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谁人能识君
《多少往事烟雨中》是去年五月买的，可是却一直不曾读它，这自然是因了我的懒惰和阅读习惯，尤其是它的封面我觉得不太可爱。直到近日整理庋架，这才又略略翻它一翻，熟料甫一着手寓目，便再也不能放下。
作者陈愉庆，一个典型的男性化名字，然而却实在是个“女儿身”，且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既已在小说、影视、话剧创作上卓有成就的才女，只是那时候她与夫君马大京共用笔名“达理”，我虽然读过他们的小说，但以其如此扑簌迷离的掩护，外人如我者安能辨其雌雄欤。至于本书的主述对象，则是作者的父亲，“梁陈方案”中的“陈”即陈占祥。梁思成先生的大名既已广播于北京、中国乃至全世界，费正清就说过“失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于我们来说，就好像失去了大半个中国”的话，可见回响之深远；但凭心而论，莫说全中国、全世界，便是在北京，又有几个人能够识得陈占祥？“达理”迷失了才女陈愉庆，“梁陈方案”沉没了大贤陈占祥。此乃我的历史知识中的又一笔混账也。
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也曾翻阅过不少有关老北京的资料，但坦率讲，我对于这座巍巍帝都的建设和保护的了解，大约也仅限于哪吒城、刘伯温、徐达、朱棣，至多不过梁思成于清华园中为大军在地图上标示文物的那一“时代之划”，而这些又何曾触及古都神韵乃至建设保护的皮毛。因此，倘要谈“梁陈方案”，我还的确不配。但是，以我的理解，策略古都的建设保护规划，如此事关千秋万代的大事，似乎总该有一个像魂魄一样的东西在统摄着，作用着，而这个又恰恰与权力、权威没有因果关系。其实，梁陈的共识乃是将新的行政中心区迁出蕞尔内城，此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然则在“梁陈方案”的文字落实上，却并非梁先生原拟在日伪时代五棵松日本人之“居留民地”建设新行政中心的计划，而是采用了陈占祥先生的建议，即“拓展城外西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梁先生之接受陈先生的建议，我想是否可以做两面观。一方面乃是梁先生从善如流的美德和胸襟坦荡、虚怀若谷的品格使然；一方面是陈先生的建议确实有好处，它避免了梁先生原设想的不足，即新的行政中心离老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须的衔接等等。此处似乎已经涉及人文关怀了。退一步讲，倘真正按这个建议实施的话，那么受益者乃为谁人，虽是心照不宣，但也不必说破。尽管在彼时无论是社会声名影响抑或学术专业权威陈均不如梁，但从这个角度看去，陈占祥似乎确实比梁思成要高出一筹。何妨说，正是陈先生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使他能够把握古都神韵并站在文明的制高点上，举重若轻地创制出如此重压乾坤、流芳千古的高见宏论----这仅仅靠专业知识和权威是如何也不能成就的。逝者也已矣。“梁陈方案”成为故事已然半个多世纪了，如今尚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当年否定“梁陈方案”的人们是没有责任心的，但基本可以断定他们是没有文化的一群，至少水平不高。专业知识和权威不等同于文化，责任心和事业心也不代表文化；文化才是事业的魂魄。陈占祥之所以“先知而鲜为人知”，“高见又难合众见”，权威们的文化缺失乃是根本原因。这原本是用不着拿“老毛子”来说事的朴素道理。
作为陈占祥先生的女公子，书中所记录乃父复杂人性的方方面面，自然要细腻、亲切的多多。而细腻、亲切处往往又不忍卒读，难免又要沉思、遐想些许乃至于大为动容。比如对于自己在特殊年代遇到的不公正待遇，陈占祥先生同样显示出大家风范和难得的雅量、气度，无论彼时的梁思成先生主持了多少次批判“右派分子陈占祥”的大会，陈从未对梁有过任何怨言，他说：“任何时候，做人做事都要设身处地。如果我和梁先生的位置颠倒一下，我不能保证自己就比他做得更好。”大哉陈占祥。人之为人，将心比心，宽容之难，其谁不知。信笔至此，似乎有必要申明，我这里没有半点贬低梁思成先生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老北京”，面对目下古都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人口爆炸、水资源匮乏，除却抱怨，有时也难免生发一些思古之幽情，然则偏偏不曾想起“梁陈方案”，更不知掩在梁思成背后的陈占祥。如此之类的无知或可归罪于有意无意的遗忘，却也几乎意味着背叛，我为此感到惭愧、难过。
作为小说家，作者的艺术气质于书中在在体现。可是关于回忆之类的文字，我觉得还是尽可能减少想象的成分为好。坦白说，我其实对书中的几篇是颇有些意见的，比如《命运，在一夜之间转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汽车与胡同》等，以小说的笔法想象与叙述的路数似乎不对，文字也不够节制，以为小说家言殊不足取。但是，作者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的末了却写下一段：“科学理性的思索，在任何时候往往都属于少数派，他们的声音总会被甚嚣尘上的多数派淹没。能否倾听少数派的声音，能否保护少数派的权益，是一个社会精神强盛、肌体康健的试金石。当每一个官员，每一个声音，每一个公民，都能本着独立的、科学的、法制的精神参与社会的生活和建设，古老的中国才真正能够从容稳健地从东方崛起。”已焉哉。读书至此，我复何言。何时复何时，我们才能记住、尊重、保护如陈占祥之类的少数派的声音和权益，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少干些蠢事、恶事和愧对后辈儿孙的傻事，庶几则真正迈上了现代文明的台阶。我想，倘如此，哪怕几代人不要洋房花园，不要高速爱车，也是值得的罢。
（《多少往事烟雨中》，陈愉庆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此文已刊于2012.6.18《藏书报》。）
作者陈愉庆，一个典型的男性化名字，然而却实在是个“女儿身”，且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既已在小说、影视、话剧创作上卓有成就的才女，只是那时候她与夫君马大京共用笔名“达理”，我虽然读过他们的小说，但以其如此扑簌迷离的掩护，外人如我者安能辨其雌雄欤。至于本书的主述对象，则是作者的父亲，“梁陈方案”中的“陈”即陈占祥。梁思成先生的大名既已广播于北京、中国乃至全世界，费正清就说过“失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于我们来说，就好像失去了大半个中国”的话，可见回响之深远；但凭心而论，莫说全中国、全世界，便是在北京，又有几个人能够识得陈占祥？“达理”迷失了才女陈愉庆，“梁陈方案”沉没了大贤陈占祥。此乃我的历史知识中的又一笔混账也。
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也曾翻阅过不少有关老北京的资料，但坦率讲，我对于这座巍巍帝都的建设和保护的了解，大约也仅限于哪吒城、刘伯温、徐达、朱棣，至多不过梁思成于清华园中为大军在地图上标示文物的那一“时代之划”，而这些又何曾触及古都神韵乃至建设保护的皮毛。因此，倘要谈“梁陈方案”，我还的确不配。但是，以我的理解，策略古都的建设保护规划，如此事关千秋万代的大事，似乎总该有一个像魂魄一样的东西在统摄着，作用着，而这个又恰恰与权力、权威没有因果关系。其实，梁陈的共识乃是将新的行政中心区迁出蕞尔内城，此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然则在“梁陈方案”的文字落实上，却并非梁先生原拟在日伪时代五棵松日本人之“居留民地”建设新行政中心的计划，而是采用了陈占祥先生的建议，即“拓展城外西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梁先生之接受陈先生的建议，我想是否可以做两面观。一方面乃是梁先生从善如流的美德和胸襟坦荡、虚怀若谷的品格使然；一方面是陈先生的建议确实有好处，它避免了梁先生原设想的不足，即新的行政中心离老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须的衔接等等。此处似乎已经涉及人文关怀了。退一步讲，倘真正按这个建议实施的话，那么受益者乃为谁人，虽是心照不宣，但也不必说破。尽管在彼时无论是社会声名影响抑或学术专业权威陈均不如梁，但从这个角度看去，陈占祥似乎确实比梁思成要高出一筹。何妨说，正是陈先生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使他能够把握古都神韵并站在文明的制高点上，举重若轻地创制出如此重压乾坤、流芳千古的高见宏论----这仅仅靠专业知识和权威是如何也不能成就的。逝者也已矣。“梁陈方案”成为故事已然半个多世纪了，如今尚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当年否定“梁陈方案”的人们是没有责任心的，但基本可以断定他们是没有文化的一群，至少水平不高。专业知识和权威不等同于文化，责任心和事业心也不代表文化；文化才是事业的魂魄。陈占祥之所以“先知而鲜为人知”，“高见又难合众见”，权威们的文化缺失乃是根本原因。这原本是用不着拿“老毛子”来说事的朴素道理。
作为陈占祥先生的女公子，书中所记录乃父复杂人性的方方面面，自然要细腻、亲切的多多。而细腻、亲切处往往又不忍卒读，难免又要沉思、遐想些许乃至于大为动容。比如对于自己在特殊年代遇到的不公正待遇，陈占祥先生同样显示出大家风范和难得的雅量、气度，无论彼时的梁思成先生主持了多少次批判“右派分子陈占祥”的大会，陈从未对梁有过任何怨言，他说：“任何时候，做人做事都要设身处地。如果我和梁先生的位置颠倒一下，我不能保证自己就比他做得更好。”大哉陈占祥。人之为人，将心比心，宽容之难，其谁不知。信笔至此，似乎有必要申明，我这里没有半点贬低梁思成先生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老北京”，面对目下古都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人口爆炸、水资源匮乏，除却抱怨，有时也难免生发一些思古之幽情，然则偏偏不曾想起“梁陈方案”，更不知掩在梁思成背后的陈占祥。如此之类的无知或可归罪于有意无意的遗忘，却也几乎意味着背叛，我为此感到惭愧、难过。
作为小说家，作者的艺术气质于书中在在体现。可是关于回忆之类的文字，我觉得还是尽可能减少想象的成分为好。坦白说，我其实对书中的几篇是颇有些意见的，比如《命运，在一夜之间转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汽车与胡同》等，以小说的笔法想象与叙述的路数似乎不对，文字也不够节制，以为小说家言殊不足取。但是，作者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的末了却写下一段：“科学理性的思索，在任何时候往往都属于少数派，他们的声音总会被甚嚣尘上的多数派淹没。能否倾听少数派的声音，能否保护少数派的权益，是一个社会精神强盛、肌体康健的试金石。当每一个官员，每一个声音，每一个公民，都能本着独立的、科学的、法制的精神参与社会的生活和建设，古老的中国才真正能够从容稳健地从东方崛起。”已焉哉。读书至此，我复何言。何时复何时，我们才能记住、尊重、保护如陈占祥之类的少数派的声音和权益，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少干些蠢事、恶事和愧对后辈儿孙的傻事，庶几则真正迈上了现代文明的台阶。我想，倘如此，哪怕几代人不要洋房花园，不要高速爱车，也是值得的罢。
（《多少往事烟雨中》，陈愉庆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此文已刊于2012.6.18《藏书报》。）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