得利益者把很多种限制进入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如果说金融市场得不到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与官僚审核程序的作用一样，都是限制产业进入，那么它们的使用应该是显著相关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开设企业的审批程序较多的国家，资本市场通常都很不发达，股票市场价值占GDP的比例很低。这种相关关系说明，金融产业的落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产业进入壁垒。
有的根源其实就在于财产权利自身。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把政治权力的转移和财产权利的保护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对财产权利的保护最终会变成政治权力的源泉。
在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的确与低水平的私有财产保护权相联系。土地的性质，或者说生产采用的特殊方式或者技术，制约了财产所有权的分布，从而不利于财产权利的保护。最开始的土地所有权分布所产生的影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甚至在分布的无效率显示出来以后还会发挥作用。这些庄园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普及人民的教育和经济社会权利方面不够热心，原因也许正是在这里。
财产所有权的广泛分布将导致产生民主制度和市民社会，其实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传统。当财产的所有者对财产的经营管理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时，财产权利更容易得到保护，因为把财产夺走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使得原来的财产所有者不能再施展他的经营管理技能来创造价值——即使夺走财产的人继续让他来负责经营，也绝对不如他自己是所有者时做得那样尽心尽责。这样，如果财产被最好的管理者所拥有，那么它们不但拥有法律上的保护，而且还有经济价值上的保护。
然而，尊重基本财产权利只是金融市场发展的第一步。如果政府没有进一步创造出金融市场所必要的制度基础，而是用管制来束缚市场的发展，那金融产业依然不会繁荣。即便在一个宪政民主的社会里，政府也不可能采纳促进金融发展的措施，甚至反其道而行，其原因在于政府容易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所控制，而这些人不愿意让其他人得到充分的金融资源。
宪政体制是政治权力的转移积累形成的结果，而不是权力转移的原因。民主制的只是行使权力的手段，而不是权力的来源。权力来源于财产，因为拥有财产的人才有能力雇佣军队。
因此，金融发展的第一步是限制政府对于自己公民的专制权力，第二步就是限制小规模的利益集团操纵政府权力。
契机：
虽然公众的整体压力对于民主政府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对普通的个人来说，他自己仅仅是一个庞大的、杂乱的群体中的无名小卒，往往没有特别的动力去采取行动，伸张他所赞成的政策。相反，他通常希望其他人为此目标努力而自己可以搭便车。但是当大家都这样考虑时，大众的利益可能就无人伸张，而为那些小规模的利益集团服务的游说者就左右了政治议题。由于每个消费者都希望其他人采取整治行动，自己可以免费搭车，所以大众将表现得更加漠不关心。
对于金融产业而言，最理想的政府不应该是一个消极的政府。而要解决社会和工业的疾病，应该提倡采用公开化的办法。如果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那么电灯则是最有效率的警察。
建立一个尊重财产权利的政府有3个步骤：
1）大贵族的权势出现衰落，这使得经济产出不再被领主们完全占有，土地所有权也得到更大的分散。
2）中间阶级即乡绅的兴起，他们不但有充足的经济实力购买土地，而且成为了自己土地的效率经营者。
3）出现了一个作为协调机构的机会，如果离开它，分散的乡绅将很难为他们的经济权力提供政治上的保护。
使得既得利益集团不再盲目反对发展金融市场的原因：
1）政治变革；
2）当他们的投资机会增加而自己的财力不能满足时，金融发展也可以使他们自己从中收益；
4）某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引起了竞争加剧——特别是技术变革或对外开放带来的竞争——降低了既得利益者利用落后的金融市场限制国内竞争者的意义。
1.技术变革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利益集团再排斥新进入者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技术使得竞争跨越了政治上的边界。一旦政治上的进入障碍已经形同虚设，既得利益集团也就可能放弃其他的进入堡垒，包括对金融活动的阻碍。
2.当反对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又要阻挠对外开放的时候，一个国家是否保持开放要取决于周围的其他国家。当其他国家封闭边境时，忧郁外国市场带来的利益损失，开放的动力就会见效，支持对外开放的人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力量都将被削弱。
经济衰退
世界经济的衰退，可以在很多国家同时引起反应，导致封闭政策，然后给利益集团重新发言的机会。而经济衰退的同时也增加了贫困人群，产生了政治上的压力，这些压力被利益集团用来作为他们的私利的冠冕堂皇的掩饰。
在资本家和其他竞争受害者之间结成同盟看上去似乎难以想象，其实总是可能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尤其容易。衰退削弱了支持对外开放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削弱了支持竞争效率的最大力量。同时，衰退增强了贫困人群的力量。这样，经济衰退，尤其是同时在一些重要国家发生的经济衰退，威胁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稳定。正是在公众对市场愈加不信任的环境中，反市场的势力更容易团结和行动。
关联资本主义
关联资本主义的核心是一系列交易，部分原因是人们对市场的信任普遍幻灭。通过交易，每个内部人都获得了自己的特权，假如体质发生改变，那么很多人都要失去特权。这使得该体系有很强的政治基础。自由市场体系所固有的机会和风险被关联资本主义的特权和稳定所取代。
关联资本主义内部没有自然的途径来改变特权体系，一面那些得到保护的人不至于在以后越来越变得贪婪。而对于体制外的人来说，机会被剥夺的后果将变得更加严重。同时，导致关联资本主义没落的原因还不仅仅是其内在的缺陷，而更多的是来自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越来越大的效率压力。
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凯恩斯认为资本的自由流动会限制政府在富人与穷人之间转移支付的能力。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自由市场体系或许是人类已知的最好的经济制度，但其政治基础却相当脆弱。我们认为，理想的资本主义体制——在今天。更确切的说法是自由市场体质——的确是配置资源和报酬的最好制度，但是今天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资本主义体制远不是理想的形式，而是一种腐败的形式，在这种腐败的形式中，既得利益集团限制了市场竞争的力量发挥顺其自然的、健康的作用。许多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例如，对工人的压迫，私人垄断的产生，贫富分化的加剧等——骑士都是腐败的，非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体质所造成的，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体制存在的问题。
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过分相信人性的完美，过分相信人可以克服狭隘的个人主义而成为一个无私的社会成员，那么，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是否在于过分相信市场的完美，过分相信市场可以克服其成员狭隘的局部利益而保持自由的特征？
我们不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这种根本缺陷，因为我们认为通过政治上的支持，市场体制的自由性是可以保持下去的。竞争性市场是一种公共品，但是有些矛盾的是，要维护这个公共品不能仅仅指望政府，而必须依靠人们的联合行动。
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最大问题，并不是象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会再经济上自我毁灭，而是有可能丧失自身所依赖的政治基础。资本主义最大的政治敌人，并不是那些明确表示反对现行体制的工会主义者，而是那些西装革履的总裁们，他们的每句话都在赞美自由竞争市场，而实际上每个行动都在企图扼杀竞争市场。
我们能看到的，所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不过是该换了社会精英阶层的身份，而且还加强了他们的手腕，不但消灭了经济上的竞争而且也消灭了政治上的竞争。
考虑到这些，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就不能被看做是一个必然的进化过程的最终阶段，而应该当成一株娇贵的作物，它需要人们的精心栽培，并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野草攻击。我们有必要研讨这些野草将来会从哪里蔓延起来，以做好保卫的准备。
在考察我们未来需要面对的挑战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有创造性的办法，来妥善处理自由市场和政治之间的内在冲突，一面一方破坏另一方。
方案：
我们的建议：
1）如果利益集团真正拥有竞争实力，而又没有压倒性的影响力，那他们对市场的态度会相对比较积极。所以正常的第一个基本点就是，保证生产性资产的控制权不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且拥有控制权的人应该具有妥善经营资产的能力（这两个目标通常是一致的，当然并非绝对）。
2）竞争必然会有失败者，对于贫困人群来说，一个保障体系是必须的，这个体系不但能简单地帮助贫困度过经济危机，而且能够帮助他们在完全丧失原来的职业以后重新恢复过来。
3）保持对外开放，有助于约束政治干预的影响。当然，在极端情况下反市场的力量有可能强大起来，强迫实行封闭正常，这正是我们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应该被结合使用的原因。
4）应该让公众更加清楚，他们能够从市场中得到什么好处，而看似无害的反竞争政策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代价，使得大众不再总是消极地站在旁边充当看客。
消弱利益集团反对市场的积极性：
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经济实力会转化为政治实力。不管提出和采纳什么形式的竞选筹款改革，“金钱至上”的原则——有钱人制定的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总是适用的。但是，在如下2种情况下，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联系尤其值得关注：
1）如果少数利益集团拥有很大的经济权力，他们就能依靠自己的政治影响来实现经济目的，而不需要建立透明的市场规则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参与。对于一个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基础的国家来说，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为民众拥护这个基础的呼声也比较小。
2）如果利益集团在经济上是没有能力的，他们就会积极采取行动来压制市场竞争，保护自己的位置，比前一种对市场的消极忽视更加危险。
政府立法：
1）一个政治上的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在产品市场的背景下建立的；
2）财产税：税收系统的改革是另外一个创造经济效率的压力的办法；
3）改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提高投资者的价值，而且可以确保现代经济生活中最大和最有势力的参与者——大型企业，能够欢迎竞争而不是惧怕竞争；
4）涉及控制权转让的遗产税：鼓励富人给他们的子女专一生产性资产的消极所有权，而不鼓励转让积极的控制权。这样做还可以避免社会经济权力的过分集中，但主要目标还是争取控制权得到更有效率的分配。
贫困人群的安全网：
1）保护人而不是保护企业：为了防止那些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德受害者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人体盾牌，我们需要用其他的办法来给他们提供帮助。为此，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保护人，而不是保护企业，以避免社会的救助被政治所利用。
2）在事先设计保险体系：在未来需要社会救助的事情之前设计救助办法，而不是等到事后。这样最大的好处是让人们更有安全感，还有，减少了贫困人群组织起来要求救助的需要。因为他们组织起来的政治活动通常都对市场不友好。在事后开展的救助其实不算是保障，而是纯粹的再分配，而且是受到参与各方的政治权力所驱动而不是真正出于人们的现实需要。
这样，在危机发生以前就设计好一个救助体系，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不清楚哪些人会受到影响，影响有多大。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他们是否会成为这个制度的受益人，还是会成为这个制度出钱的人，结果，他们就没有动力去扭曲这个制度，相反，还会希望这个制度的运转最有效率。而在事后，大家会非常清楚谁会收益谁来支付，那么政治上的较量就非常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安排的救助就容易被利益集团所操纵，而不是事先准备的保障。
发达国家现行制度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制度是在危机时期制定的，覆盖的只是特定人群，而不是普遍覆盖的。所以，社会保障的体系需要深刻的改革——扩大受益人的范围，在保障者与个人之间建立更直接的关系，不要再把雇主这样的其他人卷入其中。
3）应付永久变革的保险：面对经济生活中长期的技术和竞争的变化趋势，政府应该提供怎样的保障，以减少贫困人群的数量呢？
削弱既得利益集团影响政府的能力：
1）开放产品和资本市场：向国际竞争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开放金融市场。开放带来了外来的竞争——利益集团不能通过政治手段来约束这些外来者。保持对外开放的承诺迫使利益集团放弃用政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而必须采取更硬的功夫：更有生产效率。
2）通过贸易区域提供动力：外围世界能够提供的最好帮助是提供改革的动力。在贸易区里德更富有的国家可以提供很多办法来鼓励改革，而不是通过强迫。
有人认为，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正确做法是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设施之前限制竞争。但是这种渐进主义的政策有更大的风险：由于减慢了自由化的进程，改革可能陷入停滞状态。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政府来说，如何既做出提高竞争水平的承诺，又同时建立起市场的基础制度，的确是个挑战。
由于存在反对市场的政治势力，那么支持市场的政府又如何推行这些可能危机反对势力的政策措施呢？我们主张采用一个综合的方案，会影响到有关各方的积极性和他们左右政策的力量。特别是，我们建议确保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分配有效率而不集中，提高劳动力适应变革的能力，给极度贫困者提供社会保障，引进外来竞争以约束管制机构的权力。
承认特殊利益的权力，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公众和公众的意识并不重要。在大萧条时期，反市场的政策能够实施，是因为公众过于相信市场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与此类似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支持市场的政策也与人们对过去的浪费行为不满意有关。出现在公司丑闻和贪婪内幕的报道后，车轮又转了回来。真理其实在这些摇摆的中间某个地方，然而很不幸，真理通常是复杂的。政治家们忽略了公众的利益不会遭到处罚，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认为公众通常都不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也不愿意劳神费力去弄明白。
我们所提出的建议都完全有实现的可能。之所以要发表这些建议，并不是因为我们要鼓吹自己的创见，而是因为它们都有被采纳的可能，并且作为一个整体方案，它们有助于提高市场经济的结构稳定性。
跋：
不幸的是，并不只是在一个转型经济里才需要为自由市场体制而斗争，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媒体也需要这样的斗争。市场需要政治上的支持，但是其自身的运转却在削弱这种支持。今天，市场民主主义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演变成社会主义，而是会转化成关联资本主义体系，以降低风险为借口压制竞争。但是，我们不赞成政府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来避免这个结果，因为这会导致必要的制度基础得不到法则，影响市场的运转，把机会局限于少数特权人士，而且在经济衰退时期使市场更容易受到政治攻击。我们需要的是力量的平衡，而不是单一的模式在起作用。
然而，最重要得也许是我们在全书中所透露的理念。政治家们漠视公众利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人性，而是因为公众不清楚共同利益是什么：除非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什么，否则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们要激发公众的觉悟，那么就可以减少一种重要的集体行动的成本——让大众明白事理的成本——并迫使政治家们关注公众利益。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在发达国家里，要让社会大众达成支持自由市场体系发展的政治共识也并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为了保证经济上的自由，我们必须坚持政治上的斗争。索菲亚的苦难，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在不发达的体系里，金融业是保守的、缺乏竞争的、会员制形式的，这也是10世纪早期美国金融行业的真实写照。现代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新工具的杠杆作用，扩大了不端行为的毁坏作用。但金融市场的业内人士对此很清楚，并采取了强有力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目前看来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1889~1919期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3大典型特征：
1）实现规模经济和扩大产品范围所必须的巨大的生产设备投资，这些先行者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一方面他们原始投资非常大，对待外来竞争的反击态度非常坚决；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始盈利可以有充足的财力开开展价格战。因此这些资本密集型企业很快呈现出寡头垄断局面，拥有超强的生存力。
2）这些大企业向上下游产业同时扩张，建立起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分销网络，不断开拓新的市场
3）在前两个特征的推动下，职业经理层开始出现
人们一方面指责金融家们是无用的寄生虫，另一方面又害怕他们拥有权势，而实际上，这两种看法并不矛盾。在现代经济中，金融渠道的畅通至关重要，如果金融体系缺乏发展，少数金融家就控制了有限的信贷资源。特别奇怪的是，金融家越是限制金融体系的发展，他们还越有权势。这种权势是一种拒绝别人的权势，而不是创造财富的权势。他们只需要当好看门人，把大众挡在外面，让少数有钱和有关系的人能够在里面得到安全融资。这样“必然要制约、阻挠和破坏真正的经济自由”。资本主义的罪恶，大部分可以归罪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
不过在这样的体系下，金融家只是履行合同，并没有做错什么。另一方面，如果有了良好的制度基础，金融家们就可以突破抵押和关系的特权限制，让穷人能够得到信贷，他们自己也将成为进步的力量，而不再是保守的现状维护者。
股票市场的确产生了大量有用的信息，使经济资源更好地得到了配置，帮助企业获得更好的融资机会。由于这个机制是建立在人性贪婪的基础上，所以这个机制不可能完美：它鼓励交易者通过别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去获取信息。这个机制也不可能绝对精确，因为加入价格能够迅速和完整地解释所有可能的信息，这个机制也不可能运转。
所以说，股票价格必须有适当的偏离——足以让专业的交易员获得起码的利润。不过，从长期和平均的角度来说，绝大多数投资人的价格预期是准确的，而那些自以为可以玩弄市场以取得超额回报的人将很快明白这条永恒的真理。
市场要发挥作用，就一定会产生输家，而且这些人要更多地负担竞争和变革的社会成本。然而不幸的是，政治家们的判断往往过分考虑了这些人的要求，而忽略了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的长远需要。
每一场把金融家送上断头台的革命，很快就会发现，当商业发展的轮子停下来时，社会还是需要他们。金融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也为没有资源的人扩展了机会。没有人会怀疑人类活动需要资源，而承担风险意味着付出成本。金融市场能够把资源与创业者结合起来，可以分散风险，但它只是人类的手段之一，此外还有其他的手段。
我们不是说市场不需要规则，我们所理想的自由市场并不是热带雨林或者西部荒原，而是一个透明的、公平的赛场，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而创造最大价值的人将获胜。为了保证赛场的平等，市场就需要规则。通常，这些规则是从竞争过程中产生的——例如自我管理的协会——但有时，规则需要一个最高当局来制定和实施。如果没有正确实施的规则，我们所拥有的就不是平等的竞赛场，而是丛林法则。
制度：
主义没有罪恶，罪恶的只是人性本身。制度限制利害计算，利害计算限制人性，进而规范行为。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泛分散的风险、公开便利的信用历史记录、有关借款人经营状况的实时信息以及通过精巧设计可以提供激励的法律合同。
有助于扩展融资渠道的各种制度基础：
1）学者们解决了棘手的金融学难题；
2）投资银行家创造了转移风险的办法；
3）中介机构提供了大量借款人的信用历史记录；
4）法院拥有了执行复杂的金融合同的经验。
在这些制度基础到位后，金融家就可以不再受抵押和关系的特权的局限，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开展金融服务。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要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办法就是由国家掌握权力，并且剥夺作为生产资料的一切私有财产。但这个方法的结果更糟糕。在社会主义国家。财产所有者原有的权力转移到国家手里。在理论上，国家是公道的，是为工人的利益服务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国家却是为当权者们的利益服务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对于普通工人的支配权力，即使同资本主义国家里最贪婪的资本家比起来，都不知还要大多少倍，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竞争的程度，而资本家却不容易做到。
于是，导致大部分的生产生活资料被当权者所占有，这样一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然会失败，它既没有把社会会产出的蛋糕做大，也没有把缩水后的蛋糕公平分配。可以说，社会主义者找到了正确的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答案。正确的答案不是集中经济权力，而是更广泛地分散它，实现这个理想的一个办法就是扩大融资渠道。
哈耶克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发现市场价格可以发挥综合信息的作用，而没有前面说的企业和政府组织的缺陷。生产商和销售商的动力不是来自某个官僚机构的要求，而是来自最纯粹的动力——自利。不管这些人的信息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不管是对哪些人有利还是对哪些人有害，只要有正常运转的市场，价格就综合了所有个人的信息。
降低风险溢价
在一个不发达的金融体系中，阻碍信贷的一个障碍在于风险的集中。而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广泛分散风险，并把风险分配给那些最适合承担的人。所以，一位投资人在进行单一种类的投资时不会愿意参加风险很大的项目，但是在做多样化的投资时却可以负担。而投资组合与多样化，与人类发明的优先股份联合公司制度。多样化的股票投资组合并不能完全消灭风险，但却能有效地降低它。投资人的分布越广泛，承担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而当一个国家向外国投资人开放市场时，公司的证券融资成本会降低，而投资数量会增长。部分原因正是外国投资人更有能力承受国内的风险。某些风险国内投资人很难分散，但是在外国投资人那里却比较容易。
更广泛地说，利用衍生工具和动态套期这类风险管理技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这些金融公司把他们的经营活动的风险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使得他们可以从投资人那里筹集资金，支持那些风险较高但有投资价值的项目，从而拓展了融资渠道，增进了社会财富。
风险管理对企业来说很有价值，但做起来并不容易。现代金融产业中出现了大量的创新，主要功能都是更好地分散风险，拓展融资。
克服信息的障碍
除了不确定性或者风险，还有两个阻碍金融活动的障碍：金融家或投资人缺乏有关借款人及其盈利前景的信息，此外借款人有可能对于金融家的利益不负责任。随着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发展，我们可以克服这两个障碍。执行计划需要信息，而信息在社会里非常分散。问题在于，如何来综合这些信息，并传递给投资决策人。但是很不幸，很多信息会在传播的过程中散失。这是因为，大量的信息是难以用语言来准确表达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作为个人是否有动力去传递这些有用的信息？最后，组织在整体上也会在获取信息时出现有害的偏向。发达的金融市场在信息收集方面确实做得很好，甚至可以产生更多的信息。
立法
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跳出“私人控制权收益”的陷阱呢？
1）好的法律；
2）国家的征税征管机构：所得税等于是政府在所有企业中拥有的一项权利，因此政府的积极性和少数股东是一致的，都希望企业规范地披露信息、分配利润。但政府还有独特的优势，有强制性的力量和企业不敢忽视的影响。所以说，国家的税收部门也可以发挥防止管理层渎职的监督作用；
3）内部监督：公司自身也应该有控制管理层，提高融资能力的措施。
此外，如果存在公司并购的自由市场，就可能帮助一个得病的企业获得新生，并购可以破坏企业中低效率的部分，而保留盈利的部分。到最后，把一个臃肿的企业变成敏捷的竞争者。
杜绝浪费：
更好的法律和司法能限制直接的盗窃，却不能阻止和浪费无能。如果非要用法律的手段来限制浪费，那难免导致公司经营的瘫痪。法律规定了经理人不能盗窃挪用，但是即使他遵守程序办事，还是有可能浪费资源。大量的案例研究表明，“通常的投资战略分析都认为，这些得到意外收入的公司一般都不能利用意外收入创造更多的价值”。——钱太多的确是个问题！
政治：
千万不要相信能找到一个万能的办法，可以解决所有丑恶现象和不道德的行为，给社会带来根本的变革。也不要过于相信立法。国家的干预很容易落到别有用心的人的手里，并成为他们压迫大众的工具。
虽然政府具有了广泛参与和尊重财产权利的性质，但这并不代表它将忠实地为公众利益服务。小而集中的群体可以左右政府决策为他们服务，牺牲公众利益。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政府执行良好的决策，然而在有组织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下，这些政策难以得到采纳。 在国家政治中，很多规则容易被操纵、政府可能架空民主程序，使得公众不容易通过制定法案或者修宪来分享政治权利。所以，我们主张是，不应该把政治权力的委托和财产权利的保护单纯看作是政治现象和法律现象，而应该同时视为一种经济现象。
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阻碍金融业的发展比直接禁止新的竞争者加入有4个优点：
1）直接的进入限制执行起来通常成本很高，相反让金融业停留在不发达的状态可以使一种不作为，与利用国家机器来限制竞争者的加入相比，成本要低廉得多。恶意的疏忽和积极的骚扰在效果上是一样的，但做起来却省事得多！
2）实行积极的进入限制要经历一个比较公开、透明的政治流程。相反，恶意的疏忽则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通常我们所看到的政府官员也总是昏昏欲睡而不是积极作为的——而且可以用更高贵的借口加以掩盖。
3）限制金融的障碍设计得越技术化，公众就越不容易进行合理的判断，而只能采取不关心的态度。如果公众对于技术问题搞不清楚，那么既得利益者就更容易利用这个办法。（大多数人都知道有直接地限制产业进入会有不利影响，却不能理解限制金融市场的很多专业化名词。）
4）限制金融的领域主要是一些已有的老产业，而没有明确既得利益者可以拥有新的技术和经济领域的垄断权利。相反，如果金融市场很不发达，其他竞争者就没有能力进入新产业，只剩下少数的资金盈余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在拓展新德产业时不需要面对太激烈的竞争，可以平稳地控制局面。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里，多元化的经营企业集团占据了优势地位。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这就是真实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既得利益者把很多种限制进入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如果说金融市场得不到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与官僚审核程序的作用一样，都是限制产业进入，那么它们的使用应该是显著相关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开设企业的审批程序较多的国家，资本市场通常都很不发达，股票市场价值占GDP的比例很低。这种相关关系说明，金融产业的落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产业进入壁垒。
有的根源其实就在于财产权利自身。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把政治权力的转移和财产权利的保护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对财产权利的保护最终会变成政治权力的源泉。
在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的确与低水平的私有财产保护权相联系。土地的性质，或者说生产采用的特殊方式或者技术，制约了财产所有权的分布，从而不利于财产权利的保护。最开始的土地所有权分布所产生的影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甚至在分布的无效率显示出来以后还会发挥作用。这些庄园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普及人民的教育和经济社会权利方面不够热心，原因也许正是在这里。
财产所有权的广泛分布将导致产生民主制度和市民社会，其实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传统。当财产的所有者对财产的经营管理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时，财产权利更容易得到保护，因为把财产夺走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使得原来的财产所有者不能再施展他的经营管理技能来创造价值——即使夺走财产的人继续让他来负责经营，也绝对不如他自己是所有者时做得那样尽心尽责。这样，如果财产被最好的管理者所拥有，那么它们不但拥有法律上的保护，而且还有经济价值上的保护。
然而，尊重基本财产权利只是金融市场发展的第一步。如果政府没有进一步创造出金融市场所必要的制度基础，而是用管制来束缚市场的发展，那金融产业依然不会繁荣。即便在一个宪政民主的社会里，政府也不可能采纳促进金融发展的措施，甚至反其道而行，其原因在于政府容易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所控制，而这些人不愿意让其他人得到充分的金融资源。
宪政体制是政治权力的转移积累形成的结果，而不是权力转移的原因。民主制的只是行使权力的手段，而不是权力的来源。权力来源于财产，因为拥有财产的人才有能力雇佣军队。
因此，金融发展的第一步是限制政府对于自己公民的专制权力，第二步就是限制小规模的利益集团操纵政府权力。
契机：
虽然公众的整体压力对于民主政府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对普通的个人来说，他自己仅仅是一个庞大的、杂乱的群体中的无名小卒，往往没有特别的动力去采取行动，伸张他所赞成的政策。相反，他通常希望其他人为此目标努力而自己可以搭便车。但是当大家都这样考虑时，大众的利益可能就无人伸张，而为那些小规模的利益集团服务的游说者就左右了政治议题。由于每个消费者都希望其他人采取整治行动，自己可以免费搭车，所以大众将表现得更加漠不关心。
对于金融产业而言，最理想的政府不应该是一个消极的政府。而要解决社会和工业的疾病，应该提倡采用公开化的办法。如果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那么电灯则是最有效率的警察。
建立一个尊重财产权利的政府有3个步骤：
1）大贵族的权势出现衰落，这使得经济产出不再被领主们完全占有，土地所有权也得到更大的分散。
2）中间阶级即乡绅的兴起，他们不但有充足的经济实力购买土地，而且成为了自己土地的效率经营者。
3）出现了一个作为协调机构的机会，如果离开它，分散的乡绅将很难为他们的经济权力提供政治上的保护。
使得既得利益集团不再盲目反对发展金融市场的原因：
1）政治变革；
2）当他们的投资机会增加而自己的财力不能满足时，金融发展也可以使他们自己从中收益；
4）某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引起了竞争加剧——特别是技术变革或对外开放带来的竞争——降低了既得利益者利用落后的金融市场限制国内竞争者的意义。
1.技术变革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利益集团再排斥新进入者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技术使得竞争跨越了政治上的边界。一旦政治上的进入障碍已经形同虚设，既得利益集团也就可能放弃其他的进入堡垒，包括对金融活动的阻碍。
2.当反对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又要阻挠对外开放的时候，一个国家是否保持开放要取决于周围的其他国家。当其他国家封闭边境时，忧郁外国市场带来的利益损失，开放的动力就会见效，支持对外开放的人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力量都将被削弱。
经济衰退
世界经济的衰退，可以在很多国家同时引起反应，导致封闭政策，然后给利益集团重新发言的机会。而经济衰退的同时也增加了贫困人群，产生了政治上的压力，这些压力被利益集团用来作为他们的私利的冠冕堂皇的掩饰。
在资本家和其他竞争受害者之间结成同盟看上去似乎难以想象，其实总是可能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尤其容易。衰退削弱了支持对外开放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削弱了支持竞争效率的最大力量。同时，衰退增强了贫困人群的力量。这样，经济衰退，尤其是同时在一些重要国家发生的经济衰退，威胁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稳定。正是在公众对市场愈加不信任的环境中，反市场的势力更容易团结和行动。
关联资本主义
关联资本主义的核心是一系列交易，部分原因是人们对市场的信任普遍幻灭。通过交易，每个内部人都获得了自己的特权，假如体质发生改变，那么很多人都要失去特权。这使得该体系有很强的政治基础。自由市场体系所固有的机会和风险被关联资本主义的特权和稳定所取代。
关联资本主义内部没有自然的途径来改变特权体系，一面那些得到保护的人不至于在以后越来越变得贪婪。而对于体制外的人来说，机会被剥夺的后果将变得更加严重。同时，导致关联资本主义没落的原因还不仅仅是其内在的缺陷，而更多的是来自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越来越大的效率压力。
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凯恩斯认为资本的自由流动会限制政府在富人与穷人之间转移支付的能力。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自由市场体系或许是人类已知的最好的经济制度，但其政治基础却相当脆弱。我们认为，理想的资本主义体制——在今天。更确切的说法是自由市场体质——的确是配置资源和报酬的最好制度，但是今天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资本主义体制远不是理想的形式，而是一种腐败的形式，在这种腐败的形式中，既得利益集团限制了市场竞争的力量发挥顺其自然的、健康的作用。许多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例如，对工人的压迫，私人垄断的产生，贫富分化的加剧等——骑士都是腐败的，非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体质所造成的，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体制存在的问题。
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过分相信人性的完美，过分相信人可以克服狭隘的个人主义而成为一个无私的社会成员，那么，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是否在于过分相信市场的完美，过分相信市场可以克服其成员狭隘的局部利益而保持自由的特征？
我们不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这种根本缺陷，因为我们认为通过政治上的支持，市场体制的自由性是可以保持下去的。竞争性市场是一种公共品，但是有些矛盾的是，要维护这个公共品不能仅仅指望政府，而必须依靠人们的联合行动。
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最大问题，并不是象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会再经济上自我毁灭，而是有可能丧失自身所依赖的政治基础。资本主义最大的政治敌人，并不是那些明确表示反对现行体制的工会主义者，而是那些西装革履的总裁们，他们的每句话都在赞美自由竞争市场，而实际上每个行动都在企图扼杀竞争市场。
我们能看到的，所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不过是该换了社会精英阶层的身份，而且还加强了他们的手腕，不但消灭了经济上的竞争而且也消灭了政治上的竞争。
考虑到这些，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就不能被看做是一个必然的进化过程的最终阶段，而应该当成一株娇贵的作物，它需要人们的精心栽培，并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野草攻击。我们有必要研讨这些野草将来会从哪里蔓延起来，以做好保卫的准备。
在考察我们未来需要面对的挑战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有创造性的办法，来妥善处理自由市场和政治之间的内在冲突，一面一方破坏另一方。
方案：
我们的建议：
1）如果利益集团真正拥有竞争实力，而又没有压倒性的影响力，那他们对市场的态度会相对比较积极。所以正常的第一个基本点就是，保证生产性资产的控制权不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且拥有控制权的人应该具有妥善经营资产的能力（这两个目标通常是一致的，当然并非绝对）。
2）竞争必然会有失败者，对于贫困人群来说，一个保障体系是必须的，这个体系不但能简单地帮助贫困度过经济危机，而且能够帮助他们在完全丧失原来的职业以后重新恢复过来。
3）保持对外开放，有助于约束政治干预的影响。当然，在极端情况下反市场的力量有可能强大起来，强迫实行封闭正常，这正是我们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应该被结合使用的原因。
4）应该让公众更加清楚，他们能够从市场中得到什么好处，而看似无害的反竞争政策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代价，使得大众不再总是消极地站在旁边充当看客。
消弱利益集团反对市场的积极性：
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经济实力会转化为政治实力。不管提出和采纳什么形式的竞选筹款改革，“金钱至上”的原则——有钱人制定的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总是适用的。但是，在如下2种情况下，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联系尤其值得关注：
1）如果少数利益集团拥有很大的经济权力，他们就能依靠自己的政治影响来实现经济目的，而不需要建立透明的市场规则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参与。对于一个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基础的国家来说，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为民众拥护这个基础的呼声也比较小。
2）如果利益集团在经济上是没有能力的，他们就会积极采取行动来压制市场竞争，保护自己的位置，比前一种对市场的消极忽视更加危险。
政府立法：
1）一个政治上的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在产品市场的背景下建立的；
2）财产税：税收系统的改革是另外一个创造经济效率的压力的办法；
3）改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提高投资者的价值，而且可以确保现代经济生活中最大和最有势力的参与者——大型企业，能够欢迎竞争而不是惧怕竞争；
4）涉及控制权转让的遗产税：鼓励富人给他们的子女专一生产性资产的消极所有权，而不鼓励转让积极的控制权。这样做还可以避免社会经济权力的过分集中，但主要目标还是争取控制权得到更有效率的分配。
贫困人群的安全网：
1）保护人而不是保护企业：为了防止那些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德受害者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人体盾牌，我们需要用其他的办法来给他们提供帮助。为此，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保护人，而不是保护企业，以避免社会的救助被政治所利用。
2）在事先设计保险体系：在未来需要社会救助的事情之前设计救助办法，而不是等到事后。这样最大的好处是让人们更有安全感，还有，减少了贫困人群组织起来要求救助的需要。因为他们组织起来的政治活动通常都对市场不友好。在事后开展的救助其实不算是保障，而是纯粹的再分配，而且是受到参与各方的政治权力所驱动而不是真正出于人们的现实需要。
这样，在危机发生以前就设计好一个救助体系，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不清楚哪些人会受到影响，影响有多大。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他们是否会成为这个制度的受益人，还是会成为这个制度出钱的人，结果，他们就没有动力去扭曲这个制度，相反，还会希望这个制度的运转最有效率。而在事后，大家会非常清楚谁会收益谁来支付，那么政治上的较量就非常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安排的救助就容易被利益集团所操纵，而不是事先准备的保障。
发达国家现行制度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制度是在危机时期制定的，覆盖的只是特定人群，而不是普遍覆盖的。所以，社会保障的体系需要深刻的改革——扩大受益人的范围，在保障者与个人之间建立更直接的关系，不要再把雇主这样的其他人卷入其中。
3）应付永久变革的保险：面对经济生活中长期的技术和竞争的变化趋势，政府应该提供怎样的保障，以减少贫困人群的数量呢？
削弱既得利益集团影响政府的能力：
1）开放产品和资本市场：向国际竞争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开放金融市场。开放带来了外来的竞争——利益集团不能通过政治手段来约束这些外来者。保持对外开放的承诺迫使利益集团放弃用政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而必须采取更硬的功夫：更有生产效率。
2）通过贸易区域提供动力：外围世界能够提供的最好帮助是提供改革的动力。在贸易区里德更富有的国家可以提供很多办法来鼓励改革，而不是通过强迫。
有人认为，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正确做法是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设施之前限制竞争。但是这种渐进主义的政策有更大的风险：由于减慢了自由化的进程，改革可能陷入停滞状态。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政府来说，如何既做出提高竞争水平的承诺，又同时建立起市场的基础制度，的确是个挑战。
由于存在反对市场的政治势力，那么支持市场的政府又如何推行这些可能危机反对势力的政策措施呢？我们主张采用一个综合的方案，会影响到有关各方的积极性和他们左右政策的力量。特别是，我们建议确保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分配有效率而不集中，提高劳动力适应变革的能力，给极度贫困者提供社会保障，引进外来竞争以约束管制机构的权力。
承认特殊利益的权力，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公众和公众的意识并不重要。在大萧条时期，反市场的政策能够实施，是因为公众过于相信市场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与此类似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支持市场的政策也与人们对过去的浪费行为不满意有关。出现在公司丑闻和贪婪内幕的报道后，车轮又转了回来。真理其实在这些摇摆的中间某个地方，然而很不幸，真理通常是复杂的。政治家们忽略了公众的利益不会遭到处罚，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认为公众通常都不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也不愿意劳神费力去弄明白。
我们所提出的建议都完全有实现的可能。之所以要发表这些建议，并不是因为我们要鼓吹自己的创见，而是因为它们都有被采纳的可能，并且作为一个整体方案，它们有助于提高市场经济的结构稳定性。
跋：
不幸的是，并不只是在一个转型经济里才需要为自由市场体制而斗争，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媒体也需要这样的斗争。市场需要政治上的支持，但是其自身的运转却在削弱这种支持。今天，市场民主主义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演变成社会主义，而是会转化成关联资本主义体系，以降低风险为借口压制竞争。但是，我们不赞成政府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来避免这个结果，因为这会导致必要的制度基础得不到法则，影响市场的运转，把机会局限于少数特权人士，而且在经济衰退时期使市场更容易受到政治攻击。我们需要的是力量的平衡，而不是单一的模式在起作用。
然而，最重要得也许是我们在全书中所透露的理念。政治家们漠视公众利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人性，而是因为公众不清楚共同利益是什么：除非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什么，否则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们要激发公众的觉悟，那么就可以减少一种重要的集体行动的成本——让大众明白事理的成本——并迫使政治家们关注公众利益。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