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二十年代的回声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二十年代的回声
书目：《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作者：陶孟和
时间：2012.4月
前摘：
平民何以最高贵呢？因为他们“自食其力”——或耕田，或做工，或做买卖，总是个人靠自己气力换饭吃… …
… …
做官的、带兵的、当议员的，……以及他们的太太、奶奶、少爷、小姐，吃要吃顶好的，穿要穿顶好的，住要住顶好的，从那里得来？都是从骗和抢得来。
所以它们不是光棍，便是强盗，不是强盗，便是光棍，光棍强盗，都是世界上最下贱的人。
… …
中华民国，从那班下贱的无业游民手里，回到这般高贵的有业平民手里… …
——《无业游民与有业平民》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第十七卷
梁启超在呐喊，整个民国的知识分子在呐喊！在梁启超眼里，只有下层的无产者才是英雄，所谓的做官的、当兵的、党议员的都只不过是光棍强盗。梁启超用澎湃的声音呐喊，让中华民国回到平民手中。
啊！我们是多么欣慰！民国的知识分子真是令人赞叹！
可是，静下心来，我们突然犯糊涂了。不知道从何时起，文人骚客就开始关心起我们这帮下等贱民。我们被写在诗歌里，我们被搬上舞台，我们被填入皇帝的诏书。
遒劲的笔墨里有我们的躯干，华丽的舞台上有我们的倩影；我们这帮贱民，是骚客笔下的圣人；我们这帮贱民，是皇帝诏书中的主人。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躯干总是深深的埋进黄土；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倩影总是沾染上泥土；可是，为什么现实中的我们与圣明君主诏书中的我们相差如此之巨大！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革命运动，努力革命运动，齐奋斗，齐奋斗。
公元1927年，大革命爆发！
黄埔军连战连捷直逼北洋残渣，工农运动蓬勃兴起，贱民们终于可以翻身了！
想必此时那慷慨激昂的梁启超先生定欣喜若狂，为这伟大的贱民革命而叫好。
很遗憾，梁启超先生能再演讲中大肆嚎叫为下层贱民伸张正义，当这条真龙从天而降时，无限的恐惧便袭上心头！
《梁启超全集》第二十一卷一月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惶恐不安：
…
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
…
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
…
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流氓地痞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
…
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作的痞子流氓…
…
这就是文人嘴脸，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这一社会阶层的过渡的、不稳定的和矛盾的地位的反映，就是在他们中间特别流行种种不彻底的、折中主义的观点，种种对立原则和对立观点的大杂烩，种种夸夸其谈、玩弄辞藻并用空话掩盖历史上形成的各居民集团之间的冲突的倾向 。
岂独梁公一人哉？
每一个政党，每一个青年都在叫嚷，都在叫嚷着关心最底层的人民，这种叫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已经变为一种仪式。
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我们满口满口的人民，我们满口满口的底层民众，以致于我们写报告、写论文总会不由自主的、总会下意识地填上人民的字样。但归根到底，我们心内对那些最底层的民众是爱还是深深的鄙视？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历史的书写这不是人民。翻开史书，那一年征伐四夷、那一年吾皇乘鹤…
让我们把思绪转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那是什么回声？
西湖红船的拨开的涟漪？不！这不是人民的直接声音！
北伐名将们的隆隆炮声？不！这不是人民的直接声音！
中山陵里的真真的哀嚎？不！这不是人民的直接声音！
领袖与战神不是历史的主角，只是历史的棋子！历史的被充满传奇的故事所弥盖，历史被抹上了英雄们的色彩。英雄的色彩本质上只不过是尸气弥漫！
扇开这层恶心的尸气、扔掉那些写满传奇的史书，翻呀翻、翻呀翻，历史老人的书柜底下还留下了一部留声机——《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打开留声机，声音缓慢，没有那种恶心的尸臭，只有静静的回声，这是真正的人民生活，这是真正的史书… …
(与之前读书笔记一样，加粗加重者皆是原文引用)
正文：
此书仍然是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本人对于商务印书馆的书目有天然的崇敬感。陶孟和先生此书虽然很多术语，特别是经济学术语在今日看来已经略显简单粗糙，一些观点在现在看来比较粗糙甚至可笑，但总体来说可以对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很大帮助。
全书繁琐而有条理，文字浅显却值得人咀嚼。共分两篇，上篇“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下篇“社会研究与评论补编”。作者从各个层次展现了20年代民国底层人民的生活景象，下面挑几个片段简单谈谈。
一，人力车夫
人力车夫之劳动殆完全用筋肉力，所需之智慧极低微。
这是陶孟和先生对人力车夫特点一针见血之评价。妓女出卖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出卖自己的性器官给别人带来肉体上的欢愉以及放松，而人力车夫出卖自己的身体让别人免于身体困乏。从道德的层面讲，妓女被伦理所痛斥而人力车夫则成为“自食其力”的好代表。话虽如此，但人力车夫：
盖其伛偻驰驱之态防阻胸部之发展。其急迫之呼吸，所吸又为通衢上污浊之尘芥，实有害于肺部之健康。而其身体终日着汗垢所渍之衣服，尤易染受各种疾病。
此职业乃剥削国民之精力，防害人民之健康，甚且遗害及于后代。此恶不除，全社会之生活被其影响，至于无穷。
人力车夫虽然“自食其力”，但远非“美好”。此外，对人力车夫的关注也并非只有提升民生这么简单。
中国各社会阶级多互相隔膜，吾人虽日常接触，但互不相知，此于政治之改良，社会之改造，实多阻碍。
没有对社会最底层的学习就绝对不可能达到社会改良之目的。但与社会最底层打交道却远非口头上那么简单。社会最底层的人力车夫虽然肮脏猥琐，但着实蕴藏着社会最深厚的力量。
根据陶成章先生的资料，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现亦已对于年龄老之人力车夫加以取缔。而此时陶成章所调查的302个人力车夫资料中四十岁以上者犹占六分之一是也。相对于国际环境看，这种体力劳动的老年参与比率中国是相当高的，但是中国的社会阶层关系稳固，没有引起过于激荡的震动或许也有中国特殊的“国情”。陶成章所调查的人力车夫已婚比例相当高，这与西方社会相比有极大差距，无法显示真实的劳动者经济状况。究其原因，在中国婚姻殆为强迫之制度，凡达一定年龄只时殆必须结婚，故结婚者实多余未婚者。或许从另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指标看更能反映人力车夫的经济状况——家庭之“大小”。所谓“大家庭”者，中国旧式之家庭，父子兄弟叔伯诸人同居之家庭；而所谓“小家庭”，夫妇与子女同居之家庭。很明显人力车夫欲使其维持大家庭，乃不可能之事。调查之中，有大家庭维持着竟有三分之一。 有资产者与劳动者身份的兼备，这也导致了极少数的人力车夫拥有田产（2%），也有极少数的人力车夫（不到1%）竟然拥有大量资产（其中一人竟有田60亩）。调查中也发现，人类车夫并非唯一之“专业”，不少人拉车以外仍以余暇另营他业。
四口之家每日必须铜圆60枚方可糊口（仅为是食物之费用）。而车夫每日的收入为铜圆51枚乃至80枚。典当乃是常有之事，毫无储蓄，大抵皆称其收入不敷用。生活可简单地用“紧巴巴”来形容。
从时间来看，强半每日劳动七小时至十小时，五分之一则劳动十二至十五小时。
收入菲薄，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但是这一切并不能阻碍人力车夫投身娱乐活动之中。人力车夫的娱乐活动主要由以下；
1，听戏及说书 闲暇之余，人力车夫之心思完全为“说书者”所述英雄或美人（特别是英雄）之故事所慑服，将其日间之疲劳工作乃至生命中之苦痛尽置诸脑后矣。
2，酗酒 车夫之不能驱驰，或驱驰而不能耐久者，盖多因饮酒太多之故。
3，赌博 车夫之赌博，纯为输赢而非娱乐。彼收入颇丰之车夫所以常变为贫穷者，大抵皆原因与赌博。
4，嫖妓 性作为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又不仅仅局限于生理层次，这也导致了人力车夫嫖娼的不同层次原因。一者，无妻室者泄欲；二者，拖载嫖客如风月之地虽意志极刚强者，置身其境，亦难客胜一己之私欲而排斥此诱惑也；三者，借居私娼家中休息。
人力车夫是一个很简单却又很复杂的群体。陶成章先生认为解决此人力车夫问题的办法无外于发展新式交通与教育，并辅以为车夫设立娱乐机构，教其技能并引导其节俭营生。这些办法固然能起到好的作用，但人力车夫不独人力车夫。
二，人口问题
现在生理学者考察男子媾和时一次所泄精虫之数足可供全世界及笄女子受胎之用。人类生殖力之伟大可以想象。
刚看到陶先生这段话，不禁莞尔一笑。笑归笑，人类生殖能力之“伟大”确实可见一斑。
20世纪二十年代之中国科学调查少之又少，陶成章先生难以用科学的逻辑推理人口与贫困之间的科学联系。但是陶先生还是有自己的看法——
全国的物产、业产，向来虽然没有发展，还算是小民工有之物，现在竟渐渐地都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或是断送给外国资本家。看此情形，中国的贫困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了。
人口问题不单单是人口问题，能否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对人口进行控制？
可以！
恩格斯在信件中于谈论考茨基《人口增殖与其对社会的影响》时谈到：
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数量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的做到这点。
——《马恩全集》35卷 P146
控制人口数量的“抽象可能性”存在，但是这种调整的前提是“已经对物的生产调整那样”，亦即只有到达了生产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控制人口增长限度的可能性措施才可以实行。除此之外，通过其他任何形式的人口控制政策都值得推敲，如果通过强制性法律以及一些暴力的方式强行推进则完全是不可取。
人口数量与人类福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或者说，起码在学术界还具有极大的争议。相对于其他某些因素，人口因素只能是落后贫困的次要因素。陶成章先生如是看，吾亦然。
三，互助组织
现代社会保障肇始与欧洲，而中西社会保障比较分析研究中多以中国家族宗族保障与西方商业保险及互助会分析。
土地保障、家庭宗族保障诚然是中国保障的主流，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大地上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社会的自发互助组织。之前的阅读没有直接发现蛛丝马迹，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则给了一点启示，在这里简单归纳一些。以后有机会将其纳入中外社会保障起源研究或者克鲁泡特近《互助论》读书笔记。
我简单地将互助形式归纳为两种：
1，亲缘互助
这种互助形式比较简单常见。工人将子女寄养于亲友处而以饭食供给。实同赈济也。
2，钱会互助
少数私人组成的钱会，每人每月纳会费若干，汇齐交由一人使用。通过抽签或预先规定确定使用人。
这种组织是相识之人随时组织，为期10月或一年。多为贫困者用于婚丧喜事。
组织期限短，组织相对涣散。但是已经有了现代保险的雏形，至于为何没有成熟孕育则是另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今天就不多做赘述。
四，生活资料
果粉横行，民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本书的很多观点值得商榷，毕竟她带有太强得时代气息。但是本书提供的种种调查资料却是弥足珍贵。大到当时世界各国生活资料物价小到北平基层居民日常购买的酸菜毛巾，这本书所提供的资料真实珍贵！当看到北平小市民的生活支出，总能联想翩翩，仿佛置身那个二十年代，妙哉妙哉！手机拍摄几张图表，以飨诸公。
图片上传不了，那就算了
后记：
惭愧的很，前摘四月份就写好了。而剩余内容今晚才完成（2012.5.5）。看来我真的是变懒了。时间隔这么久，前后情绪差异明显（我没想到自己写前摘的时候竟然那么激情），这对于学习而言不是什么好事。《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的读书笔记可能略显零散，但这跟此书的风格节奏也有关系。以这次拖拖拉拉为诫，下次一定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完成。总之此次笔记波折很多，文艺表达不清，请诸位朋友多多批判。
书目：《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作者：陶孟和
时间：2012.4月
前摘：
平民何以最高贵呢？因为他们“自食其力”——或耕田，或做工，或做买卖，总是个人靠自己气力换饭吃… …
… …
做官的、带兵的、当议员的，……以及他们的太太、奶奶、少爷、小姐，吃要吃顶好的，穿要穿顶好的，住要住顶好的，从那里得来？都是从骗和抢得来。
所以它们不是光棍，便是强盗，不是强盗，便是光棍，光棍强盗，都是世界上最下贱的人。
… …
中华民国，从那班下贱的无业游民手里，回到这般高贵的有业平民手里… …
——《无业游民与有业平民》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第十七卷
梁启超在呐喊，整个民国的知识分子在呐喊！在梁启超眼里，只有下层的无产者才是英雄，所谓的做官的、当兵的、党议员的都只不过是光棍强盗。梁启超用澎湃的声音呐喊，让中华民国回到平民手中。
啊！我们是多么欣慰！民国的知识分子真是令人赞叹！
可是，静下心来，我们突然犯糊涂了。不知道从何时起，文人骚客就开始关心起我们这帮下等贱民。我们被写在诗歌里，我们被搬上舞台，我们被填入皇帝的诏书。
遒劲的笔墨里有我们的躯干，华丽的舞台上有我们的倩影；我们这帮贱民，是骚客笔下的圣人；我们这帮贱民，是皇帝诏书中的主人。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躯干总是深深的埋进黄土；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倩影总是沾染上泥土；可是，为什么现实中的我们与圣明君主诏书中的我们相差如此之巨大！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革命运动，努力革命运动，齐奋斗，齐奋斗。
公元1927年，大革命爆发！
黄埔军连战连捷直逼北洋残渣，工农运动蓬勃兴起，贱民们终于可以翻身了！
想必此时那慷慨激昂的梁启超先生定欣喜若狂，为这伟大的贱民革命而叫好。
很遗憾，梁启超先生能再演讲中大肆嚎叫为下层贱民伸张正义，当这条真龙从天而降时，无限的恐惧便袭上心头！
《梁启超全集》第二十一卷一月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惶恐不安：
…
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
…
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
…
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流氓地痞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
…
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作的痞子流氓…
…
这就是文人嘴脸，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这一社会阶层的过渡的、不稳定的和矛盾的地位的反映，就是在他们中间特别流行种种不彻底的、折中主义的观点，种种对立原则和对立观点的大杂烩，种种夸夸其谈、玩弄辞藻并用空话掩盖历史上形成的各居民集团之间的冲突的倾向 。
岂独梁公一人哉？
每一个政党，每一个青年都在叫嚷，都在叫嚷着关心最底层的人民，这种叫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已经变为一种仪式。
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我们满口满口的人民，我们满口满口的底层民众，以致于我们写报告、写论文总会不由自主的、总会下意识地填上人民的字样。但归根到底，我们心内对那些最底层的民众是爱还是深深的鄙视？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历史的书写这不是人民。翻开史书，那一年征伐四夷、那一年吾皇乘鹤…
让我们把思绪转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那是什么回声？
西湖红船的拨开的涟漪？不！这不是人民的直接声音！
北伐名将们的隆隆炮声？不！这不是人民的直接声音！
中山陵里的真真的哀嚎？不！这不是人民的直接声音！
领袖与战神不是历史的主角，只是历史的棋子！历史的被充满传奇的故事所弥盖，历史被抹上了英雄们的色彩。英雄的色彩本质上只不过是尸气弥漫！
扇开这层恶心的尸气、扔掉那些写满传奇的史书，翻呀翻、翻呀翻，历史老人的书柜底下还留下了一部留声机——《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打开留声机，声音缓慢，没有那种恶心的尸臭，只有静静的回声，这是真正的人民生活，这是真正的史书… …
(与之前读书笔记一样，加粗加重者皆是原文引用)
正文：
此书仍然是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本人对于商务印书馆的书目有天然的崇敬感。陶孟和先生此书虽然很多术语，特别是经济学术语在今日看来已经略显简单粗糙，一些观点在现在看来比较粗糙甚至可笑，但总体来说可以对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很大帮助。
全书繁琐而有条理，文字浅显却值得人咀嚼。共分两篇，上篇“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下篇“社会研究与评论补编”。作者从各个层次展现了20年代民国底层人民的生活景象，下面挑几个片段简单谈谈。
一，人力车夫
人力车夫之劳动殆完全用筋肉力，所需之智慧极低微。
这是陶孟和先生对人力车夫特点一针见血之评价。妓女出卖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出卖自己的性器官给别人带来肉体上的欢愉以及放松，而人力车夫出卖自己的身体让别人免于身体困乏。从道德的层面讲，妓女被伦理所痛斥而人力车夫则成为“自食其力”的好代表。话虽如此，但人力车夫：
盖其伛偻驰驱之态防阻胸部之发展。其急迫之呼吸，所吸又为通衢上污浊之尘芥，实有害于肺部之健康。而其身体终日着汗垢所渍之衣服，尤易染受各种疾病。
此职业乃剥削国民之精力，防害人民之健康，甚且遗害及于后代。此恶不除，全社会之生活被其影响，至于无穷。
人力车夫虽然“自食其力”，但远非“美好”。此外，对人力车夫的关注也并非只有提升民生这么简单。
中国各社会阶级多互相隔膜，吾人虽日常接触，但互不相知，此于政治之改良，社会之改造，实多阻碍。
没有对社会最底层的学习就绝对不可能达到社会改良之目的。但与社会最底层打交道却远非口头上那么简单。社会最底层的人力车夫虽然肮脏猥琐，但着实蕴藏着社会最深厚的力量。
根据陶成章先生的资料，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现亦已对于年龄老之人力车夫加以取缔。而此时陶成章所调查的302个人力车夫资料中四十岁以上者犹占六分之一是也。相对于国际环境看，这种体力劳动的老年参与比率中国是相当高的，但是中国的社会阶层关系稳固，没有引起过于激荡的震动或许也有中国特殊的“国情”。陶成章所调查的人力车夫已婚比例相当高，这与西方社会相比有极大差距，无法显示真实的劳动者经济状况。究其原因，在中国婚姻殆为强迫之制度，凡达一定年龄只时殆必须结婚，故结婚者实多余未婚者。或许从另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指标看更能反映人力车夫的经济状况——家庭之“大小”。所谓“大家庭”者，中国旧式之家庭，父子兄弟叔伯诸人同居之家庭；而所谓“小家庭”，夫妇与子女同居之家庭。很明显人力车夫欲使其维持大家庭，乃不可能之事。调查之中，有大家庭维持着竟有三分之一。 有资产者与劳动者身份的兼备，这也导致了极少数的人力车夫拥有田产（2%），也有极少数的人力车夫（不到1%）竟然拥有大量资产（其中一人竟有田60亩）。调查中也发现，人类车夫并非唯一之“专业”，不少人拉车以外仍以余暇另营他业。
四口之家每日必须铜圆60枚方可糊口（仅为是食物之费用）。而车夫每日的收入为铜圆51枚乃至80枚。典当乃是常有之事，毫无储蓄，大抵皆称其收入不敷用。生活可简单地用“紧巴巴”来形容。
从时间来看，强半每日劳动七小时至十小时，五分之一则劳动十二至十五小时。
收入菲薄，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但是这一切并不能阻碍人力车夫投身娱乐活动之中。人力车夫的娱乐活动主要由以下；
1，听戏及说书 闲暇之余，人力车夫之心思完全为“说书者”所述英雄或美人（特别是英雄）之故事所慑服，将其日间之疲劳工作乃至生命中之苦痛尽置诸脑后矣。
2，酗酒 车夫之不能驱驰，或驱驰而不能耐久者，盖多因饮酒太多之故。
3，赌博 车夫之赌博，纯为输赢而非娱乐。彼收入颇丰之车夫所以常变为贫穷者，大抵皆原因与赌博。
4，嫖妓 性作为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又不仅仅局限于生理层次，这也导致了人力车夫嫖娼的不同层次原因。一者，无妻室者泄欲；二者，拖载嫖客如风月之地虽意志极刚强者，置身其境，亦难客胜一己之私欲而排斥此诱惑也；三者，借居私娼家中休息。
人力车夫是一个很简单却又很复杂的群体。陶成章先生认为解决此人力车夫问题的办法无外于发展新式交通与教育，并辅以为车夫设立娱乐机构，教其技能并引导其节俭营生。这些办法固然能起到好的作用，但人力车夫不独人力车夫。
二，人口问题
现在生理学者考察男子媾和时一次所泄精虫之数足可供全世界及笄女子受胎之用。人类生殖力之伟大可以想象。
刚看到陶先生这段话，不禁莞尔一笑。笑归笑，人类生殖能力之“伟大”确实可见一斑。
20世纪二十年代之中国科学调查少之又少，陶成章先生难以用科学的逻辑推理人口与贫困之间的科学联系。但是陶先生还是有自己的看法——
全国的物产、业产，向来虽然没有发展，还算是小民工有之物，现在竟渐渐地都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或是断送给外国资本家。看此情形，中国的贫困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了。
人口问题不单单是人口问题，能否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对人口进行控制？
可以！
恩格斯在信件中于谈论考茨基《人口增殖与其对社会的影响》时谈到：
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数量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的做到这点。
——《马恩全集》35卷 P146
控制人口数量的“抽象可能性”存在，但是这种调整的前提是“已经对物的生产调整那样”，亦即只有到达了生产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控制人口增长限度的可能性措施才可以实行。除此之外，通过其他任何形式的人口控制政策都值得推敲，如果通过强制性法律以及一些暴力的方式强行推进则完全是不可取。
人口数量与人类福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或者说，起码在学术界还具有极大的争议。相对于其他某些因素，人口因素只能是落后贫困的次要因素。陶成章先生如是看，吾亦然。
三，互助组织
现代社会保障肇始与欧洲，而中西社会保障比较分析研究中多以中国家族宗族保障与西方商业保险及互助会分析。
土地保障、家庭宗族保障诚然是中国保障的主流，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大地上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社会的自发互助组织。之前的阅读没有直接发现蛛丝马迹，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则给了一点启示，在这里简单归纳一些。以后有机会将其纳入中外社会保障起源研究或者克鲁泡特近《互助论》读书笔记。
我简单地将互助形式归纳为两种：
1，亲缘互助
这种互助形式比较简单常见。工人将子女寄养于亲友处而以饭食供给。实同赈济也。
2，钱会互助
少数私人组成的钱会，每人每月纳会费若干，汇齐交由一人使用。通过抽签或预先规定确定使用人。
这种组织是相识之人随时组织，为期10月或一年。多为贫困者用于婚丧喜事。
组织期限短，组织相对涣散。但是已经有了现代保险的雏形，至于为何没有成熟孕育则是另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今天就不多做赘述。
四，生活资料
果粉横行，民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本书的很多观点值得商榷，毕竟她带有太强得时代气息。但是本书提供的种种调查资料却是弥足珍贵。大到当时世界各国生活资料物价小到北平基层居民日常购买的酸菜毛巾，这本书所提供的资料真实珍贵！当看到北平小市民的生活支出，总能联想翩翩，仿佛置身那个二十年代，妙哉妙哉！手机拍摄几张图表，以飨诸公。
图片上传不了，那就算了
后记：
惭愧的很，前摘四月份就写好了。而剩余内容今晚才完成（2012.5.5）。看来我真的是变懒了。时间隔这么久，前后情绪差异明显（我没想到自己写前摘的时候竟然那么激情），这对于学习而言不是什么好事。《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的读书笔记可能略显零散，但这跟此书的风格节奏也有关系。以这次拖拖拉拉为诫，下次一定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完成。总之此次笔记波折很多，文艺表达不清，请诸位朋友多多批判。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