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大的围观 ——读《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盛大的围观
——读《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一、启发、批判与解释
读了这么多年书，抽丝般的速度，好歹至今也悟出了点什么——书中的不尽是真理。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也许可以代表一类著作——作者提出了较为新颖且大胆的观点，论证旁征博引，引起新的来自读者的思考，不强求信奉。
郑也夫老师在《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中的形象是和善的，这次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似是让我看到了一位更加可爱的学者形象。比如他说：“粗通哲学史的人（笔者也属于这一群体）都知道” ，又如他在某处引用他人的话语后加上了可能对原作者的意思理解有偏差的注释。这些无论其真正的意义为何，至少会给我的阅读增添额外的乐趣，算是对一字不落的人的奖赏。封底的评价中，薛涌（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教师）说：“作为也夫二十多年的好友，我一直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也从来没有忘记他说了些什么，更没少从中受益。也夫的可贵正在于他的片面”，郑老师的可爱还在于对一个问题的执著与敢于表达。在当今各种评议中，被太多的模棱两可太多的不知所云太多的话题重复弄得无所适从，“片面”至少为思考开辟了一条道路，而且是一条较易迈出第一步的道路。
序言部分的内容就很具有启发性。
作者首先阐述了其解释与批判并存的写作态度，并对有可能损伤解释却与解释并行的批判作了辩解——所谓“价值中立”便只能取决于入局后，而非入居前。 这番话也许就能解释之前一直困惑我的一个问题，即当你着手研究一个问题时，是带着自己的在判断上已形成的偏向去深入，还是在中立的视角下随着思考的深入而形成自己的判断？作者告诉我们，想要没心没肺地进入一个是非之地是不可能的，然而研究者自己的气焰太过嚣张无疑会影响事物本身的面貌，所以对入局前的价值中立不寄以太多希望，而入局后的价值中立则应是努力获取的素质。“我认为，解释的中立依赖于三项素质。其一，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不弱于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其二， 意识到批判的锋芒会毁伤解释，入局后善于角色转换，自觉地约束成见。其三，具有高超的理性能力。” 这段话说得很好，特此摘录。
每一位怀抱批判态度著书立说的人，想必也不会排斥读者对其的再批判吧。
二、政府角色的转换、商人话语权的提升的思考与物质主义
第一章表述了写作本书的大背景——政府由“为大目的行动的战斗集团”变成“日常性技术集团”，社会将好生活当作人生观来鼓吹，最终当物质追求得到普遍满足后，人生的意义仍有空缺，这时我们不知道的不仅是方法，更是原因。
初次阅读，对关于政府角色的转换和商人话语权的提升的论述赞叹不已；全书读至一半时再回头看那一段内容，却心生诸多疑惑。于是将《第一章 快乐哲学批判与人性之在认识》中第一部分《人生观权威制定者的淡出》念给父母听，谁知以上内容，连带只是复述的我，一起遭到了父母的强烈批判，拉开了接近一个小时的争论。父母首先提出，在中国，很难界定“商人”这一群体。我认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就是商人；父母提出1、诸如李嘉诚等，我们称他们为企业家，他们不是商人；2、诸如李小琳等国有垄断企业负责人，更不是商人，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亦有相应的职位；3、诸如黄光裕等国企领导，也不是商人，他们也要受政府的领导与指导。其中第一点，就是用词问题，我认为无需议论；第二点，感觉他们说的对，这是中国特色的问题；第三点，辩了半天，最后问出这么一句：“那你们就是说当今中国仍是政企不分的喽。”老爸说：“就是不分！”于是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后来发现郑老师这么说：“中国市场上假冒伪劣屡禁不止的最重要原因是，地方管理没有独立于生产，而是融于生产之中了。” 之后，父母表示，由于中国几乎不存在真正独立的有巨大实力的商人群体，所以“如果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鼓吹的话，商人必将成为这话语的最终垄断者”是不现实的，或者说，在中国，即使真的有一天商人能够垄断话语权，但这商人，只是政治家们举的一块纸牌牌而已。父母还提出反对的是，关于政府角色转换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执政党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必须经过先从经济抓起的阶段。所以政府并不是变成了“日常性技术集团”，其目标没有变，经济措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我想说，什么问题带上了“中国特色”这几个字后都会变得既复杂又简单——问题变复杂了，但解答变简单了。所以，我们跳出本国，看看世界。作者也正是由日本作家山崎正和的话语引出下面的论述的，最后凝为两句话——一，“我们的政府在近十余年间也正在从一个‘为大目的行动的战斗集团’变为‘日常技术型集团’”；二，“如果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鼓吹的话，商人必将成为这话语的最终垄断者。”社会学的精深与吊诡也许都在于此，希望以些许学说囊括社会时空全景。关于第一句话，我的认为是，此两种集团形态均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一个政权以政治理想主义登上舞台，和其在之后对国家的治理中工作重点转移到其他建设方面并不矛盾。也可以说，这两种形态在当今各国政府的作为中都能看到端倪，只是同样由于作者叙述的“亘古未有的社会变迁”，所以现在看来，我们的政府更像是一个日常性技术集团而已。并且，若是冠以中国特色，即使是技术集团，我们的政府也不可能放权于企业于商人，我这里说的是从政府主观意愿上。但，有形与无形、自愿与被迫、趋势与固守之间会否有一天产生矛盾，以及产生怎样的矛盾，产生矛盾的结果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也只是围观而已。关于第二句话。有些想法，可能本身也就存在于我们心中，但只要没有一个人正正经经地将它写下来，再让我们看到，它们就不会那样的深刻那样的入骨。“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鼓吹”就是属此类。这句话的主语，作者的意思是政治家，但是商人显然更适合。首先，我们的人生观到底应由谁来决定又由什么来形成，这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作者用了“鼓吹”一词，于是用政治家或商人作主语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毕竟只是鼓吹嘛，他鼓吹他的你做你自己的嘛。但再问，当这种鼓吹成就了一种整体的氛围时，怎么保证人生观不被集体地塑形？还想问，政治家们鼓吹的“四个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怎么就反映出了将物质主义、将好生活当作人生观了？尽管有诸多的怀疑，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今，即使是坐在书斋里的学者，或是更加浅薄无闻的我们，都无可避免地感觉到了物质主义的冲击。而且往往在提到物质主义时，人们都不自觉或自觉地站到了批判的立场上。
但我并不认为，物质主义就简简单单地和“钱”有关。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定义为三个历史形态——“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阶段。 我想，也许“物质主义”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即人将个体的存在建立在对物的依赖的基础上，价值观物质化。知识分子写文著书，希望能唤醒人们的意识，从个人的价值转变。政府也在大力宣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物质主义仍是无孔不入的，就这点，商人确实应当受到谴责，他们的所为，从迎合逐渐变成了引领，这是很可怕的。
三、对非物质化趋势思考
“我们下面将从衣食住行、通信造纸业等多方面去透视非物质化的趋势是否存在。” 之后，作者从食与恩格尔系数、穿的消费、住房消费、通信于交通、光盘与纸张、主要消费项目的对比（食品、衣着、居住、医疗、交通通信、文教娱乐）、虚拟空间、性、刺激品、戏这几方面论述他眼中的非物质化趋势。最后的小结为:“以上我们呈现了人类现代化消费生活的两个侧面。一方面，消费总额中物质在减少。另一方面，虚拟性的活动无所不在。” “消费的非物质化和虚拟化，或者说生活的非物质化和虚拟化，已成趋势。”
令我感到不解的是，以上这些能论证出“生活的非物质化和虚拟化，已成趋势”吗？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消费者追求设计胜过物品（如服装）本身、比特代替原子、电子书取代纸张、性的虚拟（特别提一下，这方面的论述尤其有意思）、对游戏和药物的沉迷，这些能迎来后物欲时代吗？
也许我们要回到“物质”的定义。什么是物质？是否承认物质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物质的对立面是什么？非物质是不是就是意识……笔者抱持物质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的观点，故在我看来，作者的诸多论述只能证明人们的消费有“非有体物”的趋势，而不能证明“非物质化”趋势，更不能推导出“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也许，这只是物质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的表现——从追求有体物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到通过无体物来标榜个性，用作者“舒适、牛逼、刺激”理论，即追求虚拟的刺激，享受由无形的时尚、娱乐等消费带来的牛逼感。这些到了最后，自我实现仍然不可能摆脱物质主义的束缚。并且郑老师说：“我们始于游戏，终于游戏” ，前者在当今孩子们的世界中就已经在递减了，后者要怎样才能看到。
回到对物质主义的论述上，为什么物质主义就一定是负面的？即使是作者笔下的后物欲时代，人们还是一样的迷惘一样的彷徨，有体物上不能填补的意义空缺，恐怕更不能用无形的事物来填满。最终从虚空中来，到空虚中去。
与其是这样的后物欲时代，不如不要来临。
我们很难做到遗世独立，对社会动动嘴皮子、敲敲键盘的工作实在羞于提起。
由我们来审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注定只能是一场盛大的围观罢了。
只是，一直保持这样的姿态，恐怕很难真正迎来后物欲时代的来临吧。
且让我们在横流的物欲中再扑腾几下，生不出翅膀，也不求一浮出水面就见到那个名为“后物欲时代”的岸。水中的孩子不正是在对岸若有若无的念想中学会了游泳吗？也许当大多数人懂得了需要以及如何在物欲中泅渡身心，那时，真正闪光的后物欲才会作为一根根浮木漂至你我身边。
不去盼岸，盼船。
2012年2月10日
——读《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一、启发、批判与解释
读了这么多年书，抽丝般的速度，好歹至今也悟出了点什么——书中的不尽是真理。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也许可以代表一类著作——作者提出了较为新颖且大胆的观点，论证旁征博引，引起新的来自读者的思考，不强求信奉。
郑也夫老师在《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中的形象是和善的，这次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似是让我看到了一位更加可爱的学者形象。比如他说：“粗通哲学史的人（笔者也属于这一群体）都知道” ，又如他在某处引用他人的话语后加上了可能对原作者的意思理解有偏差的注释。这些无论其真正的意义为何，至少会给我的阅读增添额外的乐趣，算是对一字不落的人的奖赏。封底的评价中，薛涌（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教师）说：“作为也夫二十多年的好友，我一直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也从来没有忘记他说了些什么，更没少从中受益。也夫的可贵正在于他的片面”，郑老师的可爱还在于对一个问题的执著与敢于表达。在当今各种评议中，被太多的模棱两可太多的不知所云太多的话题重复弄得无所适从，“片面”至少为思考开辟了一条道路，而且是一条较易迈出第一步的道路。
序言部分的内容就很具有启发性。
作者首先阐述了其解释与批判并存的写作态度，并对有可能损伤解释却与解释并行的批判作了辩解——所谓“价值中立”便只能取决于入局后，而非入居前。 这番话也许就能解释之前一直困惑我的一个问题，即当你着手研究一个问题时，是带着自己的在判断上已形成的偏向去深入，还是在中立的视角下随着思考的深入而形成自己的判断？作者告诉我们，想要没心没肺地进入一个是非之地是不可能的，然而研究者自己的气焰太过嚣张无疑会影响事物本身的面貌，所以对入局前的价值中立不寄以太多希望，而入局后的价值中立则应是努力获取的素质。“我认为，解释的中立依赖于三项素质。其一，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不弱于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其二， 意识到批判的锋芒会毁伤解释，入局后善于角色转换，自觉地约束成见。其三，具有高超的理性能力。” 这段话说得很好，特此摘录。
每一位怀抱批判态度著书立说的人，想必也不会排斥读者对其的再批判吧。
二、政府角色的转换、商人话语权的提升的思考与物质主义
第一章表述了写作本书的大背景——政府由“为大目的行动的战斗集团”变成“日常性技术集团”，社会将好生活当作人生观来鼓吹，最终当物质追求得到普遍满足后，人生的意义仍有空缺，这时我们不知道的不仅是方法，更是原因。
初次阅读，对关于政府角色的转换和商人话语权的提升的论述赞叹不已；全书读至一半时再回头看那一段内容，却心生诸多疑惑。于是将《第一章 快乐哲学批判与人性之在认识》中第一部分《人生观权威制定者的淡出》念给父母听，谁知以上内容，连带只是复述的我，一起遭到了父母的强烈批判，拉开了接近一个小时的争论。父母首先提出，在中国，很难界定“商人”这一群体。我认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就是商人；父母提出1、诸如李嘉诚等，我们称他们为企业家，他们不是商人；2、诸如李小琳等国有垄断企业负责人，更不是商人，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亦有相应的职位；3、诸如黄光裕等国企领导，也不是商人，他们也要受政府的领导与指导。其中第一点，就是用词问题，我认为无需议论；第二点，感觉他们说的对，这是中国特色的问题；第三点，辩了半天，最后问出这么一句：“那你们就是说当今中国仍是政企不分的喽。”老爸说：“就是不分！”于是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后来发现郑老师这么说：“中国市场上假冒伪劣屡禁不止的最重要原因是，地方管理没有独立于生产，而是融于生产之中了。” 之后，父母表示，由于中国几乎不存在真正独立的有巨大实力的商人群体，所以“如果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鼓吹的话，商人必将成为这话语的最终垄断者”是不现实的，或者说，在中国，即使真的有一天商人能够垄断话语权，但这商人，只是政治家们举的一块纸牌牌而已。父母还提出反对的是，关于政府角色转换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执政党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必须经过先从经济抓起的阶段。所以政府并不是变成了“日常性技术集团”，其目标没有变，经济措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我想说，什么问题带上了“中国特色”这几个字后都会变得既复杂又简单——问题变复杂了，但解答变简单了。所以，我们跳出本国，看看世界。作者也正是由日本作家山崎正和的话语引出下面的论述的，最后凝为两句话——一，“我们的政府在近十余年间也正在从一个‘为大目的行动的战斗集团’变为‘日常技术型集团’”；二，“如果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鼓吹的话，商人必将成为这话语的最终垄断者。”社会学的精深与吊诡也许都在于此，希望以些许学说囊括社会时空全景。关于第一句话，我的认为是，此两种集团形态均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一个政权以政治理想主义登上舞台，和其在之后对国家的治理中工作重点转移到其他建设方面并不矛盾。也可以说，这两种形态在当今各国政府的作为中都能看到端倪，只是同样由于作者叙述的“亘古未有的社会变迁”，所以现在看来，我们的政府更像是一个日常性技术集团而已。并且，若是冠以中国特色，即使是技术集团，我们的政府也不可能放权于企业于商人，我这里说的是从政府主观意愿上。但，有形与无形、自愿与被迫、趋势与固守之间会否有一天产生矛盾，以及产生怎样的矛盾，产生矛盾的结果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也只是围观而已。关于第二句话。有些想法，可能本身也就存在于我们心中，但只要没有一个人正正经经地将它写下来，再让我们看到，它们就不会那样的深刻那样的入骨。“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鼓吹”就是属此类。这句话的主语，作者的意思是政治家，但是商人显然更适合。首先，我们的人生观到底应由谁来决定又由什么来形成，这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作者用了“鼓吹”一词，于是用政治家或商人作主语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毕竟只是鼓吹嘛，他鼓吹他的你做你自己的嘛。但再问，当这种鼓吹成就了一种整体的氛围时，怎么保证人生观不被集体地塑形？还想问，政治家们鼓吹的“四个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怎么就反映出了将物质主义、将好生活当作人生观了？尽管有诸多的怀疑，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今，即使是坐在书斋里的学者，或是更加浅薄无闻的我们，都无可避免地感觉到了物质主义的冲击。而且往往在提到物质主义时，人们都不自觉或自觉地站到了批判的立场上。
但我并不认为，物质主义就简简单单地和“钱”有关。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定义为三个历史形态——“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阶段。 我想，也许“物质主义”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即人将个体的存在建立在对物的依赖的基础上，价值观物质化。知识分子写文著书，希望能唤醒人们的意识，从个人的价值转变。政府也在大力宣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物质主义仍是无孔不入的，就这点，商人确实应当受到谴责，他们的所为，从迎合逐渐变成了引领，这是很可怕的。
三、对非物质化趋势思考
“我们下面将从衣食住行、通信造纸业等多方面去透视非物质化的趋势是否存在。” 之后，作者从食与恩格尔系数、穿的消费、住房消费、通信于交通、光盘与纸张、主要消费项目的对比（食品、衣着、居住、医疗、交通通信、文教娱乐）、虚拟空间、性、刺激品、戏这几方面论述他眼中的非物质化趋势。最后的小结为:“以上我们呈现了人类现代化消费生活的两个侧面。一方面，消费总额中物质在减少。另一方面，虚拟性的活动无所不在。” “消费的非物质化和虚拟化，或者说生活的非物质化和虚拟化，已成趋势。”
令我感到不解的是，以上这些能论证出“生活的非物质化和虚拟化，已成趋势”吗？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消费者追求设计胜过物品（如服装）本身、比特代替原子、电子书取代纸张、性的虚拟（特别提一下，这方面的论述尤其有意思）、对游戏和药物的沉迷，这些能迎来后物欲时代吗？
也许我们要回到“物质”的定义。什么是物质？是否承认物质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物质的对立面是什么？非物质是不是就是意识……笔者抱持物质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的观点，故在我看来，作者的诸多论述只能证明人们的消费有“非有体物”的趋势，而不能证明“非物质化”趋势，更不能推导出“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也许，这只是物质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的表现——从追求有体物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到通过无体物来标榜个性，用作者“舒适、牛逼、刺激”理论，即追求虚拟的刺激，享受由无形的时尚、娱乐等消费带来的牛逼感。这些到了最后，自我实现仍然不可能摆脱物质主义的束缚。并且郑老师说：“我们始于游戏，终于游戏” ，前者在当今孩子们的世界中就已经在递减了，后者要怎样才能看到。
回到对物质主义的论述上，为什么物质主义就一定是负面的？即使是作者笔下的后物欲时代，人们还是一样的迷惘一样的彷徨，有体物上不能填补的意义空缺，恐怕更不能用无形的事物来填满。最终从虚空中来，到空虚中去。
与其是这样的后物欲时代，不如不要来临。
我们很难做到遗世独立，对社会动动嘴皮子、敲敲键盘的工作实在羞于提起。
由我们来审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注定只能是一场盛大的围观罢了。
只是，一直保持这样的姿态，恐怕很难真正迎来后物欲时代的来临吧。
且让我们在横流的物欲中再扑腾几下，生不出翅膀，也不求一浮出水面就见到那个名为“后物欲时代”的岸。水中的孩子不正是在对岸若有若无的念想中学会了游泳吗？也许当大多数人懂得了需要以及如何在物欲中泅渡身心，那时，真正闪光的后物欲才会作为一根根浮木漂至你我身边。
不去盼岸，盼船。
2012年2月10日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