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礼治社会中“为权利而斗争”的困境

纵观中国历史，“法”与“斗争”的关系并不如书中那样鲜明，很难找到所谓的“法运动轨迹”——历朝历代侵害私权之事数不胜数，却从未有过一场真正“为权利而斗争”的革命。大凡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都不过是“农民起义”，如书中所言，“乃基于农民阶层强烈的所有欲和猜忌心所引发的暴力革命”。因缺乏权利本位思想，农民起义的刀锋最终都是指向自己（屠龙者最终变成恶龙）。即使到了近代，西方思潮引发了五四运动、红色革命，中国人尝试以“宪法”的名义对抗“不法”，却仍无法摆脱“农民起义”的宿命——革命热情消退后，“不法”力量很快夺回统治权，法律沦为挡箭牌。简言之: 中国历史上的“不法力量”特别顽强，“法的力量”羸弱不堪。

这一现象可以引出一个命题：中国的法治问题是否比欧洲更复杂？

对此问题，书中第五章（《为国民生活权利而斗争的重要性》）给出了一条思考线索，耶林在此处论述到：“斗争的利益”绝不限于私法和个人生活，“为权利而斗争”的终极目标是为了社会法和国际法而战。

众所周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是区分“公法”和“私法”的前提，而之所以会有“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是因为二者利益存在矛盾，甚至带有对抗性。依照耶林的思路：“为权利而斗争”始于私法，之后驶向“主张人格伦理生存条件”的第二阶段，最后到达“实现正义理念”的高峰（即“私法到社会法再到国际法”）。这种始于私权斗争的法运动，必然会引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利益冲突，当冲突到达某一临界点，市民社会为争取更多权利，便会要求政治国家让渡利益，此时国家必须让渡，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达到“正义理念的高峰”（高度法治的社会）。

(耶林认为)其原因在于：由于法运动的目标是变人治为法治，所以在人治国家的统治者眼里，市民“为权利而斗争”的行为等同于“危害其统治利益的‘不法行为’”，统治者就要以“不法”的名义予以打压；而在公民眼里，自身斗争行为完全合法，统治者的打压才是非法，故长此以往，市民社会的“法感情”将消失殆尽，人们不再信任国家的法律，最后不再遵守法律（造反）。耶林为此总结到：“（法感情）是整棵大树（国家）的根，当这根不发挥任何作用时，……整棵大树将被连根拔掉”。简言之，耶林认为: 人治会破坏人们的法感情，导致国家法律形同虚设，这种国家必然灭亡。

耶林的理论也许适用于欧洲，但解释不了中国——历史上中国的人治已发展到世界极致，至今延绵不绝；与此同时，国人也没有什么法感情可言，一直信奉“法外施恩”、“法律无外乎人情”那一套。可以说，中国完全符合耶林理论中的“无根之树”，但中国的人治模式却坚若磐石，不仅没有灭亡，反而异化了他国的文明成果，让人治模式改头换面、越搞越兴旺。

套用辩证法的思维，既然法感情（法治）是一国之根本，那么就必然有一种脱离法感情也能维持统治的模式，二者互为矛盾进而推动人类发展。任何一个希望用专制奴役国民的国家，都为寻找这种模式展开尝试，但只有中国获得了成功，这便是中国统治阶级穷其数千年试验的结晶——礼治。

在中国，礼就是法，“律法”只是“礼”的一种表现形式，历朝历代但凡“逾礼”的行为，均是严加惩治的重罪；同时，又没有任何一部律法赋予人民“有权突破礼制”的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完全“用礼治代替了法治”。

礼治之所以能代替法治，首要原因当然是礼治有利于保障专制统治者的利益，而法治则保障人民利益，所以礼治是专制统治阶级的必然选择。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礼治与法治较为类似，都有很强的约束力，都能规范主体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尤其是西汉以来，中国统治者十分重视礼治的法律化，对礼治实施了儒法合一、寓礼于法的改造，使其脱离了西周时期的神治色彩，不仅形成了强大约束力，还戴上了法律的假面，具备了足以欺骗人民的“合法性”，这催生了礼治的成功，也铸造了礼治的恐怖。

从实施效果看，礼治之下的中国，社会秩序稳定，国民谦逊克制，能够自觉地、发自内心地遵循礼治所要求的“君臣、父子、夫妻”等一系列行为规范，这从几件国家大事中即可见一斑：（1）大臣被皇帝赐死后竟然下跪高呼谢主隆恩；（2）父亲死后，儿子哪怕身为重臣也必须丁忧，其担任的军政要职都要卸任；（3）皇后一旦无子，便容易被废弃，而一旦有子则“母以子贵”瞬间有资本干预朝政。

以上三项都是关乎国本的大事，在任何一个比较理性的人看来，如此处理国家大事简直就是儿戏胡闹，很可能对政治、经济和国土安全造成严重冲击。但礼治模式却让历朝历代无数国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场“儿戏”，为演好这场“儿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由此也可推论，礼治模式虽然有很强的约束力，但实际上具有破坏性，无法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甚至提倡『牺牲国家利益，以维护统治阶级的游戏规则以及某些似是而非的伦理观念』。简言之，礼治模式认为“游戏规则”和“伦理观念”高于人权，也高于国家利益(国土安全、经济发展等)。

另一方面，“礼”与“法”在价值取向上也是冲突的。礼讲究的是“君君臣臣”、“三纲五常”、“明德慎罚”，这些都与法的价值格格不入，既然要讲“君君臣臣”，就不可能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要讲“三纲五常”，就不可能有“意思自治”；既然要讲“明德慎罚”，还要不要“违法必究”？如果“违法不必追究”，那“为权利而斗争”还有什么意义？所以礼治统治下的国人，自然就像极了书中所提及的“胆小鬼处世哲学”——当权利被侵害、被抑制的时候，宁愿贪图安逸，息事宁人。一言蔽之，“礼治”就是要教人放弃为权利而斗争。

综上，“礼”所追求的只是一种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秩序，并且教人放弃为权利而斗争，这种治理模式根本不能适应当代世界的竞争态势。因此必须用更先进的法治模式来代替礼治，必须彻底清洗礼治模式的毒害残余。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礼治在国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更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密不可分，想要在这样的社会中“为权利而斗争”并实现高度法治，可谓难于登天！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耶林所谓的“丧失法感情的国家必然灭亡”这一观点太简单了，就中国来说，除了培养国民的法感情外，还需要更好地处理礼与法之间的冲突。这需要我们以更全面的视野来推动系统性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必须打破固有的利益藩篱和陈规陋习，才能为中国法治建设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