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还好吗？
悲欢的流言比乐观的期望更能够吸引大家的眼球，人们总感觉到它无处不在，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广岛核弹事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的事故后，更加延长了流言的生命期，一系列与物种消亡、癌症、犯罪、艾滋病、气候变暖等相关的问题出现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可实际上，我们所在的世界真是如此地陷入世界末日中吗？难道再也没有与此相反的乐观意见吗？
似乎大多数人对当今的社会都充满了非理性和悲欢的悲剧情节，却很少以理性和乐观的态度直面人生，更别说他们对悲欢的世界充满了恐惧，然而矛盾的是，他们更愿意与乐观唱反调，这也就是理性乐观派的看法一直也没有得到大家的重视的原因。可喜的是，英国著名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在最新的著作《理性乐观派》一书中，以社会发展史为基调，结合人类学、生物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全面阐述了人类进步经济史是如何从混沌中走向光明，从而最终走向繁荣。更为重要的是，本书颠覆了人类即将走向世界末日的悲欢态度，以充分的说服力解释了人类离世界末日为时尚早，人类并没有达到悲欢主义者所描述的悲惨地步，恰恰相反，人类在21世纪将取得巨大的经济繁荣，人们比以前生活得更好。
人类从混沌世界中形成智人，这就经历了人类演变过程的绝大多数时间，其中最伟大变革之处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西方思想界一直以来都有关于人与动物区别的讨论，帕斯卡尔认为思想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而在卢梭看来是主动性 ，也许费尔巴哈的观点比较接近本书作者的意图， “动物只是单个存在的动物；而人类，既作为一个人而存在，也作为人类、一个全体、一个团体而存在”。马特.里德利认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是一项集体性的事业，它需要密集的集体大脑”，也正是这种集体大脑的高度发展才带动了商品之间的交换意识和专业分工的发明。与商品交易相关的基本要素需要信任的土壤和不成文的习惯法最终成为商业规则，这些都是培养企业家精神的基本条件，除此之外，创新精神也一直贯穿本书的首尾，无论是技术上的创新还是组织方式上的创新，都是一种新型的竞争方式，总有一种新的东西出现，同时也会摧毁一些旧有的东西。
自由秩序和创新和是本书最重要的两个中心论点。首先就自由秩序而言，5000年前的贸易活动的广泛传播，就有市场概念产生。古老文明从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诞生，城市的产生意味着生产更加专业化、消费也更加专业化，可是大多数文明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一些古老的帝国在气候环境、人口膨胀、官僚腐败等原因下，都逐渐走向了没落，除此之外自由秩序的扼杀也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大多数帝国在取得胜利后，“官僚主义过度泛滥，个人权利脆弱不堪，技术创新遭到扼杀，社会创新步履维艰，创造力屡受惩处”。官僚体制下的国有化垄断为资本和权力寻租提供了土壤，它也是导致帝国没落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次就创新而言，根据古典政治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预测，“收益递减最终会占上风，生活水平慢慢地再无改善”，这是因为“靠着斯密无形之手的指导，无限的市场参与者掌握了最充分的信息，达到一种无利可图的均衡状态，回报消失，经济发展走向终结”，可实际上，“最终稳定状态”在市场经济下是无法存在的。创新像一团野火般地改变这个稳定状态，它不会使得收益递减，相反，收益递增的现象一直存在，但是创新的演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断断续续地从不同的时间、从世界不同地方出现，它一直以跳跃的方式存在，这是缘于制度和人口都会对创新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特别是制度上的变革障碍导致了官僚们把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创新扼杀在摇篮里。那么导致创新能够持续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作者逐一分析了科学、资本、知识产权、政府的支持等多方面因素是否对创新产生的影响，然后，在作者看来，这些因素对创新没有多大的关系，甚至在某一程度上还会扼杀创新的产生，譬如严格的监管机构可能导致行业无法自由发展。
创新不是自上而下产生的，恰恰相反，创新是自下而上产生的，用马特.里德利的话说“创新不是一个能预测的产业，它可不太爱听从政府官员的吩咐”。实际上，创新是交换的结果，也就是“溢出效应”，将一种创新与另外一种创新进行交配，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创新，这也就是说“现代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思想相遇、融合、交配和变异的历史”。
马特.里德利在本书中对20世纪以后的悲欢主义提出了有力的反击。他对全球气候变暖也持有怀疑的态度，认为这是政治家提高权力的砝码，可假设存在全球变暖的话，应当从能源技术领域的自下而上的科技创新解决，然而，讽刺的是，这又离不开政府会执行一种重额碳税，同时削减工资税。
《理性乐观派》一书即使有些观点避重就轻，但不能否认他的一些观点是凭空猜想的，这主要是因为，集体大脑下的创新精神不再是精英阶级的专利，而是像聚集大众智慧的“维基效应”一样，智慧永远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
2011年1月28日
BY：《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 马特.里德利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11月 45.00元
似乎大多数人对当今的社会都充满了非理性和悲欢的悲剧情节，却很少以理性和乐观的态度直面人生，更别说他们对悲欢的世界充满了恐惧，然而矛盾的是，他们更愿意与乐观唱反调，这也就是理性乐观派的看法一直也没有得到大家的重视的原因。可喜的是，英国著名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在最新的著作《理性乐观派》一书中，以社会发展史为基调，结合人类学、生物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全面阐述了人类进步经济史是如何从混沌中走向光明，从而最终走向繁荣。更为重要的是，本书颠覆了人类即将走向世界末日的悲欢态度，以充分的说服力解释了人类离世界末日为时尚早，人类并没有达到悲欢主义者所描述的悲惨地步，恰恰相反，人类在21世纪将取得巨大的经济繁荣，人们比以前生活得更好。
人类从混沌世界中形成智人，这就经历了人类演变过程的绝大多数时间，其中最伟大变革之处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西方思想界一直以来都有关于人与动物区别的讨论，帕斯卡尔认为思想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而在卢梭看来是主动性 ，也许费尔巴哈的观点比较接近本书作者的意图， “动物只是单个存在的动物；而人类，既作为一个人而存在，也作为人类、一个全体、一个团体而存在”。马特.里德利认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是一项集体性的事业，它需要密集的集体大脑”，也正是这种集体大脑的高度发展才带动了商品之间的交换意识和专业分工的发明。与商品交易相关的基本要素需要信任的土壤和不成文的习惯法最终成为商业规则，这些都是培养企业家精神的基本条件，除此之外，创新精神也一直贯穿本书的首尾，无论是技术上的创新还是组织方式上的创新，都是一种新型的竞争方式，总有一种新的东西出现，同时也会摧毁一些旧有的东西。
自由秩序和创新和是本书最重要的两个中心论点。首先就自由秩序而言，5000年前的贸易活动的广泛传播，就有市场概念产生。古老文明从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诞生，城市的产生意味着生产更加专业化、消费也更加专业化，可是大多数文明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一些古老的帝国在气候环境、人口膨胀、官僚腐败等原因下，都逐渐走向了没落，除此之外自由秩序的扼杀也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大多数帝国在取得胜利后，“官僚主义过度泛滥，个人权利脆弱不堪，技术创新遭到扼杀，社会创新步履维艰，创造力屡受惩处”。官僚体制下的国有化垄断为资本和权力寻租提供了土壤，它也是导致帝国没落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次就创新而言，根据古典政治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预测，“收益递减最终会占上风，生活水平慢慢地再无改善”，这是因为“靠着斯密无形之手的指导，无限的市场参与者掌握了最充分的信息，达到一种无利可图的均衡状态，回报消失，经济发展走向终结”，可实际上，“最终稳定状态”在市场经济下是无法存在的。创新像一团野火般地改变这个稳定状态，它不会使得收益递减，相反，收益递增的现象一直存在，但是创新的演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断断续续地从不同的时间、从世界不同地方出现，它一直以跳跃的方式存在，这是缘于制度和人口都会对创新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特别是制度上的变革障碍导致了官僚们把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创新扼杀在摇篮里。那么导致创新能够持续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作者逐一分析了科学、资本、知识产权、政府的支持等多方面因素是否对创新产生的影响，然后，在作者看来，这些因素对创新没有多大的关系，甚至在某一程度上还会扼杀创新的产生，譬如严格的监管机构可能导致行业无法自由发展。
创新不是自上而下产生的，恰恰相反，创新是自下而上产生的，用马特.里德利的话说“创新不是一个能预测的产业，它可不太爱听从政府官员的吩咐”。实际上，创新是交换的结果，也就是“溢出效应”，将一种创新与另外一种创新进行交配，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创新，这也就是说“现代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思想相遇、融合、交配和变异的历史”。
马特.里德利在本书中对20世纪以后的悲欢主义提出了有力的反击。他对全球气候变暖也持有怀疑的态度，认为这是政治家提高权力的砝码，可假设存在全球变暖的话，应当从能源技术领域的自下而上的科技创新解决，然而，讽刺的是，这又离不开政府会执行一种重额碳税，同时削减工资税。
《理性乐观派》一书即使有些观点避重就轻，但不能否认他的一些观点是凭空猜想的，这主要是因为，集体大脑下的创新精神不再是精英阶级的专利，而是像聚集大众智慧的“维基效应”一样，智慧永远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
2011年1月28日
BY：《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 马特.里德利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11月 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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