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中国革命
虽说薛君度是黄兴的女婿，难免有为尊者讳之嫌，但是从逻辑上看，内容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无论大陆台湾，基本上对辛亥革命的描述都以孙中山为叙述主线，众多革命实践都是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来穿起来的，因此难免捧孙抑黄，不过这是角度问题，不是立场问题。
书中的几个史实和逻辑对我们重新梳理辛亥革命的源流很有意义。
1. 兴中会-同盟会的变化
一般书籍都把兴中会作为同盟会建立的先声，但是忽略了几个问题：
a) 早年杨衢云在兴中会中的地位；
b) 孙早年革命活动的盟友主要是会党和华侨，地理位置上主要集中在广东一省；但是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绝大部分以留日学生为主体，人员构成上两湖地区占30%。一方面黄为湖南人，在日本活动有时；另一方面孙的全西方教育背景与留日学生的部分士大夫教育背景有隙。因此虽然孙为同盟会魁首，会众必然更加亲近黄；
c) 以兴中会作为同盟会先声的思路忽略了华兴会和光复会的地位，以及其背后两湖、江浙两地会众与孙的矛盾。
虽然有以上种种，孙仍然成为同盟会党魁，薛君度在书中理解为孙较为年长、长期的西方教育经历对西方制度的理解以及动员华侨的筹款能力也是可以接受的。
2. 临时大总统的人选
武昌起义之后孙、黄均不在国内，最后18省都督选举总统，孙以16票高票当选，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但是仍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
a) 武昌首义之后黎元洪被阴差阳错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黄虽然领导汉口、汉阳两役而功勋卓著，但既没有取黎而代之，也不愿屈居黎之下，既有君子之风，也有书生之气。直至陈其美光复上海，程德全在江苏独立，属于起义新军、同盟会众和独立前清大员自然对统御全局的革命领导人各有算盘，身处事外的孙被推出来作为各方接受的代表也是理所应当。
b) 民国建元之后孙虽为总统，但是具体庶务均出黄之手。袁世凯接盘之后，孙成为铁路总办，倒是袁为了安抚革命党为黄在南京特设留守一职，拥兵5万。
3. 二次革命与中华革命党
宋案以及其他袁氏扩充权力的行为引起南方几省都督的讨袁运动，失败后孙希图改组国民党，其中也有值得思考之处。
a) 孙认为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果实为袁所窃，主要因为党缺乏纪律，因此要改组中华革命党，其要求“宣誓依从孙先生“并附指模，李烈钧（赣督）、柏文蔚（皖督）、陈炯明（粤督）几位曾经的地方实权派均强烈反对，黄表示不认可亦不阻拦，即便认可孙的胡汉民提出改“宣誓依从孙先生”为“依从总理”亦遭孙拒绝，可见中华革命党很难说完全继承国民党衣钵，绝不是国民党线性发展的结果。
b)袁复辟之后的反袁斗争基本没有孙和中华革命党的参与，袁倒台之后黎元洪代总统复开国会，国民党再次成为国会大党反而使得中华革命党处于尴尬的境地。
4. 即便如此，又能如何？
薛著此书开宗明义是要为黄声张，但对我们这样一与黄兴毫无瓜葛，二不做专门历史研究，三度过愤青热血青年阶段的人来说是很难同薛一样从这套历史的叙述中获得同样的成就和快意的。
毋宁说，我们用更有逻辑的方法接近了事实的真相，还不如说我们把原来简单清晰的逻辑变得复杂难解，因为在看待同样问题的时候大家心态是不一样的，无论怎样实证的研究都会有预设的立场，用一个业余人士的态度也辩论不出孰优孰劣。有人秉持进步史观，那么无论你说他削足适履也好，以论带史也好，他只要关注宏大叙事就已经足够；但是你要是怀着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和八卦的心，自然是能发现很多边边角角，当然了，自然也会有人跳出来说你一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但是，从我们小民的心思去看，放眼五千年，纵横三万里的事情终归很少碰到，人情世故反而来得多，发掘一些细节一方面让我们能有一些务实的态度，凡事成功不易；另一方面动动脑筋，远离命定式的喧嚣和口号。
无论大陆台湾，基本上对辛亥革命的描述都以孙中山为叙述主线，众多革命实践都是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来穿起来的，因此难免捧孙抑黄，不过这是角度问题，不是立场问题。
书中的几个史实和逻辑对我们重新梳理辛亥革命的源流很有意义。
1. 兴中会-同盟会的变化
一般书籍都把兴中会作为同盟会建立的先声，但是忽略了几个问题：
a) 早年杨衢云在兴中会中的地位；
b) 孙早年革命活动的盟友主要是会党和华侨，地理位置上主要集中在广东一省；但是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绝大部分以留日学生为主体，人员构成上两湖地区占30%。一方面黄为湖南人，在日本活动有时；另一方面孙的全西方教育背景与留日学生的部分士大夫教育背景有隙。因此虽然孙为同盟会魁首，会众必然更加亲近黄；
c) 以兴中会作为同盟会先声的思路忽略了华兴会和光复会的地位，以及其背后两湖、江浙两地会众与孙的矛盾。
虽然有以上种种，孙仍然成为同盟会党魁，薛君度在书中理解为孙较为年长、长期的西方教育经历对西方制度的理解以及动员华侨的筹款能力也是可以接受的。
2. 临时大总统的人选
武昌起义之后孙、黄均不在国内，最后18省都督选举总统，孙以16票高票当选，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但是仍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
a) 武昌首义之后黎元洪被阴差阳错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黄虽然领导汉口、汉阳两役而功勋卓著，但既没有取黎而代之，也不愿屈居黎之下，既有君子之风，也有书生之气。直至陈其美光复上海，程德全在江苏独立，属于起义新军、同盟会众和独立前清大员自然对统御全局的革命领导人各有算盘，身处事外的孙被推出来作为各方接受的代表也是理所应当。
b) 民国建元之后孙虽为总统，但是具体庶务均出黄之手。袁世凯接盘之后，孙成为铁路总办，倒是袁为了安抚革命党为黄在南京特设留守一职，拥兵5万。
3. 二次革命与中华革命党
宋案以及其他袁氏扩充权力的行为引起南方几省都督的讨袁运动，失败后孙希图改组国民党，其中也有值得思考之处。
a) 孙认为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果实为袁所窃，主要因为党缺乏纪律，因此要改组中华革命党，其要求“宣誓依从孙先生“并附指模，李烈钧（赣督）、柏文蔚（皖督）、陈炯明（粤督）几位曾经的地方实权派均强烈反对，黄表示不认可亦不阻拦，即便认可孙的胡汉民提出改“宣誓依从孙先生”为“依从总理”亦遭孙拒绝，可见中华革命党很难说完全继承国民党衣钵，绝不是国民党线性发展的结果。
b)袁复辟之后的反袁斗争基本没有孙和中华革命党的参与，袁倒台之后黎元洪代总统复开国会，国民党再次成为国会大党反而使得中华革命党处于尴尬的境地。
4. 即便如此，又能如何？
薛著此书开宗明义是要为黄声张，但对我们这样一与黄兴毫无瓜葛，二不做专门历史研究，三度过愤青热血青年阶段的人来说是很难同薛一样从这套历史的叙述中获得同样的成就和快意的。
毋宁说，我们用更有逻辑的方法接近了事实的真相，还不如说我们把原来简单清晰的逻辑变得复杂难解，因为在看待同样问题的时候大家心态是不一样的，无论怎样实证的研究都会有预设的立场，用一个业余人士的态度也辩论不出孰优孰劣。有人秉持进步史观，那么无论你说他削足适履也好，以论带史也好，他只要关注宏大叙事就已经足够；但是你要是怀着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和八卦的心，自然是能发现很多边边角角，当然了，自然也会有人跳出来说你一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但是，从我们小民的心思去看，放眼五千年，纵横三万里的事情终归很少碰到，人情世故反而来得多，发掘一些细节一方面让我们能有一些务实的态度，凡事成功不易；另一方面动动脑筋，远离命定式的喧嚣和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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