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痴》——塔可夫斯基
关于已提交的脚本，即拍摄改编自《白痴》的两部电影，我们想说明下列几点。
首先，是我们决定拍两部电影，而非拍成可能由两三个部分组成的系列的原因。
这一决定首先基于小说结构。非常有趣的是，几个电影版，都用了小说情节的一两条基本线索。譬如，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的故事，她离开托茨基，她的命名日派对，她跟梅思金的相会。小说四大部分，举例而言，二十多年前，对于I.A.彼里耶夫来说，第一部已足够拍成电影，而那个版本，看来是一部非常独立的艺术作品。毫无疑问，正因如此，导演觉得无需再对影片做艺术加工。
其他版本专注于罗果静，以及富于启示的最后一场，即杀害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并在罗果静老宅，尸体旁玩纸牌一场，似乎总是那样死寂。
小说有两个中心，都是天才的创造，相隔近五百页。其间有两大部分——第二、第三部，可谓第一次爆发的概述（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的命名日派对）——且是新的呈现之开端，它导致罗果静杀害他的所爱。
这一结构有所转变，因为小说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分期连载；所以，第一部实则发表于全书完稿的前两年。要是考虑到这一情况，即直到一八七四年发行单性本之前，小说仍在润饰，尚未完稿，我们就能明白，它是边写边发展的。
“第一部实则只是引子。它的一个作用，是唤起读者对后面故事的好奇……在第二部，一切都得就绪……第二部很关键，它最难。”
“最重要的是‘白痴’这一人物。发展这一人物。他恢复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的自尊，他影响罗果静，他让阿格拉雅有人情味……”
在作者的上述与其他备注中，我们不断察觉，主人公和小说“发展”的需要——小说写作有近五年的长间隔——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一部奇特的双重小说。他把一部小说建筑在另一部小说上。
远在第二部之前，我们就感受到最初的结构，为了方便，不妨称之为“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在这一结构中——由三角形来界定：梅思金、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罗果静——我们看到情节、高潮和结局，亦即公爵的抵达、命名日派对，还有罗果静在天平旅馆企图杀害公爵。
这样，一部小说结束了，三角形解开了；或许结束得颇为奇怪，因为实在互相排斥：所有主要人物都彼此分离。这样的结构是合理的；小说史并非没有先例，它适可而止。
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尽可能“发展”和“拓宽”小说空间的欲求，很像一位运动员试图打破世界纪录。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通常的特征，《白痴》尤其如此，这部小说，多位杰出的俄国作家（包括列夫·托尔斯泰和米哈依尔·萨尔蒂科夫·谢得林）视之为他的最佳作品。
必须看到另外两个因素和目标，它们影响作者对这部小说的严苛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创造“美好的人”视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美是一个理想，不论我们的文明，还是西欧文明，都尚未接近于实现这一理想。”此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宏伟目标；此即坐着不满意自己第一次“尝试”（第一部）的关键所在。
其次，从妥思妥耶夫斯基对这本书的远见来看，梅思金公爵与改革后的俄国之关系至关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这样的作家，即通过笔下人物的苦难来打破生活平衡，但又不能赋予剧变以相等的重大意义。他注定要回应激烈的当代场景，纷扰的思想论辩和新生的社会现象，这可以概括为三大力量的吸引与排斥：崩溃的地主乡绅、新生的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神学生与民主主义者。
这个问题我们稍后讨论，但我现在想谈谈第二部小说的独立结构。同样，为方便起见，不妨称之为“罗果静”。
当然，他并未占据小说下半部的主要位置。但正因为罗果静，小说这一部分的所有线索都交汇了，他身处情节高潮（杀害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他不仅完好无损，幸免于精神崩溃，继续活下去，而且，只有他一人这样做；作者以天才的坚定笔触，把他塑造成当代俄国最有力的社会与道德典型。
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死了，梅思金公爵最后疯了，阿格拉雅皈依了西欧天主教，与俄国一刀两断；只有罗果静会继续。他虽然被判服苦役，“若有所思”，但他“深色严峻，默默无言”，他认命了。
罗果静是开先河的人物；他之后有了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有列斯科夫和高尔基笔下的某些人物，更令人吃惊的是，甚至还有契柯夫和蒲宁笔下的人物；蒲宁似乎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完全摆脱不了他的影响。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的所有俄国作家亦如是。
第二部分，即第二部《白痴》，建基于更复杂的结构。大致而言，它像个四方形；梅思金公爵、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阿格拉雅、罗果静。
基本而言，故事发生于两处，巴甫洛夫斯克和圣彼得堡。在第一处，人物几乎有了新的呈现与活动情景。作者在这里用了新鲜空气、火车站、别墅、散步、公园长凳、树木，等等。他需要自然，就像他需要让梅思金在瑞士康复，当然是为了让他能够回到俄国，能去生活，去爱和“怜悯”。
人物对自己和他人的审判转回圣彼得堡，对于这个城市，作者与他笔下的人物都有宿怨。豌豆街与花园街的交叉路口，罗果静死气沉沉的房子，他痴呆而快乐的老母亲，好奇的老女仆帕甫努季耶夫娜——这就是最终天启般解决冲突的场景。
再一次——梅思金来了，这次是来到巴甫洛夫斯克，又是骚动不安的激情，人物关系更趋复杂（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阿格拉雅、罗果静、梅思金公爵）。有股实在的压力把事件推向一系列高潮，一波接着一波：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鞭笞军官，伊波利特自杀未遂，阿格拉雅与梅思金的交锋，帕夫里什契夫心存妄想的儿子，贝洛康斯卡雅夫人，阿格拉雅和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的交锋……直到最后高潮。罗果静杀害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
小说第二部分，即第二部电影，进展必须很快，必须大力推进，只有这样，观众才会明白和信服小说的艺术与哲学主旨。他们将看到，主要人物都限于明确的场景调度，这在艺术上不可或缺。
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话剧或电影，常常很不愉快，因为总在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之“恶魔般的”本性。只要朝这个方向稍微多想一下，人们就会断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写实主义，或试图相信他的驱动力乃是绝望，与世间疏离，用玄妙奇迹取代自然与社会法则。
如此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谓那些存在主义者的法宝之一，他们用“荒诞”对抗永恒的自然与历史法则，以为这个信念本身，比人类在世间面对的所有法则都更有力。
在此，我们必须阐明自己的立场，坚定而明确；为此，我们第一位和最重要的盟友，就是作者本人。
依循他的灵魂，他的目标，他伟大的精神能量，我们在小说中摘录不出——正如通常所为——正好适合我们的段落，而跳过诸多片段直到血腥结局，我们也不相信批评家的断言，“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意所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当灵光乍现之时，常有精彩“意外”出现，但他构思小说从不依靠偶然。他的天才之一大特征，即每个意外事件，都出于精心准备。
正因如此，为给《白痴》的改编找到恰当形式，才会煞费苦心。按部就班处理小说，拍成系列，这根本不可能，会抵触作品的精神。没有按部就班的东西；它的发展是爆炸式的，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都因为精确详尽的诸多动机而生。
我们觉得，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为电影，主要难题在于他自己的写实主义，他与电影的亲和力。成熟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没有他对“自然派”的批判，是不可想象的，他的激烈否定可能正好因为“自然派”也深深植根于他心中，与他的否定同时存在，自相矛盾。这是他的出发点，不断出现在他的伟大小说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讨厌“自然派”之处，是它的倡导者假定个人被环境“吞噬”；个人尽管很不满意，却不能摆脱它。他自己的道路，可以启发我们如何构思这部影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他作家有着鲜明对照，因为他致力突出真理。
他的作品中，环境对个人的力量，远比他的自然派同行们的作品可怕。但不论他如何描绘人类灵魂的苦境，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热切期盼把个人从这一苦境中解救出来。
对他来说，理智涉及人的发展，情感同样如此，他时时铭记着这一点。
我们要求给改编影片更多空间（每部影片可能拍成两个部分），乃是希望——以至担忧——不辜负肩负的重大责任，即揭示这些艺术矛盾的本质，这一艺术探索，用布洛克的话说，“仍未顺从市侩文明，也决不会，除非那个文明死亡之时。”
没有这些就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伟大的俄国艺术家就不存在，而没有他，我们所有人的理智与情感就会更贫乏。
或许，甚于他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期待“人类更幸福的未来，以及他信仰的那些理想之实现，终其一生，他信得无畏与崇高，恰好因为他自己能够树立一个理想。通常，只有那些高尚的灵魂，对人类真正的爱，才能将这一信念保持到底。”
在《白痴》中，这些信念有最充分的体现。
以上所述，就是我们设想把《白痴》拍为两部电影的原因。第一部将始于梅思金公爵抵达圣彼得堡。他进入叶潘钦家，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的故事，她的命名日派对，这里有个主要线索的交叉：梅思金——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罗果静。然后是莫斯科，他们之间的激烈排斥，最后，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抛下他们二人，罗果静决心杀害梅思金，其后是他在天平旅馆的谋杀企图。
第二部电影的素材，是主人公去了巴甫洛夫斯克——我们现在所谈，并非概念和处理方法，而是要在影片结构中组织的小说素材。
他们再次分离，回到他们原来的所在；哪怕就住处而言，他们也彼此分隔。他们几乎互不往来。梅思金公爵在列别杰夫家，阿格拉雅在她父母别墅，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跟达利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在一起，最后是罗果静，他每天来往于圣彼得堡。要么是现实，要么是他们的想象，他狂热的目光总是伴随其他人物左右。
再一次——试图表现今生可能有的无上幸福。诸位主人公聚在一起，迹近决斗，周围是巴甫洛夫斯克游园的乌合之众；充满激情的小插曲；利己心；破碎的生活。他们成为小说主人公，首先是因为他们对幸福——今生幸福——的渴望与精神期待，彼他人更高更纯粹。再一次，几乎像在嘲弄，作者把故事又带回公爵与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的婚姻大事。而她再一次临阵脱逃。这简直像是作者在排练来自生活的同一剧本。接着，仿佛确保自己并未犯下第一次的错误，他写出了缓慢的悲剧结局。在我们看来，考虑到两部电影的结构，彼此分离又相互参照，把某些片段从第一部转到第二部，或者反过来，的确适宜而且绝对必要。为了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作者其他小说的素材，可能也得放进剧本。众所周知，他曾反复处理同样的主题；我们觉得，这样做既有必要，艺术上也令人信服。
然而，这些问题涉及剧本的实际工作；目前，呈交脚本两年之后，我们请求最后批准，开始着手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改编的两部电影剧本。
——摘自 塔可夫斯基日记《时光中的时光》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塔可夫斯基并未来得及拍《白痴》就辞世了。
首先，是我们决定拍两部电影，而非拍成可能由两三个部分组成的系列的原因。
这一决定首先基于小说结构。非常有趣的是，几个电影版，都用了小说情节的一两条基本线索。譬如，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的故事，她离开托茨基，她的命名日派对，她跟梅思金的相会。小说四大部分，举例而言，二十多年前，对于I.A.彼里耶夫来说，第一部已足够拍成电影，而那个版本，看来是一部非常独立的艺术作品。毫无疑问，正因如此，导演觉得无需再对影片做艺术加工。
其他版本专注于罗果静，以及富于启示的最后一场，即杀害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并在罗果静老宅，尸体旁玩纸牌一场，似乎总是那样死寂。
小说有两个中心，都是天才的创造，相隔近五百页。其间有两大部分——第二、第三部，可谓第一次爆发的概述（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的命名日派对）——且是新的呈现之开端，它导致罗果静杀害他的所爱。
这一结构有所转变，因为小说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分期连载；所以，第一部实则发表于全书完稿的前两年。要是考虑到这一情况，即直到一八七四年发行单性本之前，小说仍在润饰，尚未完稿，我们就能明白，它是边写边发展的。
“第一部实则只是引子。它的一个作用，是唤起读者对后面故事的好奇……在第二部，一切都得就绪……第二部很关键，它最难。”
“最重要的是‘白痴’这一人物。发展这一人物。他恢复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的自尊，他影响罗果静，他让阿格拉雅有人情味……”
在作者的上述与其他备注中，我们不断察觉，主人公和小说“发展”的需要——小说写作有近五年的长间隔——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一部奇特的双重小说。他把一部小说建筑在另一部小说上。
远在第二部之前，我们就感受到最初的结构，为了方便，不妨称之为“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在这一结构中——由三角形来界定：梅思金、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罗果静——我们看到情节、高潮和结局，亦即公爵的抵达、命名日派对，还有罗果静在天平旅馆企图杀害公爵。
这样，一部小说结束了，三角形解开了；或许结束得颇为奇怪，因为实在互相排斥：所有主要人物都彼此分离。这样的结构是合理的；小说史并非没有先例，它适可而止。
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尽可能“发展”和“拓宽”小说空间的欲求，很像一位运动员试图打破世界纪录。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通常的特征，《白痴》尤其如此，这部小说，多位杰出的俄国作家（包括列夫·托尔斯泰和米哈依尔·萨尔蒂科夫·谢得林）视之为他的最佳作品。
必须看到另外两个因素和目标，它们影响作者对这部小说的严苛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创造“美好的人”视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美是一个理想，不论我们的文明，还是西欧文明，都尚未接近于实现这一理想。”此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宏伟目标；此即坐着不满意自己第一次“尝试”（第一部）的关键所在。
其次，从妥思妥耶夫斯基对这本书的远见来看，梅思金公爵与改革后的俄国之关系至关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这样的作家，即通过笔下人物的苦难来打破生活平衡，但又不能赋予剧变以相等的重大意义。他注定要回应激烈的当代场景，纷扰的思想论辩和新生的社会现象，这可以概括为三大力量的吸引与排斥：崩溃的地主乡绅、新生的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神学生与民主主义者。
这个问题我们稍后讨论，但我现在想谈谈第二部小说的独立结构。同样，为方便起见，不妨称之为“罗果静”。
当然，他并未占据小说下半部的主要位置。但正因为罗果静，小说这一部分的所有线索都交汇了，他身处情节高潮（杀害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他不仅完好无损，幸免于精神崩溃，继续活下去，而且，只有他一人这样做；作者以天才的坚定笔触，把他塑造成当代俄国最有力的社会与道德典型。
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死了，梅思金公爵最后疯了，阿格拉雅皈依了西欧天主教，与俄国一刀两断；只有罗果静会继续。他虽然被判服苦役，“若有所思”，但他“深色严峻，默默无言”，他认命了。
罗果静是开先河的人物；他之后有了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有列斯科夫和高尔基笔下的某些人物，更令人吃惊的是，甚至还有契柯夫和蒲宁笔下的人物；蒲宁似乎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完全摆脱不了他的影响。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的所有俄国作家亦如是。
第二部分，即第二部《白痴》，建基于更复杂的结构。大致而言，它像个四方形；梅思金公爵、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阿格拉雅、罗果静。
基本而言，故事发生于两处，巴甫洛夫斯克和圣彼得堡。在第一处，人物几乎有了新的呈现与活动情景。作者在这里用了新鲜空气、火车站、别墅、散步、公园长凳、树木，等等。他需要自然，就像他需要让梅思金在瑞士康复，当然是为了让他能够回到俄国，能去生活，去爱和“怜悯”。
人物对自己和他人的审判转回圣彼得堡，对于这个城市，作者与他笔下的人物都有宿怨。豌豆街与花园街的交叉路口，罗果静死气沉沉的房子，他痴呆而快乐的老母亲，好奇的老女仆帕甫努季耶夫娜——这就是最终天启般解决冲突的场景。
再一次——梅思金来了，这次是来到巴甫洛夫斯克，又是骚动不安的激情，人物关系更趋复杂（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阿格拉雅、罗果静、梅思金公爵）。有股实在的压力把事件推向一系列高潮，一波接着一波：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鞭笞军官，伊波利特自杀未遂，阿格拉雅与梅思金的交锋，帕夫里什契夫心存妄想的儿子，贝洛康斯卡雅夫人，阿格拉雅和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的交锋……直到最后高潮。罗果静杀害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
小说第二部分，即第二部电影，进展必须很快，必须大力推进，只有这样，观众才会明白和信服小说的艺术与哲学主旨。他们将看到，主要人物都限于明确的场景调度，这在艺术上不可或缺。
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话剧或电影，常常很不愉快，因为总在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之“恶魔般的”本性。只要朝这个方向稍微多想一下，人们就会断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写实主义，或试图相信他的驱动力乃是绝望，与世间疏离，用玄妙奇迹取代自然与社会法则。
如此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谓那些存在主义者的法宝之一，他们用“荒诞”对抗永恒的自然与历史法则，以为这个信念本身，比人类在世间面对的所有法则都更有力。
在此，我们必须阐明自己的立场，坚定而明确；为此，我们第一位和最重要的盟友，就是作者本人。
依循他的灵魂，他的目标，他伟大的精神能量，我们在小说中摘录不出——正如通常所为——正好适合我们的段落，而跳过诸多片段直到血腥结局，我们也不相信批评家的断言，“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意所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当灵光乍现之时，常有精彩“意外”出现，但他构思小说从不依靠偶然。他的天才之一大特征，即每个意外事件，都出于精心准备。
正因如此，为给《白痴》的改编找到恰当形式，才会煞费苦心。按部就班处理小说，拍成系列，这根本不可能，会抵触作品的精神。没有按部就班的东西；它的发展是爆炸式的，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都因为精确详尽的诸多动机而生。
我们觉得，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为电影，主要难题在于他自己的写实主义，他与电影的亲和力。成熟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没有他对“自然派”的批判，是不可想象的，他的激烈否定可能正好因为“自然派”也深深植根于他心中，与他的否定同时存在，自相矛盾。这是他的出发点，不断出现在他的伟大小说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讨厌“自然派”之处，是它的倡导者假定个人被环境“吞噬”；个人尽管很不满意，却不能摆脱它。他自己的道路，可以启发我们如何构思这部影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他作家有着鲜明对照，因为他致力突出真理。
他的作品中，环境对个人的力量，远比他的自然派同行们的作品可怕。但不论他如何描绘人类灵魂的苦境，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热切期盼把个人从这一苦境中解救出来。
对他来说，理智涉及人的发展，情感同样如此，他时时铭记着这一点。
我们要求给改编影片更多空间（每部影片可能拍成两个部分），乃是希望——以至担忧——不辜负肩负的重大责任，即揭示这些艺术矛盾的本质，这一艺术探索，用布洛克的话说，“仍未顺从市侩文明，也决不会，除非那个文明死亡之时。”
没有这些就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伟大的俄国艺术家就不存在，而没有他，我们所有人的理智与情感就会更贫乏。
或许，甚于他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期待“人类更幸福的未来，以及他信仰的那些理想之实现，终其一生，他信得无畏与崇高，恰好因为他自己能够树立一个理想。通常，只有那些高尚的灵魂，对人类真正的爱，才能将这一信念保持到底。”
在《白痴》中，这些信念有最充分的体现。
以上所述，就是我们设想把《白痴》拍为两部电影的原因。第一部将始于梅思金公爵抵达圣彼得堡。他进入叶潘钦家，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的故事，她的命名日派对，这里有个主要线索的交叉：梅思金——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罗果静。然后是莫斯科，他们之间的激烈排斥，最后，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抛下他们二人，罗果静决心杀害梅思金，其后是他在天平旅馆的谋杀企图。
第二部电影的素材，是主人公去了巴甫洛夫斯克——我们现在所谈，并非概念和处理方法，而是要在影片结构中组织的小说素材。
他们再次分离，回到他们原来的所在；哪怕就住处而言，他们也彼此分隔。他们几乎互不往来。梅思金公爵在列别杰夫家，阿格拉雅在她父母别墅，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跟达利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在一起，最后是罗果静，他每天来往于圣彼得堡。要么是现实，要么是他们的想象，他狂热的目光总是伴随其他人物左右。
再一次——试图表现今生可能有的无上幸福。诸位主人公聚在一起，迹近决斗，周围是巴甫洛夫斯克游园的乌合之众；充满激情的小插曲；利己心；破碎的生活。他们成为小说主人公，首先是因为他们对幸福——今生幸福——的渴望与精神期待，彼他人更高更纯粹。再一次，几乎像在嘲弄，作者把故事又带回公爵与娜丝塔霞·费利波芙娜的婚姻大事。而她再一次临阵脱逃。这简直像是作者在排练来自生活的同一剧本。接着，仿佛确保自己并未犯下第一次的错误，他写出了缓慢的悲剧结局。在我们看来，考虑到两部电影的结构，彼此分离又相互参照，把某些片段从第一部转到第二部，或者反过来，的确适宜而且绝对必要。为了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作者其他小说的素材，可能也得放进剧本。众所周知，他曾反复处理同样的主题；我们觉得，这样做既有必要，艺术上也令人信服。
然而，这些问题涉及剧本的实际工作；目前，呈交脚本两年之后，我们请求最后批准，开始着手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改编的两部电影剧本。
——摘自 塔可夫斯基日记《时光中的时光》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塔可夫斯基并未来得及拍《白痴》就辞世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