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
花了几天看完这部大书，感慨颇深。本书在史料使用、论述方法等方面都有鲜明的特色。本书在史料使用上最令人叹为观止，作者对原始史料极其重视，全书很少引用著述或者转引观点，都是从各种史料汇编中选取资料的，引用了上百种文献史料汇编丛书 ，还有数十种回忆录，大量民国报刊资料，此外作者还费尽艰辛，从英国、俄罗斯、美国、日本、台湾等地档案馆或大学科研机构中搜取了大量资料，这些浩繁的工作，使全书论述有理有据。杨奎松老师十分重视原始史料的使用，强调历史学的求真求实本质，认为这是历史研究存在“最重要的学理基础和学术意义” ，求实就需要原始史料的支撑，作者对于现代史研究的原始史料使用非常重视，将原始史料运用程度看作一本现代史著述好坏的标准，认为只有大量使用第一手资料与回忆录，著述才能“新意迭出，令人刮目相看” 。不仅如此，在使用一手资料时，作者还进行认真甄选，“研究历史，取得第一手资料至为关键，但并非有了几件第一手资料就可以拿来不加分析地拿来建立自己的观点”。 例如书中引用过几次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因为后来在收入文集时有所修改，为了保持原貌，作者使用当初的油印件。
其次本书宏观理论分析与微观史实考证相结合，寓宏观分析于微观考证中。全书很少出现理论分析，几乎全是一些史实考证，这样一反面使此书显得中性化客观化，能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特殊环境下出版，我觉得和这种文风是有关的；另一方面，这种写法也使文章严谨而有可读性。作者非常重视微观史实考证，认为“要想弄清楚大的历史判断和历史真实，还必须要从小的微观的历史事实入手，舍此即无所谓总结历史经验或教训” 。书中也几乎全是一些细节考证分析。但是这并不是说这只是一本细节考证的著作，在这些微观考证的背后，是以世界格局、地缘政治的宏大眼界，从国际国内因素辩证互动的角度，分析中国革命的发展路径。这样宏观的视野，寓于大量细节叙述中。例如书中数次考证苏援的数量，如第二章中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 ，抗战后对共产党的军火与财政援助 等，这些数据的考证，看似无关紧要，但是在全书论述上非常重要。特别是战后苏联对东北共产党的援助，触及长期以来避而不谈的苏联对中共援助问题，有力论证了苏联对中共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书中常有运用枯燥的文件档案，长篇累牍地论述政策的讨论与变化，如大革命时期鲍罗廷对国民党的党团运作、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的内部讨论以及抗战中国共关系的政策等等，这些不厌其烦地论述考证，都揭示了国际大背景影响下中共策略的变化与动摇。
另外本书的论述十分辩证，在肯定苏联、国家大背景对中共成功起到重大作用，认为“外因有时可能还有决定性的作用” 的同时，仍然肯定了内部“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以及毛泽东的精明与决断”也是重要的原因 ，书中主要强调了毛泽东的个人作用，多次对毛泽东的英明之处高度赞扬，肯定了如果不是毛泽东多次坚持己见，没有受苏联左右，中国革命才坚持下来。 最终作者也没有讨论到底外因还是内因起决定意义，只是说“历史的演进太过复杂了，少了任何一种因素恐怕都构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 。事实上，历史正如恩格斯所说，“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合力，每个人的意志都受到其他人的妨碍，最终大家形成一种合力，推动历史的前进。如果非要强调指出历史的谁推动的，认为过去的成功是“某个伟大的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或原则”，这就是忽视历史的复杂性，有些片面了，而且“可能酿成历史的悲剧了” 。
中共成功虽然与国际背景有关，但我觉得更大程度上是顺应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
自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没有祖国” ，“阶级对阶级的压迫结束后，民族对民族之间的压迫就会结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成为此后共产党的口号。二十世纪的俄共和中共也是这样。根据列宁主义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为了“挑起不同民族的劳动人民之间的民族纠纷，巩固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共产党应该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胜“民族主义的残余”。 列宁“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 ，列宁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要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民族平等与和平共处，根本上就只是一种市侩民族幻想。” 关于国际主义，列宁有很清楚地说明，就是：“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受此深刻影响的中共，也大力批判民族主义，由此发生了许多看似不可理解的事情，如在三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如此之深的情况下，中共居然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坚决认为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国民党 ；甚至于诋毁淞沪抗战是“沽名钓誉，图利谋财” 。
但是，不管如何否认，中共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民族主义。霍布斯鲍姆说过“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无法避开民族主义的，虽然“不愿正视”，但实际上“民族属性”，民族主义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
实际上，虽然我们有那么多证据表明中共的国际主义与对苏联的依赖，中共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也一直遭到人们质疑其民族主义。但是从历史的整体来看，国民党与共产党不管有多么大的区别，“但基本上都可以同样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物”。 中共的合法性，不仅仅是苏联的影响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或者阶级斗争，能够争得民族主义的桂冠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中共一步步革命夺取政权的过程，就是它一步步争得民族主义桂冠的过程。“中共争取民族主义桂冠的过程是中国共产革命的主要部分” ，而国共两党的数十年斗争与合作也都是围绕着民族主义的。离开民族主义看中共的成功，或者单单强调中共的阶级革命与和苏联的国际主义，都是有些片面的。
民族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推动力” ，近代以来基本上所有获得民众普遍大力支持的政治运动，都与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起源和成长都是在民族主义诉求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运动的波荡下出现的，而五四运动则是在民族主义的触发下形成的，正是“外交失败，山东主权无端被日本侵害，使国人之民族危机感和屈辱感陡然增至极点” ，而一战后的“民族自决”、“公理战胜强权”等思潮也调动了民族主义的勃兴，由此才爆发了五四运动，此后“本来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过问政治” ，由启蒙走向救亡，知识分子逐渐放弃自由主义启蒙主义而接受了革命社会主义。可见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正是在民族主义需求兴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甚至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产生好感，也是因为苏俄的那份放弃对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声明迎合自己民族主义的诉求。因此，早期中国共产党尽管怀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信仰，但是在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中，却不愿明文规定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到1921年秋陈独秀被捕，在共产国际支付高额保释金后才得以释放，由此陈独秀不得不“放下虚骄的民族自尊”，意识到中共“坚持完全的独立自主，是不切实际的”，才决定加入共产国际。 这件事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至关重要的，同时也表明了中共在阶级信仰背后的民族主义诉求。
之后的国共合作目的也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中共的奋斗目标第一条是“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 。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紧密相伴的正是民族主义的高涨，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心变成了“反帝国主义”。而中共在期间的成长，也是主要顺应的是民族主义。中共虽然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号召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工人运动的突破口却是以反帝国主义为口号的五卅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中共取得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主导地位，共产党党员也由于工人的大量加入而从不到千人增加到万人以上。” 这可以说是中共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这次运动的口号主要是民族主义。之后震惊中外，波澜壮阔的省港大罢工，世纪社也是，名义上是工人罢工，但是参与的不仅仅是工人，更是各阶层民族主义的大爆炸。而这次运动后中共也是最大的收益者，1925年9月中共仅有3000多名党员，到省港大罢工结束时党员人数剧增到18500人。 而且在这些运动期间共产党员中工人比例渐渐增加，工人成为主要成分。可见中共打开工人运动的局面主要靠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阶级斗争。
但是，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国民党右派的叛变下失败了。但是国民党虽然改变了大革命时期激烈的反帝口号，但是仍是“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顺应此时的民族主义趋势，实现了国家统一，并且通过改订新约获得了列强的承认，从而获得了政权的内部与外部的合法性。 南京国民政府的实现国家统一与通过改订新约运动所表现出的民族独立，为自己争得了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形象，民族主义的桂冠此时戴在了南京国民政府头上。
而此时的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举起了“苏维埃革命”的大旗，建立“工农苏维埃”，照搬俄国苏维埃革命的经验，连续发动一系列武装暴动，以迎接革命的高潮。此后中共的反帝工作“几告停顿” ，渐渐失去了民族主义的号召力。这一方面由于全力以赴忙于暴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处于地下工作状态，更关键的是苏维埃革命排斥小资产阶级等的参与，反对统一战线。在济南惨案发生，全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留守中央曾提出一些反帝的口号，发动群众，尽管他们谨慎地声明这只是一种斗争策略而不是政纲，仍然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认为这是“新的右倾”。
当时的一些匪夷所思的行为，都使中共在人们心目中渐渐失去了民族主义的号召。例如不合国情的苏维埃革命的提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的控制也加强了，中共对苏联的依附表现强化，乃至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在中苏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居然站在苏联的角度，如中东路事件；甚至党中央完全由共产国际与苏联操纵，共产国际甚至可以“强行把一个他们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中央塞给中国共产党” ，留苏学生掌权后中共更是完全唯共产国际与苏联马首是瞻等等。即使有一些反帝的宣传，由于根据地大多位于边远地区，与帝国主义侵略等距离略远，广大农民对于这些口号的意义也没有清晰的认识，如当时喊的“收回租界”口号，农民以为是“收回豪强地主的田租地界” 。
此时国内局势已经渐渐发生变化，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加深，此时谁能高举抗日大旗，谁就能赢得民心。但是以民族主义自居的国民政府，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国人一致反对，反蒋力量此起彼伏。面对这个争得民族主义桂冠的珍贵机会，共产国际与临时党中央却没有把握，也大力宣传要救国要抗日，先推翻国民政府。甚至对国民政府的一些有限抗战行为，进行诋毁与阻挠 。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民心大失。而我们知道内战本质上就是争夺民心与资源的战争，中共通过阶级斗争土地改革来获得贫民拥护，但是这种资源动员的方式是有极限的，连绵不休的战争很快达到资源与人力动员的极限，而且内部的政策摇摆与权力斗争也大大损坏了民心。苏维埃革命的失败，在所难免了。
但是在冰层下孕育着重新崛起的潜流。也就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展，由于远离莫斯科和上海的党中央，而且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收入，渐渐摆脱了对莫斯科的依附，在探索中农村领袖渐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革命战略，“民族主义性格逐渐浮现” ，尽管他们并没有权力，但是这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伏流已经在孕育，等待时机成熟。
第五次反围剿中国际派军事指挥的失败，和长征中中央红军与莫斯科失去联系，提供了转折的时机。1935年一月的遵义会议。 在没有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下改组了政治局，毛泽东，这个独立的领导人开始崛起了，一定意义上，“毛泽东的崛起标志着中共服从苏联共产主义指示时代的结束” 。
另一方面，抗日民族主义的高涨提供了另一个机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疲惫不堪，捉襟见肘，面对围剿大军，可谓朝不虑夕，岌岌可危。而中共适时利用局势，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以民族大义为号召，主动宣布将停止苏维埃革命口号，奉国民政府“正朔”，停止激烈的土地革命。这对于民族情绪高涨的国人来说，大大改变了中共的形象，充分证明了它更适合充当民族主义的发言人。之后的一二九运动，中共积极参加，借机大大扩展了影响，恢复了在白区的地下组织。而在关键时刻，由于中共抗日宣传，形成的西安事变一举扭转了局势，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功亏一篑，中共不仅从围剿大军中幸存下来，获得了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在国人心目中的民族主义形象大大增长，甚至渐渐超越国民党，获得民族主义的桂冠。
抗战过程中双方互相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尽管毛泽东在抗战初期保存实力，“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 ，但是由于中共在抗战中的表现，使得国人渐渐认为中共是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是真正抗战的；而越来越怀疑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甚至包括美国人。这一方面是中共宣传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中共采取的成功的策略。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虽然异常惨烈，但是给人的印象却是一败涂地，失地千里；而与此相对照的则是中共敌后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开拓发展。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成效也引人注目，“三三制”“减租减息”的政策，不仅巩固统一战线，赢得良好的声誉，而且使许多国人觉得中共的超越阶级性，中共的民族主义印象强化。而与此同时，由于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苏联忙于战争，借此机会毛泽东强化了自己的领导，通过整风运动打击了国际派与苏联的教条主义，最终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组织路线，“毛泽东思想”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使中共摆脱苏联影响的民族主义独立色彩加深。曾经怀疑中共依附苏联的人，也越来越强调中共的民族主义性格。在抗战后期，中共更是取得舆论战场上的重大胜利，由于豫湘桂战役大大损害国民政府的名誉，而中共在抗战胜利前夕进行了一次反攻，虽然实际影响不是很大，但是至少在国人心目中中共是进行了对日反攻。
而战后中共能够在这么短时间战胜不可一世的国民党，与其夺得民族主义的桂冠也有重要关系。中共虽然大量利用苏联援助，而且苏军在东北也犯了一些暴行，但是由于中共的舆论宣传控制，基本未能形成太大影响；与此相反，国民政府大量的美援，以及美军在中国的一些暴行，都大大调动国人的民族情绪，引发了许多反美游行，大大损害了国民政府的民心，中共抓住机会，利于这些民族主义的抗议活动扩大自己影响，在国民政府内部造成了众叛亲离局面。 而此时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虽然没有太大理论价值，但是却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 ，强调中国独立于美苏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尽力塑造自己民族主义的形象。
新中国的成立，中共反复强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也是声明自己民族主义代言人，自己带领中华民族赢得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建国后紧接着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独立战胜了世界上军事最强大的国家，至此，中共正式将民族主义的桂冠戴上了。而民族主义也成为中共存在与建立政权的合法性依据，重要性甚至不亚于阶级革命。领导中华民族赢得抗战胜利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总之，中共成功之道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这里谈到的民族主义也只是其中之一。中共成功之道虽然离不开国际背景，而且中共的阶级斗争、国际主义信仰的确很坚定，但是这些背后也应该看到，在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诉求中，任何一种力量要获得成功，都必须争得这顶桂冠。中共能够抛开理论信仰的教条，真正从现实需要出发，顺应这股潮流，是其成功的必要原因，也可以说是杨教授的毛泽东“革命功利主义” 的一个表现吧。
其次本书宏观理论分析与微观史实考证相结合，寓宏观分析于微观考证中。全书很少出现理论分析，几乎全是一些史实考证，这样一反面使此书显得中性化客观化，能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特殊环境下出版，我觉得和这种文风是有关的；另一方面，这种写法也使文章严谨而有可读性。作者非常重视微观史实考证，认为“要想弄清楚大的历史判断和历史真实，还必须要从小的微观的历史事实入手，舍此即无所谓总结历史经验或教训” 。书中也几乎全是一些细节考证分析。但是这并不是说这只是一本细节考证的著作，在这些微观考证的背后，是以世界格局、地缘政治的宏大眼界，从国际国内因素辩证互动的角度，分析中国革命的发展路径。这样宏观的视野，寓于大量细节叙述中。例如书中数次考证苏援的数量，如第二章中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 ，抗战后对共产党的军火与财政援助 等，这些数据的考证，看似无关紧要，但是在全书论述上非常重要。特别是战后苏联对东北共产党的援助，触及长期以来避而不谈的苏联对中共援助问题，有力论证了苏联对中共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书中常有运用枯燥的文件档案，长篇累牍地论述政策的讨论与变化，如大革命时期鲍罗廷对国民党的党团运作、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的内部讨论以及抗战中国共关系的政策等等，这些不厌其烦地论述考证，都揭示了国际大背景影响下中共策略的变化与动摇。
另外本书的论述十分辩证，在肯定苏联、国家大背景对中共成功起到重大作用，认为“外因有时可能还有决定性的作用” 的同时，仍然肯定了内部“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以及毛泽东的精明与决断”也是重要的原因 ，书中主要强调了毛泽东的个人作用，多次对毛泽东的英明之处高度赞扬，肯定了如果不是毛泽东多次坚持己见，没有受苏联左右，中国革命才坚持下来。 最终作者也没有讨论到底外因还是内因起决定意义，只是说“历史的演进太过复杂了，少了任何一种因素恐怕都构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 。事实上，历史正如恩格斯所说，“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合力，每个人的意志都受到其他人的妨碍，最终大家形成一种合力，推动历史的前进。如果非要强调指出历史的谁推动的，认为过去的成功是“某个伟大的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或原则”，这就是忽视历史的复杂性，有些片面了，而且“可能酿成历史的悲剧了” 。
中共成功虽然与国际背景有关，但我觉得更大程度上是顺应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
自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没有祖国” ，“阶级对阶级的压迫结束后，民族对民族之间的压迫就会结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成为此后共产党的口号。二十世纪的俄共和中共也是这样。根据列宁主义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为了“挑起不同民族的劳动人民之间的民族纠纷，巩固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共产党应该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胜“民族主义的残余”。 列宁“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 ，列宁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要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民族平等与和平共处，根本上就只是一种市侩民族幻想。” 关于国际主义，列宁有很清楚地说明，就是：“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受此深刻影响的中共，也大力批判民族主义，由此发生了许多看似不可理解的事情，如在三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如此之深的情况下，中共居然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坚决认为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国民党 ；甚至于诋毁淞沪抗战是“沽名钓誉，图利谋财” 。
但是，不管如何否认，中共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民族主义。霍布斯鲍姆说过“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无法避开民族主义的，虽然“不愿正视”，但实际上“民族属性”，民族主义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
实际上，虽然我们有那么多证据表明中共的国际主义与对苏联的依赖，中共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也一直遭到人们质疑其民族主义。但是从历史的整体来看，国民党与共产党不管有多么大的区别，“但基本上都可以同样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物”。 中共的合法性，不仅仅是苏联的影响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或者阶级斗争，能够争得民族主义的桂冠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中共一步步革命夺取政权的过程，就是它一步步争得民族主义桂冠的过程。“中共争取民族主义桂冠的过程是中国共产革命的主要部分” ，而国共两党的数十年斗争与合作也都是围绕着民族主义的。离开民族主义看中共的成功，或者单单强调中共的阶级革命与和苏联的国际主义，都是有些片面的。
民族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推动力” ，近代以来基本上所有获得民众普遍大力支持的政治运动，都与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起源和成长都是在民族主义诉求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运动的波荡下出现的，而五四运动则是在民族主义的触发下形成的，正是“外交失败，山东主权无端被日本侵害，使国人之民族危机感和屈辱感陡然增至极点” ，而一战后的“民族自决”、“公理战胜强权”等思潮也调动了民族主义的勃兴，由此才爆发了五四运动，此后“本来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过问政治” ，由启蒙走向救亡，知识分子逐渐放弃自由主义启蒙主义而接受了革命社会主义。可见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正是在民族主义需求兴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甚至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产生好感，也是因为苏俄的那份放弃对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声明迎合自己民族主义的诉求。因此，早期中国共产党尽管怀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信仰，但是在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中，却不愿明文规定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到1921年秋陈独秀被捕，在共产国际支付高额保释金后才得以释放，由此陈独秀不得不“放下虚骄的民族自尊”，意识到中共“坚持完全的独立自主，是不切实际的”，才决定加入共产国际。 这件事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至关重要的，同时也表明了中共在阶级信仰背后的民族主义诉求。
之后的国共合作目的也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中共的奋斗目标第一条是“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 。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紧密相伴的正是民族主义的高涨，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心变成了“反帝国主义”。而中共在期间的成长，也是主要顺应的是民族主义。中共虽然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号召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工人运动的突破口却是以反帝国主义为口号的五卅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中共取得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主导地位，共产党党员也由于工人的大量加入而从不到千人增加到万人以上。” 这可以说是中共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这次运动的口号主要是民族主义。之后震惊中外，波澜壮阔的省港大罢工，世纪社也是，名义上是工人罢工，但是参与的不仅仅是工人，更是各阶层民族主义的大爆炸。而这次运动后中共也是最大的收益者，1925年9月中共仅有3000多名党员，到省港大罢工结束时党员人数剧增到18500人。 而且在这些运动期间共产党员中工人比例渐渐增加，工人成为主要成分。可见中共打开工人运动的局面主要靠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阶级斗争。
但是，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国民党右派的叛变下失败了。但是国民党虽然改变了大革命时期激烈的反帝口号，但是仍是“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顺应此时的民族主义趋势，实现了国家统一，并且通过改订新约获得了列强的承认，从而获得了政权的内部与外部的合法性。 南京国民政府的实现国家统一与通过改订新约运动所表现出的民族独立，为自己争得了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形象，民族主义的桂冠此时戴在了南京国民政府头上。
而此时的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举起了“苏维埃革命”的大旗，建立“工农苏维埃”，照搬俄国苏维埃革命的经验，连续发动一系列武装暴动，以迎接革命的高潮。此后中共的反帝工作“几告停顿” ，渐渐失去了民族主义的号召力。这一方面由于全力以赴忙于暴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处于地下工作状态，更关键的是苏维埃革命排斥小资产阶级等的参与，反对统一战线。在济南惨案发生，全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留守中央曾提出一些反帝的口号，发动群众，尽管他们谨慎地声明这只是一种斗争策略而不是政纲，仍然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认为这是“新的右倾”。
当时的一些匪夷所思的行为，都使中共在人们心目中渐渐失去了民族主义的号召。例如不合国情的苏维埃革命的提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的控制也加强了，中共对苏联的依附表现强化，乃至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在中苏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居然站在苏联的角度，如中东路事件；甚至党中央完全由共产国际与苏联操纵，共产国际甚至可以“强行把一个他们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中央塞给中国共产党” ，留苏学生掌权后中共更是完全唯共产国际与苏联马首是瞻等等。即使有一些反帝的宣传，由于根据地大多位于边远地区，与帝国主义侵略等距离略远，广大农民对于这些口号的意义也没有清晰的认识，如当时喊的“收回租界”口号，农民以为是“收回豪强地主的田租地界” 。
此时国内局势已经渐渐发生变化，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加深，此时谁能高举抗日大旗，谁就能赢得民心。但是以民族主义自居的国民政府，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国人一致反对，反蒋力量此起彼伏。面对这个争得民族主义桂冠的珍贵机会，共产国际与临时党中央却没有把握，也大力宣传要救国要抗日，先推翻国民政府。甚至对国民政府的一些有限抗战行为，进行诋毁与阻挠 。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民心大失。而我们知道内战本质上就是争夺民心与资源的战争，中共通过阶级斗争土地改革来获得贫民拥护，但是这种资源动员的方式是有极限的，连绵不休的战争很快达到资源与人力动员的极限，而且内部的政策摇摆与权力斗争也大大损坏了民心。苏维埃革命的失败，在所难免了。
但是在冰层下孕育着重新崛起的潜流。也就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展，由于远离莫斯科和上海的党中央，而且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收入，渐渐摆脱了对莫斯科的依附，在探索中农村领袖渐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革命战略，“民族主义性格逐渐浮现” ，尽管他们并没有权力，但是这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伏流已经在孕育，等待时机成熟。
第五次反围剿中国际派军事指挥的失败，和长征中中央红军与莫斯科失去联系，提供了转折的时机。1935年一月的遵义会议。 在没有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下改组了政治局，毛泽东，这个独立的领导人开始崛起了，一定意义上，“毛泽东的崛起标志着中共服从苏联共产主义指示时代的结束” 。
另一方面，抗日民族主义的高涨提供了另一个机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疲惫不堪，捉襟见肘，面对围剿大军，可谓朝不虑夕，岌岌可危。而中共适时利用局势，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以民族大义为号召，主动宣布将停止苏维埃革命口号，奉国民政府“正朔”，停止激烈的土地革命。这对于民族情绪高涨的国人来说，大大改变了中共的形象，充分证明了它更适合充当民族主义的发言人。之后的一二九运动，中共积极参加，借机大大扩展了影响，恢复了在白区的地下组织。而在关键时刻，由于中共抗日宣传，形成的西安事变一举扭转了局势，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功亏一篑，中共不仅从围剿大军中幸存下来，获得了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在国人心目中的民族主义形象大大增长，甚至渐渐超越国民党，获得民族主义的桂冠。
抗战过程中双方互相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尽管毛泽东在抗战初期保存实力，“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 ，但是由于中共在抗战中的表现，使得国人渐渐认为中共是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是真正抗战的；而越来越怀疑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甚至包括美国人。这一方面是中共宣传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中共采取的成功的策略。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虽然异常惨烈，但是给人的印象却是一败涂地，失地千里；而与此相对照的则是中共敌后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开拓发展。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成效也引人注目，“三三制”“减租减息”的政策，不仅巩固统一战线，赢得良好的声誉，而且使许多国人觉得中共的超越阶级性，中共的民族主义印象强化。而与此同时，由于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苏联忙于战争，借此机会毛泽东强化了自己的领导，通过整风运动打击了国际派与苏联的教条主义，最终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组织路线，“毛泽东思想”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使中共摆脱苏联影响的民族主义独立色彩加深。曾经怀疑中共依附苏联的人，也越来越强调中共的民族主义性格。在抗战后期，中共更是取得舆论战场上的重大胜利，由于豫湘桂战役大大损害国民政府的名誉，而中共在抗战胜利前夕进行了一次反攻，虽然实际影响不是很大，但是至少在国人心目中中共是进行了对日反攻。
而战后中共能够在这么短时间战胜不可一世的国民党，与其夺得民族主义的桂冠也有重要关系。中共虽然大量利用苏联援助，而且苏军在东北也犯了一些暴行，但是由于中共的舆论宣传控制，基本未能形成太大影响；与此相反，国民政府大量的美援，以及美军在中国的一些暴行，都大大调动国人的民族情绪，引发了许多反美游行，大大损害了国民政府的民心，中共抓住机会，利于这些民族主义的抗议活动扩大自己影响，在国民政府内部造成了众叛亲离局面。 而此时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虽然没有太大理论价值，但是却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 ，强调中国独立于美苏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尽力塑造自己民族主义的形象。
新中国的成立，中共反复强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也是声明自己民族主义代言人，自己带领中华民族赢得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建国后紧接着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独立战胜了世界上军事最强大的国家，至此，中共正式将民族主义的桂冠戴上了。而民族主义也成为中共存在与建立政权的合法性依据，重要性甚至不亚于阶级革命。领导中华民族赢得抗战胜利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总之，中共成功之道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这里谈到的民族主义也只是其中之一。中共成功之道虽然离不开国际背景，而且中共的阶级斗争、国际主义信仰的确很坚定，但是这些背后也应该看到，在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诉求中，任何一种力量要获得成功，都必须争得这顶桂冠。中共能够抛开理论信仰的教条，真正从现实需要出发，顺应这股潮流，是其成功的必要原因，也可以说是杨教授的毛泽东“革命功利主义” 的一个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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