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读书报告
摘自《新浪博客》 作者：张 璞
一、认识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世俗犹太人家庭，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辗转至美国，后加入美国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精神生活》、《康德政治哲学讲义》等。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她常被称为哲学家，但她本人始终拒绝这一标签，理由是“哲学关心的是单个的人”。阿伦特认为，由于她的著作集中关注“生长繁衍于大地之上的人类，而非个人”，她应该被视为政治理论家。
阿伦特出生在下萨克森州林登市（今汉诺威）的一个世俗犹太人家庭，在哥尼斯堡（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和柏林度过成长时期。她在马堡大学求学时师从海德格尔，并从此与海德格尔发展出亦师生亦情人、时断时续的长期关系。由于后者对纳粹的同情，这种关系也颇遭物议。在一次与海德格尔分手后，阿伦特迁移到海德堡，并在那里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的指导写作博士论文，主题是中世纪天主教经院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思想中的爱的概念。
1929年阿伦特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但由于她是犹太人，无法获取教授学术资格认定（habilitating），她也就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授课。1933年，阿伦特离开德国，前往法国巴黎，并在那里与马克思主义者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结识并成为好友。在法国逗留期间，阿伦特还致力于救助犹太难民。
随着二战爆发，法国部分领土被纳粹德国占领，德国占领当局逮捕犹太人并将其送往集中营，阿伦特不得不再次流亡，离开法国。1940年, 阿伦特与德国诗人、哲学家海因里希•布吕赫 (Heinrich Blücher) 结婚。
1941年，在美国外交官Hiram Bingham IV的帮助下，阿伦特与丈夫和母亲前往美国；这位美国外交官非法向2500名犹太难民发放了签证。阿伦特抵达纽约后成为当地德国犹太侨民中的活跃分子，并为Aufbau周刊撰稿。
二战结束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恢复了联系，并在德国的一次去纳粹化听证会上为其作证。1950年，阿伦特归化为美国公民，1959年她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第一位女性正教授。
阿伦特于1975年逝世，享年69岁，葬于纽约州 Annandale-on-Hudson 的 Bard College，其夫在该学院教学多年。
二、阿伦特的特别概念
在这本书中，我们足以看出阿伦特对于概念界定的看重。她认为不能用就旧概念解释新事物，更不能用旧概念思考新现象。但与此用时，旧的概念却要扎根我们的思想，可以和新的世界的概念做对比。阿伦特的标准步骤是，挑选一个概念，然后开始追问：在有记录的全部历史中，人类如何通过使用这一概念来呈现他们的经验。然后发挥想象，对关键性术语进行想象和探索，最后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词语的使用发生了、发生着或是必须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的词语符合我们新的经验吗？就这样的过程中，新词被创造出来指代某种被她认定的新经验。我对阿伦特的以下几个概念很感兴趣。
（一）平庸的恶
平庸的恶和根本恶是有区别的。根本恶在康德看来指的是一种邪恶的动机，作恶的意图、人的邪恶心肠。阿伦特在目睹1961年的耶路撒冷审判，看到艾希曼本人的肤浅和平庸之后，她认定其作恶只是因为他服从了平庸的社会，他的所有目的也只是在纳粹层级中得到提升。关键是，他是“无思”的，即他是没有思考能力，他是一个执行者，执行者上级派给他的鼓吹的英雄任务。英雄被曲解，他也在这样的误导中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良知和行为习惯。他这样的无思所犯下的就是平庸的恶。“无思”在阿伦特看来指的是——没头没脑的莽撞、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
平庸的恶让我想到了我国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我对那段历史虽了解不多，但通过看电影和别人讲述，仍然觉得那时候很多将自己最亲的人揭发出来的人岂不是就像艾希曼一样受了蛊惑，受了误导，然后走了他自己习惯的认为的“正确”的路，却实质上害了很多人。但还好，听说很多人之后是后悔的，当初违背良心的时候只是一时自私，害怕引火上身，而艾希曼比较典型，他是缺乏反思和悔悟的，我想这是唯一的不同吧!
我还想到当下盛行的“传销”活动。去年过年回家，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就讲起他的高中同学就是恨之入骨。原来他的同学就曾拉他进去“传销”组织，他最后幸运逃了出来。本来对传销不了解的我听到传销组织的活动后，忽然想到，那个同学在被洗脑之后觉得传销好所以才把好东西传给他的朋友，那他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也是平庸的恶呢？他认为他的行为时给人带来好处，所以执行着上面的指示。都是被洗脑的，可以这样并列吗？
对于创造新概念，那我们平时所说的真实的谎言，为了帮助别人的欺骗，恐怕也会创造出一个新词的吧，可以叫做……的善。
（二）宽恕
平时一提起宽恕，我首先会考虑到那个人做了什么事，然后是自己能不能过自己心里这个坎。在阿伦特看来，宽恕给人们提供了从过去无法预计的行动中解脱的途径，但宽恕一个人不等于宽恕他的所作所为。她认为宽恕并不意味着忽视人们的所作所为或是给恶的行为另贴一个错误的标签，它意味着恶行不再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障碍。阿伦特把宽恕概括为政治生活中一个必要的、有效的因素，一种“权力”，它不是免除罪责或为邪恶开脱，也不是人们在作出进一步牺牲。
阿伦特认为，“宽恕”是对行动所引起的不可避免损害的必要纠正。报复是重演最初的偏离或冒犯行为，是维系伤害或灾祸的循环，它不可能把各方解脱出来。她还认为真相可以通过宽恕进入公共领域。所以才有了书中的那个案例，即受害人家属面对罪犯忏悔的时候居然感动的落泪。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宽恕的可能性，只是阿伦特没有解释什么样的思想转变才能使一个人有资格被宽恕。
阿伦特的宽恕也是在她认同的多样性的基础上。由于她理解多样性，所以才有了宽恕的可能。
（三）权力和暴力
当我看到这两个词的时候，我想到权力就是统治别人。暴力就是伤害别人的一种手段。在阿伦特看来，权力和暴力互相对立，只有在非暴力的时候才能拥有最大的权力。按照她的说法，那些企图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国家和民族其实是不会真正拥有权力的。正如美国的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轰炸一样，虽然暂时性的所谓的 “胜利”，却埋藏了长久的，甚至是更大的隐患。因为遭受暴力的国家会先退却，继而重新集结力量，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所以美国并未真正增强其权力。所以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代替权力。用她的话来说，最容易长久的权力，即最能使行动者保持人性的权力，是那种由非暴力行动产生的权力。而且，她还说道暴力实践同一切行动一样会改变世界，而最可能的是把它变成一个更加暴力的世界。
这个让我想起来管理中的一个词就是“以德服人”。在日常管理当中，领导常常困惑怎么样使自己的权力得到发挥并被接受。如果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正确的做法是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以德服人”，相信这样的效果反而更好。就像现在流行的“非暴力”沟通一样，都可以说是基于同样的认识。
（四）建立“公民社会”和极权主义
在这本书中，我嗅到了阿伦特很深的建立公民社会的味道。
阿伦特对人民的信念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她相信，信念和希望是通过革命传统被引进政治生活当中的，“新开端”的好消息被认为是“公共幸福”。 “公共幸福”是人民的基本欲求，它来自齐心协力的行动，联合起来对普遍的善的需求。她希望公民的声音不只是在选举的时候被听到，而是随时都被听到。
在阿伦特看来，那些真正良好运行的政治体制是那些能够有充分的民主参与的。她谈到，苏联的改革之所以不可能延续，因为它是个自上而下的体制，根本不鼓励“公共幸福”。这种遗产制约着原苏联国家的政治状态，使得暴力随处可见。无论一国之内还是国际事务，尤其是来自俄国的高压普遍存在，即如何确保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真正参与其中，并通过非暴力的意见交流和彼此宣誓，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
此外，本书中，她还多次提到多样性，正是在她理解并主张多样性的基础上，“宽恕”才变的容易，这些都是她所主张的公民社会的内容。
另外，阿伦特眼里的极权主义是在不断的修正之中，这也与她对概念界定的认识有密切的联系。她认为新概念必须与新的现实保持一致，否则，它同样会禁锢思维。正因为此，在不断的思考中，她完善了对极权主义的认识。
三、阿伦特给我的启示
（一）要注意概念的界定
在日常生活中，在与别人交流中，我们常常会援引很多概念。我们自以为自己了解，可是因为我们都对概念缺乏界定，所以即使是讨论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的概念存在差异，最后总不会有结果，我们最终也得不到对一个特定词汇的清晰的认识。阿伦特对概念的清晰界定给了我们很深的启示，在讨论问题时，一定要清楚界定概念，多问问类似阿伦特问自己的那些问题。
（二）思考的重要性
平时的思考，我们总是流于表面，很少去追问一个个“为什么”，而且习惯于记住一些什么表明自己是理解的。但阿伦特告诉我，思考的重要性，关键不在于记住过去，而在于思考过去，揭示它的意义，从而避免陷入冲走老路的冲动，而那些只有记忆而不思考的人则很容易陷入这种冲动。
（三）想要理解一个人的思想，必须理解一个人的思考方式
很多情况下，我们之所以会和人发生争执，现在看来是因为我们过分看重行为结果，却根本不理解当事人的思考方式，如果站在他的角度多想想，也许会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吧！也许就少了很多无谓的争吵了吧！
一、认识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世俗犹太人家庭，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辗转至美国，后加入美国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精神生活》、《康德政治哲学讲义》等。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她常被称为哲学家，但她本人始终拒绝这一标签，理由是“哲学关心的是单个的人”。阿伦特认为，由于她的著作集中关注“生长繁衍于大地之上的人类，而非个人”，她应该被视为政治理论家。
阿伦特出生在下萨克森州林登市（今汉诺威）的一个世俗犹太人家庭，在哥尼斯堡（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和柏林度过成长时期。她在马堡大学求学时师从海德格尔，并从此与海德格尔发展出亦师生亦情人、时断时续的长期关系。由于后者对纳粹的同情，这种关系也颇遭物议。在一次与海德格尔分手后，阿伦特迁移到海德堡，并在那里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的指导写作博士论文，主题是中世纪天主教经院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思想中的爱的概念。
1929年阿伦特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但由于她是犹太人，无法获取教授学术资格认定（habilitating），她也就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授课。1933年，阿伦特离开德国，前往法国巴黎，并在那里与马克思主义者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结识并成为好友。在法国逗留期间，阿伦特还致力于救助犹太难民。
随着二战爆发，法国部分领土被纳粹德国占领，德国占领当局逮捕犹太人并将其送往集中营，阿伦特不得不再次流亡，离开法国。1940年, 阿伦特与德国诗人、哲学家海因里希•布吕赫 (Heinrich Blücher) 结婚。
1941年，在美国外交官Hiram Bingham IV的帮助下，阿伦特与丈夫和母亲前往美国；这位美国外交官非法向2500名犹太难民发放了签证。阿伦特抵达纽约后成为当地德国犹太侨民中的活跃分子，并为Aufbau周刊撰稿。
二战结束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恢复了联系，并在德国的一次去纳粹化听证会上为其作证。1950年，阿伦特归化为美国公民，1959年她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第一位女性正教授。
阿伦特于1975年逝世，享年69岁，葬于纽约州 Annandale-on-Hudson 的 Bard College，其夫在该学院教学多年。
二、阿伦特的特别概念
在这本书中，我们足以看出阿伦特对于概念界定的看重。她认为不能用就旧概念解释新事物，更不能用旧概念思考新现象。但与此用时，旧的概念却要扎根我们的思想，可以和新的世界的概念做对比。阿伦特的标准步骤是，挑选一个概念，然后开始追问：在有记录的全部历史中，人类如何通过使用这一概念来呈现他们的经验。然后发挥想象，对关键性术语进行想象和探索，最后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词语的使用发生了、发生着或是必须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的词语符合我们新的经验吗？就这样的过程中，新词被创造出来指代某种被她认定的新经验。我对阿伦特的以下几个概念很感兴趣。
（一）平庸的恶
平庸的恶和根本恶是有区别的。根本恶在康德看来指的是一种邪恶的动机，作恶的意图、人的邪恶心肠。阿伦特在目睹1961年的耶路撒冷审判，看到艾希曼本人的肤浅和平庸之后，她认定其作恶只是因为他服从了平庸的社会，他的所有目的也只是在纳粹层级中得到提升。关键是，他是“无思”的，即他是没有思考能力，他是一个执行者，执行者上级派给他的鼓吹的英雄任务。英雄被曲解，他也在这样的误导中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良知和行为习惯。他这样的无思所犯下的就是平庸的恶。“无思”在阿伦特看来指的是——没头没脑的莽撞、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
平庸的恶让我想到了我国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我对那段历史虽了解不多，但通过看电影和别人讲述，仍然觉得那时候很多将自己最亲的人揭发出来的人岂不是就像艾希曼一样受了蛊惑，受了误导，然后走了他自己习惯的认为的“正确”的路，却实质上害了很多人。但还好，听说很多人之后是后悔的，当初违背良心的时候只是一时自私，害怕引火上身，而艾希曼比较典型，他是缺乏反思和悔悟的，我想这是唯一的不同吧!
我还想到当下盛行的“传销”活动。去年过年回家，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就讲起他的高中同学就是恨之入骨。原来他的同学就曾拉他进去“传销”组织，他最后幸运逃了出来。本来对传销不了解的我听到传销组织的活动后，忽然想到，那个同学在被洗脑之后觉得传销好所以才把好东西传给他的朋友，那他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也是平庸的恶呢？他认为他的行为时给人带来好处，所以执行着上面的指示。都是被洗脑的，可以这样并列吗？
对于创造新概念，那我们平时所说的真实的谎言，为了帮助别人的欺骗，恐怕也会创造出一个新词的吧，可以叫做……的善。
（二）宽恕
平时一提起宽恕，我首先会考虑到那个人做了什么事，然后是自己能不能过自己心里这个坎。在阿伦特看来，宽恕给人们提供了从过去无法预计的行动中解脱的途径，但宽恕一个人不等于宽恕他的所作所为。她认为宽恕并不意味着忽视人们的所作所为或是给恶的行为另贴一个错误的标签，它意味着恶行不再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障碍。阿伦特把宽恕概括为政治生活中一个必要的、有效的因素，一种“权力”，它不是免除罪责或为邪恶开脱，也不是人们在作出进一步牺牲。
阿伦特认为，“宽恕”是对行动所引起的不可避免损害的必要纠正。报复是重演最初的偏离或冒犯行为，是维系伤害或灾祸的循环，它不可能把各方解脱出来。她还认为真相可以通过宽恕进入公共领域。所以才有了书中的那个案例，即受害人家属面对罪犯忏悔的时候居然感动的落泪。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宽恕的可能性，只是阿伦特没有解释什么样的思想转变才能使一个人有资格被宽恕。
阿伦特的宽恕也是在她认同的多样性的基础上。由于她理解多样性，所以才有了宽恕的可能。
（三）权力和暴力
当我看到这两个词的时候，我想到权力就是统治别人。暴力就是伤害别人的一种手段。在阿伦特看来，权力和暴力互相对立，只有在非暴力的时候才能拥有最大的权力。按照她的说法，那些企图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国家和民族其实是不会真正拥有权力的。正如美国的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轰炸一样，虽然暂时性的所谓的 “胜利”，却埋藏了长久的，甚至是更大的隐患。因为遭受暴力的国家会先退却，继而重新集结力量，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所以美国并未真正增强其权力。所以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代替权力。用她的话来说，最容易长久的权力，即最能使行动者保持人性的权力，是那种由非暴力行动产生的权力。而且，她还说道暴力实践同一切行动一样会改变世界，而最可能的是把它变成一个更加暴力的世界。
这个让我想起来管理中的一个词就是“以德服人”。在日常管理当中，领导常常困惑怎么样使自己的权力得到发挥并被接受。如果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正确的做法是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以德服人”，相信这样的效果反而更好。就像现在流行的“非暴力”沟通一样，都可以说是基于同样的认识。
（四）建立“公民社会”和极权主义
在这本书中，我嗅到了阿伦特很深的建立公民社会的味道。
阿伦特对人民的信念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她相信，信念和希望是通过革命传统被引进政治生活当中的，“新开端”的好消息被认为是“公共幸福”。 “公共幸福”是人民的基本欲求，它来自齐心协力的行动，联合起来对普遍的善的需求。她希望公民的声音不只是在选举的时候被听到，而是随时都被听到。
在阿伦特看来，那些真正良好运行的政治体制是那些能够有充分的民主参与的。她谈到，苏联的改革之所以不可能延续，因为它是个自上而下的体制，根本不鼓励“公共幸福”。这种遗产制约着原苏联国家的政治状态，使得暴力随处可见。无论一国之内还是国际事务，尤其是来自俄国的高压普遍存在，即如何确保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真正参与其中，并通过非暴力的意见交流和彼此宣誓，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
此外，本书中，她还多次提到多样性，正是在她理解并主张多样性的基础上，“宽恕”才变的容易，这些都是她所主张的公民社会的内容。
另外，阿伦特眼里的极权主义是在不断的修正之中，这也与她对概念界定的认识有密切的联系。她认为新概念必须与新的现实保持一致，否则，它同样会禁锢思维。正因为此，在不断的思考中，她完善了对极权主义的认识。
三、阿伦特给我的启示
（一）要注意概念的界定
在日常生活中，在与别人交流中，我们常常会援引很多概念。我们自以为自己了解，可是因为我们都对概念缺乏界定，所以即使是讨论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的概念存在差异，最后总不会有结果，我们最终也得不到对一个特定词汇的清晰的认识。阿伦特对概念的清晰界定给了我们很深的启示，在讨论问题时，一定要清楚界定概念，多问问类似阿伦特问自己的那些问题。
（二）思考的重要性
平时的思考，我们总是流于表面，很少去追问一个个“为什么”，而且习惯于记住一些什么表明自己是理解的。但阿伦特告诉我，思考的重要性，关键不在于记住过去，而在于思考过去，揭示它的意义，从而避免陷入冲走老路的冲动，而那些只有记忆而不思考的人则很容易陷入这种冲动。
（三）想要理解一个人的思想，必须理解一个人的思考方式
很多情况下，我们之所以会和人发生争执，现在看来是因为我们过分看重行为结果，却根本不理解当事人的思考方式，如果站在他的角度多想想，也许会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吧！也许就少了很多无谓的争吵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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