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本是为停，停亦是为走
王恺2005年进《三联生活周刊》之前在上海《东方早报》工作。他到《三联生活周刊》，赶上了一次机遇——正遇上策划抗战系列报道，他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的学历于是被注意。当时设想进入历史细节去重现当年的真实性，就派他去图书馆翻阅六十年前的旧报纸，结果发觉，他能沉浸其中，有所发现便能回编辑部欣欣然传播一番，沾沾自喜并因而乐此不疲。再细观察，虽然他在办公室找了个隐在角落里的座位，走路时步态有些拖沓，但倒是端着个肩、昂着个头，颇有些心气。因为参与抗战系列报道，他免去了初到社会部的很多摸爬滚打之苦，专业特长也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他可贵的潜质：好奇心，人的视界的展开，好奇心总是基础。
王恺大约是在他这个年龄层人中少有的对物质与精神生活都保有贪婪的兴趣者。频繁的采访，走南闯北，每进入一个新领域，他似乎都会沉溺其中——去了一趟俄罗斯，回来告诉我，找了很多苏联钢琴家里赫特的唱片。到云南采访赌石，结识了翡翠专家，恶补玉石知识，替家人买了一堆玉石。到福建采访茶叶，迷上了茶，进而又混入品茶圈子，与一帮老茶骨成了朋友。采访越剧，找遍上海越剧界的老人，成了半个越剧专家，进而又将兴趣扩展到昆曲、京剧，俨然也成了票友。好吃喝当然更是他的本性，他本身宽体重，仍没有负担地大快朵颐。我时常吃惊他的精力与体力——兴趣越来越多，到处都要，到处都不满足，还是年轻，不愁时间与体量应付不了。间或也好奇：这些广泛的追求，处处都是需要银子的，他哪里来的经济实力呢？
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原来他把这些追求都换成了文字，以出卖这些文字换取现金，再把现金转换成新的物质或精神追求，在追求过程中再转换成文字转换成现金。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循环。问题是，在应付周刊已经很繁重的本职工作之余，还有精力在几年里不知疲倦地写下了这么多的“闲余”文字——这更得惊叹他的精力与体力了。
相比较而言，在这些文字中，我还是觉得，他的游记写得最好，好到甚至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写游记首先要有见多识广的资本，在见多识广中，要能看到让人怦然心动的东西，看到情调与趣味，除了要观察力，还要有生动记述的能力。王恺在旅程中看到的，其实多是市井，他对登高望远、吟花弄月，追寻“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夜静桂花落，人静春山空”这样的风景，似无多少真实去踏访的兴趣。更多是在街边慵懒地坐下，懒散地“看着杯子里的气泡爆炸”，以看似不经意的目光搜索周边的角色。他的文字，有些轻浮，有些俏皮，实在也有些赤裸的肉欲的气息。比如写傍晚的光线，竟会用“天还没完全黑，那白光也有点像一个妓女身上白色的羽毛围巾”。准确吗？不一定。但以这样的语言串联起的感觉，确实也多了很多可咀嚼处。史铁生生前，记得我们曾有一次讨论好散文的标准。中国的散文传统，似乎只有两种标准，一种是承袭晚明小品的传统，追寻雅士情趣，诗境画境；另一种则是在人生况味中寻求情感寄附，再寻求情感共鸣。王恺这本集子中的文字，似乎与这两种标准都贴不上，他的游记关心的是角色们如何陶醉其间，各自肆意游曳的生态，是一种对角色们隐秘生态的好奇与揣摩，它们其实是另一种不受约束，更随机随己地记录的社会形态。
王恺好吃，还自以为四方觅吃、吃成虎背熊腰的经历，已足以成为骨灰级食家，由此对无论古人李渔、袁枚；还是今人唐鲁孙、汪曾祺，多有不屑之辞。这令人体会到，还是少年轻浮——在我看，他写吃，不过是以游荡、已经“占有”过的姿态，进的是餐馆，面对的是食材，写的其实还是游记。只不过是一种“我已经吃过了”的游记罢了。其中有一些值得称道的描述，比如，“好比是终日靠在身边的肉体，一直本能地使用着，甚至有些厌倦那熟悉的气息，可是到了分开的时候，才想出其中绵绵纠缠的情意结来。”写的是一家常去的菜馆，倒很有缱绻的味道。但真正落到具体吃的感受上，则往往轻描淡写而过——味觉本是很难表达好的。面对实体，比如对北面、南面的感觉，无论被贬为“寒蠢”的炸酱面，还是被比作“《倾城之恋》里范柳原”的“长鱼面”，其实都缺少比较深入的探究。一碗酱，不同原料、不同火候，绝对能搅出不一样的香味，而因为不屑，这个探究的过程就被省略掉了，反而只追求一些新奇的感受。这倒有点当年海派文人的味道了，比如，我专门问他，“长鱼面”为什么能联系到范柳原呢？他回答，因为面做得粗枝大叶，浇头讲究，有点像范柳原的为人。这倒也算是一种有趣的想象。
王恺的吃，我是觉得多少有些可惜的——总觉得他是真好吃，真的孜孜以求，但却是匆匆吃来，匆匆吃去，总有更好吃东西在勾引，只能不从容地培养出一张挑剔的嘴，还没等回味，又有新的诱惑了。吃来吃去，太匆匆。
这可能是他的短处。
但作为第一本文集，它确实已经包含了足够多的见识，这是他这些年持续好奇心的可喜收获。这种好奇心驱使他不知疲倦地游走，不断地打开一扇窗户又打开一扇窗户。一个人的容量确实是在接纳能力与消化程度，他的接纳能力与消化程度，无疑是令人羡慕的——古典的或时尚的，都一概兴致勃勃。正是这种源源不断的自发的兴趣，给了他不知疲倦地写作的源泉，不同质东西的相遇自然会彼此影响，他就在这样的影响下成长。我为他的成长而高兴，也由衷希望，他能在游走与停滞间找到更好的节奏——走本是为停，停亦是为走，这样记录下的文字，许是会沉着而有更多曲径通幽的细察力罢。
（载2012-02-25《东方早报》，作者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
王恺大约是在他这个年龄层人中少有的对物质与精神生活都保有贪婪的兴趣者。频繁的采访，走南闯北，每进入一个新领域，他似乎都会沉溺其中——去了一趟俄罗斯，回来告诉我，找了很多苏联钢琴家里赫特的唱片。到云南采访赌石，结识了翡翠专家，恶补玉石知识，替家人买了一堆玉石。到福建采访茶叶，迷上了茶，进而又混入品茶圈子，与一帮老茶骨成了朋友。采访越剧，找遍上海越剧界的老人，成了半个越剧专家，进而又将兴趣扩展到昆曲、京剧，俨然也成了票友。好吃喝当然更是他的本性，他本身宽体重，仍没有负担地大快朵颐。我时常吃惊他的精力与体力——兴趣越来越多，到处都要，到处都不满足，还是年轻，不愁时间与体量应付不了。间或也好奇：这些广泛的追求，处处都是需要银子的，他哪里来的经济实力呢？
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原来他把这些追求都换成了文字，以出卖这些文字换取现金，再把现金转换成新的物质或精神追求，在追求过程中再转换成文字转换成现金。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循环。问题是，在应付周刊已经很繁重的本职工作之余，还有精力在几年里不知疲倦地写下了这么多的“闲余”文字——这更得惊叹他的精力与体力了。
相比较而言，在这些文字中，我还是觉得，他的游记写得最好，好到甚至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写游记首先要有见多识广的资本，在见多识广中，要能看到让人怦然心动的东西，看到情调与趣味，除了要观察力，还要有生动记述的能力。王恺在旅程中看到的，其实多是市井，他对登高望远、吟花弄月，追寻“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夜静桂花落，人静春山空”这样的风景，似无多少真实去踏访的兴趣。更多是在街边慵懒地坐下，懒散地“看着杯子里的气泡爆炸”，以看似不经意的目光搜索周边的角色。他的文字，有些轻浮，有些俏皮，实在也有些赤裸的肉欲的气息。比如写傍晚的光线，竟会用“天还没完全黑，那白光也有点像一个妓女身上白色的羽毛围巾”。准确吗？不一定。但以这样的语言串联起的感觉，确实也多了很多可咀嚼处。史铁生生前，记得我们曾有一次讨论好散文的标准。中国的散文传统，似乎只有两种标准，一种是承袭晚明小品的传统，追寻雅士情趣，诗境画境；另一种则是在人生况味中寻求情感寄附，再寻求情感共鸣。王恺这本集子中的文字，似乎与这两种标准都贴不上，他的游记关心的是角色们如何陶醉其间，各自肆意游曳的生态，是一种对角色们隐秘生态的好奇与揣摩，它们其实是另一种不受约束，更随机随己地记录的社会形态。
王恺好吃，还自以为四方觅吃、吃成虎背熊腰的经历，已足以成为骨灰级食家，由此对无论古人李渔、袁枚；还是今人唐鲁孙、汪曾祺，多有不屑之辞。这令人体会到，还是少年轻浮——在我看，他写吃，不过是以游荡、已经“占有”过的姿态，进的是餐馆，面对的是食材，写的其实还是游记。只不过是一种“我已经吃过了”的游记罢了。其中有一些值得称道的描述，比如，“好比是终日靠在身边的肉体，一直本能地使用着，甚至有些厌倦那熟悉的气息，可是到了分开的时候，才想出其中绵绵纠缠的情意结来。”写的是一家常去的菜馆，倒很有缱绻的味道。但真正落到具体吃的感受上，则往往轻描淡写而过——味觉本是很难表达好的。面对实体，比如对北面、南面的感觉，无论被贬为“寒蠢”的炸酱面，还是被比作“《倾城之恋》里范柳原”的“长鱼面”，其实都缺少比较深入的探究。一碗酱，不同原料、不同火候，绝对能搅出不一样的香味，而因为不屑，这个探究的过程就被省略掉了，反而只追求一些新奇的感受。这倒有点当年海派文人的味道了，比如，我专门问他，“长鱼面”为什么能联系到范柳原呢？他回答，因为面做得粗枝大叶，浇头讲究，有点像范柳原的为人。这倒也算是一种有趣的想象。
王恺的吃，我是觉得多少有些可惜的——总觉得他是真好吃，真的孜孜以求，但却是匆匆吃来，匆匆吃去，总有更好吃东西在勾引，只能不从容地培养出一张挑剔的嘴，还没等回味，又有新的诱惑了。吃来吃去，太匆匆。
这可能是他的短处。
但作为第一本文集，它确实已经包含了足够多的见识，这是他这些年持续好奇心的可喜收获。这种好奇心驱使他不知疲倦地游走，不断地打开一扇窗户又打开一扇窗户。一个人的容量确实是在接纳能力与消化程度，他的接纳能力与消化程度，无疑是令人羡慕的——古典的或时尚的，都一概兴致勃勃。正是这种源源不断的自发的兴趣，给了他不知疲倦地写作的源泉，不同质东西的相遇自然会彼此影响，他就在这样的影响下成长。我为他的成长而高兴，也由衷希望，他能在游走与停滞间找到更好的节奏——走本是为停，停亦是为走，这样记录下的文字，许是会沉着而有更多曲径通幽的细察力罢。
（载2012-02-25《东方早报》，作者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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