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立志，理想与现实
人皆言我国之学问无西方之严密逻辑和思辨，然观先贤之书，其次第时常隐秘于文章之中。如《论孟》之书，世人谓之孔孟语录之松散联合体，实则不然，有大次第于章句之中，珠连无间。唐君毅先生为往圣继绝学，作文也是极有次的。
《青年与学问》一书是先生平日论文的合辑，发表时间、地点和刊物均不同，而次第粲然。先生诲人不倦，对青年人抱有绝大希望，盼其有志于学。
“学”古训为“觉”或“效”，“觉”即觉悟，属知，“效”即效仿，属行。先生效仿《论语》、《荀子》，指出了为学或学问之重要性，《说青年之人生》一文道出青年为何需要志于学，皆在修人德，存天德，明明德也。天德之存有赖为学，否则青年之朝气与锐气必将逐步化为壮年人争斗之戾气与老年人衰颓之血气，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徒增一叹。
读书乃为学之方，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确实，为学之方甚多，社会之磨练也属学，然而我辈非生于尧舜之前，我辈非生而知之者，我辈实生在遮蔽大盛之末法时代，古圣之谆谆教化，先贤之伟大灵魂将洞照我们满被尘垢的心灵，如此，古今中外的圣人、贤人、哲人皆能为我所友，为我心所体贴，非读书而能之乎？
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使“不能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出名要趁早”等言论深入人心，急功近利之人往往轻信某某秘诀、某某万能之法能助其取得名利之进益，而不肯埋头做踏实的功夫，这样的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恰恰是唐先生在《学问之方法》一文中指出的，取其小而失其大，方法之于学问，非先而有之，如走路之法非先于走路。大学者无一不是世人眼中之愚人，只知用笨办法、使满功夫，然而一段时间后，世人仍于原地踏步，“愚人”则已到不可测之境界。
西人艾德勒有两本流传甚广的著作，《如何阅读一本书》和《如何听，如何说》，以西方研究分理之精神对听说读写四种学习行为详加描述，其原则为摈弃成见、推溯本意、面向受众、判断逻辑、举一反三等，我当时读了觉得大有裨益，然唐先生《说读书与听讲》短短一文即道尽其意，不过有几点我不是非常同意先生的说法。先生或听讲和阅读的一大区别是阅读是死的，听讲则永远不知道演讲者下一句为何，我认为第一遍阅读一本书也和听讲无异，读者如听作者演讲，下一句对他来说也永远是新鲜的，如读者相当投入，如读《论语》，当直觉夫子在你面前教诲一般。另外，先生讲听讲时当闻一知十，思其上一层、上上一层、下一层、下下一层、反理等推论之理，然听讲在时间之中，听者之思过多将不能跟上讲者，较好一点的方法为听时思其逻辑、记其撮要，听后反省沉思。
《说读书之难与易》、《说学问之生死关》两文提醒学者不当自满自足，而应沉潜反复、致广大而尽精微，又能返璞归真，真俗不二。
效仿夫子学问之阶段，唐先生在《说学问之阶段》中将学问次第分为信（志于学）、疑（立）、开悟（不惑）、成体系（知天命）、知言（耳顺）、无知（从心所欲不逾矩）。志于学则听而信之，皆信则有疑，大疑有大悟、成体系则上达天命、耳顺则知言、虽无知而知“罗马”之方向。
读书欲有得、学问欲有真价值，则必先立志，志大则包容，志易立但难定，立志需由近及远，行忠恕之道，充浩然之气。立志需知人禽之辩与义理之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仁义礼智四端也，舜与跖之分，利与善之间也，也即人与禽兽之间。立志乃为学大要，成己成物之基。什么道统之争、门户之见、教派之别，“莫勘三教异同，先辩人禽两路”。《精神的空间之开拓》、《新春与青年谈立志》与《说人生在世之意义》为本书之重点，为学之基础。
学问广义分为技能之学、学术之学、艺术之学与道德之学，一般狭义只以学术之学为学问，大有问题。学术之学又分为文史哲和科学，科学讲求分理，哲学则讲全理，主融会和反省。
《薛维澈论：现代文明生活之弊端》道尽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对利益和财富的无尽追求催生社会化大分工，造成人的情绪紧张和人格缺陷，情绪紧张而有娱乐至死，人格缺陷而有残忍变态，则人物化为禽兽，人物无别，心灵孤寂，世界动荡。这些弊端的解决和克服需要以中国古代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智慧，中国古人讲求人伦道德、崇尚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是治愈西方文明疾病的一剂良方，然必以一种新的形势出现，真俗不二，方克成功。
唐先生对清末至成书时六十年的中国青年精神做出深刻思考和反省，清末青年之反帝制、倡革命，五四青年之个性解放运动，国民革命时青年的将组织、重纪律与抗日战争时青年的忍辱负重均有可称者，然多破而未立，终至时局动荡不可收拾，由此观之，现今之青年当修己成人，重建中华文明之光。
《告新亚书院第六届毕业同学书》是唐先生对即将毕业的学生的语重心长之言，青年学生对未来充满了理想，然而没有坚实的学问和成熟的价值观，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挫折感就会时昔日之热血青年变为追名逐利之徒，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一无所靠之浮萍往往可以产生奋发向上之情，有而无有，得而无得，此为理想与现实之交融。
《青年与学问》一书是先生平日论文的合辑，发表时间、地点和刊物均不同，而次第粲然。先生诲人不倦，对青年人抱有绝大希望，盼其有志于学。
“学”古训为“觉”或“效”，“觉”即觉悟，属知，“效”即效仿，属行。先生效仿《论语》、《荀子》，指出了为学或学问之重要性，《说青年之人生》一文道出青年为何需要志于学，皆在修人德，存天德，明明德也。天德之存有赖为学，否则青年之朝气与锐气必将逐步化为壮年人争斗之戾气与老年人衰颓之血气，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徒增一叹。
读书乃为学之方，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确实，为学之方甚多，社会之磨练也属学，然而我辈非生于尧舜之前，我辈非生而知之者，我辈实生在遮蔽大盛之末法时代，古圣之谆谆教化，先贤之伟大灵魂将洞照我们满被尘垢的心灵，如此，古今中外的圣人、贤人、哲人皆能为我所友，为我心所体贴，非读书而能之乎？
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使“不能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出名要趁早”等言论深入人心，急功近利之人往往轻信某某秘诀、某某万能之法能助其取得名利之进益，而不肯埋头做踏实的功夫，这样的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恰恰是唐先生在《学问之方法》一文中指出的，取其小而失其大，方法之于学问，非先而有之，如走路之法非先于走路。大学者无一不是世人眼中之愚人，只知用笨办法、使满功夫，然而一段时间后，世人仍于原地踏步，“愚人”则已到不可测之境界。
西人艾德勒有两本流传甚广的著作，《如何阅读一本书》和《如何听，如何说》，以西方研究分理之精神对听说读写四种学习行为详加描述，其原则为摈弃成见、推溯本意、面向受众、判断逻辑、举一反三等，我当时读了觉得大有裨益，然唐先生《说读书与听讲》短短一文即道尽其意，不过有几点我不是非常同意先生的说法。先生或听讲和阅读的一大区别是阅读是死的，听讲则永远不知道演讲者下一句为何，我认为第一遍阅读一本书也和听讲无异，读者如听作者演讲，下一句对他来说也永远是新鲜的，如读者相当投入，如读《论语》，当直觉夫子在你面前教诲一般。另外，先生讲听讲时当闻一知十，思其上一层、上上一层、下一层、下下一层、反理等推论之理，然听讲在时间之中，听者之思过多将不能跟上讲者，较好一点的方法为听时思其逻辑、记其撮要，听后反省沉思。
《说读书之难与易》、《说学问之生死关》两文提醒学者不当自满自足，而应沉潜反复、致广大而尽精微，又能返璞归真，真俗不二。
效仿夫子学问之阶段，唐先生在《说学问之阶段》中将学问次第分为信（志于学）、疑（立）、开悟（不惑）、成体系（知天命）、知言（耳顺）、无知（从心所欲不逾矩）。志于学则听而信之，皆信则有疑，大疑有大悟、成体系则上达天命、耳顺则知言、虽无知而知“罗马”之方向。
读书欲有得、学问欲有真价值，则必先立志，志大则包容，志易立但难定，立志需由近及远，行忠恕之道，充浩然之气。立志需知人禽之辩与义理之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仁义礼智四端也，舜与跖之分，利与善之间也，也即人与禽兽之间。立志乃为学大要，成己成物之基。什么道统之争、门户之见、教派之别，“莫勘三教异同，先辩人禽两路”。《精神的空间之开拓》、《新春与青年谈立志》与《说人生在世之意义》为本书之重点，为学之基础。
学问广义分为技能之学、学术之学、艺术之学与道德之学，一般狭义只以学术之学为学问，大有问题。学术之学又分为文史哲和科学，科学讲求分理，哲学则讲全理，主融会和反省。
《薛维澈论：现代文明生活之弊端》道尽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对利益和财富的无尽追求催生社会化大分工，造成人的情绪紧张和人格缺陷，情绪紧张而有娱乐至死，人格缺陷而有残忍变态，则人物化为禽兽，人物无别，心灵孤寂，世界动荡。这些弊端的解决和克服需要以中国古代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智慧，中国古人讲求人伦道德、崇尚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是治愈西方文明疾病的一剂良方，然必以一种新的形势出现，真俗不二，方克成功。
唐先生对清末至成书时六十年的中国青年精神做出深刻思考和反省，清末青年之反帝制、倡革命，五四青年之个性解放运动，国民革命时青年的将组织、重纪律与抗日战争时青年的忍辱负重均有可称者，然多破而未立，终至时局动荡不可收拾，由此观之，现今之青年当修己成人，重建中华文明之光。
《告新亚书院第六届毕业同学书》是唐先生对即将毕业的学生的语重心长之言，青年学生对未来充满了理想，然而没有坚实的学问和成熟的价值观，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挫折感就会时昔日之热血青年变为追名逐利之徒，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一无所靠之浮萍往往可以产生奋发向上之情，有而无有，得而无得，此为理想与现实之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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