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痴的大爱
知堂老人著译浩繁，读其全集几无可能，唯勉强读了几本他的小集子。我最喜者是他的书话，平白贴切，没有一句浮夸，说的全都是老实话。然则，他绍介书籍的篇章大都散在其他集子里，搜寻不易，钟叔河先生编订的《知堂书话》大大满足了我等读者的渴慕之心，可谓功德无量。
《知堂书话》分为厚厚的两册，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印刷和用纸都甚好。收录的文章不但注明取自那个集子，还注明了最初发表的刊物期次。全书分为四辑，共计385篇文章。所谈的不止是所读书的内容，还谈及读书方法（《读书的经验》）、购书的地方（《厂甸》、《厂甸之二》）、书籍的价格（《北京的外国书价》）、装订（《忆的装订》）、印刷用纸（《印书纸》）、版本（《聊斋稿本》）等等。其所谈书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涉及古典小说类（《儿女英雄传》）、儿童教育类（《儿童的书》）、医学类（《土卫生法讲话》）、农学类（《农具图解》）、诗词类（《毛氏说诗》）、方志类（《日本国志》）、民俗类（《北京风俗图》）、心理学类（《性的心理》）、歌谣类（《各省童谣集》）、美术类（《画谱》），书法类（《书法精言》）、教科书类（《教科书的批评》）等，甚至经藏（《佛经》）、类书（《四库全书》）、工具书（《工具书与旧学者》）都谈到，无怪乎编选者略带感叹的说“他读的书多”（钟叔河语）。
知堂老人写书话一凭真本事，二讲实话。所谓真本事，是他要谈的书都是确乎读过的，而且有自己的见解，这见解也绝非拉杂几句闲话，而是有严密的考证，学术上的新说，即便是对一般的书，或是仅作介绍的新书，也是有几句中肯的话在里头，这话也都说的有趣可爱；所谓讲实话，就是不人云亦云，比如对大家都推崇的书，他是不肯轻易点头的，即便像《四库全书》和《康熙字典》这类被誉为“文化盛典”的书他也不以为然，更指出了其中的硬伤和不足之处。
书话贵在耐读和有趣，若是读了便丢开的文字，算不得好书话。周作人的文风惯常的是冲淡的，甚至有些寡薄，初读他文字的人总嫌滋味不够，就像是喝惯了中国烈酒的人忽然喝日本清酒，颇有喝白水的感觉。然而，若是你耐得住，慢慢品下去，便会于清甜中获得一种微醺的意趣，那是很棒的，非烈酒入喉，五内火荼所能比也！
于书中我最喜欢的是《厂甸》和《厂甸之二》两篇，所谓厂甸即北京的琉璃厂，民国时期的文化名流闲暇多有在此盘桓的，如胡适就曾携他的小脚夫人来逛过，大概徐志摩和陆小曼也逛过罢，鲁迅，钱玄同是确乎在此购书的。知堂老人写此文，自然写的还是购书，除了说起南新华街到和平门之间连绵的书摊，海王村公园的玩具吃食摊儿，厂东门内火神庙的高级古玩店，还有卖蜜饯的信远斋，，当然不免提到酸梅汤，杏脯蜜枣……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琉璃厂实在是搜求好书的天堂。然而，今之琉璃厂早已不复昔日之盛，且不说售书的店摊少了，所能够搜求的好书也少得可怜，偶有几家售书的店铺，其书价也高的惊人，使人望而却步。
《厂甸》一文中有个购书的掌故，颇令人感动。凡爱书成癖者若是薄有绵资，大多是要交付书肆的。然而，大多嗜书如命者俱不善经济，故而囊涩，流连书摊常有望书兴叹之慨。周作人固非羞囊之属，然而也非富贾可比。他逛书摊偶见清代学者戴望（字子高）所著的《戴氏注论语》二十卷的本子，上面有谭献（字仲修，号复堂）的两方印章，其一为藏书印“复堂所藏”，其二为私印“谭献”。他推断，此书或为戴望赠给谭献的本子，不由得爱慕之，便上前向书摊的伙计问价，结果要价五个大洋。当时30斤一袋的洋面粉，也才一个半大洋（按照抗战前的购买力算，《厂甸》文写于1934年），一个警察的月薪也才五个大洋，对老百姓来说五个大洋实在是一笔巨款。周作人与伙计砍价，大概是文人不善此道的缘故，伙计最低出价四个半大洋，周氏只好打消了买此书的念头。
话说周氏回来后，将此事讲给同人钱玄同，钱氏为人豪放，其仗义处颇有侠风，当即于逛书摊时买了此书，并转赠周作人，还在书扉上写了一段跋，说及此事。可谓爱书者之间的一段佳话。类似以上掌故，于书话中多有隐现，令人对知堂老人的心胸别有洞见。故而言，嗜书者不可不读此书。
书话中，周氏所谈的“古旧书”是大宗，占据了一多半。周氏留学日本，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按理来说是最忌“旧学”的，然而却读了这么多关乎“旧学问”的书，可见那一代人是有心胸的，就算是射箭，也有个鹄子在里。另一面，他们不是盲目的，是懂得取舍的。若是不懂旧学，便将旧学批得体无完肤，那不过是狂妄罢了。况且旧学并不意味着坏，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这从周氏孜孜不倦的谈论也看得出来，这里面是有大学问的。然而，这大学问并非用来吓唬人，若是谈的深，谈得令人不知所云，也不过是拿了老虎的皮做幌子来吓人。而知堂老人谈的依旧是平白浅淡，着实可爱的紧。这也是我爱读其文的缘故。
2012年4月19日
《知堂书话》分为厚厚的两册，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印刷和用纸都甚好。收录的文章不但注明取自那个集子，还注明了最初发表的刊物期次。全书分为四辑，共计385篇文章。所谈的不止是所读书的内容，还谈及读书方法（《读书的经验》）、购书的地方（《厂甸》、《厂甸之二》）、书籍的价格（《北京的外国书价》）、装订（《忆的装订》）、印刷用纸（《印书纸》）、版本（《聊斋稿本》）等等。其所谈书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涉及古典小说类（《儿女英雄传》）、儿童教育类（《儿童的书》）、医学类（《土卫生法讲话》）、农学类（《农具图解》）、诗词类（《毛氏说诗》）、方志类（《日本国志》）、民俗类（《北京风俗图》）、心理学类（《性的心理》）、歌谣类（《各省童谣集》）、美术类（《画谱》），书法类（《书法精言》）、教科书类（《教科书的批评》）等，甚至经藏（《佛经》）、类书（《四库全书》）、工具书（《工具书与旧学者》）都谈到，无怪乎编选者略带感叹的说“他读的书多”（钟叔河语）。
知堂老人写书话一凭真本事，二讲实话。所谓真本事，是他要谈的书都是确乎读过的，而且有自己的见解，这见解也绝非拉杂几句闲话，而是有严密的考证，学术上的新说，即便是对一般的书，或是仅作介绍的新书，也是有几句中肯的话在里头，这话也都说的有趣可爱；所谓讲实话，就是不人云亦云，比如对大家都推崇的书，他是不肯轻易点头的，即便像《四库全书》和《康熙字典》这类被誉为“文化盛典”的书他也不以为然，更指出了其中的硬伤和不足之处。
书话贵在耐读和有趣，若是读了便丢开的文字，算不得好书话。周作人的文风惯常的是冲淡的，甚至有些寡薄，初读他文字的人总嫌滋味不够，就像是喝惯了中国烈酒的人忽然喝日本清酒，颇有喝白水的感觉。然而，若是你耐得住，慢慢品下去，便会于清甜中获得一种微醺的意趣，那是很棒的，非烈酒入喉，五内火荼所能比也！
于书中我最喜欢的是《厂甸》和《厂甸之二》两篇，所谓厂甸即北京的琉璃厂，民国时期的文化名流闲暇多有在此盘桓的，如胡适就曾携他的小脚夫人来逛过，大概徐志摩和陆小曼也逛过罢，鲁迅，钱玄同是确乎在此购书的。知堂老人写此文，自然写的还是购书，除了说起南新华街到和平门之间连绵的书摊，海王村公园的玩具吃食摊儿，厂东门内火神庙的高级古玩店，还有卖蜜饯的信远斋，，当然不免提到酸梅汤，杏脯蜜枣……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琉璃厂实在是搜求好书的天堂。然而，今之琉璃厂早已不复昔日之盛，且不说售书的店摊少了，所能够搜求的好书也少得可怜，偶有几家售书的店铺，其书价也高的惊人，使人望而却步。
《厂甸》一文中有个购书的掌故，颇令人感动。凡爱书成癖者若是薄有绵资，大多是要交付书肆的。然而，大多嗜书如命者俱不善经济，故而囊涩，流连书摊常有望书兴叹之慨。周作人固非羞囊之属，然而也非富贾可比。他逛书摊偶见清代学者戴望（字子高）所著的《戴氏注论语》二十卷的本子，上面有谭献（字仲修，号复堂）的两方印章，其一为藏书印“复堂所藏”，其二为私印“谭献”。他推断，此书或为戴望赠给谭献的本子，不由得爱慕之，便上前向书摊的伙计问价，结果要价五个大洋。当时30斤一袋的洋面粉，也才一个半大洋（按照抗战前的购买力算，《厂甸》文写于1934年），一个警察的月薪也才五个大洋，对老百姓来说五个大洋实在是一笔巨款。周作人与伙计砍价，大概是文人不善此道的缘故，伙计最低出价四个半大洋，周氏只好打消了买此书的念头。
话说周氏回来后，将此事讲给同人钱玄同，钱氏为人豪放，其仗义处颇有侠风，当即于逛书摊时买了此书，并转赠周作人，还在书扉上写了一段跋，说及此事。可谓爱书者之间的一段佳话。类似以上掌故，于书话中多有隐现，令人对知堂老人的心胸别有洞见。故而言，嗜书者不可不读此书。
书话中，周氏所谈的“古旧书”是大宗，占据了一多半。周氏留学日本，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按理来说是最忌“旧学”的，然而却读了这么多关乎“旧学问”的书，可见那一代人是有心胸的，就算是射箭，也有个鹄子在里。另一面，他们不是盲目的，是懂得取舍的。若是不懂旧学，便将旧学批得体无完肤，那不过是狂妄罢了。况且旧学并不意味着坏，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这从周氏孜孜不倦的谈论也看得出来，这里面是有大学问的。然而，这大学问并非用来吓唬人，若是谈的深，谈得令人不知所云，也不过是拿了老虎的皮做幌子来吓人。而知堂老人谈的依旧是平白浅淡，着实可爱的紧。这也是我爱读其文的缘故。
201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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