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美国》，还是悬崖边缘的中国？

    以下内容主要是对原书内容的总结，加上一部分自己的疑问，从PAGE拷过来格式有些问题，见谅！

    福山的这部书出版于2006年，其主要内容源于对2004年Krauthamman一次演说“Democratic Realism: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Unipolar World”的评论，以及后续在耶鲁大学的讲演。其中他对布什政府政策的批评如今已被大量事实所印证，而其新的政策主张已在奥巴马的施政中多有体现，展现出令人不得不佩服的预见性与说服力。但正如他在书中所注重的并不只是结果，而是大量的对政策背后的思想根源的分析，如果深入的了解这些分析，也许会产生与他不同的主张，也许会反对他的结论，但我想这种反思非但不会减少这部书的魅力，相反，更彰显出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力量。
 
 
一， 福山的政治主张及基本分析

    福山在书中所针对的是美国在9.11之后，由布什政府一系列强势政策，即所谓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政策，所引发内忧外患。这使他认为美国已经处在重新审视和选择的十字路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主张一种“现实的威尔逊主义”（Realistic Wilsonianism)外交政策，一方面坚持美国的“民主道德”（Morallism），以及以道德为目的的军事干预（其背后是推动民主过程中重视“政体更迭”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相对于布什政府，重视“发展”的战略意义，同时注重绕开联合国，建立新的有限多边合作，并大力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为了阐明这些主张，他首先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a, 美国当前的困境是什么?
b, 困境产生的政策原因是什么？
c, 这些政策背后的思想是什么？
d, 这些思想的根源又是什么？
 
    在回溯了这些政策的思想之源后，他并没有进行否定或归错，相反，他将这些思想重新代入当今的时代，重新面对当今的问题，然后指出布什政府在其中的误判与不智，在此基础上，他对这些思想之源进行了扬弃，进而提出自己的主张。一定程度上，他所进行的不是革命，而是改良。如何在两种看似迥然不同的政策诉求寻求共同的价值基础和思想根源，进而进行温和而有效的改良，似乎更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政治智慧。

    使人身处困境的是无力？是无知？还是不智？

    显然，福山认为美国当时的困境源于布什在9.11之后的不智。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错误了判断了威胁：首先是错误的评估了恐怖袭击的社会根源，进而错误的放大了反恐战争的打击范围，最终错误的将民主社会的威胁错误的从“极权政体”转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世界。

    第二，错误的低估了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单边行动的抵制：这样的抵制虽然对美英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影响不大，但却产生了严重的长期后果，一是强化了被占国持续反抗的动力；二是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单极世界的不信任，进而限制了美国的影响力。

    第三，错误的低估了战后重建的作用和难度：过于迷恋“政体更迭”在民主化过程中作用，而忽视了非正式的文化习俗的力量，导致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战后不但难以进行实质的民主化，反而更有可能成为更大的恐怖威胁之源。

    这些错误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Preventive War）和伊拉克战争。其政策背景实际上是“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主张：注重“政体更迭”（Regime Change)，推行“善霸”(Benevolent Hegemony)，单边主义（Unipolarity），先发制人（Preventive）和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
 
 
二、新保守主义产生的历史

    如果要准确地理解这些政策主张的思想源头与相互之间的关联，就必须回顾和分析“新保守主义”产生的历史。其大致分为四阶段：

第一阶段， 纽约城市学院派：反共产主义，反极权主义

    上世纪30年代，一批犹太知识分子汇集在纽约城市学院（City College of NY），他们大多出身劳动阶层，有移民背景，而且不被长青藤所接纳。这群人最初的思想同属左翼，但分为两派：托洛茨基派（Trotshyite）和斯大林派（Stalinist）。后来前者演化为反共产主义的群体，与美国传统右派基于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反自由市场主张，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敌视所产生的反共不同，他们更同情共产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愿景，但强烈反对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极权主义”（Authoritarian）手段。他们认为这种为了某种理想所采用的极端手段本身最终会反噬（Undermine）理想本身。这个以Irving Kristol，Daniel Bell为代表的团体后来通过Public Interest进一步阐述其主张，进而形成了“新保守主义”质疑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效用的传统。
 
第二阶段， Leo Strauss：神启道德与政体更迭

    作为一名活跃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籍犹太政治理论家，施特劳斯主要的工作集中在“政治-神学问题”（Theological-Political Problem）。他认为在政治理论中不能像欧洲启蒙运动（European Enlightenment）那样轻易的否定关于至善生活的神启（Divine Revelation），这使他更倾向于民主，并支持在对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对抗中的道德立场和强硬态度。然而这些只是保守主义传统的延续，他对“新保守主义”的重大影响在于对“政体”（Regime）概念的扩展与分析。在上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下自托克维尔等先贤对政体概念的分析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a, 政体不仅仅包括宪法等正式的制度，还包括风俗、宗教、文化等非正式的习俗因素。比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所强调的，除了宪章、联邦制和一系列法律条文，美国的民主还体现在对自愿组织的偏好、普遍的宗教特质、强烈的道德观念和对自身民主制度异乎寻常的自豪。从这个角度看，刘瑜所论《民主的细节》也是对这些非正式因素的强调；
正式制度在塑造非正式习时俗有重要的作用。不论是梭伦、莱库古，还是美国独立过程中，所谓“制宪先贤”（American Founding Fathers）所起的重大作用即是明证。这个观点即是随后“政体更迭” （Regime Change）政策的发源。外界对某一政体所施加的非正式影响，远不如政体更迭所产生的直接效果。

    b, 不公正对待自己公民的政体很可能同样对待外国人（Regimes that treats their own citizens unjustly are likely to do the same to foreigners)。虽然施特劳斯本人无意涉足外交政策，但这个观点为一系列“新保守主义”政策提供了思想原则。这个观点本身，正如其表达方式一样，并不包含必然的判断，但有明显经验性与主观性的倾向，这使得它既有很强的说服力，又有巨大的被滥用的风险。当我们重新审视布什政府将民主道德、先发制人式战争与政体更迭结合在一起的结果：伊拉克战争时，就更容易理解这些特征。
    
    c, 非正式习俗的建立需要长期的努力，并且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展路径。施特劳斯虽然强调政体更迭在行为塑造上的必要性，但同时也强调实现这一目的存在极端的困难。事实上，大多数美国派驻海外要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虽然福山认为麦克阿瑟可能是个例外，他们往往只是将美国经验简单的移植到了目标国，其结果是一大批独裁与民主之间的灰色地带。
 
第三阶段，Albert Wohlstetter： 核阻遏与精确打击

    作为一名数理学家，Wohlstetter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先任职于兰德公司，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他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并有显著的成就：一是针对美、苏间核阻遏战略所提出的二次核打击理论（Second Strike）；二是更长期的针对核不扩散条约有效性的怀疑和应对，他认为核不扩散条约既不能有效区别民用核技术与军用核技术，更不能消除苏联等国家的核威胁，尤其是考虑到苏联等国家所表现出的对巨大人员伤亡的强容忍态度。不同于当时通过对话和条约解决核问题的主流思想，他将解决问题的努力转向了“新保守主义”的“政体更迭”，并最终将这种思想结合进了里根政府的政策之中。这种努力，最终随着苏联的解体取得了回报。
Wohlstetter产生的另一重要影响在于他后期所专注的另一问题，即战争中的精确打击理论。最初他是想将之应用于核阻遏战略中，以避免类似长崎、广岛那样的大规模杀伤，但其主要的成果首先展现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精确打击能力使战争中美军进展迅速，且伤亡大减；这推动了美军之后的军事改革，向更机动、更精确和更小规模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了贯彻，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导致了战略上的失败，也即上文所述的第三类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精确打击在所谓的“人民战争”中无能为力，以及小规模军事力量在战后重建上的无能为力。
 
 第四阶段，William Kristol，Robert Kagen：新保守主义。
    经历了里根政府阶段，“新保守主义”与其它思想的大融合之后，当前所谓的“新保守主义”，产生于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世界的背景之下，又经William Kristol，Robert Kagen之手重新以“Hard Wilsonianism”的姿态登上舞台，并在9.11之后的布什政府中得到实践。其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a, 相信政体的内在特征影响其外在行为，因此主张美国的对外政策应体现其核心的内在价值，同时根据其它政体的特征判断其行为；
     b, 相信美国曾经，也必将可以通过武力实现其道德目标，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正如它在二战，以及1990s的巴尔干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
     c, 怀疑社会工程的实际作用，其中既包括对斯大林主义的怀疑，也包括对美国“新政”的怀疑；
     d, 怀疑国际组织及国际法在处于重大问题时的作用。其怀疑不但指向联合国，也包括北约等多边组织。
 
 
     三，美国的威胁在哪里？
     在回溯了“新保守主义”的根源及核心观念之后，福山进而对其针对9.11恐怖袭击后的应对之举进行了分析。在福山看来，布什政府的失误之处，并不是其价值根源与道德主张，而是对面对威胁时对其根源的错误分析，面对政体更迭时试图一劳永逸的错误判断，以及面对联合国安理会、北约等国际组织失效时错误的采取单边主义。因此，针对这三类错误，他进行相应的分析，并给出了新的答案。

     首先，福山认为，恐怖的威胁源于反民主、反现代性。Al-Qaeda（基地组织），从表面看，极端伊斯兰圣战组织是9.11最直接的根源。因此如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布什政府将这一威胁的放大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甚至影响到整个伊斯兰世界。但在福山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其中有两个有意思的结论：一是当今的伊斯兰教正处于一种特殊的时期，类似马丁路德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如果经过合适的发展，会有与当今西方文明相似的指向；二是基地组织的核心根源并不伊斯兰的，而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反现代性，他们只是用伊斯兰教义作了包装。在本书中，对这两个思想结论的论证并不充分，也许在他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中有更详细的论述。作为结论，他引发了对恐怖威胁新的判断为：
      a, 恐怖主义威胁仅限于少数极端组织，而非穆斯林世界；
      b, 对现代社会的主要威胁仍源自于工业化时代现代社会中的反现代性，它将是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并不会随着针对阿富汗与伊拉克，或者其它极端国家的战争结束而结束；
      c, 更为直接而显著的威胁来自共产主义政体，以及其它“邪恶国家”，如朝鲜、伊朗等，以及中国。
     
     其次，福山认为政体的更迭除了武力，还有赖于发展。 如前所述，福山并不反对使用武力推动政体更迭，比如在伊拉克问题上，他最终质疑的是布什政府出兵的理由，而非必要性。但与“新保守主义”的传统不同，他所谓的“现实”是将战后重建等社会工程的概念引入了他的主张。这其中既有对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军事行动受限的反思，也包含了对西方社会在非洲、拉美及东欧等地推行民主所遭受失败的反思，而其最终的解决来自于施特劳斯对非正式文化在政体形成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的思考。
 
     四、如何解决这种威胁？

    “仓廪实则知礼节”，非正式文化的发展首先有赖于发展。福山对西方社会推动非洲等国家发展的三种理论进行了简要的回顾，进而寻找出他所认可的发展模式。这三种理论分别是：
      a, 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发展：这种思想源自于发达国家对自身的观察和实践，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战后的欧洲，通过大量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都将解决社会因为资本匮乏所导致的落后。然而在这一方式在非洲只是小有成效，大量基建在完成后并不能形成持续的发展，其原因在于非洲并不像美国、欧洲或日本，在战前已经经过长期发展，国民素质有良好的基础。因此理论转向第二阶段。
      b, 人力资源投资推动发展：这一阶段的代表是“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理念，主张投资从基建转向教育，进而扩展到医疗、农业、女权等相关领域。这种发展研究仍然是当今经济学界的主流，但其并未解决问题，原因在于人力资源的发展瓶颈很大程度上并非上述领域，而是制度缺失，比如腐败、贿选，以及相应的政治混乱与低效。因此理论转向第三阶段。
      c, 制度（Institution）建设推动发展：这一阶段着重于在经济以及政治等领域加强制度建设，比如政治的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等。

      福山把这三种理论看做进化式的三阶段，并最终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从发展经济学领域来看，他这种“进化论”缺乏足够的支持，但他的重心并不在于此，在他看来，从制度建设中可以看到由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现代化所产生的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国际化公司、行业协会、NGO等非主权组织，在社会工程中的主导性作用，进而形成他“非政府主导的社会工程推动非正式文化发展”的主张。作为实践，他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尽量退出在非正式领域的影响，而是更策略的转向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与影响，进而发挥其软实力，同时避免主权国家间经常出现的民粹主义敌意。
      “阿拉伯之春”可以看作是这种主张的实践。
 
      福山进一步认为美国的主张需要更灵活的多边合作作为当今唯一的霸权（Hegemony），美国需要、也必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的作用，但不同于“新保守主义”的单边主义，也不同于欧式的国际主义，他倾向于一种有选择的、实用的多边主义。

      这种多边主义首先针对的是传统国际社会框架的无效，即联合国的无效。他认为这种全球性的框架虽然具有最强的合法性：全球主权国家的联合授权，但也因为丧失了效率：在重要事务上采取行动的一致性授权。不论是在巴尔干还是在伊拉克，美国、或者说是民主社会，都饱受这种失效体制的制约。同时他认为这种制度虽然在冷战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当前已经不符合现实的需求。

      他其次针对的是布什的单边主义。他认为这种单边主张既是对民主社会的分裂，也是对美国政府能力的高估，或者说是对美国人民实用倾向的低估，因为美国政府在任何国际事务中的重大长期非实利性行动，都将失去美国民众的支持。不论是越战、伊战，还是有可能的东亚冲突。

      因此他主张美国与其它民主国家，绕过联合国，组成区域性多边组织，如北约、东盟等，推动民主社会共同目标的实现。同时结合当今社会的全球化现实，构建其它多边经济合作，或者区域合作组织，发挥相应作用。

      他举用的两个例子都在今天成为事实。一个是针对中国的崛起所提出的分置策略：一方面尊重中国经济影响的事实，建立有中国参与的经济合作组织，另一方面联合中国周边的民主国家，如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乃至印度，形成纯粹的民主圈（Democracy Circle）。

      另一个是在欧洲，与北约为主的盟友联合推动中东地区民主的发展。他书中所着重提到的是伊拉克的重建，以及对伊朗的压制。而今天这种联合与压制首先体现利比亚、叙利亚身上，对于伊朗仍需拭目以待。

      这种多边合作总体结构有些类似于现代企业管理的矩阵式结构，是福山结合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现代化所提出的新全球合作框架。这框架背后的，正是他所提供的“实用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的道德传统与干预理念，加之以实用主义的发展思想与多边框架。简而言之，即以下四点：
     a, 推动民主，反极权、反共产主义的道德主张；
     b, 政体更迭基础上的干预政策；
     c, 民主推广中的非正式文化发展；
     d, 民主社会主导的国际多边框架。
 
     五， 进一步思考
     这四项原则虽然简单，但放眼今天的美国，外交政策无不与其契合，这似乎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已经作出了选择，如今的美国在奥巴马的新政下，在国际事务中节节胜利，展现了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在佩服福山的远见之外，不得不审视其中无处不在的反华倾向。其危害，在我看来，并非政府视之如猛虎的民主思想，而是其为美国强大力量所赋予的道德自负，以及谈及政体更迭时对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所表现出的漠视。换句话说，若干年后，如果中国病人沉疴难起，面对的可能是桃谷六仙。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做出选择，但可能选项并不多。

     如果这是一轮杀人游戏，福山无疑作出了精彩的论辩，不但有良好的分析逻辑，还有源自美国、以及欧洲等民主国家的道德呼唤和“同情效应”（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与厌恶），他不但指出了嫌疑人，还给出了行为方案。“警察们，平民们，这把先把伊拉克干掉，下一把伊朗或者朝鲜，而且要看仔细中国，只要这几步走对了，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基于这种乐观，1910年时英国政治家Norman Angell也曾宣称过通过国际化和工业化，现代社会将万世太平。因此我怀疑福山这种类似的太平预言，但我不怀疑在这种美好预期的引导下，中国被表决掉的可能性。

     如果轮到中国发言，我们说什么？说你是平民？还是跳警？怎么解释我们的表决记录，怎么说明我们的行为逻辑？怎么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应对金家王朝？又怎么在一次又一次的乌坎事件后给出合理的解释？

     我们如何说明在效率之外，我们已经更重视公平，并追求公平？我们如何说明在发展之外，我们已经更重视民主，并追求民主？我们如何避免被人装进“恶魔”的袋子里一通闷棍打倒？我们如何抛开历史的包袱不再为独裁的原罪买单？
 
     五年过去了，站在十字路口似乎不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中国站在悬崖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