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生画集》始末因缘
《护生画集》始末因缘
陈 星
丰子恺先生一生笔耕六十余年。在这六十多年内，有一部作品前后相继创作的过程长达四十六年（一九二七至一九七三），这就是《护生画集》。自《护生画集》第一册于一九二九年二月问世以来，该画集（全套六册）在佛教界、文艺界和广大普通读者中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它是佛教界、文艺界诸位先贤、大师们绝世合作的结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
一
护生画缘起于一九二七年。是年秋，弘一大师云游至上海，住在丰子恺家里，他俩遂商定了编绘《护生画集》的计划。丰子恺晚年曾写过一篇《戎孝子和李居士》的随笔，文中写道：“我的老师李叔同先生做了和尚。有一次云游到上海，要我陪着去拜访印光法师。文学家叶圣陶也去……叶圣陶曾写一篇《两法师》，文中赞叹弘一法师的谦虚……印光法师背后站着一个青年，恭恭敬敬地侍候印光，这人就是李圆净。后来他和我招呼，知道我正在和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集》，便把我认为道友，邀我到他家去坐。”查《弘一大师永怀录》，内收叶圣陶《两法师》一文，文末所注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作”。所以丰子恺与弘一大师合作护生画的编绘是从一九二七年就开始了。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一日（农历九月廿六），丰子恺在上海的家中举行仪式，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佛门。他们朝夕相处，在此前后商量合作《护生画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现在一般认为，《护生画集》第一册五十幅护生画是为纪念弘一大师五十岁生日而作。此说虽无错，却稍欠准确。事实上，按照弘一大师与丰子恺的初拟计划，《护生画集》第一册只编绘二十四幅画，就准备出版的。后李圆净居士提议将画集赠送日本有关各界，弘一大师觉得：“若欲赠送日本各处，非再画十数叶，从新编辑不可。”或许正因为此，又逢一九二九年是弘一大师五十岁寿辰，所以丰子恺最后共绘护生画五十幅。弘一大师为每幅画逐一配诗并书写。《护生画集》第一册于一九二九年二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画集编辑者为李圆净，序作者为马一浮先生。马一浮在序中曰：“故知生，则知画矣，知画则知心矣；知护心则知护生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护生画集》第一册初版版权页注明出版日期为一九二八年二月，实际应是一九二九年二月出版。）
二
抗战爆发后，弘一大师居闽南，丰子恺则避寇内地。一九三九年，丰子恺为纪念弘一大师六十寿辰，开始着手绘作《护生画》的续集。第一册既然是五十幅纪念五十岁，那么续集纪念六十岁，自然就应该是六十幅了。丰子恺作画完毕，由宜山寄往泉州，请弘一大师配上文字。大师见续集绘出，非常欣慰，他给丰子恺写信曰：“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丰子恺收到此信，私下就想：其时寇势凶恶，自己流亡在外，生死难卜，但法师既已有此嘱托，又岂敢不从呢？因此他在复信中表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续护生画集》（即《护生画集》第二册）由开明书店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出版，夏丏尊先生作序，文字仍由弘一大师书写。弘一大师还为续集写了《跋文》：“己卯秋晚，《续护生画》绘就。余以衰病，未能为之补题。勉力书写，聊存遗念可耳。”
由此可知，此时弘一大师已年迈体虚。大师抱病书写，为的还是《护生画》的完满。他自知不能再看到《护生画》后几册的出版，于是他在一九四一年先后给李圆净、夏丏尊写信，要求他俩召集有关人士帮助丰子恺完成后几集的编绘工作，并从取材、编排、风格诸方面都作了详细的交代。他在致夏丏尊信中说：“《护生画》续编事，关系甚大。务乞仁者垂念朽人殷诚之愿力，而尽力辅助，必期其能圆满成就，感激无量。”
弘一大师终于没有等到计划实现的那一天，过早地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在泉州圆寂了。数年之后，夏丏尊先生于一九四六年病逝，李圆净居士于一九五○年左右离世。《护生画》功德圆满的使命落到了丰子恺一个人身上。
三
《护生画集》前两册出版以后，社会反响热烈。尤其是在佛教界，更是广泛流传。诸如大中书局、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店、佛学书局等佛教出版机构，皆相继印行。据我所知，仅《护生画集》第一册就有十五种版本之多。其中有的注明出版者，有的没有注明。而就印数而言，每种版本每次印刷，少则一千五百册，多则五千册，这些数字相加，《护生画》流布之广可想而知。这样的发行量在当时的出版界是很少有的了。此外，还有几种英译本问世，如中国保护动物会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初版的由黄茂林翻译的英译本，首次印数也达一千五百册。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赞颂护生画的，社会上对《护生画集》有异议的意见也时有所见。其中，丰子恺与曹聚仁的论争是最具代表性的。
丰子恺与曹聚仁原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抗战爆发后，丰子恺在避寇逃难途中，曹聚仁又在浙江兰溪老家接待过丰氏一家，并请丰家吃了顿饭。然而此后，丰、曹却绝交了，原因就出在对护生画的态度上。曹聚仁在《朋友与我》中说：“后来……《中学生》复刊了……我就把旅途所见……一一都记了下去。也说了子恺兄的愤恨之情。大概，我引伸了他的话：‘慈悲这一种概念，对敌人是不该留存着了。’……哪知……子恺兄看了大为愤怒，说我歪曲了他的话，侮辱了佛家的菩萨性子。他写了一篇文章骂我……”
曹聚仁此处所述“骂”他的文章即指丰子恺发表在《少年先锋》上的《一饭之恩》。丰子恺写此文，缘于听人说：“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而发表了他对护生画的见解：“他们都是但看皮毛，未加深思；因而拘泥小节，不知大体的。《护生画集》的序文中分明说着：‘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丰子恺又说：“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丰子恺在另一篇文章《则勿毁之已》中又说：“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是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
类似这样的表白，丰子恺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护生画集》第三册上有丰子恺自序，共二千余字，而其中一千余字就专门谈了护生画的宗旨和意义。丰子恺与曹聚仁后来确实绝交了。初看起来，这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然而细想一下，像丰子恺这样一位与人为善的仁者，居然在这件事上与朋友翻脸，足见其护生信念之坚定了。
四
一九四八年九月，丰子恺游台湾，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到厦门。在厦门期间，丰子恺应邀为厦门佛学会作了一次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一九四九年元旦刚过，他又赴泉州谒弘一大师圆寂之地。丰子恺在泉州的时候，有一位居士拿出一封信给他看，此信正是当年丰子恺寄给弘一大师的，信上“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八个字顿时跃至丰子恺眼前。于是他当即发愿绘作《护生画集》第三册七十幅。一月十四日，丰子恺在厦门赁居古城西路四十三号二楼，闭门三月，终于完成。
根据开明书店章锡琛先生的提议，丰子恺给当时卜居香港的叶恭绰先生写信，请求题字。叶恭绰很快允诺。这样，丰子恺于四月初亲自携画赴港，两个星期后，七十页护生诗全部写毕。丰子恺又于四月底携画稿飞抵上海，交大法轮书局。《护生画集》第三册（当时书名为《护生画三集》）于一九五○年二月出版。
丰子恺此次在厦门遇见了神交已久的新加坡广洽法师。广洽法师是弘一大师平生最亲近的人之一，他俩这回在厦门见面，共同发愿要为纪念弘一大师携手努力，其中自然也包括完成《护生画》的最后编绘与出版。
一九六○年夏，丰子恺已计划绘作《护生画集》第四册，只苦于出版困难。他给在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写信曰：“近来常感两事遗憾：其一，弘公八十冥寿，原拟作《护生画》第四集八十幅刊。今材料已有，而出版困难，只得从缓实行……”广洽法师立即给丰子恺回信，表示可在海外募款出版。丰子恺在欣慰之余，全力作画，并请朱幼兰居士题字后，寄交广洽法师。《护生画集》第四册，即《护生画四集》遂于一九六一年初，在新加坡出版。（《护生画四集》原注出版时间为一九六○年九月，实际出版时间应在一九六一年初。）
第四册出版后不久，广洽法师以及丰子恺的其他友人，均建议他尽早绘作第五册。丰子恺本人也有此意。他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五日写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表示：“《护生画》第五集提早制作。弟已下决心，预定一年半载之内完成，今已准备辞谢数种工作，以便速成此集。现在采办参考书籍等，定当提早完成，请转告关心护生诸信善可也。”就在丰子恺着手觅诗、作画的同时，广洽法师已在新加坡募款完毕，并与印刷部门签订了合同。丰子恺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初，收集诗文九十篇，寄北京虞愚先生书写。然后逐一作画。一九六五年八月，九十幅护生画宣告完成，并寄广洽法师。九月即出版发行。
五
“文革”开始后，丰子恺被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他的《护生画》当然也被列为“反动书刊”。可执着的丰子恺并没有忘记尚未完成的《护生画》第六集，无论处境多么险恶，他也要使《护生画》功德圆满。
丰子恺绘《护生画》第六集，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通信不方便，就连广洽法师也不知实情。广洽法师在《护生画集·第六册·序言》中就说：“从此数年之后，往来音问，若断若续，似有不能言之隐衷……”丰子恺作第六集是在一九七三年。由于有关书籍损失殆尽，缺乏画材，丰子恺颇费踌躇。有一天，他与曾替《护生画四集》题字的朱幼兰谈及此事，托其搜寻可供参考的书籍。朱幼兰回家后，在尘封的旧书中找到一册《动物鉴》。丰子恺见书心喜，以为此书内容丰富，作书当无问题了。不久，《护生画》第六集一百幅完成。题字的任务再一次落到了朱幼兰肩上。当时丰子恺对朱幼兰说：“绘《护生画集》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为报师恩，为践前约，也就在所不计了！”他又说：“此集题词，本想烦你，因为风险太大了，还是等来日再说吧。”朱幼兰被丰子恺的精神所感动，当下表示：“我是佛门弟子，为宏法利生，也愿担此风险，乐于题词。”（见朱幼兰《丰子恺和他的〈护生画集〉》，载新加坡《联合晚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六日。）
《护生画》第六集于一九七三年完成后，丰子恺自知不久于人世，便托朱幼兰保管。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丰子恺与世长辞，终于未能见到六集《护生画》出齐。“文革”结束后，广洽法师于一九七八年秋，再度赴沪。他十分关心第六集的情况，当他从朱幼兰那里了解到实情后，内心十分感动。广洽法师在《方外知音何处寻》一文里说：“不受环境的挫折而停顿，不受病魔的侵患而退馁。以护生则护心，永远保持这颗赤裸裸对待人的良心善念，生死以之，义无反顾。”于是他此次离开上海时，即将原稿带走，随后就募款将第一至第六册，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同时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护生画》于此功德圆满。（六册《护生画》原稿，后由广洽法师于一九八五年九月捐给浙江博物馆收藏。）台湾女作家席慕容认为：在第六集里“一个佛教徒的温和慈悲的心肠显现到了极点，一个艺术家的热烈天真的胸怀到了最后最高的境界。……每一笔每一句都如冬阳，让人从心里得到启示，得到温暖。”
早在《护生画集》第一册上，弘一大师就在跋文里指明了《护生画》的原则，即：“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四十六年来，丰子恺始终遵循着这一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任凭阴晴风雨，坚持不懈，最终实现了他“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诺言。广洽法师在《护生画六集·序言》中对《护生画》又作了总结，这就是：“盖所谓护生者，即护心也，亦即维护人生之趋向和平安宁之大道，纠正其偏向于恶性之发展，及暴力恣意之纵横也。是故《护生画集》以艺术而作提倡人道之方便，在今日时代，益觉其需要与迫切。虽曰爝火微光，然亦足以照千年之暗室；呼声绵邈，冀可唤回人类苏醒之觉性。”
《护生画集》的版本很多（包括各种选本），全套本以台湾纯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影响较大。海天出版社现在出版的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完整的《护生画集》（六册），且补齐了被港台版本遗漏的若干原版本的序、跋文，称得上是一部相当完备的版本了。在画集出版之际，出版社嘱我作些前言。由于本人见识无多，学业根基亦很疏浅，只能尽力把《护生画集》创作之始末，作一简要的介绍。至于对《护生画集》精神的领会，或对画集中诗、画、文的欣赏，则只能希望读者自己去静心品读了。
（注：此文原为《护生画集》出版前言。）
陈 星
丰子恺先生一生笔耕六十余年。在这六十多年内，有一部作品前后相继创作的过程长达四十六年（一九二七至一九七三），这就是《护生画集》。自《护生画集》第一册于一九二九年二月问世以来，该画集（全套六册）在佛教界、文艺界和广大普通读者中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它是佛教界、文艺界诸位先贤、大师们绝世合作的结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
一
护生画缘起于一九二七年。是年秋，弘一大师云游至上海，住在丰子恺家里，他俩遂商定了编绘《护生画集》的计划。丰子恺晚年曾写过一篇《戎孝子和李居士》的随笔，文中写道：“我的老师李叔同先生做了和尚。有一次云游到上海，要我陪着去拜访印光法师。文学家叶圣陶也去……叶圣陶曾写一篇《两法师》，文中赞叹弘一法师的谦虚……印光法师背后站着一个青年，恭恭敬敬地侍候印光，这人就是李圆净。后来他和我招呼，知道我正在和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集》，便把我认为道友，邀我到他家去坐。”查《弘一大师永怀录》，内收叶圣陶《两法师》一文，文末所注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作”。所以丰子恺与弘一大师合作护生画的编绘是从一九二七年就开始了。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一日（农历九月廿六），丰子恺在上海的家中举行仪式，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佛门。他们朝夕相处，在此前后商量合作《护生画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现在一般认为，《护生画集》第一册五十幅护生画是为纪念弘一大师五十岁生日而作。此说虽无错，却稍欠准确。事实上，按照弘一大师与丰子恺的初拟计划，《护生画集》第一册只编绘二十四幅画，就准备出版的。后李圆净居士提议将画集赠送日本有关各界，弘一大师觉得：“若欲赠送日本各处，非再画十数叶，从新编辑不可。”或许正因为此，又逢一九二九年是弘一大师五十岁寿辰，所以丰子恺最后共绘护生画五十幅。弘一大师为每幅画逐一配诗并书写。《护生画集》第一册于一九二九年二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画集编辑者为李圆净，序作者为马一浮先生。马一浮在序中曰：“故知生，则知画矣，知画则知心矣；知护心则知护生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护生画集》第一册初版版权页注明出版日期为一九二八年二月，实际应是一九二九年二月出版。）
二
抗战爆发后，弘一大师居闽南，丰子恺则避寇内地。一九三九年，丰子恺为纪念弘一大师六十寿辰，开始着手绘作《护生画》的续集。第一册既然是五十幅纪念五十岁，那么续集纪念六十岁，自然就应该是六十幅了。丰子恺作画完毕，由宜山寄往泉州，请弘一大师配上文字。大师见续集绘出，非常欣慰，他给丰子恺写信曰：“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丰子恺收到此信，私下就想：其时寇势凶恶，自己流亡在外，生死难卜，但法师既已有此嘱托，又岂敢不从呢？因此他在复信中表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续护生画集》（即《护生画集》第二册）由开明书店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出版，夏丏尊先生作序，文字仍由弘一大师书写。弘一大师还为续集写了《跋文》：“己卯秋晚，《续护生画》绘就。余以衰病，未能为之补题。勉力书写，聊存遗念可耳。”
由此可知，此时弘一大师已年迈体虚。大师抱病书写，为的还是《护生画》的完满。他自知不能再看到《护生画》后几册的出版，于是他在一九四一年先后给李圆净、夏丏尊写信，要求他俩召集有关人士帮助丰子恺完成后几集的编绘工作，并从取材、编排、风格诸方面都作了详细的交代。他在致夏丏尊信中说：“《护生画》续编事，关系甚大。务乞仁者垂念朽人殷诚之愿力，而尽力辅助，必期其能圆满成就，感激无量。”
弘一大师终于没有等到计划实现的那一天，过早地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在泉州圆寂了。数年之后，夏丏尊先生于一九四六年病逝，李圆净居士于一九五○年左右离世。《护生画》功德圆满的使命落到了丰子恺一个人身上。
三
《护生画集》前两册出版以后，社会反响热烈。尤其是在佛教界，更是广泛流传。诸如大中书局、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店、佛学书局等佛教出版机构，皆相继印行。据我所知，仅《护生画集》第一册就有十五种版本之多。其中有的注明出版者，有的没有注明。而就印数而言，每种版本每次印刷，少则一千五百册，多则五千册，这些数字相加，《护生画》流布之广可想而知。这样的发行量在当时的出版界是很少有的了。此外，还有几种英译本问世，如中国保护动物会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初版的由黄茂林翻译的英译本，首次印数也达一千五百册。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赞颂护生画的，社会上对《护生画集》有异议的意见也时有所见。其中，丰子恺与曹聚仁的论争是最具代表性的。
丰子恺与曹聚仁原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抗战爆发后，丰子恺在避寇逃难途中，曹聚仁又在浙江兰溪老家接待过丰氏一家，并请丰家吃了顿饭。然而此后，丰、曹却绝交了，原因就出在对护生画的态度上。曹聚仁在《朋友与我》中说：“后来……《中学生》复刊了……我就把旅途所见……一一都记了下去。也说了子恺兄的愤恨之情。大概，我引伸了他的话：‘慈悲这一种概念，对敌人是不该留存着了。’……哪知……子恺兄看了大为愤怒，说我歪曲了他的话，侮辱了佛家的菩萨性子。他写了一篇文章骂我……”
曹聚仁此处所述“骂”他的文章即指丰子恺发表在《少年先锋》上的《一饭之恩》。丰子恺写此文，缘于听人说：“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而发表了他对护生画的见解：“他们都是但看皮毛，未加深思；因而拘泥小节，不知大体的。《护生画集》的序文中分明说着：‘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丰子恺又说：“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丰子恺在另一篇文章《则勿毁之已》中又说：“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是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
类似这样的表白，丰子恺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护生画集》第三册上有丰子恺自序，共二千余字，而其中一千余字就专门谈了护生画的宗旨和意义。丰子恺与曹聚仁后来确实绝交了。初看起来，这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然而细想一下，像丰子恺这样一位与人为善的仁者，居然在这件事上与朋友翻脸，足见其护生信念之坚定了。
四
一九四八年九月，丰子恺游台湾，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到厦门。在厦门期间，丰子恺应邀为厦门佛学会作了一次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一九四九年元旦刚过，他又赴泉州谒弘一大师圆寂之地。丰子恺在泉州的时候，有一位居士拿出一封信给他看，此信正是当年丰子恺寄给弘一大师的，信上“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八个字顿时跃至丰子恺眼前。于是他当即发愿绘作《护生画集》第三册七十幅。一月十四日，丰子恺在厦门赁居古城西路四十三号二楼，闭门三月，终于完成。
根据开明书店章锡琛先生的提议，丰子恺给当时卜居香港的叶恭绰先生写信，请求题字。叶恭绰很快允诺。这样，丰子恺于四月初亲自携画赴港，两个星期后，七十页护生诗全部写毕。丰子恺又于四月底携画稿飞抵上海，交大法轮书局。《护生画集》第三册（当时书名为《护生画三集》）于一九五○年二月出版。
丰子恺此次在厦门遇见了神交已久的新加坡广洽法师。广洽法师是弘一大师平生最亲近的人之一，他俩这回在厦门见面，共同发愿要为纪念弘一大师携手努力，其中自然也包括完成《护生画》的最后编绘与出版。
一九六○年夏，丰子恺已计划绘作《护生画集》第四册，只苦于出版困难。他给在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写信曰：“近来常感两事遗憾：其一，弘公八十冥寿，原拟作《护生画》第四集八十幅刊。今材料已有，而出版困难，只得从缓实行……”广洽法师立即给丰子恺回信，表示可在海外募款出版。丰子恺在欣慰之余，全力作画，并请朱幼兰居士题字后，寄交广洽法师。《护生画集》第四册，即《护生画四集》遂于一九六一年初，在新加坡出版。（《护生画四集》原注出版时间为一九六○年九月，实际出版时间应在一九六一年初。）
第四册出版后不久，广洽法师以及丰子恺的其他友人，均建议他尽早绘作第五册。丰子恺本人也有此意。他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五日写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表示：“《护生画》第五集提早制作。弟已下决心，预定一年半载之内完成，今已准备辞谢数种工作，以便速成此集。现在采办参考书籍等，定当提早完成，请转告关心护生诸信善可也。”就在丰子恺着手觅诗、作画的同时，广洽法师已在新加坡募款完毕，并与印刷部门签订了合同。丰子恺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初，收集诗文九十篇，寄北京虞愚先生书写。然后逐一作画。一九六五年八月，九十幅护生画宣告完成，并寄广洽法师。九月即出版发行。
五
“文革”开始后，丰子恺被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他的《护生画》当然也被列为“反动书刊”。可执着的丰子恺并没有忘记尚未完成的《护生画》第六集，无论处境多么险恶，他也要使《护生画》功德圆满。
丰子恺绘《护生画》第六集，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通信不方便，就连广洽法师也不知实情。广洽法师在《护生画集·第六册·序言》中就说：“从此数年之后，往来音问，若断若续，似有不能言之隐衷……”丰子恺作第六集是在一九七三年。由于有关书籍损失殆尽，缺乏画材，丰子恺颇费踌躇。有一天，他与曾替《护生画四集》题字的朱幼兰谈及此事，托其搜寻可供参考的书籍。朱幼兰回家后，在尘封的旧书中找到一册《动物鉴》。丰子恺见书心喜，以为此书内容丰富，作书当无问题了。不久，《护生画》第六集一百幅完成。题字的任务再一次落到了朱幼兰肩上。当时丰子恺对朱幼兰说：“绘《护生画集》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为报师恩，为践前约，也就在所不计了！”他又说：“此集题词，本想烦你，因为风险太大了，还是等来日再说吧。”朱幼兰被丰子恺的精神所感动，当下表示：“我是佛门弟子，为宏法利生，也愿担此风险，乐于题词。”（见朱幼兰《丰子恺和他的〈护生画集〉》，载新加坡《联合晚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六日。）
《护生画》第六集于一九七三年完成后，丰子恺自知不久于人世，便托朱幼兰保管。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丰子恺与世长辞，终于未能见到六集《护生画》出齐。“文革”结束后，广洽法师于一九七八年秋，再度赴沪。他十分关心第六集的情况，当他从朱幼兰那里了解到实情后，内心十分感动。广洽法师在《方外知音何处寻》一文里说：“不受环境的挫折而停顿，不受病魔的侵患而退馁。以护生则护心，永远保持这颗赤裸裸对待人的良心善念，生死以之，义无反顾。”于是他此次离开上海时，即将原稿带走，随后就募款将第一至第六册，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同时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护生画》于此功德圆满。（六册《护生画》原稿，后由广洽法师于一九八五年九月捐给浙江博物馆收藏。）台湾女作家席慕容认为：在第六集里“一个佛教徒的温和慈悲的心肠显现到了极点，一个艺术家的热烈天真的胸怀到了最后最高的境界。……每一笔每一句都如冬阳，让人从心里得到启示，得到温暖。”
早在《护生画集》第一册上，弘一大师就在跋文里指明了《护生画》的原则，即：“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四十六年来，丰子恺始终遵循着这一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任凭阴晴风雨，坚持不懈，最终实现了他“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诺言。广洽法师在《护生画六集·序言》中对《护生画》又作了总结，这就是：“盖所谓护生者，即护心也，亦即维护人生之趋向和平安宁之大道，纠正其偏向于恶性之发展，及暴力恣意之纵横也。是故《护生画集》以艺术而作提倡人道之方便，在今日时代，益觉其需要与迫切。虽曰爝火微光，然亦足以照千年之暗室；呼声绵邈，冀可唤回人类苏醒之觉性。”
《护生画集》的版本很多（包括各种选本），全套本以台湾纯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影响较大。海天出版社现在出版的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完整的《护生画集》（六册），且补齐了被港台版本遗漏的若干原版本的序、跋文，称得上是一部相当完备的版本了。在画集出版之际，出版社嘱我作些前言。由于本人见识无多，学业根基亦很疏浅，只能尽力把《护生画集》创作之始末，作一简要的介绍。至于对《护生画集》精神的领会，或对画集中诗、画、文的欣赏，则只能希望读者自己去静心品读了。
（注：此文原为《护生画集》出版前言。）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