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昧时代的情欲与惩罚

有些事物是经不得时间淘洗的，忽焉而过，顿觉昨是而今非；而有的呢，似乎逃脱了时空的拘囿与羁绊，在我们眼前千年仅如一瞬，亘古恒一，或许可以说其具有普世之价值，比如人性，自然，其中亦包括人的情欲。饮食男女，本为人的天赋本能与生存之径，不过饮食好谈，且可广而告之呼朋引类大快朵颐，男女可就微妙了，不仅禁忌极多，且极易受所处时代与风习的影响，上演一幕幕悲喜或荒诞剧。章诒和自《刘氏女》之后，意犹未尽，又写出了《杨氏女》，探讨那个蒙昧时代的情欲与惩罚，虽怵目而惊心，但亦为普泛的人性，并不在我们的认识之外。

“杨氏女”本名杨芬芳，这个乡村少女若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前面的路大约会敞亮得多，很多事情也就不必发生了；但她所处的年代，却是禁欲与萌动、革命与蒙昧并存，于是，人性的本能与弱点交织在一起，错中复错，终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杨芬芳本与同村的青年何无极相恋，但却挡不住“吃饱饭，当干部，灯芯绒”的诱惑，嫁给了现役军人刘庆生。她在现实与爱情之间纠结，两端牵丝不断，终使何无极拿起菜刀砍向刘庆生。结果，何无极走向刑场，杨芬芳入狱二十年，对情欲的惩罚可至于斯。而在狱中，杨芬芳又接受与指导员孙志新偷情，黯然的结局可想而知。这其中的况味，如作者章诒和所引韵文，“看无主花枝可嗟，一任他东风相嫁”。

杨芬芳是一个真实的个体，她对爱的渴求，对性的直白感知，对物质诱惑的不能抵挡，其虽处于一个特殊的年代，又何尝与别样时空内的我们有什么隔阂？人都是充满缺陷的，但杨芬芳尤其不幸，因为她对情与欲的追求在那个蒙昧的时代被倏然放大，曝于众目的探照灯下，不得不背上了罪的“红字”，规训与惩罚即接踵而至了。而让我们惊异的是，在这样一个禁欲的闷罐环境中，人的活泼泼的生命本能欲望如被大石压住的绿芽，虽遭钳制仍遏抑不住生长，突破重重围困蓬勃涌出，发出夺目的光来。自然，如此的时代是容不得鲜活的生命的，其最终的命运早已注定，那就是为规训的齿轮绞入，血肉模糊，再无生机。

章诒和回顾自己的过往经历时说，“一次，我下山到劳改农场的场部领农具。一路上，先后迎面走来三个年轻又漂亮的女囚。一打听，都是通奸杀人犯罪，奸夫全枪毙了，她们全是徒刑20年。所以，杨芬芳不是特例。”如果从法律层面上讲，她们是罪有应得；但我们若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不免有深深的疑问：情之所至，何至于此？她们都是典型的性犯罪者，如果放置于别一时空，想来疏通、变换的渠道会有许多，应该不会落得如此结局，但身处禁欲的、革命的蒙昧时代，性本身就是一种禁忌，对性的主动追索、渴求更属罪不可赦，必用专制的机器惩之而后快。《杨氏女》中有一个情节极具意味，杨芬芳的狱中偷情曝光，不得不在农场医院做流产手术，操作者故意野蛮动作，她痛得叫喊、呻吟，守在旁边的干部冷笑道：“臭婊子，就是要你痛死！”我们可以明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是某个个体的恶声，而是一个时代集体意识的显在外化。

在传统书写中，女性的角色介于玩物与祸水之间，她们是无自主性的，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其角色由男权社会派定，社会参与阙如，生活中仅作为男人的附庸物，更勿论情欲表达的自由。于主流社会看来，女性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性意识非但是多余的，且罪恶之极，在道德范畴之外；如此的礼教吃人世界，女性若有性意识的觉醒，对性主动追求，只配落得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般的悲惨结局。男性于性的需求乃至放纵，可冠以风流的嘉许，“赢得青楼薄幸名”，但若同置于女性，即荒谬绝伦、无耻之尤。就此而言，杨氏女的故事，既有特定蒙昧时代之情欲与惩罚的烙印，亦为我们这个民族久远文化沉疴之映照。杨氏女不是孤立的个体，她既有横向时代的同罪相怜的许多姐妹相伴，也列入了纵深历史的身体与精神之“女囚”的幽深长廊中。

《杨氏女》是女性的书写，章诒和未必具多高超的小说手段与技巧(显然有着其先前纪实作品写作的流风余韵)，但她的笔触是诚挚的，以悲伤与怜悯之心摹写自己曾经的狱友。她无高姿态的伪饰，而是无所顾忌地与罪人们同列，直言不讳，“他们是罪犯，罪不可赦。但我喜欢他们，我也是罪犯”。因为那“瞬间的无私和浪漫”，这些犯罪者被禁欲的时代驱赶至边缘甚至消灭肉身，在其时，似乎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但于另一角度观望，他们亦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获得了自由，虽短暂，却胜过空无。作者代女性立言，以同情之理解，深入那个蒙昧时代的情欲与惩罚，她认同于自我的勇敢担当，铁幕虽严实密厚，但瞬间的电闪灿烂光华，即使倏忽沉寂，却存于人的心间，难以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