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人传奇

契诃夫经常把他小说故事发生的场景定义为“内地”:一个村庄或小镇，远离象征文明、进步、时尚，代表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大都市莫斯科与彼得堡，在这些地方，生活以一种与人衰老同步的缓慢节奏行进着。那些线条生硬又彼此相像的房子，由伏特加、赌博游戏、私通、附庸风雅的沙龙构成的社交活动，乏味空洞的办公室工作，顽固、保守、愚蠢、充满偏见的小市民邻居以及漫长的严冬一起构成了契诃夫小说灰暗的底色。无论他在描述愉悦、爱情、理想、未来还是希望，一切都在这种底色的映衬下显得黯淡而可疑。 契诃夫如同一位始终无法忘记画布颜色，而不能全情投入的画家，他的叙述总摆脱不了一种焦虑：生活的一切早已注定，什么都已按部就班、各就各位。叙述显得多余，仿佛是一次无意义的重复，是与事无补的挣扎，是被蒙在鼓里，老生常谈的再来一次。这种虚无的焦虑如同地球引力一样存在于契诃夫大部分的作品中，推动着契诃夫笔下的人一个个走向自己被安排妥当的命运。于是，我们看到，在契诃夫笔下，环境，无论是他一贯热衷、具有高度抒情品质的自然景物的描写，还是社会环境的描述，都构成了一个封闭、自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和它们彼此应和、冲突构成的结局是众多契诃夫小说隐秘的核心。在《草原》中，笼盖四野、空旷、单调、缺乏变化的草原以及象征死亡，可以遥望但永不可抵达的地平线成为将人彼此孤立神秘但确定的存在。在《第六病室》中，“第六病室”成为了当地乏味、平庸、一层不变生活的缩影。这种焦虑，甚至让他对自己的想象力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防治自己沉溺其中。在《冷血》一文的开头，我们读到了契诃夫小说中少有的，充满奇幻诡谲色彩的氛围渲染，但在下一段，作者就告诉你，那些像螃蟹一样四处攀爬的，只是病弱牛的影子。 这种对人的生活环境的高度关注，使契诃夫的小说与传统的，十八至十九世纪主流的、以塑造人物性格，表现人物性格变化为中心的一类小说，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的小说明显的区分开来。在契诃夫看来，一个人被生活困扰的内心感受，远比被生活困扰着的人的抗争的行动重要得多。在契诃夫的小说中，处于中心位置的人物并不因他性格的独特、丰富、典型而存在，而是一种与读者的亲近感。契诃夫善于从某个突破口入手，用简练的语言描述一个人，迅速拉紧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的距离，仿佛一下，就被某些东西紧紧的捆绑在一起，让读者对这些人物产生某种莫名的亲近感。这些人，好像是我们的亲友，但更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我们自己，他们感受着我们所感受到的，面临着我们所面临的，被同样的难题困惑而让我们为之痴迷，他像是我们的替身，替我们去小说中受难。 或因如此，契诃夫不会浪费笔墨来全面描述一个人，他选择模糊化、脸谱化的描述方式，用几句话来描述一个农民，一个被流放者，一个马夫，一个商人，这种描述并不会追溯某一个成为现在这样的人的独特背景，也不会为他今后性格的变化寻找理由，埋好伏笔，而是一种高度概括性描述，一种群像似的素描：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内奇•戴莫夫是医师，论官品是九等文官。他在两个医院里做事；在一个医院里做编制外的主任医师，在另一个医院里做解剖师。每天早晨从九点钟到中午，他给门诊病人看病，视察病房，午后搭上公共马车到另一个医院去，解剖死去的病人。他私人也行医，可是收入很少，一年不过有五百个卢布光景。如此而已。此外关于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跳来跳去的女人》） 如此短的篇幅写尽了一位普通医师的一生，仿佛我们与这位普通的医师早就熟悉，无需再赘述一般。而这位朴实、缺乏浪漫细胞的医师在这篇小说中也始终，甚至略带固执地持有着他的“本色”，并最终由此而酿成悲剧。即使是在戏剧作品《三姐妹》中，三位姐妹彼此间的性格差异也不是我们辨识和阅读这部作品所关注的核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把情节作为丰富人物性格、推动人物性格发展的作用不同，契诃夫笔下的情节发展更多的是带给人物更多的心理体验，更多的内心感受。在契诃夫那里，一篇小说最终抵达的不是人物本身，而是他的境遇，是他对不可避免之物的反应和感受，是他的命运。 这种对人命运的凝视，使得在契诃夫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尤其是那些内心生活丰富、多变，对生活充满憧憬和幻想的主人公们，无论他们的职业是小职员、医生、军士、大学生、体力劳动者们，在骨子里都有某些彼此相似的性格特点。他们绝大部分时候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通常对生活环境有一种不适应、被排斥在其外的感觉，感觉现在的生活并不合自己的身，希望生活发生改变。但同时，他们又搁于梦想，宁愿将对生活的幻梦留在远方他们憧憬，却并不实践，他们并不质疑自己的梦境，而是对可怜、可悲又渺小的自我能否承担起那种梦境而深深忧虑。他们像是渴望，但无法移动的树，唯一可做的只是紧紧抓住自己所赖以生存的泥土。或许在《新娘》中，契诃夫寄托了更多的希望，娜佳最终逃离了自己的生活。可她在莫斯科的生活究竟如何，却语焉不详，反而是给她以勇气的萨沙的生活以一瞥，痰迹斑斑的地板、死蝇满屋，“有着一种衰退、陈腐的味道”。契诃夫是否用此场景来预示着娜佳的未来，不得而知。 在小说中，契诃夫这些主人公们的选择被各种偶然的原因而不断搁置，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各自没有实现梦想的理由，并借此聊以自慰，看上去一切正常，每个人各得其所。但在舞台上的演员们匆忙着寻找着自己命运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的导演，作者契诃夫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作者自己并不喜欢的一篇作品《没有意思的故事》或许会透漏些许的答案。据说，契诃夫不喜欢这篇作品的原因是因为它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但我觉得可能也和这篇小说对人生悲剧性的认知有关。契诃夫的很多作品，比如《三姐妹》，在很多人看来是名副其实的悲剧，但作者自己却矢口否认，坚称《三姐妹》是一出喜剧，甚至是滑稽剧。我猜想，在契诃夫看来，三姐妹和他们周围人的境遇、苦难，都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美好的部分，希望、爱都是人生幸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况且，这些人物的遭遇使他们看上去更具气质和美感。这就如我们明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终究是会死的，但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并不能抹杀现在生活的乐趣一样。但在《没有意思的故事》中，作者的脚和主人公一起，把一只脚踏入了虚无的深渊，共同面对几乎不可解答的责问。斯捷潘诺维奇，知名学者，学生们的“圣壁”，如同现实中的托尔斯泰，成为一代俄罗斯人的精神领袖，并且和托尔斯泰一样，在老年，人生的尽头，没有获得时间许诺的智慧，反而被生活束缚更紧，并对自己的一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面对养女，象征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卡嘉（典型的契诃夫式主人公，按照纳博科夫的观点，因为“无所事事”而可爱。）关于希望在哪里的诘问，他无言以对。这种诘问，同时也是契诃夫提给自己的，他勇敢的直面了问题，但无法给出任何让自己信服的答案。这种诘问似乎并不让我们感觉陌生，生活在当代，历经政治谎言、丛林法则、实用主义、一体化程式化生活历练的读者似乎能更明确、清晰地辨别出这种寻找生活意义，寻求价值的诉求，更能体会个体生命无法改变整体环境的悲凉和无奈。契诃夫不是先知，也不是全能的上帝，他并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钥匙，但他知道一定有什么东西出错了，他把小说中的教授永远地留在了生与死交界的那片虚无之地，自己转身回来，朝后，寻找着自己可以确定真实、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之一，就是他所坚信的:“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无论是面孔，还是衣裳，还是心灵，还是思想。”从这点考虑，似乎就不难理解契诃夫为什么会喜欢赋予人生某种神秘、尊严体验的《大学生》这样的作品。 面对虚无，真诚的契诃夫拒绝给出廉价的、自己也不确信的回答。他并不悲观，只是诚实地承认，自己也没有领悟真正的答案。对于他所确定的部分，他并不隐晦。而这一部分中，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都被看成是一种想象的或实际的救赎手段。在那篇杰出的《我的一生》中，契诃夫有意设置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建筑师父亲、工程师父女、地主母女等构成的上流社会；另外一个是由“萝卜”、“小利钱”姐弟们等普通劳动者们构成的平民社会。两个社会的对立是经济的、文化的、社会地位的，但更根本的是对生活的认知和态度，契诃夫借富家小姐玛霞之口，说：“生活里的一切坏事，都是由闲散，由烦闷无聊，由心灵的空虚来的；人习惯了靠别人过活的时候，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这位富家小姐憧憬着和“小利钱”一起，在一处满目疮痍的农庄里通过劳动改变自己和其他人的生活，最终却只成为一出闹剧。“小利钱”最终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合格的体力劳动者，契诃夫对他人生选择给予了少有的直接肯定，“‘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就过去，对现在的和将来的生活来说我们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是有意义的。”毫无疑问，在契诃夫看来，如果说生活变得越来越面目模糊，它的意义和价值变得越来越虚无的时代，人类最基本、最诚实的行为，劳动，成为了填充这些虚无最坚实的填充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