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两个经典段落
郑桐说:“对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民主化进程,而不是马拉等人。他们不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宾派的暴政统治只维持一年多,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点燃人们的仇恨之火,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命权。至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我同意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就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在于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福音,而在于它是否给当时处于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
那位老师说:“可是……先生,从我接触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上看,它丝毫没有表现出您所说的血腥气,只是说到群众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郑桐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所以我觉得您在误人子弟,您要明白,教科书只能代表一种观 点,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您为什么不多看一些资料?象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维坦》,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这些书,国内都有译本呀?”
“……等等,请允许我把书名记下来,我要读过以后再得出自己的观点,因此您刚才说的也只能是您的一孔之见。”
“我欣赏您此时的治学态度,顺便问一句,看您的岁数,文革初期时您已经当教师了吧?”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两年。”
“您是否被运动触及了灵魂?遭到过暴力攻击吗?”
“当然,那时候当教师的大都在劫难逃,挨斗和挨打是免不了的。”
“那我提请您注意,如果您还认为暴民政治的鼓吹者和嗜血者是英雄的话,并且继续把这种观点灌输给学生,那么您将来免不了还要挨揍,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重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社会。对不起,我的话有点儿尖刻,请您不要介意。”
(摘自本书第十四章。)
“没错,中国有这么多人口,谁都想发财,可财富是有限的,从理论上讲,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一部分人聚敛了财富,另一部分人就要与财富无缘,因此财富通常只能由少数人掌握。不错,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希望平等,但那不过是种希望,人类从诞生那天起就从来没有平等过,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你想想,咱们小时候受的教育都是这样,‘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其实这是瞪着眼说瞎话,当年张春桥和江青这类的激进分子不是还大喊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走门吗?老百姓当然拥护,反正他们什么也享受不到,谁不希望平等?可是结果怎么样?特权不但没有消灭,反而越演越烈,七八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发现北京无论干什么都需要些特权,想看看小说,对不起,新华书店里只有《艳阳天》、《金光大道》什么的,可是高干凭购书证进入内部书店却能买到很多外国翻译小说,你看,连读小说的权利都被垄断了。更可笑的是看电影也要有特权,你要有路子可以看到内部放映的外国影片,什么《罗马之战》、《宫庭爱神》……没路子就只好看老掉牙的《地雷战》、《地道战》。有个哥们儿和我有十年没见了,一碰见我挺激动,一拍胸脯说我带你逛公园去,我心说这小子有病是怎么着,逛公园我用你带着?闹了半天他要带我去逛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这两个公园是六九年关闭的,成了江青的私人花园,因为她要在里面骑马,这一关闭就是十年,江青倒台三年后才向社会开放,在此之前,你要有关系也可以进去游览,我那个朋友要招待我逛北海,这显然是件很时髦的事,而且也说明他很神通广大。当时我就想,咱中国算是没治了,到处是黑色幽默,世界上搞特权的国家不少,苏联不是还有小白桦树商店吗?可没听说连看小说、看电影、逛公园都成了特权,这太过份了……”
钟跃民打断李援朝的话:“听你说了半天,你好象并不赞成特权,可你现在又在运用特权,这不矛盾吗?”
“你听我说完,我的观点是承认特权的存在,但不能过份,我说过,如果一个社会连看小说和逛公园都要体现特权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太糟糕了,我主张有限度的竞争,什么叫有限 度的竞争?譬如经商,你应该允许所有有志于此的人去经商,但不是每一个经商的人都能成功,因为每一个人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同,教养、才能、气质、机遇,包括社会关系,这都是你的资源,在这点上绝不可能有什么平等,你必须要承认这里的差别,末代皇帝溥仪从战犯管理所被释放,该是个普通公民了吧?这位老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社会的贡献未必比蹬板儿车的板儿爷多多少,国家干吗还要给个高薪养着?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曾经当过皇帝,他就不能和板儿爷一个待遇,这就是溥仪的社会资源,从他一出生时就注定了身份,亡国之君也是君,别人有气也没有用。我认为,一个社会总要有些特权阶层,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就象英国人承认女王的特权一样,大家都心平气和地认可这个事实,把它视做一件很正常的事就行了,英国女王整天什么事儿不干,对国家没有半点儿好处,还享受着极高的俸禄,这可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就这样也没见哪个老百姓非要和女王讲平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贵族阶层是不正常的,这是个常识,关键是你要把道理讲明白,千万不能用大话去糊弄人,老百姓其实是通情达理的,你既然享受着特权就老老实实承认,并且要证明享受特权的合法性,如果你一面享受着特权一面又自称‘公仆’,高喊什么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的社会人人平等,这就是糊弄人,而糊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老百姓相信了你的话,真以为人人平等了,那么你享受特权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老百姓就会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就会有怨气,这是说谎的必然代价。比如江青这个女人,她能把两个著名的公园变成自己的私人花园,其蛮横程度不亚于慈禧,就这么个贪婪自私的女人,居然也是满嘴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大批特权思想,这就有点儿装孙子了,更可气的是连装孙子都装得特别蛮横,我糊弄你,你就必须听着,我知道你不信,但你不能流露出来,如果你表示不信我就弄死你。这种人别看已经当了国家领导人,其实是弱智者,你做人做到这个份儿上,自己就把自己置于一种很危险的境地,就好比当年的秦始皇,天下英雄人人想得而诛之,谁干掉你谁就成了千古英雄,这等于用你的卑劣去成全别人的功名,这不是傻B是什么?”
(摘自本书第十六章。)
那位老师说:“可是……先生,从我接触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上看,它丝毫没有表现出您所说的血腥气,只是说到群众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郑桐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所以我觉得您在误人子弟,您要明白,教科书只能代表一种观 点,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您为什么不多看一些资料?象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维坦》,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这些书,国内都有译本呀?”
“……等等,请允许我把书名记下来,我要读过以后再得出自己的观点,因此您刚才说的也只能是您的一孔之见。”
“我欣赏您此时的治学态度,顺便问一句,看您的岁数,文革初期时您已经当教师了吧?”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两年。”
“您是否被运动触及了灵魂?遭到过暴力攻击吗?”
“当然,那时候当教师的大都在劫难逃,挨斗和挨打是免不了的。”
“那我提请您注意,如果您还认为暴民政治的鼓吹者和嗜血者是英雄的话,并且继续把这种观点灌输给学生,那么您将来免不了还要挨揍,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重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社会。对不起,我的话有点儿尖刻,请您不要介意。”
(摘自本书第十四章。)
“没错,中国有这么多人口,谁都想发财,可财富是有限的,从理论上讲,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一部分人聚敛了财富,另一部分人就要与财富无缘,因此财富通常只能由少数人掌握。不错,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希望平等,但那不过是种希望,人类从诞生那天起就从来没有平等过,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你想想,咱们小时候受的教育都是这样,‘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其实这是瞪着眼说瞎话,当年张春桥和江青这类的激进分子不是还大喊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走门吗?老百姓当然拥护,反正他们什么也享受不到,谁不希望平等?可是结果怎么样?特权不但没有消灭,反而越演越烈,七八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发现北京无论干什么都需要些特权,想看看小说,对不起,新华书店里只有《艳阳天》、《金光大道》什么的,可是高干凭购书证进入内部书店却能买到很多外国翻译小说,你看,连读小说的权利都被垄断了。更可笑的是看电影也要有特权,你要有路子可以看到内部放映的外国影片,什么《罗马之战》、《宫庭爱神》……没路子就只好看老掉牙的《地雷战》、《地道战》。有个哥们儿和我有十年没见了,一碰见我挺激动,一拍胸脯说我带你逛公园去,我心说这小子有病是怎么着,逛公园我用你带着?闹了半天他要带我去逛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这两个公园是六九年关闭的,成了江青的私人花园,因为她要在里面骑马,这一关闭就是十年,江青倒台三年后才向社会开放,在此之前,你要有关系也可以进去游览,我那个朋友要招待我逛北海,这显然是件很时髦的事,而且也说明他很神通广大。当时我就想,咱中国算是没治了,到处是黑色幽默,世界上搞特权的国家不少,苏联不是还有小白桦树商店吗?可没听说连看小说、看电影、逛公园都成了特权,这太过份了……”
钟跃民打断李援朝的话:“听你说了半天,你好象并不赞成特权,可你现在又在运用特权,这不矛盾吗?”
“你听我说完,我的观点是承认特权的存在,但不能过份,我说过,如果一个社会连看小说和逛公园都要体现特权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太糟糕了,我主张有限度的竞争,什么叫有限 度的竞争?譬如经商,你应该允许所有有志于此的人去经商,但不是每一个经商的人都能成功,因为每一个人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同,教养、才能、气质、机遇,包括社会关系,这都是你的资源,在这点上绝不可能有什么平等,你必须要承认这里的差别,末代皇帝溥仪从战犯管理所被释放,该是个普通公民了吧?这位老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社会的贡献未必比蹬板儿车的板儿爷多多少,国家干吗还要给个高薪养着?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曾经当过皇帝,他就不能和板儿爷一个待遇,这就是溥仪的社会资源,从他一出生时就注定了身份,亡国之君也是君,别人有气也没有用。我认为,一个社会总要有些特权阶层,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就象英国人承认女王的特权一样,大家都心平气和地认可这个事实,把它视做一件很正常的事就行了,英国女王整天什么事儿不干,对国家没有半点儿好处,还享受着极高的俸禄,这可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就这样也没见哪个老百姓非要和女王讲平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贵族阶层是不正常的,这是个常识,关键是你要把道理讲明白,千万不能用大话去糊弄人,老百姓其实是通情达理的,你既然享受着特权就老老实实承认,并且要证明享受特权的合法性,如果你一面享受着特权一面又自称‘公仆’,高喊什么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的社会人人平等,这就是糊弄人,而糊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老百姓相信了你的话,真以为人人平等了,那么你享受特权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老百姓就会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就会有怨气,这是说谎的必然代价。比如江青这个女人,她能把两个著名的公园变成自己的私人花园,其蛮横程度不亚于慈禧,就这么个贪婪自私的女人,居然也是满嘴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大批特权思想,这就有点儿装孙子了,更可气的是连装孙子都装得特别蛮横,我糊弄你,你就必须听着,我知道你不信,但你不能流露出来,如果你表示不信我就弄死你。这种人别看已经当了国家领导人,其实是弱智者,你做人做到这个份儿上,自己就把自己置于一种很危险的境地,就好比当年的秦始皇,天下英雄人人想得而诛之,谁干掉你谁就成了千古英雄,这等于用你的卑劣去成全别人的功名,这不是傻B是什么?”
(摘自本书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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