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再三品味

       宫崎市定先生是闻名遐迩的历史学家，而这部《九品官人法研究》更是其代表作，尽管宫崎先生自己对于这部著作还不甚满意，但同时也承认没有写出比它更好的作品了。当然这恐怕是宫崎市定先生的自谦之语。从我读这本书的感觉来看，是从一开始的颇不信服逐渐到后来的豁然开朗。不信服的是觉得作者在某些细节问题上的考证还不够严密或是其自己对于部分推论也带有一些假说的成分。但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才认识到作者并不是就历史的某个小环节做出周密的考证，他的立足点是在解释一个相当宏观的时间段内的政治走向，也就是通过九品官人法这个具体的制度来探视整个由汉到唐的政治变迁过程，正可谓以小见大。当然，由于在一些细节上的论证不充分，在史料的运用方面也有疏漏之处，使得我对于这部著作还有不少的困惑之处，但正如韩昇先生在序言里所说的：“他已经突破了清代考据学的框框，引入解释学的方法。”宫崎市定关怀的是在大量拥有史料的基础上，将史料背后的整个历史脉络揭示出来。下面就试着将这本书的大致的梳理一下，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从书名上来看，作者将其命名为《九品官人法研究》，其中的“九品官人”让读者会大概感知到这本书要谈的应该是他们所熟知的“九品中正制”，但作者的着力点却是“九品”而非“中正”。作者认为《魏志》卷二二《陈群传》和《通典》卷一四等记载的“九品官人法”，是意味着九品选任官员的办法，至于中正所评判的九品是乡品九品，其和官品九品是有极其紧密的联系的，而中正评定的乡品九品和中正一道，至隋代已经消失，相形之下，官品九品对于后世的影响更加久远。在这里，作者推断官品九品和乡品九品应该是几乎同时出现，但对于官品九品制度开始的时间由于资料的缺乏而没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仅仅是利用了《通典》里有关曹魏时代的“官员表”。但是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通典》中关于曹魏“官品表”的记载恐怕大多与实情不符。所以这样看来作者将官品九品与乡品九品联系在一起的史料根据就不是很牢靠了。紧接着，作者又认为九品官人法既然是按九品选人为官的办法，那么中正评定的乡品九品无疑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作者显然是用逻辑推导的方法得出的结论，而这一结论也成为了全书论述的前提条件。在这里，九品官人显然是重点，而中正评定的乡品九品只是进入官品九品的一种途径，所以，作者通篇都是以他所认为的重点——官品九品来进行阐述。
    作者认为九品官人法之所以会成立，是由于在汉魏两朝交替之际，新兴的魏王朝需要对官僚体制做重心的调整，在对于汉廷旧臣的吸纳过程中，为了既能保持平稳的过渡，又能确实吸收人才，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他们进行资格审查。九品官人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这种需要而创立的。为了进行审查，中央政府如果自己着手，就难免会使那些汉朝旧臣觉得不公平，而不利于审查的实施，所以将它委托给本籍地来进行，由此产生了郡国的中正。而中正评定的乡品是以官品为前提的，若其判定某人具备二品官的才德，就会评其为第二品，但并不意味着该人入仕后马上就被授予二品官，中正的评语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对未来预测的成分。青年人在仕途中被除授的初始官职一般被称为“起家官”，通过例举一定的实例，作者推断出乡品和起家官的关系是“起家官大概比乡品低四等，”也就是说乡品二品，起家官大概就是六品。这一推论成为了作者全书论证的主要线索。但同时，九品官人法中又有部分环节类似于汉代的“任子制度”，高层官僚的子弟们可以获得品位更高的起家官，这也为该制度后来的贵族化转向埋下了伏笔。与之同时，传统的秀孝制度日渐凋零，因为从汉末开始，地方上的各郡都形成了豪族的顺序表，亦即地方上的贵族阶层秩序已经形成，而中央政府通过与其保持联系，也逐渐构建起类似的贵族统治。贵族的子弟们是不需要通过较为严格的秀孝制度入仕的。
    随着州中正的设立，州中正参与郡中正的人事，因而产生了司徒——州大中正——郡大中正——郡小中正的统属关系，那么就形成了某种上下级的关系，中正因而逐渐丧失了独立性。而随着政治制度的贵族化、门阀化的倾向，中正的评价标准有德才转向了门地。而既然仅凭门地授以相应的乡品，那么中正也无须进行相应的评价活动了，因为门阀是靠历史积淀形成，只要有相关的历史记载就可以做出判断。而在当时，中央的尚书保存了大量的履历，人事的铨选掌握在尚书和吏部的手里，所以中正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中正给予的乡品自然也就没有了权威性。由于中正隶属于司徒府，和尚书不是同一系统，中正逐渐滥授乡品成为必然趋势，乡品膨胀导致了官位的膨胀。所以尽管以前的乡品二品可以获得六品的起家官，但现在拥有任官资格的人已经泛滥，所以从何种六品官起家就成为了更重要的事。某些官职如“秘书郎”，因为是清官，没有太多的行政职责，所以为贵族子弟所喜，争相竞夺。而一旦从此类官起家，也就表明其家族的地位。所谓的“门地二品”也就是此种贵族门阀制度的产物。与贵族相对应的是所谓寒门、寒士，尽管他们也有自己的地位，也有晋升的可能性，但由于受到门地二品的挤压，在南朝，除了天子侧近的权势人物之外，越来越少见到跻身于正常官场的寒士，他们的政治舞台大为缩小。
    按宫崎氏认为的乡品与官品的换算关系，乡品五品可以为官九品，那么乡品六品以下呢？作者认为九品官之外的官庶人是可以担任的。随着贵族制的日益壮大，庶人可以攀升的官职被封堵在六品以下，这个特殊的区域内的官职就被称为“勋位”、“勋品”。
当然，南朝的贵族制度也潜藏着危机，在宋齐时代，由于清官无法完成实职工作，所以君主们从后门引进寒士、寒人，掌握机要，不知不觉地将实权重新夺回。这对于贵族们是危险的信号。而且，由于这一时期的王朝更迭，军人们为新王朝的建立立下功劳，作为表彰，将军的封号也日渐泛滥，这对于旧贵族来说又不可接受，因为因军勋获取官位的人多了，地方上承担徭役的人就减少了，施政难以为继；而军勋出身的地方官的素质低劣，造成了地方政治的混乱。
    梁武帝时期进行了官制的改革，新的官制划分了流内十八班，流外七班，并且还有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流内十八班只属于门地二品，流外七班是寒士阶层的起家官，经历此官之后方可进入流内。蕴位、勋位是庶人就任之官。除此之外，还有独立的将军官，流内就有十品，二十四班。作者认为梁武帝的改革是要调和贵族制度与官僚主义，梁武帝又想保留贵族制度的精神，又希望发掘出更多符合官僚制要求的行政人才。除了官制改革，梁武帝还改革了考试制度，其以国学为中心的试经制度尽管还充斥着贵族制的色彩，但无疑已经对贵族子弟做出了一定的约束。陈朝基本上沿袭了梁朝旧制，但由于其是在战火中建立而起，所以出现了很多一代之内晋升为高官的家族，而他们获得了贵族化的任子资格，这种任子制也破坏了旧的贵族制度，尽管这一制度本身有可能发展出新的贵族，但由于陈朝的灭亡，这种新贵族化过程也戛然而止。
    在北朝，由于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其政治上也出现了贵族化的趋势，但由于种种原因，北朝终究没有发展出南朝那种完善的贵族制度。而北魏分裂后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都出现了瓦解贵族制度的因素。北齐是由于考试制度的推广和流动资本的勃兴。而北周是因为全盘的复古主义政策。北周灭亡北齐后，隋文帝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隋王朝。杨坚是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抑制贵族制度的倾向非常强烈。开皇三年，开始废郡，实行州直接统辖县的制度，并将过去由长官辟召的州县上级僚属全部改由中央派遣品官担任，并且由一定的任期。这样就打通了中央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联系，严重了动摇了贵族制度生存的基础。但由于过于激进的地方制度致使隋朝的统治基础受到破坏，成为灭亡的原因之一，但对于贵族制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既然州郡僚属已经不用本地人，那么中正的职务也就随官职一起消亡了。而科举制也正是在这宏大的政治演变中破茧而出。
    以上就是对全书的大致梳理，其中自有不少遗漏之处。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本书读到后来豁然开朗，就是因为我越来越发现这不是一个专门研究九品官人的专题，而是一部恢弘的政治演变通史。在绪论中，宫崎先生已经就汉唐之际的政治走向做了粗线条的阐述，而最后的余论更是与绪论相对应，点出了汉唐间的政治趋势就是贵族制的盛衰。宫崎市定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如韩昇先生在前言里所言，给予了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以强有力的实证支持（内藤湖南认为中国中世的重要标志就是“贵族得势”）。
    贵族制度尽管在汉唐之间数百年的时间里，构成了中国政治的主旋律，但终于在唐代之后慢慢衰亡，至赵宋时，中国已是处于绝对的君主专制之下了。汉唐之际，多逢乱世，又值外族入侵，中华文化得以延续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由地方大族演变成的政治贵族。在这期间，尽管出现了好几次的反动，如曹魏时期，刘宋统治的中后期，但贵族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北方的异族政权也有贵族化的改革，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因素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但其在政治文化上的垄断地位又使自身渐次丧失了自主更新的能力，遂成为阻碍整个社会前进的因素。北朝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发展出如南朝般成熟的贵族政治，但南北朝最终统一在奉行集权官僚制的隋文帝所建立的隋王朝之下，不得不说明官僚制在与贵族制的竞争中最终胜出，并成为以后中华帝国的主导。毕竟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下，官僚制显然要比贵族制有更高的行政效率。宫崎市定先生的这本书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贵族制度的兴衰史。
    诚然，如我前文所言，本书在一些推论上还有待商榷，我们也可以当做学术争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值得再三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