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大厦与家庭主义
篇目:《缺少工作的福利制度:劳动力流失的困境和欧洲大陆社会政策中的家庭主义》
书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
作者: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
前摘:
读书笔记好久没有更新,并不是我偷懒没有读书,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出来。《转型中的福利国家》是由安德森主编的,也有其他学者的作品,但是由于作品深度、本人能力、精力以及时间等其他原因,无法将全书所有文章深入阅读,故而选择了一篇,即《缺少工作的福利制度:劳动力流失的困境和欧洲大陆社会政策中的家庭主义》。安德森不必作过多介绍,之前也做过他的读书笔记,即郑秉文老师编译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而此次所阅读的书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却非郑秉文先生翻译。此书是商务印书馆所出,译者为杨刚。初始阅读时,觉得翻译太烂,很多句子冗长,很多文意表达冗长,故费心思找到了英文pdf版《Welfare states with work:the impasse of labor shedding and familialisim in continental
european social policy》,然后对照原文试着理解,虽然在某些方面又不一样的认识,但总体而言,自己完全无法向杨刚先生一样表达传递安德森的思想,在这里也向杨先生表示感谢。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以后也会多学习阅读原著经典,尽可能原汁原味汲取知识,也期待我的外语版读书笔记。
正文:
谈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安德森开门就谈到了俾斯麦的“福利君主制”(welfare monarchy)与贝弗里奇报告或北欧“人民之家”理念。不同“风格”或者说制度的历史渊源不必赘述,《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已经表达的很清楚。宗教因素在社会福利制度的创建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欧洲至今很多政党都有很浓的基督教色彩,而本篇文章所阐述的“家庭主义”( familialisim)则更受欧洲宗教因素影响至大,个人才疏学浅,对欧洲宗教没有深入理解,再加上其他文化隔阂,对本文很多理解不可避免会存在偏差甚至误读。此后学习中,也会注意这方面知识的补充。
Bread winner –female caring model 即杨刚先生所谓“男性养家与女性照料模式”,中国古代有“男耕女织”,与此欧洲模式导游异曲同工之妙。这看起来比较可笑,但在社会也是现实存在。正如安德森分析,“较高的社会缴费和高劳动力成本可能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对已婚妇女进行苛刻的征税(和社会转移支出效应)… …这样就从总体上格外阻碍了女性的(全职)就业,特别是阻碍了母亲劳动力的供给”、“如果我们将已婚妇女的就业产生税收-收益效应(the tax-benefit effect)与儿童服务和其他家庭服务的普遍缺乏联系起来,进行通盘考虑的话,那么,我们也就能明确地看出女性总体就业比例低的主要原因了”等等。
妇女问题,家庭主义问题,一般看来在现代社会“不成问题”,其实不然。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的生产而另一种则是种的繁衍。而第二种生产,即种的繁衍,由于没有“社会化”,则往往被忽视轻视。家庭主义的本质“社会化”与现实“轻视化”的矛盾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而这也是出现所谓劳动力流失困境与所谓家庭主义的根本原因!
先放开此问题,看看安德森对社会保险主导解决路径的两大含义:1,社会权力主要来自就业而不是公民权 2,社会保护依据职业分层有所不同。此为杨刚先生的翻译。
Social entitlements derive principally from employment rather shan citizenship. Social protection tends to be differentiated by occupational classes.
我对这安德森这两句话的理解在于,所谓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国家为主导进行的社会福利政策从根本上讲不是为“全民”而是为“劳动者”,这句话看起来比较绕口,而其真正的意思在于社会保险的享受身份认证的不在于你是否是“公民”,而在于你是否从属于特定体系的“劳动者”,撇开欧洲,以中国的生育保险为例来看,中国的生育保险从名义上来看是面向“全体女性”,而在实际中所能享受到实体仅局限于特定事业单位即体制内的妇女。或许这个距离不太恰当,因为我国的生育保险具有特殊意义,反过来从大部分国家的养老保险等来看,只有依托于相应的体制建制才能确定缴费及享受主体,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下现实实施的可操作性,但我觉得从本质将还是derive principally from employment,除非生产力发展到了较高(应该是相当高)的地步,那么,任何社会福利改革中认证主体确定的所谓“普世全面”都是一句空话。
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就明确的表示过,福利政策是为了解决社会分层,但是却起到了明确社会分层的实际作用。这不难理解,就像安德森在本文中表示的一样,“社会保险的长期财政稳定同社会地位分层化的程度成负相关”,社会分层的程度越高则社保财政稳定性越低,社会分层程度越低则财政稳定性越高。如果引入经济理论,一个产业部门的盈利不可能永远高于其他部门,否则会导致其他部门的资源流向此部门(不深入考虑讨论此问题,当然有意外情况),不同的社会分层决定着不同社会福利政策享受主体的享受身份确定即享受水平高低,分层程度越高则无法保证财政的稳定(博弈流动)。
社会保险、福利制度从不以“公民身份”挂钩,并且“只有当精英阶层也察觉到社会保险适当的时候,福利制度才有可能享有稳固的忠诚”,只有迎合精英阶层,才能“enjoy solid loyalties”,!但是,迎合精英阶层却会导致“平等主义的代价”,安德森所举的非公平性例子就不在列出。
再次回到前面所论述的妇女就业问题,或者家庭问题,我在引用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诗提到了家庭劳动的“社会化”问题,生育行为的“社会化”问题,而两种生产的纽带却可以凝结在“社会服务业”,私人看护费用的高低、社会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使妇女在家庭(生育)与就业中权衡。
安德森轻易地推导出了结论——“欧洲大陆福利制度是以慷慨的社会转移支付和不发达的社会看护而著称的——这两者都反映了其家庭倾向”、“缺少市场获国家提供的看护服务,因而造成女性低就业率及低生育率”。
以上的分析看起来啰嗦冗长,大线索却很简单:妇女、家庭——分层、精英、公平——妇女、家庭。这个顺序并非主次推倒,却可以说是并列,根本只有两点:1.家庭主义2,劳动力流失。
安德森在文章后半部分用大量笔墨引述分析了就业,可这原因无外乎在于社会分层与社会精英引发的问题。
全文看似冗散,根本主线非常清晰。
修补福利大厦!掀翻福利大厦?!?安德森对于一些改革思想的批判我不想做过多叙述,对“未来福利的前景”这一部分我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与思考,但我也不愿意做过多叙述,我只想说,家庭主义的应对正如安德森所说需要需要充分提供看护服务,而其根本意义是联通“两种生产”。而就业问题、即劳动力问题的制度解决办法在于推动家庭主义所束缚的劳动力(包括男性)、在于解决社会保险运行的公平可持续性问题。
福利大厦的修补改革不可阻挡,而欧洲的改革启示意义不仅局限于欧洲,尽管福利大厦如同一张华丽的破帆,但依旧需要修补改革者。
后记:
这篇读书笔记写完了,我的心情却一点都不轻松,因为我完全无法保证准确的传达安德森甚至杨先生的意思。在很多思想的表达上有明显的个人烙印,但事已至此也不多言。借用杨先生《译后记》中的一句话作为我的读后记结尾:
如未能传达埃斯平-安德森教授等人之原意的话,其文责由本人自负。
最后再次感谢安德森博士与杨刚先生。
书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
作者: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
前摘:
读书笔记好久没有更新,并不是我偷懒没有读书,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出来。《转型中的福利国家》是由安德森主编的,也有其他学者的作品,但是由于作品深度、本人能力、精力以及时间等其他原因,无法将全书所有文章深入阅读,故而选择了一篇,即《缺少工作的福利制度:劳动力流失的困境和欧洲大陆社会政策中的家庭主义》。安德森不必作过多介绍,之前也做过他的读书笔记,即郑秉文老师编译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而此次所阅读的书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却非郑秉文先生翻译。此书是商务印书馆所出,译者为杨刚。初始阅读时,觉得翻译太烂,很多句子冗长,很多文意表达冗长,故费心思找到了英文pdf版《Welfare states with work:the impasse of labor shedding and familialisim in continental
european social policy》,然后对照原文试着理解,虽然在某些方面又不一样的认识,但总体而言,自己完全无法向杨刚先生一样表达传递安德森的思想,在这里也向杨先生表示感谢。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以后也会多学习阅读原著经典,尽可能原汁原味汲取知识,也期待我的外语版读书笔记。
正文:
谈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安德森开门就谈到了俾斯麦的“福利君主制”(welfare monarchy)与贝弗里奇报告或北欧“人民之家”理念。不同“风格”或者说制度的历史渊源不必赘述,《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已经表达的很清楚。宗教因素在社会福利制度的创建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欧洲至今很多政党都有很浓的基督教色彩,而本篇文章所阐述的“家庭主义”( familialisim)则更受欧洲宗教因素影响至大,个人才疏学浅,对欧洲宗教没有深入理解,再加上其他文化隔阂,对本文很多理解不可避免会存在偏差甚至误读。此后学习中,也会注意这方面知识的补充。
Bread winner –female caring model 即杨刚先生所谓“男性养家与女性照料模式”,中国古代有“男耕女织”,与此欧洲模式导游异曲同工之妙。这看起来比较可笑,但在社会也是现实存在。正如安德森分析,“较高的社会缴费和高劳动力成本可能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对已婚妇女进行苛刻的征税(和社会转移支出效应)… …这样就从总体上格外阻碍了女性的(全职)就业,特别是阻碍了母亲劳动力的供给”、“如果我们将已婚妇女的就业产生税收-收益效应(the tax-benefit effect)与儿童服务和其他家庭服务的普遍缺乏联系起来,进行通盘考虑的话,那么,我们也就能明确地看出女性总体就业比例低的主要原因了”等等。
妇女问题,家庭主义问题,一般看来在现代社会“不成问题”,其实不然。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的生产而另一种则是种的繁衍。而第二种生产,即种的繁衍,由于没有“社会化”,则往往被忽视轻视。家庭主义的本质“社会化”与现实“轻视化”的矛盾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而这也是出现所谓劳动力流失困境与所谓家庭主义的根本原因!
先放开此问题,看看安德森对社会保险主导解决路径的两大含义:1,社会权力主要来自就业而不是公民权 2,社会保护依据职业分层有所不同。此为杨刚先生的翻译。
Social entitlements derive principally from employment rather shan citizenship. Social protection tends to be differentiated by occupational classes.
我对这安德森这两句话的理解在于,所谓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国家为主导进行的社会福利政策从根本上讲不是为“全民”而是为“劳动者”,这句话看起来比较绕口,而其真正的意思在于社会保险的享受身份认证的不在于你是否是“公民”,而在于你是否从属于特定体系的“劳动者”,撇开欧洲,以中国的生育保险为例来看,中国的生育保险从名义上来看是面向“全体女性”,而在实际中所能享受到实体仅局限于特定事业单位即体制内的妇女。或许这个距离不太恰当,因为我国的生育保险具有特殊意义,反过来从大部分国家的养老保险等来看,只有依托于相应的体制建制才能确定缴费及享受主体,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下现实实施的可操作性,但我觉得从本质将还是derive principally from employment,除非生产力发展到了较高(应该是相当高)的地步,那么,任何社会福利改革中认证主体确定的所谓“普世全面”都是一句空话。
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就明确的表示过,福利政策是为了解决社会分层,但是却起到了明确社会分层的实际作用。这不难理解,就像安德森在本文中表示的一样,“社会保险的长期财政稳定同社会地位分层化的程度成负相关”,社会分层的程度越高则社保财政稳定性越低,社会分层程度越低则财政稳定性越高。如果引入经济理论,一个产业部门的盈利不可能永远高于其他部门,否则会导致其他部门的资源流向此部门(不深入考虑讨论此问题,当然有意外情况),不同的社会分层决定着不同社会福利政策享受主体的享受身份确定即享受水平高低,分层程度越高则无法保证财政的稳定(博弈流动)。
社会保险、福利制度从不以“公民身份”挂钩,并且“只有当精英阶层也察觉到社会保险适当的时候,福利制度才有可能享有稳固的忠诚”,只有迎合精英阶层,才能“enjoy solid loyalties”,!但是,迎合精英阶层却会导致“平等主义的代价”,安德森所举的非公平性例子就不在列出。
再次回到前面所论述的妇女就业问题,或者家庭问题,我在引用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诗提到了家庭劳动的“社会化”问题,生育行为的“社会化”问题,而两种生产的纽带却可以凝结在“社会服务业”,私人看护费用的高低、社会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使妇女在家庭(生育)与就业中权衡。
安德森轻易地推导出了结论——“欧洲大陆福利制度是以慷慨的社会转移支付和不发达的社会看护而著称的——这两者都反映了其家庭倾向”、“缺少市场获国家提供的看护服务,因而造成女性低就业率及低生育率”。
以上的分析看起来啰嗦冗长,大线索却很简单:妇女、家庭——分层、精英、公平——妇女、家庭。这个顺序并非主次推倒,却可以说是并列,根本只有两点:1.家庭主义2,劳动力流失。
安德森在文章后半部分用大量笔墨引述分析了就业,可这原因无外乎在于社会分层与社会精英引发的问题。
全文看似冗散,根本主线非常清晰。
修补福利大厦!掀翻福利大厦?!?安德森对于一些改革思想的批判我不想做过多叙述,对“未来福利的前景”这一部分我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与思考,但我也不愿意做过多叙述,我只想说,家庭主义的应对正如安德森所说需要需要充分提供看护服务,而其根本意义是联通“两种生产”。而就业问题、即劳动力问题的制度解决办法在于推动家庭主义所束缚的劳动力(包括男性)、在于解决社会保险运行的公平可持续性问题。
福利大厦的修补改革不可阻挡,而欧洲的改革启示意义不仅局限于欧洲,尽管福利大厦如同一张华丽的破帆,但依旧需要修补改革者。
后记:
这篇读书笔记写完了,我的心情却一点都不轻松,因为我完全无法保证准确的传达安德森甚至杨先生的意思。在很多思想的表达上有明显的个人烙印,但事已至此也不多言。借用杨先生《译后记》中的一句话作为我的读后记结尾:
如未能传达埃斯平-安德森教授等人之原意的话,其文责由本人自负。
最后再次感谢安德森博士与杨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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