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对历史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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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历史的性质是什么？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历史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今，一提到历史，在这个日渐浮夸、躁动的社会里，除了人们脸上浮现出来的那一丝迷惑、不解甚至是对历史专业的轻蔑之外，这一系列的问题也都或理智或嘲讽的被提了出来，迎面抛来，让你这个“历史人”来回答。作为一个“蹩脚”的学习历史的学生，我鄙陋粗浅的学问也总让我汗颜，甚至，也会怀疑历史，怀疑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即使我们这群学生天天重复着钱穆先生的那句“对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然而，说一句不“唯物”的话，感谢上帝，让我有幸读到了布洛赫在战火纷飞时期写下这本“手艺人的工作手册”，这种朴实的文字和立体的叙述，让我重塑了对于历史敬意。
之所以说是“重塑”，不仅仅是个人内心的一种动荡后的回归，更多的是一个学习历史的学生看待历史学现状的悲戚痛心之语。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在自我的争论和社会的质疑中踟蹰了，而“历史有什么用”的疑问一再的敲击着大批历史学人的心灵，看着历史学的边缘之势，有一声呼喊来进行挽救便显得尤为重要。于是，即使在战火之中，布洛赫也毅然选择了为历史学辩护。当他的书译著传播到东方后，我们发现，布洛赫的呼喊不仅仅在西方史学界有其目的，在我们的土地上亦有其振聋发聩的意义。中华文明自身的悠久所体现的历史传统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否认的，“经、史、子、集”四大分类，历史占据其一，因“重史”的传统更是将在学科划分时将考古学划归历史学而非人类学门下。然而，或许是这种重史的传统反而导致了近代的“轻史”，这种历史学的盛况在近代开始便受到了重创，西方近代科技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认知观念，对于学科体系的划分让历史学“沦为”了人文学科的分支，但是更多的意义上这是一种完善，我们可以忽略掉这种下降。但是，随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历史的尊严和荣耀都被政治化的手段扼杀后，历史学的名誉便被彻底的践踏。而到了今天，昨日的重创还没有愈合，高速而又功力的实用主义生活使得历史学在文化的灰色地带徘徊又徘徊，作为一名历史文化学院的学生，我深知当下的历史学——温情不再，敬意无存。这样悲悯的历史学，即使有着高贵的血统和依旧傲人的姿态，恐怕也必须要在争议中饱受侵袭。
现在，我们回归到那个问题——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开始给了我们一个“娱乐的价值”作为最底线的回答，但是，就像他自己后文又否定的一般，历史显然不能仅仅是娱乐的工具。就如前文我说过的，历史具有着高贵、傲人的姿态，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而其指导意义和“普遍永恒的魅力”也被人指出是其具有存在合理性的缘由。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很多人指出它的存在和研究不能“改善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在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生活的巨大改变让人们更为残酷的对历史学说出了“无用”这对于它而言看似异常致命的缺陷。关于这个问题，很多的学者在捍卫历史学的时候都会以一句“无用乃是大有用”来证明历史学存在的价值，而面对这样一句苍白的辩词，回驳者说其空洞也不为过。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在历史这里，对于“有用”这个词语的界定，显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像说“这支笔很有用”这样一般的定义，如此而言，传统的“有用”会彻底谋杀历史学的存在，而这种“有用”实际上就是以功利的角度强加给历史学的枷锁。布洛赫反对从这种功利实用的角度看待历史学，他认为，历史的本真即是“关注现在”，而“对历史作实用主义的裁断，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轻视”。到了这里后，更多的人会产生疑惑，说了这么多，历史的“有用”到底在哪里？历史学的存在合理性到底在哪里？我们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然而，不了解历史有怎么谈得上“用”历史呢，黑格尔说过“存在即是合理”，不关注哲学单套用下概念，这个问题在我看来，稍微“无赖”的说，似乎本身就已经证明了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了，而历史学家们不懈努力和追求的目的也不是让历史先决的指导我们的行动，历史不是一门单纯的手艺——虽然布洛赫自比为“手艺人”——它是一门“变动中的科学”，是一门“分类适度，日益言之成理的科学”，作为这样一门年轻的学问，历史学的道路虽然崎岖，但却是无法阻挡的向前。
还可以看到的是，在布洛赫的笔下，历史不再是人们原来理解的那个高高在上的形象，而具有了“逼近现实的轮廓”的实在感，更为重要的，他让我们明白，历史所做的，究竟是批判还是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部分历史人的妄自清高是使得历史学日益饱受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恣意的批判和评价，使得我们的历史学更受诟病，布洛赫也直把枪头对准了随意评判历史人物之一历史学上的毒瘤——“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帕斯卡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都愿象上帝一样, 判定此为善彼为恶。’……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地把握, 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 …… 这种评判极易受集体意向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 就没有什么比它更容易变化了……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然地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空洞的责难, 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 亲罗伯斯庇尔派, 反罗伯斯庇尔派, 发发慈悲吧! 仅仅告诉了我们罗伯斯庇尔是怎么回事。”这份由衷的呼喊，这种忧虑的告白，不仅仅展示给我们史学斑驳的血痕所在，更是一种对历史学定位的重新反思，是评判还是理解，相信我们都有了答案——“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布洛赫悉心的解答了诸多问题，但是抛开对历史意义和历史研究的反思，在细节上还有着对于史料的困惑和对于起源的追问。更多的怀疑和问题，历史的“暴君”强权让历史的纯粹感似乎是从来不会存在的，历史一直也必须是在“历史中打转”，这一切不可僭越分毫，而在很多人甚至是历史人看来这都使得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倍感无力。但是，这却没有让布洛赫感受到压抑——历史抑或历史学本身不是全能的，历史人秉持着信念所做的，不是追求一种全貌，不是渴望一种完整，而是在遵从铁则和发现问题之间找寻一种印记——在历史的诸多悖论中，以一种更为广阔、更为现实的视野，以怀疑和探索的精神发现引斜历史偏见的因素，揭示它，廓清历史的图景。
但是，作为一个学识着实粗浅的学生，不知是自己不够理解还是想的太多，布洛赫在论述过程中曾经批驳许多的人以不恰当的类比来诟病历史学，但是他个人在论述过程有时也些许的掺杂了这种“过度比较的例子”加以论证，或许这样是说明的需要，而它确实理解起来也相当的立体容易，算是我吹毛求疵了。
1944年6月16日，法国里昂，带着“历史的原因不是想当然的，它需要我们去探索……”一句话，布洛赫逝于盖世太保的枪下，不知道这六个点的省略号里面还有多少对于历史的话语，只知道，从这里开始，我亦将“历史有什么用”的疑问作为最为深沉的思考，带着缅怀，带着重塑的温情与敬意，走上探索的道路。
之所以说是“重塑”，不仅仅是个人内心的一种动荡后的回归，更多的是一个学习历史的学生看待历史学现状的悲戚痛心之语。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在自我的争论和社会的质疑中踟蹰了，而“历史有什么用”的疑问一再的敲击着大批历史学人的心灵，看着历史学的边缘之势，有一声呼喊来进行挽救便显得尤为重要。于是，即使在战火之中，布洛赫也毅然选择了为历史学辩护。当他的书译著传播到东方后，我们发现，布洛赫的呼喊不仅仅在西方史学界有其目的，在我们的土地上亦有其振聋发聩的意义。中华文明自身的悠久所体现的历史传统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否认的，“经、史、子、集”四大分类，历史占据其一，因“重史”的传统更是将在学科划分时将考古学划归历史学而非人类学门下。然而，或许是这种重史的传统反而导致了近代的“轻史”，这种历史学的盛况在近代开始便受到了重创，西方近代科技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认知观念，对于学科体系的划分让历史学“沦为”了人文学科的分支，但是更多的意义上这是一种完善，我们可以忽略掉这种下降。但是，随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历史的尊严和荣耀都被政治化的手段扼杀后，历史学的名誉便被彻底的践踏。而到了今天，昨日的重创还没有愈合，高速而又功力的实用主义生活使得历史学在文化的灰色地带徘徊又徘徊，作为一名历史文化学院的学生，我深知当下的历史学——温情不再，敬意无存。这样悲悯的历史学，即使有着高贵的血统和依旧傲人的姿态，恐怕也必须要在争议中饱受侵袭。
现在，我们回归到那个问题——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开始给了我们一个“娱乐的价值”作为最底线的回答，但是，就像他自己后文又否定的一般，历史显然不能仅仅是娱乐的工具。就如前文我说过的，历史具有着高贵、傲人的姿态，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而其指导意义和“普遍永恒的魅力”也被人指出是其具有存在合理性的缘由。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很多人指出它的存在和研究不能“改善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在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生活的巨大改变让人们更为残酷的对历史学说出了“无用”这对于它而言看似异常致命的缺陷。关于这个问题，很多的学者在捍卫历史学的时候都会以一句“无用乃是大有用”来证明历史学存在的价值，而面对这样一句苍白的辩词，回驳者说其空洞也不为过。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在历史这里，对于“有用”这个词语的界定，显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像说“这支笔很有用”这样一般的定义，如此而言，传统的“有用”会彻底谋杀历史学的存在，而这种“有用”实际上就是以功利的角度强加给历史学的枷锁。布洛赫反对从这种功利实用的角度看待历史学，他认为，历史的本真即是“关注现在”，而“对历史作实用主义的裁断，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轻视”。到了这里后，更多的人会产生疑惑，说了这么多，历史的“有用”到底在哪里？历史学的存在合理性到底在哪里？我们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然而，不了解历史有怎么谈得上“用”历史呢，黑格尔说过“存在即是合理”，不关注哲学单套用下概念，这个问题在我看来，稍微“无赖”的说，似乎本身就已经证明了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了，而历史学家们不懈努力和追求的目的也不是让历史先决的指导我们的行动，历史不是一门单纯的手艺——虽然布洛赫自比为“手艺人”——它是一门“变动中的科学”，是一门“分类适度，日益言之成理的科学”，作为这样一门年轻的学问，历史学的道路虽然崎岖，但却是无法阻挡的向前。
还可以看到的是，在布洛赫的笔下，历史不再是人们原来理解的那个高高在上的形象，而具有了“逼近现实的轮廓”的实在感，更为重要的，他让我们明白，历史所做的，究竟是批判还是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部分历史人的妄自清高是使得历史学日益饱受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恣意的批判和评价，使得我们的历史学更受诟病，布洛赫也直把枪头对准了随意评判历史人物之一历史学上的毒瘤——“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帕斯卡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都愿象上帝一样, 判定此为善彼为恶。’……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地把握, 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 …… 这种评判极易受集体意向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 就没有什么比它更容易变化了……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然地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空洞的责难, 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 亲罗伯斯庇尔派, 反罗伯斯庇尔派, 发发慈悲吧! 仅仅告诉了我们罗伯斯庇尔是怎么回事。”这份由衷的呼喊，这种忧虑的告白，不仅仅展示给我们史学斑驳的血痕所在，更是一种对历史学定位的重新反思，是评判还是理解，相信我们都有了答案——“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布洛赫悉心的解答了诸多问题，但是抛开对历史意义和历史研究的反思，在细节上还有着对于史料的困惑和对于起源的追问。更多的怀疑和问题，历史的“暴君”强权让历史的纯粹感似乎是从来不会存在的，历史一直也必须是在“历史中打转”，这一切不可僭越分毫，而在很多人甚至是历史人看来这都使得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倍感无力。但是，这却没有让布洛赫感受到压抑——历史抑或历史学本身不是全能的，历史人秉持着信念所做的，不是追求一种全貌，不是渴望一种完整，而是在遵从铁则和发现问题之间找寻一种印记——在历史的诸多悖论中，以一种更为广阔、更为现实的视野，以怀疑和探索的精神发现引斜历史偏见的因素，揭示它，廓清历史的图景。
但是，作为一个学识着实粗浅的学生，不知是自己不够理解还是想的太多，布洛赫在论述过程中曾经批驳许多的人以不恰当的类比来诟病历史学，但是他个人在论述过程有时也些许的掺杂了这种“过度比较的例子”加以论证，或许这样是说明的需要，而它确实理解起来也相当的立体容易，算是我吹毛求疵了。
1944年6月16日，法国里昂，带着“历史的原因不是想当然的，它需要我们去探索……”一句话，布洛赫逝于盖世太保的枪下，不知道这六个点的省略号里面还有多少对于历史的话语，只知道，从这里开始，我亦将“历史有什么用”的疑问作为最为深沉的思考，带着缅怀，带着重塑的温情与敬意，走上探索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