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帝国》书评——哈特和奈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
斯拉沃热·齐泽克 何吉贤 译
资本主义并不只是众多历史阶段中的一个。从某种程度上说，曾经红极一时，今天却已几乎被人遗忘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论断是正确的：全球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在以往的历史中被抑制的某种超溢（excess）在资本主义中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地方化的弥散性的存在，作为一种超溢，一种偏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小钱生大钱的投机运动中，在资本主义这种必须不断解放其自身的条件，才能获得生存的体制中，它被高升至一种社会生活的原则——也就是说，它只有作为自身的“超溢”，不断超越自身的“正常”限制，才能获得生存。因此，只有到了今天，到了全球资本主义已演变为“后工业化”和数字化形态的时候，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现实资本主义才会到达“观念”（notion）的阶段：也许，我们可以再次回到马克思那句与进化论反其道而行之的古老名言（这句话的发明人其实还是黑格尔）：解剖一个人为解剖一只猴提供了钥匙，这就是说，如欲探求一种社会形态的纯观念式的内在结构，必须从其高度发展的形态入手。
马克思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界定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的对抗达到了极致——交换价值获得了自治，它转变成了自我推动的投机资本这样的幽灵，它之需要生产力和现实的人，仅仅是将他们作为自身暂时的可处置的具象。马克思就是从这一对抗中架构起他的经济危机理论的：当现实粉碎了钱生钱，小钱生大钱这样的自我生成的幻象的时候，危机就发生了，因为这种投机的疯狂不能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只会爆发更大的危机。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就在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那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交换价值遵循着自身的逻辑，按自己的疯狂舞步跳舞，全然不顾真实人的真实需求。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在今天具有无比的真实性，因为在今天，虚幻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无法忍受的地步：一方面，我们进行着期货、并购等的疯狂的、唯我独尊的投机，遵循其内在的逻辑；另一方面，现实以生态灾难、贫穷、第三世界社会生活崩塌之后爆发出来的疾病、疯牛病等形式不断地追迫了上来。
这就是为什么“知识经济的资本家”可以称为今日资本家的典范，为什么比尔·盖茨能够梦想虚拟空间为他所称的“无摩擦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框架。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关于真实的现实与虚拟的现实之间差异鸿沟的两个不同版本，也即真实的生产和资本的虚拟投机领域之间、经验的现实和虚拟的现实之间的意识形态的简短循环。因此，屏幕上那个迷人的表象的“我”与屏幕下那个不幸的肉身的“我”之间的差异能很快被翻译成资本的投机流动的现实与贫困的大众悲惨的现实之间的差异的体验。但是，这（这一“现实”的回归之路迟早会赶上虚拟的游戏）真的是对资本主义实施批判的唯一方式吗？如果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这种疯狂的自我的舞步，而是相反，即它继续用“现实”来填平这一鸿沟，表现得能够满足真实人的真实需求呢？马克思的独创性表现在他能够两手同时出牌：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源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存在于资本主义遏制生产力的自由配置上。
这意味着，今天经济分析的迫切任务仍然在于再次重复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不是寄望于作为“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大众（multitude）这一诱惑。关于私有财产的重要变化状况，我有一个理论假设，即权力和控制中的最终因素不再是投资链中的最后一环，也就是说，不再是“真正占有”生产工具的公司或个人。今日理想中的资本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运作：他们用借贷的钱投资，他们没有“真正占有”任何东西——甚至还负债累累，但却能控制一切。一家公司被另一家公司掌控，而后者又从银行借贷，银行是最终支配你我辈普通人辛苦钱的机构。对于比尔·盖茨来说，“作为生产工具的私有财产”完全是一句空话，至少从其标准含义上是如此。这种资本主义虚拟化的矛盾与基础高能物理学中的电子极为相似。现实中的每种成分的质量是由其处于静止状态的质量加上由其加速运动产生的剩余物的质量构成的；不过，处于休止状态的电子的质量为零，电子的质量只由加速运动产生的剩余物构成，就好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物之阵，只有在它魔术般的旋转之中转出它自身的剩余物，它才能获得某种欺骗性的存在。今日的虚拟资本主义不正是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在运作吗？它的“净价值”一无所值，它只是通过向未来支取的赢余进行运作。
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2000年）想要回答的恰恰就是这些问题——这是一本旨在为21世纪重写《共产党宣言》的书。哈特和奈格里将全球化描述为一种暧昧不明的“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过程：高歌猛进的全球资本主义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深入到每个领域的最私密处，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动力，这种动力也不再与以前一样，基于父权制或其他等级结构之上，它带来的是一种流动和杂交的认同。另一方面，一切重要社会关系的破坏也拧开了魔鬼的瓶盖：资本主义制度不再能够完全控制的那种潜在离心力被释放了出来。所以说，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胜利导致了它比任何时候都更脆弱。马克思那句古老的断语至今仍然有效：资本主义自身就是它的掘墓人。哈特和奈格里描述了从民族国家向全球帝国转化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帝国是一个堪与罗马帝国相比的超国家的存在，生存在其中的是建立在离散的认同之上的杂交的群众。他们揭示了存在于今日“涡轮式资本主义”中的矛盾本质，并力图在这一资本主义的动力体系中寻找革命的潜能，这是值得称道的。他们的这一英勇的努力使他们与时下左翼思潮中的主流观点区别了开来，后者的目的是力争去遏制全球化带来的破坏力，并力图挽救福利国家（其实还有什么可挽救的呢？）。这一主流左翼观点深深地蕴含着一种对全球化和数字化不信任的保守主义立场，它是与马克思主义对进步力量的信任相矛盾的。
当然，人们马上能够体会到哈特和奈格里分析的局限。他们使用了一些德勒兹式的空洞术语，如multitude（诸众）、deterritorialization（去地域化）等，以掩盖他们对社会经济分析具体洞见的缺乏。他们在书的结尾处提出的政治斗争的三项“实实在在”的目标建议显得有些虎头蛇尾。作者认为，我们的政治斗争应集中在三项全球权利，即全球公民权、最低收入限制和对新的生产工具的重新配置（如有权利得到和控制教育、信息和交流的资源的权利）上。作为流动性、多样性和杂揉性等的歌颂者，哈特和奈格里反过来又求助于基于全球人权基础之上的这三项目标，这显得非常吊诡。这三项要求的问题是，它们是动摇在形式的空洞和无能的激进主义之间的。就以全球公民权为例：理论上来说，我们当然应该支持这项权力。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超越了象联合国那样的做一个形式上宣言的做法，则必定意味着要取消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当前的状况下，这就意味着来自印度、中国和非洲的廉价劳动力大量涌入美国和西欧，这又会引起反对移民的狂潮——这种反移民狂潮会达到一种如此暴力的程度，以至象约尔格·海德尔（Jorg Haider）这样的种族主义者都可以被看作是容忍多元文化的典范。另两项要求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全球最低工资权，当然应该有，为什么不呢？但问题是，我们又如何为这一急剧转化创造必要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条件呢？
这一批评不仅只针对二手经验细节。《帝国》的主要问题在于，这本书对当前的全球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如何为这些激进的措施创造了其所需的空间缺乏（如果不是一点也没有的话）分析：他们没有能够在当前的条件下去重复马克思的分析，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就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之中。从这个角度说，《帝国》仍然是一本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解决的方法不是仅仅回到马克思，重复马克思的分析，这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回到列宁那儿去。
对于这样的说法，人们的第一个反应肯定是报以大声的讥笑。马克思？那当然没问题！今天，即使是在华尔街他也是招人喜爱的人物——马克思是商品的诗人，对资本主义的动力提供了完美的描述；马克思是文化研究者，描述了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异化和物化现象。但列宁？不，你不是开玩笑吧？列宁？不就是工人阶级运动、革命政党诸如此类老掉牙的陈词滥调吗？列宁不正恰恰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代表了整个20世纪世界政治的灾难，代表了现实社会主义中达到顶点的那种经济的无效的独裁吗？在当今的学术政治中，提到列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是啊，我们可以提列宁啊，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民主体制中，我们有思想的自由啊！……另一方则是，但是，我们要“以客观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列宁，不能抱着怀旧的盲目崇拜的态度，而是要从民主政治秩序的角度，从人权（这里蕴含了20世纪集权主义留下的惨痛教训）的立场上来看待他。
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回答呢？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又在于用列宁自己的话说，可以被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内在品质。“忠于民主共识”实际上意味着接受当前自由—议会制度下形成的共识，它排除了对这种自由—民主秩序是如何内在于它公开诅咒的环境的原因进行任何认真的反思，当然，也排除了任何对不同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想象。简言之，它意味着：你可以随便说和写——条件是你的所说和所做不会实质性地质疑和影响到主导性的政治共识。因此，看起来可以无所顾忌，甚至似乎任何话题都可以被“收编”为批评性的话题：你可以预言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可以痛斥对人权的侵犯、性别歧视、对同性恋的迫害、对女性主义的攻击，你也可以谈近在周围社区远到异国他乡的暴力问题，甚至也可以谈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以及富人和穷人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或者数字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在今天的学术界，接纳来自国际、国家或公司的基金，以进行如何反对因种族、宗教或性别造成的暴力问题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问题是，所有这些都要在一个背景下进行，那就是：禁止思想（Denkverbot）。当今的自由—民主霸权是靠一种未明言的Denkverbot，即类似于德国60年代末期那种臭名昭著的Berufsverbot[1]做法维持的，在那个时期的联邦德国，只要有任何微小的迹象表明你参与了任何有可能严重威胁到现存秩序的政治活动，答案只能有一个：“尽管政府非常宽厚仁慈，但你必得在新的古拉格里了此残生！”
所谓的“科学客观”态度，里面包含的也是这层意思：只要你对现存的自由共识构成了严重挑战，就会被贬斥为放弃了科学客观态度，而倒退到老式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去。在今天，毫无疑问，我们任何人都没有从事任何违宪的活动。德·昆西（De Quincey）关于“谋杀的简单艺术”所说的妙语已广为人知：有多少人干净利落地进行了谋杀，却又表现得若无其事，但到头来却还是纸包不住火！循此逻辑，我们当然不会愿意象某些人一样，开始时象无辜一样地揍警察几下或者来几枚“莫洛托夫鸡尾酒式”土制燃烧弹，然后就表现得若无其事，最后再当上德国的外交部长。但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坚持一个立场，即在今天，真正的思想自由应包含对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的“后意识形态”共识的质疑，否则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尽管我们多数人可能不会同意哈贝马斯的论断，但我们今天确实生活在他所称的“新黑幕”（neue Undurchsichtlichkeit）社会中。我们的日常经验已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现代化产生了新的蒙昧；自由的减少恰恰以更多新的自由增加的方式呈现。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看起来似乎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相混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应该牢记本雅明的提醒，仅仅去追问一种理论（或艺术）是否自称与社会斗争站在一起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进一步追问它如何在这些社会斗争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如在性上，实际上起作用的霸权态度不是父权制式的压抑，而是男女的自由乱交；在艺术中，臭名昭著的“耸动”（Sensation）画展式的刺激比比皆是，它表明艺术已与现实体制已完全同流合污了。
因此，我们很容易转向马克思的第十一篇论文。今天，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去急于行动，去直接干预和改变眼前的事物（如空洞和无力地喊“我们应如何反对全球资本？”诸如此类的口号），而是去质疑霸权性的意识形态统合，象布莱希特说的那样，就是要把“思想当作行动的前导，当作经验的总结。”在今天，当我们响应号召，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并不是在一个真空里进行的，而要置于霸权性的意识形态统合里。那些“真正想做点什么事去帮助”那些（当然是以体面的方式）参与剥削的人，如医生无国界组织（Medecine sans frontiere）、绿色和平组织、女权和反种族歧视运动，不仅一律得到了媒体的容忍，甚至也得到了支持，即便是它们好象介入了经济领域（如，谴责或抵制某些不尊重生态环境或使用童工的公司）。它们得到容忍和支持的前提是，它们不能太靠近某种底线。就以今日美国激进学术界的两个热门话题后殖民主义和同性恋研究为例。后殖民主义问题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后殖民主义研究”却把它转译成了一个跨文化问题，一种殖民地少数民族描述他们在压制“他者”的权力机制下的惨痛经历的权利，到末了，我们认识到，后殖民剥削的根源在于我们不能容忍他者，再进一步，这种不容忍的根源又在于我们对“内在的陌生人”的不容忍，在于我们不能挑战自身或被压抑的自我。由此，严峻的政治经济斗争被转化成了一个伪心理分析问题，变成了主体无法面对内在创伤的闹剧。美国学术界的真正腐败之处不在于经济上，即他们花钱买来了许多欧洲的批判性学者（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本人），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欧洲式”的批判理论到这儿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普世型的、温良时髦的文化研究。相比于这种激进的学术时髦，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意识形态专家倒值得称道，至少他们没有那么拐弯抹角，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对全球资本家统治的接受，而那些学术上的伪激进左翼虽然对第三条道路论者嗤之以鼻，但他们的激进性除了显示一个空洞的姿态以外，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对于我们来说，列宁并不是一个僵化、怀旧的名字，相反，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我们力图去复活的那个列宁是正在形成中的列宁，是那个被扔进灾难性的新情境中的列宁，在这种新情境下，旧的统合方式已不再有效，因此，他就被迫去重新“发明”马克思。我们应时常想起面对新的问题时列宁那一针见血的话：“关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说过一个字。”回到列宁不是说去重复列宁，而是在克尔凯郭尔的意义上去发现一个列宁，在今天的情境下去发现那种相同的脉动；回到列宁不是象一个怀旧者一样回到“美好的革命的旧时代”，也不是在“新的条件”下，对旧的方案作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式的调整，而是象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条件下（具体地说，就是在1914年大灾难中爆发出来的经过漫长的进步主义时代之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崩溃）重新制定革命方案一样，去重新认识当前的世界条件。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界定为1914年到1990年，即从资本主义漫长的和平扩张结束到现实社会主义崩溃，新形式的全球资本主义出现这一历史阶段。列宁在1914年所做的，值得我们在1990年效仿。“列宁”这一名字就代表了抛弃僵化的、现存（后）意识形态的统合，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种虚弱的Denkverbot的情境的自由，简单地说，列宁就意味着恢复我们思考的能力。
列宁既反对经济决定论，同时又反对纯政治的态度在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当今（残存）的激进思想界，对经济的态度是分裂的：一方面，存在着一些抛弃经济领域的 “纯政治家”；另一方面，又存在那么一些受眼下全球经济席卷之势的鼓动，将经济置于任何适当的政治干预可能性之上的“纯经济学家”。因此，在今天，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我们都应该强调回到列宁：是的，经济是一个重要的领域，那儿的战斗是决定性的，我们必须冲破全球资本主义的罗网，但我们的斗争必须体现为一种适当的政治的形式，而不是经济的。
因此，我们的斗争必须是双方面的：首先，当然必须是反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将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自由代议制民主）问题化的反资本主义是不够的，不管它如何“激进”。也许，今天的诱惑之处在于，不将自由式民主的合法性问题化，从而象某些左翼人士宣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中，也可以获得自治权，去批判资本主义。这种诱惑是与其反面，与那种将资本称为一种根茎状的怪物/魔鬼（这个怪物能够将所有的一切去地域化并吸纳它们，它不可征服，永远动力十足，甚至能够浴火重生，凤凰涅盘，每次危机都只能使它更为强大）的伪德勒兹式的、爱恨交加的、迷人而又被人迷惑的诗意的描述有关。这种诗化的“反”资本主义逻辑中提到了马克思，但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死了：因为在运用马克思的时候已经去掉了他的政治锋芒。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哪儿呢？一般认为，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对群众创造能力的信心减弱了，这导致他强调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强调要依赖专家的权威。他欢呼“政治退至背景……而工程师和农艺师将代表时代发言的幸福时代的来临”。这是一种专家统治的后政治吗？列宁关于通过垄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极为幼稚的。
资本主义在形成银行、辛迪加、邮政服务系统、消费社会和办公室雇员联盟的过程中创造了一套计算机制。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今天，我们的任务只是清除资本主义给这一优秀的机制造成的破坏，使它变得更大，更民主，更复杂……这就意味着建立一种全国范围内的记账体系，建立一种全国范围内的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的计算体系，可以这么说，它们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Lenin 1960-70, 26:106）
这难道不是马克思关于用一种透明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用普遍智力进行调节的观点（在一个后政治的世界中，“对人的管理”将由“对物的管理所取代”）的最激进的表达吗？当然，我们很容易重弹批判“工具理性”和“控制性社会”的调子，批评列宁的这段话：因为在全面社会控制的模式中就已经刻下了“独裁”的倾向。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讽刺说，在斯大林的时代，社会控制的机制确实变得“更大”且更有效了。进而言之，这种后政治的观点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永恒论（“一切都是政治的”）的观点不恰恰是相反的吗？
但是，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吗？如果我们将中央银行这个（显然过时的）例子替换成英特网——当今最完美的普遍智力的候选者，情况会怎样呢？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声称，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实际上是侦探小说理论的先锋（avant la lettre），只是因为可怜的亚里斯多德在那时还不知道侦探小说这么一回事，就只能以当时能够找到的唯一例子——悲剧来说事。沿着同一逻辑，列宁实际上是发现了关于英特网作用的理论，但由于网络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事，所以他只能用不幸的中央银行来说事。也因此，我们难道不可以说“没有英特网，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今天，我们的任务只是清除资本主义给这一优秀的机制造成的破坏，使它变得更大，更民主，更复杂……”吗？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就有必要去复活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那个古老的、不断受到辱骂而已几乎被遗忘的辩证观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观点埋葬了现实社会主义，这几乎成了一种共识：因为社会主义未能促成从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的转化。然而，资本主义就真的为数字世界的生产关系提供了“自然”的框架吗？在英特网中难道不也为资本主义蕴含了一种爆炸性的可能性吗？从微软垄断案中，我们难道不能得出列宁式的论断吗？不要用国家机器去反对它的垄断（由法院判决分解微软公司），而是将它社会化，使人们可以自由地得到它，难道这不更“合乎逻辑”吗？
所谓新（数字化）工业中的主要矛盾是如何维持（私有）财产这种形式，而这种形式只有在利润的逻辑下才能维持（也可参看Napster问题，即音乐的自由流通问题）。所谓生物基因的合法使用问题也不正指向这同一方向吗？新国际贸易协定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如果在一桩并购案中，一家第一世界的公司合并了另一家第三世界的公司，前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后者的研发部。（在斯洛文尼亚与德国汉克尔公司组成一家合资公司的时候，我们的公司被迫要签订一个正式协议，答应不再进行任何的研发工作！）这种分裂性的做法会将所有权这个概念带入一个极端的辩证矛盾中：在印度，当地人突然发现，他们用了几千几百年的诊疗方法和药品一日之间属于美国公司的了，他们要使用，就得给美国公司付钱。现在，生物基因公司已逐渐把一些遗传基因申请为自己的专利，我们会无奈地发现，我们身体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基因组织——已被注册登记，它们不再属于我们了！
今天，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动乱和不安的迹象，有的还是爆炸性的——我这儿指的当然是“西雅图抗议”后的一系列全球抗议运动。全球资本主义凯歌猛进的漫长蜜月已经结束了，被长期延滞的“七年之痒”就在眼前。主流媒体，从《时代》周刊到有线新闻网，都在惊恐地警告马克思主义者对那些“诚实的”抗议者的操纵。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一个严格的列宁式的问题，即如何把这些媒体的指责变为行动，如何发现一种组织结构，将这种抗议变为一种全球政治要求的形式。否则，我们将失去时机，只留下边缘化的小打小闹，象绿色和平运动等，有一点作用，但目标有限。换句话说，从今天的形势中，我们应得出一个“列宁式”的教训：没有政党的组织形式的政治是不讲政治的政治，因此，对于那些仅仅要求（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新社会运动”的人，我们的回答与当初雅各宾派对吉伦特妥协派的回答一样，“你们要的是一种没有革命的革命！”当前的障碍在于，在社会政治运动面前，有两条道路：要么是在体制内玩（即“通过现有体制踏上漫漫征途”），要么积极地投入新的社会运动，从女权运动到生态运动到反种族歧视运动。这些运动的局限性仍然在于，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它们还不是政治性的：它们是“（局限于）一个问题的运动”，缺乏全球的维度，也就是与社会整体没有联系。
在这儿，列宁对于自由派的态度极为重要：这些自由主义者只是利用了工人阶级的不满，来提高他们相对于保守派的力量，而不是去真正认同工人们的最终目标。今天的自由左派的情况不正是这样吗？他们乐于去挑起关于种族、环境问题和工人的不满，以在保守主义者那里得分，但却并不是去真正危及这个体制。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西雅图抗议运动的时候，克林顿不是机敏地提到了外面大街上的那些抗议者，提醒那些困守在森严堡垒中的领导人去听听抗议者的声音了吗？（当然，被克林顿解释后的抗议者的声音是被脱去了颠覆性的锋芒的，他将这种锋芒加在了在广大的和平抗议者中带来动乱和暴力的危险的极端主义者身上。）今天的所有新社会运动，包括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都处于这样的情形：现存政治体制总是乐于“倾听他们的要求”，但同时却要拔去它们的政治锋芒。现存的体制总是好像总是普世性的、开放的、宽容的，乐于“听取”所有人的声音。即使一个人总是坚持自己的要求，它也会通过协商的方式，设法拔去其普遍性的政治锋芒。
因此，重复列宁就是承认“列宁已死了”——他具体的解决方案已失败了，甚至是非常可怕地失败了，但在这个方案中，还存在着乌托邦的火花，值得我们去保留和继承。重复列宁就是去区别列宁已做的和他所打开的可能性，去发现那个“在列宁之中又超越列宁的列宁”。重复列宁不是去重复列宁所做的，而是去重复列宁所没有能做的，他所失去的机会。
（选自《反思马克思主义》（Rethinking Marxism）13卷，2001年3/4号）
资本主义并不只是众多历史阶段中的一个。从某种程度上说，曾经红极一时，今天却已几乎被人遗忘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论断是正确的：全球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在以往的历史中被抑制的某种超溢（excess）在资本主义中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地方化的弥散性的存在，作为一种超溢，一种偏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小钱生大钱的投机运动中，在资本主义这种必须不断解放其自身的条件，才能获得生存的体制中，它被高升至一种社会生活的原则——也就是说，它只有作为自身的“超溢”，不断超越自身的“正常”限制，才能获得生存。因此，只有到了今天，到了全球资本主义已演变为“后工业化”和数字化形态的时候，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现实资本主义才会到达“观念”（notion）的阶段：也许，我们可以再次回到马克思那句与进化论反其道而行之的古老名言（这句话的发明人其实还是黑格尔）：解剖一个人为解剖一只猴提供了钥匙，这就是说，如欲探求一种社会形态的纯观念式的内在结构，必须从其高度发展的形态入手。
马克思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界定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的对抗达到了极致——交换价值获得了自治，它转变成了自我推动的投机资本这样的幽灵，它之需要生产力和现实的人，仅仅是将他们作为自身暂时的可处置的具象。马克思就是从这一对抗中架构起他的经济危机理论的：当现实粉碎了钱生钱，小钱生大钱这样的自我生成的幻象的时候，危机就发生了，因为这种投机的疯狂不能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只会爆发更大的危机。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就在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那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交换价值遵循着自身的逻辑，按自己的疯狂舞步跳舞，全然不顾真实人的真实需求。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在今天具有无比的真实性，因为在今天，虚幻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无法忍受的地步：一方面，我们进行着期货、并购等的疯狂的、唯我独尊的投机，遵循其内在的逻辑；另一方面，现实以生态灾难、贫穷、第三世界社会生活崩塌之后爆发出来的疾病、疯牛病等形式不断地追迫了上来。
这就是为什么“知识经济的资本家”可以称为今日资本家的典范，为什么比尔·盖茨能够梦想虚拟空间为他所称的“无摩擦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框架。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关于真实的现实与虚拟的现实之间差异鸿沟的两个不同版本，也即真实的生产和资本的虚拟投机领域之间、经验的现实和虚拟的现实之间的意识形态的简短循环。因此，屏幕上那个迷人的表象的“我”与屏幕下那个不幸的肉身的“我”之间的差异能很快被翻译成资本的投机流动的现实与贫困的大众悲惨的现实之间的差异的体验。但是，这（这一“现实”的回归之路迟早会赶上虚拟的游戏）真的是对资本主义实施批判的唯一方式吗？如果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这种疯狂的自我的舞步，而是相反，即它继续用“现实”来填平这一鸿沟，表现得能够满足真实人的真实需求呢？马克思的独创性表现在他能够两手同时出牌：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源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存在于资本主义遏制生产力的自由配置上。
这意味着，今天经济分析的迫切任务仍然在于再次重复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不是寄望于作为“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大众（multitude）这一诱惑。关于私有财产的重要变化状况，我有一个理论假设，即权力和控制中的最终因素不再是投资链中的最后一环，也就是说，不再是“真正占有”生产工具的公司或个人。今日理想中的资本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运作：他们用借贷的钱投资，他们没有“真正占有”任何东西——甚至还负债累累，但却能控制一切。一家公司被另一家公司掌控，而后者又从银行借贷，银行是最终支配你我辈普通人辛苦钱的机构。对于比尔·盖茨来说，“作为生产工具的私有财产”完全是一句空话，至少从其标准含义上是如此。这种资本主义虚拟化的矛盾与基础高能物理学中的电子极为相似。现实中的每种成分的质量是由其处于静止状态的质量加上由其加速运动产生的剩余物的质量构成的；不过，处于休止状态的电子的质量为零，电子的质量只由加速运动产生的剩余物构成，就好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物之阵，只有在它魔术般的旋转之中转出它自身的剩余物，它才能获得某种欺骗性的存在。今日的虚拟资本主义不正是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在运作吗？它的“净价值”一无所值，它只是通过向未来支取的赢余进行运作。
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2000年）想要回答的恰恰就是这些问题——这是一本旨在为21世纪重写《共产党宣言》的书。哈特和奈格里将全球化描述为一种暧昧不明的“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过程：高歌猛进的全球资本主义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深入到每个领域的最私密处，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动力，这种动力也不再与以前一样，基于父权制或其他等级结构之上，它带来的是一种流动和杂交的认同。另一方面，一切重要社会关系的破坏也拧开了魔鬼的瓶盖：资本主义制度不再能够完全控制的那种潜在离心力被释放了出来。所以说，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胜利导致了它比任何时候都更脆弱。马克思那句古老的断语至今仍然有效：资本主义自身就是它的掘墓人。哈特和奈格里描述了从民族国家向全球帝国转化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帝国是一个堪与罗马帝国相比的超国家的存在，生存在其中的是建立在离散的认同之上的杂交的群众。他们揭示了存在于今日“涡轮式资本主义”中的矛盾本质，并力图在这一资本主义的动力体系中寻找革命的潜能，这是值得称道的。他们的这一英勇的努力使他们与时下左翼思潮中的主流观点区别了开来，后者的目的是力争去遏制全球化带来的破坏力，并力图挽救福利国家（其实还有什么可挽救的呢？）。这一主流左翼观点深深地蕴含着一种对全球化和数字化不信任的保守主义立场，它是与马克思主义对进步力量的信任相矛盾的。
当然，人们马上能够体会到哈特和奈格里分析的局限。他们使用了一些德勒兹式的空洞术语，如multitude（诸众）、deterritorialization（去地域化）等，以掩盖他们对社会经济分析具体洞见的缺乏。他们在书的结尾处提出的政治斗争的三项“实实在在”的目标建议显得有些虎头蛇尾。作者认为，我们的政治斗争应集中在三项全球权利，即全球公民权、最低收入限制和对新的生产工具的重新配置（如有权利得到和控制教育、信息和交流的资源的权利）上。作为流动性、多样性和杂揉性等的歌颂者，哈特和奈格里反过来又求助于基于全球人权基础之上的这三项目标，这显得非常吊诡。这三项要求的问题是，它们是动摇在形式的空洞和无能的激进主义之间的。就以全球公民权为例：理论上来说，我们当然应该支持这项权力。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超越了象联合国那样的做一个形式上宣言的做法，则必定意味着要取消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当前的状况下，这就意味着来自印度、中国和非洲的廉价劳动力大量涌入美国和西欧，这又会引起反对移民的狂潮——这种反移民狂潮会达到一种如此暴力的程度，以至象约尔格·海德尔（Jorg Haider）这样的种族主义者都可以被看作是容忍多元文化的典范。另两项要求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全球最低工资权，当然应该有，为什么不呢？但问题是，我们又如何为这一急剧转化创造必要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条件呢？
这一批评不仅只针对二手经验细节。《帝国》的主要问题在于，这本书对当前的全球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如何为这些激进的措施创造了其所需的空间缺乏（如果不是一点也没有的话）分析：他们没有能够在当前的条件下去重复马克思的分析，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就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之中。从这个角度说，《帝国》仍然是一本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解决的方法不是仅仅回到马克思，重复马克思的分析，这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回到列宁那儿去。
对于这样的说法，人们的第一个反应肯定是报以大声的讥笑。马克思？那当然没问题！今天，即使是在华尔街他也是招人喜爱的人物——马克思是商品的诗人，对资本主义的动力提供了完美的描述；马克思是文化研究者，描述了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异化和物化现象。但列宁？不，你不是开玩笑吧？列宁？不就是工人阶级运动、革命政党诸如此类老掉牙的陈词滥调吗？列宁不正恰恰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代表了整个20世纪世界政治的灾难，代表了现实社会主义中达到顶点的那种经济的无效的独裁吗？在当今的学术政治中，提到列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是啊，我们可以提列宁啊，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民主体制中，我们有思想的自由啊！……另一方则是，但是，我们要“以客观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列宁，不能抱着怀旧的盲目崇拜的态度，而是要从民主政治秩序的角度，从人权（这里蕴含了20世纪集权主义留下的惨痛教训）的立场上来看待他。
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回答呢？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又在于用列宁自己的话说，可以被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内在品质。“忠于民主共识”实际上意味着接受当前自由—议会制度下形成的共识，它排除了对这种自由—民主秩序是如何内在于它公开诅咒的环境的原因进行任何认真的反思，当然，也排除了任何对不同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想象。简言之，它意味着：你可以随便说和写——条件是你的所说和所做不会实质性地质疑和影响到主导性的政治共识。因此，看起来可以无所顾忌，甚至似乎任何话题都可以被“收编”为批评性的话题：你可以预言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可以痛斥对人权的侵犯、性别歧视、对同性恋的迫害、对女性主义的攻击，你也可以谈近在周围社区远到异国他乡的暴力问题，甚至也可以谈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以及富人和穷人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或者数字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在今天的学术界，接纳来自国际、国家或公司的基金，以进行如何反对因种族、宗教或性别造成的暴力问题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问题是，所有这些都要在一个背景下进行，那就是：禁止思想（Denkverbot）。当今的自由—民主霸权是靠一种未明言的Denkverbot，即类似于德国60年代末期那种臭名昭著的Berufsverbot[1]做法维持的，在那个时期的联邦德国，只要有任何微小的迹象表明你参与了任何有可能严重威胁到现存秩序的政治活动，答案只能有一个：“尽管政府非常宽厚仁慈，但你必得在新的古拉格里了此残生！”
所谓的“科学客观”态度，里面包含的也是这层意思：只要你对现存的自由共识构成了严重挑战，就会被贬斥为放弃了科学客观态度，而倒退到老式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去。在今天，毫无疑问，我们任何人都没有从事任何违宪的活动。德·昆西（De Quincey）关于“谋杀的简单艺术”所说的妙语已广为人知：有多少人干净利落地进行了谋杀，却又表现得若无其事，但到头来却还是纸包不住火！循此逻辑，我们当然不会愿意象某些人一样，开始时象无辜一样地揍警察几下或者来几枚“莫洛托夫鸡尾酒式”土制燃烧弹，然后就表现得若无其事，最后再当上德国的外交部长。但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坚持一个立场，即在今天，真正的思想自由应包含对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的“后意识形态”共识的质疑，否则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尽管我们多数人可能不会同意哈贝马斯的论断，但我们今天确实生活在他所称的“新黑幕”（neue Undurchsichtlichkeit）社会中。我们的日常经验已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现代化产生了新的蒙昧；自由的减少恰恰以更多新的自由增加的方式呈现。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看起来似乎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相混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应该牢记本雅明的提醒，仅仅去追问一种理论（或艺术）是否自称与社会斗争站在一起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进一步追问它如何在这些社会斗争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如在性上，实际上起作用的霸权态度不是父权制式的压抑，而是男女的自由乱交；在艺术中，臭名昭著的“耸动”（Sensation）画展式的刺激比比皆是，它表明艺术已与现实体制已完全同流合污了。
因此，我们很容易转向马克思的第十一篇论文。今天，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去急于行动，去直接干预和改变眼前的事物（如空洞和无力地喊“我们应如何反对全球资本？”诸如此类的口号），而是去质疑霸权性的意识形态统合，象布莱希特说的那样，就是要把“思想当作行动的前导，当作经验的总结。”在今天，当我们响应号召，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并不是在一个真空里进行的，而要置于霸权性的意识形态统合里。那些“真正想做点什么事去帮助”那些（当然是以体面的方式）参与剥削的人，如医生无国界组织（Medecine sans frontiere）、绿色和平组织、女权和反种族歧视运动，不仅一律得到了媒体的容忍，甚至也得到了支持，即便是它们好象介入了经济领域（如，谴责或抵制某些不尊重生态环境或使用童工的公司）。它们得到容忍和支持的前提是，它们不能太靠近某种底线。就以今日美国激进学术界的两个热门话题后殖民主义和同性恋研究为例。后殖民主义问题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后殖民主义研究”却把它转译成了一个跨文化问题，一种殖民地少数民族描述他们在压制“他者”的权力机制下的惨痛经历的权利，到末了，我们认识到，后殖民剥削的根源在于我们不能容忍他者，再进一步，这种不容忍的根源又在于我们对“内在的陌生人”的不容忍，在于我们不能挑战自身或被压抑的自我。由此，严峻的政治经济斗争被转化成了一个伪心理分析问题，变成了主体无法面对内在创伤的闹剧。美国学术界的真正腐败之处不在于经济上，即他们花钱买来了许多欧洲的批判性学者（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本人），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欧洲式”的批判理论到这儿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普世型的、温良时髦的文化研究。相比于这种激进的学术时髦，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意识形态专家倒值得称道，至少他们没有那么拐弯抹角，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对全球资本家统治的接受，而那些学术上的伪激进左翼虽然对第三条道路论者嗤之以鼻，但他们的激进性除了显示一个空洞的姿态以外，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对于我们来说，列宁并不是一个僵化、怀旧的名字，相反，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我们力图去复活的那个列宁是正在形成中的列宁，是那个被扔进灾难性的新情境中的列宁，在这种新情境下，旧的统合方式已不再有效，因此，他就被迫去重新“发明”马克思。我们应时常想起面对新的问题时列宁那一针见血的话：“关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说过一个字。”回到列宁不是说去重复列宁，而是在克尔凯郭尔的意义上去发现一个列宁，在今天的情境下去发现那种相同的脉动；回到列宁不是象一个怀旧者一样回到“美好的革命的旧时代”，也不是在“新的条件”下，对旧的方案作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式的调整，而是象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条件下（具体地说，就是在1914年大灾难中爆发出来的经过漫长的进步主义时代之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崩溃）重新制定革命方案一样，去重新认识当前的世界条件。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界定为1914年到1990年，即从资本主义漫长的和平扩张结束到现实社会主义崩溃，新形式的全球资本主义出现这一历史阶段。列宁在1914年所做的，值得我们在1990年效仿。“列宁”这一名字就代表了抛弃僵化的、现存（后）意识形态的统合，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种虚弱的Denkverbot的情境的自由，简单地说，列宁就意味着恢复我们思考的能力。
列宁既反对经济决定论，同时又反对纯政治的态度在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当今（残存）的激进思想界，对经济的态度是分裂的：一方面，存在着一些抛弃经济领域的 “纯政治家”；另一方面，又存在那么一些受眼下全球经济席卷之势的鼓动，将经济置于任何适当的政治干预可能性之上的“纯经济学家”。因此，在今天，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我们都应该强调回到列宁：是的，经济是一个重要的领域，那儿的战斗是决定性的，我们必须冲破全球资本主义的罗网，但我们的斗争必须体现为一种适当的政治的形式，而不是经济的。
因此，我们的斗争必须是双方面的：首先，当然必须是反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将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自由代议制民主）问题化的反资本主义是不够的，不管它如何“激进”。也许，今天的诱惑之处在于，不将自由式民主的合法性问题化，从而象某些左翼人士宣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中，也可以获得自治权，去批判资本主义。这种诱惑是与其反面，与那种将资本称为一种根茎状的怪物/魔鬼（这个怪物能够将所有的一切去地域化并吸纳它们，它不可征服，永远动力十足，甚至能够浴火重生，凤凰涅盘，每次危机都只能使它更为强大）的伪德勒兹式的、爱恨交加的、迷人而又被人迷惑的诗意的描述有关。这种诗化的“反”资本主义逻辑中提到了马克思，但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死了：因为在运用马克思的时候已经去掉了他的政治锋芒。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哪儿呢？一般认为，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对群众创造能力的信心减弱了，这导致他强调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强调要依赖专家的权威。他欢呼“政治退至背景……而工程师和农艺师将代表时代发言的幸福时代的来临”。这是一种专家统治的后政治吗？列宁关于通过垄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极为幼稚的。
资本主义在形成银行、辛迪加、邮政服务系统、消费社会和办公室雇员联盟的过程中创造了一套计算机制。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今天，我们的任务只是清除资本主义给这一优秀的机制造成的破坏，使它变得更大，更民主，更复杂……这就意味着建立一种全国范围内的记账体系，建立一种全国范围内的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的计算体系，可以这么说，它们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Lenin 1960-70, 26:106）
这难道不是马克思关于用一种透明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用普遍智力进行调节的观点（在一个后政治的世界中，“对人的管理”将由“对物的管理所取代”）的最激进的表达吗？当然，我们很容易重弹批判“工具理性”和“控制性社会”的调子，批评列宁的这段话：因为在全面社会控制的模式中就已经刻下了“独裁”的倾向。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讽刺说，在斯大林的时代，社会控制的机制确实变得“更大”且更有效了。进而言之，这种后政治的观点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永恒论（“一切都是政治的”）的观点不恰恰是相反的吗？
但是，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吗？如果我们将中央银行这个（显然过时的）例子替换成英特网——当今最完美的普遍智力的候选者，情况会怎样呢？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声称，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实际上是侦探小说理论的先锋（avant la lettre），只是因为可怜的亚里斯多德在那时还不知道侦探小说这么一回事，就只能以当时能够找到的唯一例子——悲剧来说事。沿着同一逻辑，列宁实际上是发现了关于英特网作用的理论，但由于网络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事，所以他只能用不幸的中央银行来说事。也因此，我们难道不可以说“没有英特网，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今天，我们的任务只是清除资本主义给这一优秀的机制造成的破坏，使它变得更大，更民主，更复杂……”吗？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就有必要去复活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那个古老的、不断受到辱骂而已几乎被遗忘的辩证观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观点埋葬了现实社会主义，这几乎成了一种共识：因为社会主义未能促成从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的转化。然而，资本主义就真的为数字世界的生产关系提供了“自然”的框架吗？在英特网中难道不也为资本主义蕴含了一种爆炸性的可能性吗？从微软垄断案中，我们难道不能得出列宁式的论断吗？不要用国家机器去反对它的垄断（由法院判决分解微软公司），而是将它社会化，使人们可以自由地得到它，难道这不更“合乎逻辑”吗？
所谓新（数字化）工业中的主要矛盾是如何维持（私有）财产这种形式，而这种形式只有在利润的逻辑下才能维持（也可参看Napster问题，即音乐的自由流通问题）。所谓生物基因的合法使用问题也不正指向这同一方向吗？新国际贸易协定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如果在一桩并购案中，一家第一世界的公司合并了另一家第三世界的公司，前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后者的研发部。（在斯洛文尼亚与德国汉克尔公司组成一家合资公司的时候，我们的公司被迫要签订一个正式协议，答应不再进行任何的研发工作！）这种分裂性的做法会将所有权这个概念带入一个极端的辩证矛盾中：在印度，当地人突然发现，他们用了几千几百年的诊疗方法和药品一日之间属于美国公司的了，他们要使用，就得给美国公司付钱。现在，生物基因公司已逐渐把一些遗传基因申请为自己的专利，我们会无奈地发现，我们身体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基因组织——已被注册登记，它们不再属于我们了！
今天，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动乱和不安的迹象，有的还是爆炸性的——我这儿指的当然是“西雅图抗议”后的一系列全球抗议运动。全球资本主义凯歌猛进的漫长蜜月已经结束了，被长期延滞的“七年之痒”就在眼前。主流媒体，从《时代》周刊到有线新闻网，都在惊恐地警告马克思主义者对那些“诚实的”抗议者的操纵。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一个严格的列宁式的问题，即如何把这些媒体的指责变为行动，如何发现一种组织结构，将这种抗议变为一种全球政治要求的形式。否则，我们将失去时机，只留下边缘化的小打小闹，象绿色和平运动等，有一点作用，但目标有限。换句话说，从今天的形势中，我们应得出一个“列宁式”的教训：没有政党的组织形式的政治是不讲政治的政治，因此，对于那些仅仅要求（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新社会运动”的人，我们的回答与当初雅各宾派对吉伦特妥协派的回答一样，“你们要的是一种没有革命的革命！”当前的障碍在于，在社会政治运动面前，有两条道路：要么是在体制内玩（即“通过现有体制踏上漫漫征途”），要么积极地投入新的社会运动，从女权运动到生态运动到反种族歧视运动。这些运动的局限性仍然在于，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它们还不是政治性的：它们是“（局限于）一个问题的运动”，缺乏全球的维度，也就是与社会整体没有联系。
在这儿，列宁对于自由派的态度极为重要：这些自由主义者只是利用了工人阶级的不满，来提高他们相对于保守派的力量，而不是去真正认同工人们的最终目标。今天的自由左派的情况不正是这样吗？他们乐于去挑起关于种族、环境问题和工人的不满，以在保守主义者那里得分，但却并不是去真正危及这个体制。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西雅图抗议运动的时候，克林顿不是机敏地提到了外面大街上的那些抗议者，提醒那些困守在森严堡垒中的领导人去听听抗议者的声音了吗？（当然，被克林顿解释后的抗议者的声音是被脱去了颠覆性的锋芒的，他将这种锋芒加在了在广大的和平抗议者中带来动乱和暴力的危险的极端主义者身上。）今天的所有新社会运动，包括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都处于这样的情形：现存政治体制总是乐于“倾听他们的要求”，但同时却要拔去它们的政治锋芒。现存的体制总是好像总是普世性的、开放的、宽容的，乐于“听取”所有人的声音。即使一个人总是坚持自己的要求，它也会通过协商的方式，设法拔去其普遍性的政治锋芒。
因此，重复列宁就是承认“列宁已死了”——他具体的解决方案已失败了，甚至是非常可怕地失败了，但在这个方案中，还存在着乌托邦的火花，值得我们去保留和继承。重复列宁就是去区别列宁已做的和他所打开的可能性，去发现那个“在列宁之中又超越列宁的列宁”。重复列宁不是去重复列宁所做的，而是去重复列宁所没有能做的，他所失去的机会。
（选自《反思马克思主义》（Rethinking Marxism）13卷，2001年3/4号）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