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韩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宅兹中国》札记之二
几年前，曾有韩国率先将端午传统节庆及祭祀屈原相关仪礼打包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旧闻，虽不知后事如何，犹记得消息甫一传出，国人惊愤之心如烈火烹油沸反盈天，嘲骂之声甚嚣尘上充塞于途，大有以唾沫星子将此“悖逆”之国淹亡而后已之势。只是，恰如鲁迅先生预见的那样，“激愤一时”之后，亦便不了了之。这一番景象与表演，亦恰如我那未庄的同乡老Q那样，骂出一句“儿子打老子”之后，便怀着胜利的喜悦欣欣然重回土谷祠继续他的白日梦去了。
老Q的白日梦无非摸摸小尼姑的秃头、和吴妈困困觉罢了，国人的白日梦怕是要辉煌高尚得多，那是一场绵延千年的躺在“天下之中”接受“万国来朝”的盛世迷梦。
只可惜百多年来这白日梦时受骚扰，以至不能做得安祥从容。
这些讨嫌的骚扰既来自西方又得自东邻，以至梦寤中的国人左支右绌。
有趣的是，对同是打断迷梦的骚扰，国人因应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由“多余的”“旁人”看来，不免有厚此薄彼、不能一碗水端平的评判，以及由此而来的困惑。
以欧美白人为代表的西方，在“骚扰”这项成就方面，当是开世界风气之先，当之无愧的始作俑者、罪魁祸首。先是卖鸦片让林则徐老爷子贬窜到了伊犁，然后烧了圆明园让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大人哭得背过了气，再后来庚子年撞进伟大祖国的首都一边在紫禁城的龙榻上和八大胡同的头牌乱搞一边杀得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小将们人头堆堆；再尔后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又惘顾我战胜国地位，关起门来卸磨杀驴分肉销赃；再以至晚近的炸大使馆让我无辜的几位公务员平白做了烈士，在我领空撞机令我无畏的飞行员至今下落不明……。虽有这斑斑事迹彪炳史册，但国人对这罪魁祸首的西方却似乎始终恨不起来。往往一时激愤之后，又转头斥巨资创造出《金陵十三钗》这样的文艺佳作，把西方和白人塑造成一身天真顽劣的泼皮，不经意间撞入中国人的是非堆里，忽然人品爆发把一脸憋屈蓬首垢面萎顿不堪仿佛流浪猫狗的国人解救于水火倒悬之中；茫然无措的国人得了解救且惊且喜，对那泼皮感激涕零，腆着尤带灰泥又添眼泪再加鼻涕的脸，争先恐后诉忠肠表爱心，献媚之余更不妨献身，以至延以成俗，时至今日，此风尤烈。 君不见，国中所谓一线城市所谓潮流女性，一边睥睨天下视须眉如粪土守身如玉甘为剩女，一边顾盼流睇视西方流浪汉登徒子如白马王子投怀送抱我心狂野。其取舍进退，颇有慈禧太后“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识见和气慨。
可见，对于西方的“骚扰”，半梦半醒的国人取得反应是抛一犹带惺忪的媚眼儿，轻唾一声“讨厌”，心头荡漾起“最喜小儿无赖”的痛并快乐着的春情。
同是骚扰，算得上“同文同种”的东邻却享受不到这同等的待遇。自是骚扰的程度不同。百多年来，日本之于中华，简直是美梦惊破后接踵而来的一场超乎想像的恶梦。其罪恶昭彰，真是磬竹难书，以至回想起来，都令人齿冷胆寒。祖国母亲饱受凌辱满目疮夷，子民们身心受到极大创伤，说起日本，哪个不怒发冲冠抉眦尽裂。至于韩国（朝鲜），情形则稍嫌复杂，虽说不上主动“骚扰”，但造就的麻烦，所受的“连带”的“烦扰”却着实不小。近世几次重大国变，直接起因俱系于此。晚清甲午之役，即因日人侵朝，清国作为宗主派军平寇。只可惜寇没平了，还赔上了北洋水师的血本，割让了台湾澎湖诸国土。其后我朝甫定，即因金氏玩火殃及池鱼，不得已倾举国之力投入“抗美援朝”，近百万将士血洒异国只维系一僵局，而台海两岸一统的历史机遇却就此彻底丧失。因此，说起韩国（朝鲜），怕是“气得不打一处来”的既哀且怒。
以上差异反应，究其原因，皆出于以我为主体的主观视角。以欧美白人为代表的西方，历史上因空间距离遥远，与吾国接触无多，有限交流仅止于顺差极大的贸易，以及传教士所带来的奇技淫巧。文明之陌生与迥异，犹如地之两极镜之两面，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根本不在“天下”之内。其后“西方”作为一整体，横空出世，即凭其船坚炮利，突入天下，打破国门，两下京师，一举将国人打懵。这高下立判的利害，想来也让国人立时服膺。至于日本与韩国（朝鲜），则始终在中国的视野之内，正是“天下”的落脚点。日本虽取法中华文明，但一直抱有明确的独立意识，隋时即有“日出之国皇帝致书日落之国皇帝”的“不自量力”的豪举，明万历朝更有丰臣秀吉入侵朝鲜这样“犯上作乱”的恶行，因此中国人既有居“天下之中”对其文明输出的自矜，同时也感于其“不守本分”的独立意识而尤为气恼和轻蔑，赠以“岛夷”、“虾夷”、“倭奴”的恶谥。韩国（朝鲜）于中华文物更事浸淫，至明时更奉中央为宗主，以明纪年为正朔，以朱子理学为正统，于据有“天下”的中华天朝而言，正是全然“儿国”。
于是，虽有日本明治以来，智识早开，早行开放，富国强兵，胜沙俄，占朝鲜，据台澎，跻身列强，鱼肉中华，令睡眼朦胧唇角犹带梦中余涎的国人闻日色变；虽有韩国于战后改革政经体制，实现经济腾飞，一跃而成东亚小龙，并于体育文化诸领域全面发展，令十数亿华人在诸多赛事中频频恐韩。但临了，总如老Q那般怀揣“也曾阔过”的念想儿，对曾经比自己“穷”如今却阔过自己的故人旧邻，加诸几分口舌的刻薄，几分精神的优胜，几分眼光的睥睨，几分心头的咒怨。
但从“我”的本位与视角跳脱出来，以彼的立场和视角来反观中国（人），该看到怎样的光景，得出怎样的观感呢？至于西方，我很想知道一个欧美的，对中国和中国历史、文化只有浮泛认识的普通白人，看了《金陵十三钗》这样的中国文艺作品后，对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人的形象与性格，会形成怎样的感受？望友邻有以告我。至于东方，由近世日本“东洋学”之兴起，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以至于今时关于历史教课书的纠葛、关于钓岛的纷争；篇首提到的韩国将中华传统节庆率先申报世遗，以及不久前愈演愈烈的海上渔业纠纷等等，都非脑子一热或拍脑袋而来的一时之举，其蕴含和反映的恐怕是两国、两个民族对于中国（人）深刻、普遍而长久的轻蔑、藐视和敌意。
正如中国人“天下之中”“万国来朝”的迷梦得自于绵延千年的历史记忆，日本（人）、韩国（人）对于中国（人）的轻蔑、藐视和敌意也非一时意气，也当其来有自。而究竟自何而来，则一直是我对历史的一个疑问。今读葛兆光先生《宅兹中国》，至少是部分获得了解答。
----------------------------------------------------------------------------------------------------------------------------------------------
以下引自于葛兆光先生《宅兹中国》“西方与东方，或者是东方与东方——清代中叶朝鲜与日本对中国的观感”等篇章。
在没有巨大的“他者”的情况下，中国仿佛处于一个没有镜子的时代，这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对于周边的鄙视和傲慢）和以自我为宗主的“朝贡体制”。
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如果我们仔细看明清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东方”，在17世纪中叶以后，在文化上已经不是一个“中华”，在政治上已然是一个“国际”，而在经济上，“朝贡体制”虽然还在维持着，但是日本、朝鲜与中国实际上已是“贸易关系”，东方（其实是东亚）内部原有的同一性基础已经瓦解，而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更已经全盘崩溃，正是这种崩溃，使得各自面对西方的时候，便有了后来历史的巨大差异。
明清时期，日本、朝鲜和中国，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的过程，恰恰很深刻地反映着所谓“东方”，也就是原本在华夏文化基础上东亚的认同的最终崩溃，这种渐渐的互不相认，体现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
表面上同样信仰朱熹之学，但是固执地恪守朱子学说不动摇的朝鲜两班士人，和没有科举制度的日本儒家学者，以及在满清王朝的考据学和异族文化双重影响下的中国士大夫，是很不一样的，在各种文献中常常看到朝鲜人对于清帝国学术和思想的讥讽，都能看到朝鲜和日本人因为蔑视中国文明沦丧而自称“中华”。
-----------------------------
朝鲜
在这个本来是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乾嘉时期），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另一个不再“中华”了的帝国风景，于是不再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而从日本人与中国漂流商贾的笔谈中，也可以看到日本人与清国人之间，彼此都有一些微妙的发自国族自尊的轻蔑和警惕。
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清帝国来，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
清代乾隆到嘉庆年间，中国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大多还沉湎在两千年来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中。但是这个时候的朝鲜人对中国的感觉却不同了。尽管明朝已覆亡百年以上，这些朝鲜人仍然流露出对明帝国的依恋，和对无奈之下朝觐胡人皇帝的怨怼之意，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
“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
在他们心中，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就不再视清帝国为“中华”了。所以，他们对汉族人那么容易就归顺了满清，感到很不理解。
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李朝使臣）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注1），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话，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朝文人都无言以对。
清人入主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人对这个勉强维持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所以，李土甲（朝鲜使者）痛心疾首地申斥道：“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
“明朝后无中国”，但是朝鲜却有“后明朝”或“小中华”。我们注意到的是，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穿着明朝衣冠，特别感到自豪，也对清帝国人改易服色，顺从了蛮夷衣冠相当蔑视。他们穿着能够引起关于汉族历史记忆的明朝衣冠，在心理上对满清人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在他们笔下，似乎汉族士人在他们面前，常常有一种自惭形秽，这使被迫朝贡的他们，在心理上得到补偿。
朝鲜人觉得，清帝国的风俗已经不再纯然“华夏”了，因为本来是儒家发明并很自以为正宗的礼仪，在中国的保存却反不如朝鲜纯粹，而正统儒家礼仪的破坏，以及朱子学风气的崩坏，更让他们存了一种不认同清国的心理，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与学风之后，从一开始就视满清为蛮夷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对的清国的轻蔑之心。
《朱子家礼》本来应当是天经地义的礼仪规范，现在在生活世界却被佛道冲击得摇摇欲坠。程朱理学本来应当是坚定的信仰，现在在学术领域却成为了表面的文饰。他们发现，这是因为这个帝国的当权者对于原来属于汉族文化正宗的思想学说，多少有着疑虑和畏惧，因此，一方面采取了占用真理制高点的方法，抢先接过朱子的学说以堵住汉族士人的嘴，另一方面，则采取钳制的高压手段，以文字狱来威吓读书人。于是，他们把这种文化史的变迁归咎于国家统治者的种族变化，他们相信，这一切是因为帝国的主人不再是汉人而是胡人，所以，文化血脉已经不再纯粹正统，而是已经彻底没落。反过来，正如朝鲜人相当自信的“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朝鲜人再也没有必要认为，过去推崇的文化中华仍然在清帝国了。
同是程朱理学，当它在清帝国受到考据学的挑战和科举制的庇佑，从而既在知识上失去了权威性，又在思想上失去了生命力，越来越成为僵化的教条和虚伪的包装时，在李朝朝鲜，理学却被士大夫真诚而坚决地捍卫着。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李朝朝鲜当时有“两班制度”，就是在朝鲜人中，只有世家子弟才有参加科学的权利，由于只有世家子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就形成了一个不大流动的特权阶层，由于特权阶层的自豪和自负，使他们对属于自己文化和经验的捍卫特别固执，而理学就是他们自以为纯正正统的学问。
由于捍卫朱子之学的正统性，朝鲜就不是夷狄之清，而是大中华的大明文化的继承者，即成为“小中华”，而这种朝鲜特有的特殊“华夷论”的文化自信，成为当时的思潮或者是支配性的氛围。
----------------------------
日本
日本自从丰臣秀吉一方面在1587年发布驱逐天主教教士令，宣布日本为“神国”，另一方面在1592年出兵朝鲜（壬辰之役，朝鲜称为“壬辰倭乱”），不再顾及明帝国的势力，其实日本已经不以中国为尊了。对于华夏与夷狄，似乎也不按照地理学上的空间来划分了，从中世纪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衍生出来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这个时候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到了清朝取代明朝以后，他们更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
《华夷变态》序中“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
和朝鲜人一样，日本人对于清人穿着觉得十分诧异，因为这与历史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文有很大差异，……不仅是猎奇，也借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
日本读书人虽然对于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因为清朝的出现，唤起了日本人对当年元寇的回忆，所以打心眼里对满清有一种敌意。……他们觉得中国现在被满清统治，而满清就是蛮夷，蛮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汉文化。
明治以来逐渐膨胀的日本民族主义，以所谓“亚细亚主义”的表象出现，日本对于过去在亚洲最大的对手中国，重新采用一种俯视的眼光来观察。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不再把过去的“中华帝国”看成是庞大的“一个”，而是借用欧洲流行的“民族国家”的新观念，把过去所谓的“中国”解释成不同的王朝，这些王朝只是一个传统的帝国，而实际的“中国”只应该是汉族为主体，居住在长城以南、藏疆以东的一个国家，而中国周边的各个民族应当是文化、政治、民族都不同的共同体。
日人之评中国曰：文明早已过去，六经早已扫地之国。
---------------------------------
在现存数以百计的《燕行录》和有关诗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朝鲜人怀着对大明帝国的感情、对传统中华文明的崇敬和对朱子学说的执着，他们对清帝国相当蔑视和失望，这促成了朝鲜朱子学说的延续和坚守；而通过朝鲜通信使的日记和诗文，我们又知道他们在面对日本的时候，尽管在政治上对日本的虎视眈眈相当紧张和不安，但是在文化上又以“中华文明”代言人自居，对于日本有着一种无端的自负和傲慢；而日本人呢？通过现存大量的《唐风说书》、唐通事资料等，通过长崎这个通商窗口，通过对大量到达长崎的清国商人的讯问和调查，通过各种唐船舶来的书籍，他们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状况有了相当了解，因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对当时的清帝国逐渐形成了一直延续到近世的偏见和轻视。
-------------------------------------------------------------------------------------------------------------------------------------------------
之前曾写过一则关于历史的札记，简略讨论了一下自己心目中有关“汉化”与“胡化”的问题。胡化，本是陈寅恪先生针对五胡乱华后中国北方在文化、人种等方面发生的似乎“逆历史潮流”的变化而提出的概念。并非一再拾陈先生牙慧，而在于籍此概念检讨汉族人以为天经地义并常为之沾沾自喜的“汉化”观念。汉化，似乎是出于汉族本位的、以为普世的观念。但真正站在汉文化本位的立场和视角，对自身加以审视的话，实际情况是，如果以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文化确立和成形的标志的话，那么自此以后的中国历史和汉文化史，就是一部被不断胡化的历史。
那篇札记里提到将汉末东来的佛教视为历史上汉文化所接受的最深入、最广泛的一种胡化。但写那篇札记的主观并非仅即于此，未尽之意在于以此观念检讨当下的中国文化。
简单申说的话，即由当下回望，汉文化的胡化史除佛教影响以外，更深而烈的一次（种）“胡化”无过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
由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认知西方，到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李鸿章主导“洋务运动”，到袁官保主持“小站练兵”，到孙逸仙“推翻帝制，肇造共和”，到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的狂飚突进，到蒋中正信奉基督亲英近美，到毛泽东宗奉马列建立共产由武装割据而至夺得全国政权，到抗美援朝向苏联“一边倒”，到“反右”“破四旧”以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到邓小平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而言，可谓一部以救亡图存为主旨的历史，而对汉文化来说，由当下的情形观照，则恐怕不啻为一部自戕史。
这一场百多年来的西风，直令中华换了人间。今日中国与中国人，从意识形态到个人思维与行为模式，以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概除了还在写汉字（也是遭遇简化的），说汉语（须注意普通话与传统“雅言正音”的巨大差别），以及处世的潜规则外，汉文化已难觅踪迹，果然成为“非驴非马之国”。
而在这一进程中的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发起者毛泽东主席，则应给以特别的关注和审思。毛主席对其的自我评价，自言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二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的核心观念里，最根本的一点当无过于“不破不立”。他自言的两项成就，在他看来也正由于自主地很好地贯彻了自己的这一观念才取得的，而且破得越彻底建得会越辉煌。
理解了他的这一观念，再看他至为看重引为自豪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从后来者从“旁人“的立场和视角，给予了全盘否定，但如果从他本人的立场和视角看，那么他至少又成功或胜利了一半。通过此前的一系列政治和思想改造运动，再加之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建国后他认为残留的传统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文化被革得尸骨无存，破得灰飞烟灭。遗憾的是，强人也难敌自然规律，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立他理想的“文化”，或者他拔苗助长般匆忙立的几个文化样本，也如此前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一般过于超越或脱离了时代现实，而难以存活延续。
但文化已被破成了废墟，以至于直到现在，当要重建文化、繁荣文化时，却对“文化”莫知若何，无从措置了。
子曰“礼失求诸野”。如果能够正视并虚心接受“礼失”的现实，那么也能坦然面对并正视“文明早已过去，六经早已扫地之国”之类的讥刺和藐视，因为人家其实说得没错，自己没文化，活该被人看不起。知耻而后如果又有了奋进之心，想要再续汉文化的血脉，还真得诚心实意地向那些曾被我们认为是“野”的地方“求”去。
倒也不至于灰心丧气，毕竟孔圣人说“礼失求诸野”，是他认为他所在的时代也已经“礼失”了，但之后中华亦然创造出灿烂的文明，有过辉煌的“盛世”。而那几个在我们历史记忆中的引以为豪的牛逼闪闪的“盛世”，其所以存在并穿越历史引人向往的，正是因为那首先是文化的盛世。
老Q的白日梦无非摸摸小尼姑的秃头、和吴妈困困觉罢了，国人的白日梦怕是要辉煌高尚得多，那是一场绵延千年的躺在“天下之中”接受“万国来朝”的盛世迷梦。
只可惜百多年来这白日梦时受骚扰，以至不能做得安祥从容。
这些讨嫌的骚扰既来自西方又得自东邻，以至梦寤中的国人左支右绌。
有趣的是，对同是打断迷梦的骚扰，国人因应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由“多余的”“旁人”看来，不免有厚此薄彼、不能一碗水端平的评判，以及由此而来的困惑。
以欧美白人为代表的西方，在“骚扰”这项成就方面，当是开世界风气之先，当之无愧的始作俑者、罪魁祸首。先是卖鸦片让林则徐老爷子贬窜到了伊犁，然后烧了圆明园让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大人哭得背过了气，再后来庚子年撞进伟大祖国的首都一边在紫禁城的龙榻上和八大胡同的头牌乱搞一边杀得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小将们人头堆堆；再尔后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又惘顾我战胜国地位，关起门来卸磨杀驴分肉销赃；再以至晚近的炸大使馆让我无辜的几位公务员平白做了烈士，在我领空撞机令我无畏的飞行员至今下落不明……。虽有这斑斑事迹彪炳史册，但国人对这罪魁祸首的西方却似乎始终恨不起来。往往一时激愤之后，又转头斥巨资创造出《金陵十三钗》这样的文艺佳作，把西方和白人塑造成一身天真顽劣的泼皮，不经意间撞入中国人的是非堆里，忽然人品爆发把一脸憋屈蓬首垢面萎顿不堪仿佛流浪猫狗的国人解救于水火倒悬之中；茫然无措的国人得了解救且惊且喜，对那泼皮感激涕零，腆着尤带灰泥又添眼泪再加鼻涕的脸，争先恐后诉忠肠表爱心，献媚之余更不妨献身，以至延以成俗，时至今日，此风尤烈。 君不见，国中所谓一线城市所谓潮流女性，一边睥睨天下视须眉如粪土守身如玉甘为剩女，一边顾盼流睇视西方流浪汉登徒子如白马王子投怀送抱我心狂野。其取舍进退，颇有慈禧太后“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识见和气慨。
可见，对于西方的“骚扰”，半梦半醒的国人取得反应是抛一犹带惺忪的媚眼儿，轻唾一声“讨厌”，心头荡漾起“最喜小儿无赖”的痛并快乐着的春情。
同是骚扰，算得上“同文同种”的东邻却享受不到这同等的待遇。自是骚扰的程度不同。百多年来，日本之于中华，简直是美梦惊破后接踵而来的一场超乎想像的恶梦。其罪恶昭彰，真是磬竹难书，以至回想起来，都令人齿冷胆寒。祖国母亲饱受凌辱满目疮夷，子民们身心受到极大创伤，说起日本，哪个不怒发冲冠抉眦尽裂。至于韩国（朝鲜），情形则稍嫌复杂，虽说不上主动“骚扰”，但造就的麻烦，所受的“连带”的“烦扰”却着实不小。近世几次重大国变，直接起因俱系于此。晚清甲午之役，即因日人侵朝，清国作为宗主派军平寇。只可惜寇没平了，还赔上了北洋水师的血本，割让了台湾澎湖诸国土。其后我朝甫定，即因金氏玩火殃及池鱼，不得已倾举国之力投入“抗美援朝”，近百万将士血洒异国只维系一僵局，而台海两岸一统的历史机遇却就此彻底丧失。因此，说起韩国（朝鲜），怕是“气得不打一处来”的既哀且怒。
以上差异反应，究其原因，皆出于以我为主体的主观视角。以欧美白人为代表的西方，历史上因空间距离遥远，与吾国接触无多，有限交流仅止于顺差极大的贸易，以及传教士所带来的奇技淫巧。文明之陌生与迥异，犹如地之两极镜之两面，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根本不在“天下”之内。其后“西方”作为一整体，横空出世，即凭其船坚炮利，突入天下，打破国门，两下京师，一举将国人打懵。这高下立判的利害，想来也让国人立时服膺。至于日本与韩国（朝鲜），则始终在中国的视野之内，正是“天下”的落脚点。日本虽取法中华文明，但一直抱有明确的独立意识，隋时即有“日出之国皇帝致书日落之国皇帝”的“不自量力”的豪举，明万历朝更有丰臣秀吉入侵朝鲜这样“犯上作乱”的恶行，因此中国人既有居“天下之中”对其文明输出的自矜，同时也感于其“不守本分”的独立意识而尤为气恼和轻蔑，赠以“岛夷”、“虾夷”、“倭奴”的恶谥。韩国（朝鲜）于中华文物更事浸淫，至明时更奉中央为宗主，以明纪年为正朔，以朱子理学为正统，于据有“天下”的中华天朝而言，正是全然“儿国”。
于是，虽有日本明治以来，智识早开，早行开放，富国强兵，胜沙俄，占朝鲜，据台澎，跻身列强，鱼肉中华，令睡眼朦胧唇角犹带梦中余涎的国人闻日色变；虽有韩国于战后改革政经体制，实现经济腾飞，一跃而成东亚小龙，并于体育文化诸领域全面发展，令十数亿华人在诸多赛事中频频恐韩。但临了，总如老Q那般怀揣“也曾阔过”的念想儿，对曾经比自己“穷”如今却阔过自己的故人旧邻，加诸几分口舌的刻薄，几分精神的优胜，几分眼光的睥睨，几分心头的咒怨。
但从“我”的本位与视角跳脱出来，以彼的立场和视角来反观中国（人），该看到怎样的光景，得出怎样的观感呢？至于西方，我很想知道一个欧美的，对中国和中国历史、文化只有浮泛认识的普通白人，看了《金陵十三钗》这样的中国文艺作品后，对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人的形象与性格，会形成怎样的感受？望友邻有以告我。至于东方，由近世日本“东洋学”之兴起，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以至于今时关于历史教课书的纠葛、关于钓岛的纷争；篇首提到的韩国将中华传统节庆率先申报世遗，以及不久前愈演愈烈的海上渔业纠纷等等，都非脑子一热或拍脑袋而来的一时之举，其蕴含和反映的恐怕是两国、两个民族对于中国（人）深刻、普遍而长久的轻蔑、藐视和敌意。
正如中国人“天下之中”“万国来朝”的迷梦得自于绵延千年的历史记忆，日本（人）、韩国（人）对于中国（人）的轻蔑、藐视和敌意也非一时意气，也当其来有自。而究竟自何而来，则一直是我对历史的一个疑问。今读葛兆光先生《宅兹中国》，至少是部分获得了解答。
----------------------------------------------------------------------------------------------------------------------------------------------
以下引自于葛兆光先生《宅兹中国》“西方与东方，或者是东方与东方——清代中叶朝鲜与日本对中国的观感”等篇章。
在没有巨大的“他者”的情况下，中国仿佛处于一个没有镜子的时代，这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对于周边的鄙视和傲慢）和以自我为宗主的“朝贡体制”。
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如果我们仔细看明清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东方”，在17世纪中叶以后，在文化上已经不是一个“中华”，在政治上已然是一个“国际”，而在经济上，“朝贡体制”虽然还在维持着，但是日本、朝鲜与中国实际上已是“贸易关系”，东方（其实是东亚）内部原有的同一性基础已经瓦解，而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更已经全盘崩溃，正是这种崩溃，使得各自面对西方的时候，便有了后来历史的巨大差异。
明清时期，日本、朝鲜和中国，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的过程，恰恰很深刻地反映着所谓“东方”，也就是原本在华夏文化基础上东亚的认同的最终崩溃，这种渐渐的互不相认，体现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
表面上同样信仰朱熹之学，但是固执地恪守朱子学说不动摇的朝鲜两班士人，和没有科举制度的日本儒家学者，以及在满清王朝的考据学和异族文化双重影响下的中国士大夫，是很不一样的，在各种文献中常常看到朝鲜人对于清帝国学术和思想的讥讽，都能看到朝鲜和日本人因为蔑视中国文明沦丧而自称“中华”。
-----------------------------
朝鲜
在这个本来是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乾嘉时期），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另一个不再“中华”了的帝国风景，于是不再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而从日本人与中国漂流商贾的笔谈中，也可以看到日本人与清国人之间，彼此都有一些微妙的发自国族自尊的轻蔑和警惕。
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清帝国来，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
清代乾隆到嘉庆年间，中国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大多还沉湎在两千年来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中。但是这个时候的朝鲜人对中国的感觉却不同了。尽管明朝已覆亡百年以上，这些朝鲜人仍然流露出对明帝国的依恋，和对无奈之下朝觐胡人皇帝的怨怼之意，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
“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
在他们心中，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就不再视清帝国为“中华”了。所以，他们对汉族人那么容易就归顺了满清，感到很不理解。
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李朝使臣）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注1），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话，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朝文人都无言以对。
清人入主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人对这个勉强维持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所以，李土甲（朝鲜使者）痛心疾首地申斥道：“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
“明朝后无中国”，但是朝鲜却有“后明朝”或“小中华”。我们注意到的是，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穿着明朝衣冠，特别感到自豪，也对清帝国人改易服色，顺从了蛮夷衣冠相当蔑视。他们穿着能够引起关于汉族历史记忆的明朝衣冠，在心理上对满清人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在他们笔下，似乎汉族士人在他们面前，常常有一种自惭形秽，这使被迫朝贡的他们，在心理上得到补偿。
朝鲜人觉得，清帝国的风俗已经不再纯然“华夏”了，因为本来是儒家发明并很自以为正宗的礼仪，在中国的保存却反不如朝鲜纯粹，而正统儒家礼仪的破坏，以及朱子学风气的崩坏，更让他们存了一种不认同清国的心理，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与学风之后，从一开始就视满清为蛮夷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对的清国的轻蔑之心。
《朱子家礼》本来应当是天经地义的礼仪规范，现在在生活世界却被佛道冲击得摇摇欲坠。程朱理学本来应当是坚定的信仰，现在在学术领域却成为了表面的文饰。他们发现，这是因为这个帝国的当权者对于原来属于汉族文化正宗的思想学说，多少有着疑虑和畏惧，因此，一方面采取了占用真理制高点的方法，抢先接过朱子的学说以堵住汉族士人的嘴，另一方面，则采取钳制的高压手段，以文字狱来威吓读书人。于是，他们把这种文化史的变迁归咎于国家统治者的种族变化，他们相信，这一切是因为帝国的主人不再是汉人而是胡人，所以，文化血脉已经不再纯粹正统，而是已经彻底没落。反过来，正如朝鲜人相当自信的“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朝鲜人再也没有必要认为，过去推崇的文化中华仍然在清帝国了。
同是程朱理学，当它在清帝国受到考据学的挑战和科举制的庇佑，从而既在知识上失去了权威性，又在思想上失去了生命力，越来越成为僵化的教条和虚伪的包装时，在李朝朝鲜，理学却被士大夫真诚而坚决地捍卫着。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李朝朝鲜当时有“两班制度”，就是在朝鲜人中，只有世家子弟才有参加科学的权利，由于只有世家子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就形成了一个不大流动的特权阶层，由于特权阶层的自豪和自负，使他们对属于自己文化和经验的捍卫特别固执，而理学就是他们自以为纯正正统的学问。
由于捍卫朱子之学的正统性，朝鲜就不是夷狄之清，而是大中华的大明文化的继承者，即成为“小中华”，而这种朝鲜特有的特殊“华夷论”的文化自信，成为当时的思潮或者是支配性的氛围。
----------------------------
日本
日本自从丰臣秀吉一方面在1587年发布驱逐天主教教士令，宣布日本为“神国”，另一方面在1592年出兵朝鲜（壬辰之役，朝鲜称为“壬辰倭乱”），不再顾及明帝国的势力，其实日本已经不以中国为尊了。对于华夏与夷狄，似乎也不按照地理学上的空间来划分了，从中世纪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衍生出来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这个时候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到了清朝取代明朝以后，他们更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
《华夷变态》序中“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
和朝鲜人一样，日本人对于清人穿着觉得十分诧异，因为这与历史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文有很大差异，……不仅是猎奇，也借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
日本读书人虽然对于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因为清朝的出现，唤起了日本人对当年元寇的回忆，所以打心眼里对满清有一种敌意。……他们觉得中国现在被满清统治，而满清就是蛮夷，蛮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汉文化。
明治以来逐渐膨胀的日本民族主义，以所谓“亚细亚主义”的表象出现，日本对于过去在亚洲最大的对手中国，重新采用一种俯视的眼光来观察。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不再把过去的“中华帝国”看成是庞大的“一个”，而是借用欧洲流行的“民族国家”的新观念，把过去所谓的“中国”解释成不同的王朝，这些王朝只是一个传统的帝国，而实际的“中国”只应该是汉族为主体，居住在长城以南、藏疆以东的一个国家，而中国周边的各个民族应当是文化、政治、民族都不同的共同体。
日人之评中国曰：文明早已过去，六经早已扫地之国。
---------------------------------
在现存数以百计的《燕行录》和有关诗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朝鲜人怀着对大明帝国的感情、对传统中华文明的崇敬和对朱子学说的执着，他们对清帝国相当蔑视和失望，这促成了朝鲜朱子学说的延续和坚守；而通过朝鲜通信使的日记和诗文，我们又知道他们在面对日本的时候，尽管在政治上对日本的虎视眈眈相当紧张和不安，但是在文化上又以“中华文明”代言人自居，对于日本有着一种无端的自负和傲慢；而日本人呢？通过现存大量的《唐风说书》、唐通事资料等，通过长崎这个通商窗口，通过对大量到达长崎的清国商人的讯问和调查，通过各种唐船舶来的书籍，他们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状况有了相当了解，因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对当时的清帝国逐渐形成了一直延续到近世的偏见和轻视。
-------------------------------------------------------------------------------------------------------------------------------------------------
之前曾写过一则关于历史的札记，简略讨论了一下自己心目中有关“汉化”与“胡化”的问题。胡化，本是陈寅恪先生针对五胡乱华后中国北方在文化、人种等方面发生的似乎“逆历史潮流”的变化而提出的概念。并非一再拾陈先生牙慧，而在于籍此概念检讨汉族人以为天经地义并常为之沾沾自喜的“汉化”观念。汉化，似乎是出于汉族本位的、以为普世的观念。但真正站在汉文化本位的立场和视角，对自身加以审视的话，实际情况是，如果以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文化确立和成形的标志的话，那么自此以后的中国历史和汉文化史，就是一部被不断胡化的历史。
那篇札记里提到将汉末东来的佛教视为历史上汉文化所接受的最深入、最广泛的一种胡化。但写那篇札记的主观并非仅即于此，未尽之意在于以此观念检讨当下的中国文化。
简单申说的话，即由当下回望，汉文化的胡化史除佛教影响以外，更深而烈的一次（种）“胡化”无过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
由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认知西方，到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李鸿章主导“洋务运动”，到袁官保主持“小站练兵”，到孙逸仙“推翻帝制，肇造共和”，到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的狂飚突进，到蒋中正信奉基督亲英近美，到毛泽东宗奉马列建立共产由武装割据而至夺得全国政权，到抗美援朝向苏联“一边倒”，到“反右”“破四旧”以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到邓小平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而言，可谓一部以救亡图存为主旨的历史，而对汉文化来说，由当下的情形观照，则恐怕不啻为一部自戕史。
这一场百多年来的西风，直令中华换了人间。今日中国与中国人，从意识形态到个人思维与行为模式，以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概除了还在写汉字（也是遭遇简化的），说汉语（须注意普通话与传统“雅言正音”的巨大差别），以及处世的潜规则外，汉文化已难觅踪迹，果然成为“非驴非马之国”。
而在这一进程中的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发起者毛泽东主席，则应给以特别的关注和审思。毛主席对其的自我评价，自言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二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的核心观念里，最根本的一点当无过于“不破不立”。他自言的两项成就，在他看来也正由于自主地很好地贯彻了自己的这一观念才取得的，而且破得越彻底建得会越辉煌。
理解了他的这一观念，再看他至为看重引为自豪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从后来者从“旁人“的立场和视角，给予了全盘否定，但如果从他本人的立场和视角看，那么他至少又成功或胜利了一半。通过此前的一系列政治和思想改造运动，再加之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建国后他认为残留的传统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文化被革得尸骨无存，破得灰飞烟灭。遗憾的是，强人也难敌自然规律，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立他理想的“文化”，或者他拔苗助长般匆忙立的几个文化样本，也如此前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一般过于超越或脱离了时代现实，而难以存活延续。
但文化已被破成了废墟，以至于直到现在，当要重建文化、繁荣文化时，却对“文化”莫知若何，无从措置了。
子曰“礼失求诸野”。如果能够正视并虚心接受“礼失”的现实，那么也能坦然面对并正视“文明早已过去，六经早已扫地之国”之类的讥刺和藐视，因为人家其实说得没错，自己没文化，活该被人看不起。知耻而后如果又有了奋进之心，想要再续汉文化的血脉，还真得诚心实意地向那些曾被我们认为是“野”的地方“求”去。
倒也不至于灰心丧气，毕竟孔圣人说“礼失求诸野”，是他认为他所在的时代也已经“礼失”了，但之后中华亦然创造出灿烂的文明，有过辉煌的“盛世”。而那几个在我们历史记忆中的引以为豪的牛逼闪闪的“盛世”，其所以存在并穿越历史引人向往的，正是因为那首先是文化的盛世。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