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版的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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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林编纂的《细说民国大文人》(包括民国范儿这本)这套书,独具匠心,饶有趣味,颇有价值。稍稍翻读,便不难想到,编者是受了《世说新语》的启发。独摭拾人物生平诸多妙言异行、趣闻轶事,以及他人的品评,分门别类罗列在一处,一个个性格鲜明、才华横溢、魅力四射的民国大文人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当然,这套书的体例与《世说新语》也有显著的差异。《世说新语》以行止性情为纲目,分为三十六类,将诸人的事迹言谈间杂措置;《细说民国大文人》则是以人物为依归,再按各人生平为世人乐道的诸项社会活动和众多生活侧面加以细分,逐一编述。如此一来,读者一口气读毕,对每一位人物的认识会更为全面、立体,留下的印象也会更为深刻。当然,在下产生这样的感觉,不排除有如下原因:即民国毕竟距今较近,其余韵尚处于将绝未绝之间,多少有些亲切感,而《世说新语》所记述的魏晋刘宋时期的人物故事,终究年代渺远,当时人的生命体验、阅世观感,和现在已有相当距离,因此读来难免有些隔膜。
我作上述比较,并非以贬低《世说新语》的方式来抬高《细说民国大文人》。事实上,仅文字水平而言,远不能与前者相颃颉。然而,民国人物故事于今更具借鉴意义,因此我认为,后者更值得推荐给现在的读者。
但是无论如何,后者终归是效仿《世说新语》的作品,说它是向《世说新语》致敬也行,不过魏晋之后,也只有清季民国时期的人物掌故,才编得出另一本《世说新语》,因为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度的悠长历史上,只有三个时期,才当真称得上是生机勃勃,人物辐辏,一为东周列国,二为魏晋南朝,三即为清季民初。这三个时期,一段短过一段,在每一段期间,亦是先盛后衰,叫得出的人物,渐次等而下之。聊备一叹。
民国众大师各具风采,譬如章太炎之狂傲,梁启超之渊博,王国维之端穆,陈寅恪之孤高,胡适之之温煦,蔡元培之宽容,吴宓之痴钝,黄侃之乖戾……没有谁是完人,甚至有几位,如果叫你同他相处,一天也吃不消,但是隔着历史的烟幕,遥遥回望,他们一个个面目清晰,如凿痕深固的石像。他们性格鲜明,敢说敢为,就连畏缩和谦逊,都透着一股张扬之气。
将视线收回,环顾现今的学者教授,经得起细细端倪有几人?三月里一场斜风细雨,足以湮灭他们的面容,正如那两句传诵千古的杜诗所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当然,这并非某个具体的谁谁谁的错,而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可是这个悲哀的时代又是谁铸造的呢?
常言道,先要做人,才能为师。人字尚未做稳,为师论道,未免底气不足。传世的民国大师们,天分有高低,术业有专攻,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均将自己视作一个有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继而以人的身份和态度,行走在纷扰的乱世,立德立功立言,站立在五尺讲台之后,传道授业解惑。
引一段陈寅恪的掌故来结束本文。1949年天下翻覆之后,新政权邀请时在广州的陈寅恪北上到社科院任职,陈寅恪在复信中写道:“我绝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按照陈寅恪的标准,当下的中土,没有合格的学者,也没有正宗的大学。
我想补充的是,陈寅恪所提的标准,不过是人之国最低的标准。
当然,这套书的体例与《世说新语》也有显著的差异。《世说新语》以行止性情为纲目,分为三十六类,将诸人的事迹言谈间杂措置;《细说民国大文人》则是以人物为依归,再按各人生平为世人乐道的诸项社会活动和众多生活侧面加以细分,逐一编述。如此一来,读者一口气读毕,对每一位人物的认识会更为全面、立体,留下的印象也会更为深刻。当然,在下产生这样的感觉,不排除有如下原因:即民国毕竟距今较近,其余韵尚处于将绝未绝之间,多少有些亲切感,而《世说新语》所记述的魏晋刘宋时期的人物故事,终究年代渺远,当时人的生命体验、阅世观感,和现在已有相当距离,因此读来难免有些隔膜。
我作上述比较,并非以贬低《世说新语》的方式来抬高《细说民国大文人》。事实上,仅文字水平而言,远不能与前者相颃颉。然而,民国人物故事于今更具借鉴意义,因此我认为,后者更值得推荐给现在的读者。
但是无论如何,后者终归是效仿《世说新语》的作品,说它是向《世说新语》致敬也行,不过魏晋之后,也只有清季民国时期的人物掌故,才编得出另一本《世说新语》,因为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度的悠长历史上,只有三个时期,才当真称得上是生机勃勃,人物辐辏,一为东周列国,二为魏晋南朝,三即为清季民初。这三个时期,一段短过一段,在每一段期间,亦是先盛后衰,叫得出的人物,渐次等而下之。聊备一叹。
民国众大师各具风采,譬如章太炎之狂傲,梁启超之渊博,王国维之端穆,陈寅恪之孤高,胡适之之温煦,蔡元培之宽容,吴宓之痴钝,黄侃之乖戾……没有谁是完人,甚至有几位,如果叫你同他相处,一天也吃不消,但是隔着历史的烟幕,遥遥回望,他们一个个面目清晰,如凿痕深固的石像。他们性格鲜明,敢说敢为,就连畏缩和谦逊,都透着一股张扬之气。
将视线收回,环顾现今的学者教授,经得起细细端倪有几人?三月里一场斜风细雨,足以湮灭他们的面容,正如那两句传诵千古的杜诗所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当然,这并非某个具体的谁谁谁的错,而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可是这个悲哀的时代又是谁铸造的呢?
常言道,先要做人,才能为师。人字尚未做稳,为师论道,未免底气不足。传世的民国大师们,天分有高低,术业有专攻,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均将自己视作一个有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继而以人的身份和态度,行走在纷扰的乱世,立德立功立言,站立在五尺讲台之后,传道授业解惑。
引一段陈寅恪的掌故来结束本文。1949年天下翻覆之后,新政权邀请时在广州的陈寅恪北上到社科院任职,陈寅恪在复信中写道:“我绝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按照陈寅恪的标准,当下的中土,没有合格的学者,也没有正宗的大学。
我想补充的是,陈寅恪所提的标准,不过是人之国最低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