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华夏初民的小画册

先后读了这三本书《汉字书法之美》《文字侦探》《汉字王国》。从《汉字书法之美》第一部分“汉字演变”看到点汉字密码的“端倪”——书法与绘画在仓颉的时代同出一源，“同体而未分”。“无以见其形，故有画”，看见了一头象，很想告诉没有看见的人象长什么样子，就画了一张画，“无以传其意，故有书”，因为想表达意思，就有了文字。接下来读这《文字侦探》和《汉字王国》两本专讲汉字造字由来，形义改变过程的书。

《汉字王国》比较严谨，林西莉的解释很谨慎，牢牢以《说文解字》等典籍为蓝本，辅之以考古证据，对字开形的猜想亦步亦趋，也因为是瑞典人的关系，有时只知有一不知有二。而作家流沙河刚浪漫多了，甚至还从蜀地方言里找立证。例如他解释“取”字：甲骨文取，从又从耳，右手拿着耳朵。不学认字，你误以为是在掏耳朵。蜀人掏耳垢谓之“取酥耳”，掏得人全身都酥麻了，安逸得蹦，金文耳廓趋方，耳孔太大。篆文象左耳形，两划一点，甚妙。

《文字侦探》与《汉字王国》有传承关系，例如对“北”字的诠释。《汉字王国》：（北）最下边的两人个背靠背，面朝相反的方向。这个字的最初的意思是背后，后面，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它有了“北”的意思。这与中国的民居和其他场所都是坐北朝南有关。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文明之初，在地理现实中可以找到根据。寒冷的西伯利亚大风和春天蒙古高原的黄色沙暴都来自北面。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就要背对着它们。北面就是后边，就是背后，是黑暗和寒冷。

《文字侦探》沿用“北”字“背”意，还引申解释：古代战争，打了败仗，谓之“败北”。……双方打仗，面对面打。一方败了，回头逃走，背向敌人，就叫“败北”。胜方追逐败方，就叫“追奔逐北”。

读这三本书前，一门心思只知道中国字是象形字，哪知道汉民族造字，从身边出发，从实用出发，造到具象枯竭之时，往往用会意、转注、形声等法解决。若说是象形文字，不如说是以象形为基础，运用了很多“运算”原则。如“萬”字，本是象形字，是种尾巴上长着毒钩的恶蝎形象，跟数字1000没有半点关系。只是“萬”字古音与“满”同，所以被借用来指十千，表示数目大到极限，已满额了。久借不归，毒蝎的本意隧被人遗忘。

当然像一切历史一样，汉字的故事也充满了错误和曲解，但它的“并非最高效”并不影响它的使用结果。例如病字框和病字框代表字“疾”。“疾”源自“矢”，在甲骨文中“矢”有四种写法，但意义都一样，就是箭头之意。而“疾”字则表示一个人腰部中箭——要紧要紧，也趣味昴然！病字框原本是中箭后四肢张开的人形，不知为何化作后来的样子。

书画同源，就像“疾”字一样，古老的象形字其实也是初民们生活的断面，甚至可从象形字窥见初民的社会形态。除现今女字边、男字边（繁体字），甲骨文金文中还有很多带有性别色彩的字，身体的“身”。甲骨文中它像一人肚子很大，因为肚子大把腰都坠弯了。而林西莉的推测是，“身”为一个有怀孕妇女，除象形外，她的解释是在中国，大家都把“怀孕”称作“有身子”了。

不无道理。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我看林西莉的研究，最值得深入探讨的一则观点是，甲骨文是母系社会的产物，蕴含着华夏初民跟现代中国人完全不同的性别认识。“女”字是女子的象形，这一点已铁证如山。林西莉的有趣观察是：一大批跟妇女方面有血缘关系的合成字都包含“女”字，一部分是与女性有关系的人，如娘、妣、姥、姐妹、媳等，另一部分是与男性有关的人，如姪、婿。“女”字还组成了家族里有姻亲关系的人之间互相使用的特殊问候语以及很多重要的字，如“婚”和“姻”以及——令人吃惊的——姓。与此相应的与男性血缘有较密切关系的字却没有。

不过，我也像流沙河一样大胆想象一把，也许女字边多，是因为中国古人一夫多妻，女事多，男事少，故与家族血亲有关的事也都是婆婆妈妈的占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