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间鸿雁草间虫，共我一般做梦

在接到《人生有信》一周前的大扫除中，我在一只编织袋里找到十多年前与朋友的往来信件、在校读书期间发行的报刊首期试刊、在陌生城市实习时写的日记。对于人类乃至历史大宏流来讲，这些自然稚嫩粗鄙，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价值，也不具备整理必要。但于我来讲，它是我这一个体生命存在于世并曾与周边人群相互影响的痕迹。字里行间所折射出的回忆，无不自我而纯粹。
《人生有信》的写成缘于偶然。刘心武装修之时将藏书杂物分装于几十个纸箱中，寄存于老友宅第。装修完毕，纸箱拿回之际，漏取了一只。五年后，老友发现这一纸箱，致电给刘心武，才有了刘心武启箱择函、将往事基于信件展开的这部散文书籍。
我对刘心武的关注点，停留在他对《红楼梦》的研究上。只至前年，未在网上惊鸿一瞥看到《百家讲坛》中刘公身影之时，还仍旧认为他是中年男子，平生并无多少大作，唯有关《红楼梦》的书籍时也势也，一路披荆斩棘，方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就这一瞥颠覆往昔印象，才生出“何似自家识取卖油翁”之心。然后才知道，原来他是以写小说立的身，先是以一篇《班主任》闻名，后又以《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任过中学教师，做过职业作者、编辑。八几年的时候，家中订有《人民文学》杂志，我稍能读报刊后曾把这些杂志全翻出来闲看，不知为何竟然没有留意编辑刘心武的姓名。
刘心武一九四二年出生。不消说，这年代出生的人全赶上了文革。这就意味着，在他生命历程中的某一时期，政治引领了意识形态，并且成为文学的主导力量。鲜亮的生活，因为这一变动而抹上密不透气的水泥灰层，在灰层凹凸不平的表面上，又充斥着用血泪之笔写成的构陷、反戈、背叛、杀戮、呆滞、冷硬。只到文革结束，未剥离干净的水泥仍迎风招展，偶尔还会有人卷土重来，重新又细细的刮上一层。
从政治漩涡中走出来的喜爱文学的人们，面对千疮百孔的文学界现状不得不作一番反思的工夫。一九八一年，刘心武写出了被林斤澜评价为“这回，你写的是小说了”的《神会立交桥》。这是一部被时人定性为调子灰暗的作品，但在这灰暗之中，却明明有着“我们要努力冲破灰溜溜，我们要顽强地开辟通向幸福的道路”的字句。三十年后，刘心武将写完《神会交交桥》后引起的反应，包括善意的支持与恶意的批判，一一写在《人生有信》里，说自己对这篇作品“敝帚自珍”。痛哉斯言。幸而刘心武又说：嵌入政治文化福祸相倚，即使久享政治文化的甜头，终究无大意趣，不如把作品写好，使其多少具有长久些的阅读价值，才是人生大义——刘心武在这浩劫之中、之后保持了清醒的独立意识。
冰心、谢冕、孙梨……这些作者大名鼎鼎，在现当代文学史中各占一席之地。《人生有信》，既是对故人的回忆，对往事的总结，也是对历史幕布的清洗。一本不足三百页的散文，有渺茫人事，有风波乱世。以小见大，以微知著，几令读者唏嘘。
书中有刘心武自作漫画。其中一幅下缀小字为：“在误解与谣诼中前行，乃人生之常态”。写小说的人，以人生为蓝图，以人的性情为经纬，在对世事的仔细观察与揣摩中确定自己文本方向的同时，对于人生也往往有着比常人多十倍百倍的感悟。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其实正是清欢难得、生涯多苦的最好脚注。又杂有一篇为纪念老舍而写的歌剧剧本《老舍之子》，想像力奇特，构思精巧，拷问有力，从老舍之死这一黑暗性质的悲剧中升华出光明庄严的尊严、正义。因文溯人，默默景慕。
刘心武对红学的研究，照例是我关注之处。他在《人生有信》中用相当大的篇幅剖析了自己缘何走向《百家讲坛》、缘何续写八十回后《红楼梦》。续写的书我未通读，不过择其一二章节，见与曹公原文笔风不太合契，便也放下了。但如今见此剖析，方知刘心武在这一研究红学的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公。文人相轻，是自古皆然的事。但大可堂堂正正轻视对方写作能力，却不能效小人之行径拿起政治武器攻伐。刘心武数遭此难，若非内心常执守如一，如何熬过悲酸愤懑。
人皆有私心，刘心武自不例外。于《人生有信》一书，刘心武对于《钟鼓楼》背叛《十月》杂志而发表于《当代》之上，只为提前参评茅盾文学奖，也做了说明。但任何一人的心血著作，都愿获得认可亦是不争之事，因此这一章节非但未让我读出刘公自我定义的“私心”，反觉这是他系积极进取、力图证明自我。
整部书，所涉文坛巨匠固然不少，使人印象深刻者却是刘心武任《人民文学》总编时的司机佟玉坤。佟玉坤少习六合拳，一九八一年参加比赛，得全国武术冠军之誉。此人有壮心易尽彘肩酒、义气肯贪熊掌鱼的风骨，处洪流之中而不受影响，有为至交一弃轩冕的气概。相对于书中大部分落井下石者，虽是小人物，却何异明珠美玉。
云间鸿雁草间虫，共我一般做梦。书中许多人已作古，阴阳相隔，再不得鸿雁传书。这回忆，其实也似梦般，大情境虽然清晰，小细节却恍若未历。信来信往，牵出一段往事。但若刘公纸箱直至身故仍存故友之手，恐这本书也没有出版的机缘了。读者思量因果，便也真如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