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开山之作

《中国报学史》作为新闻史学的开山之作，构建了新闻史学的研究框架，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史料，为以后的新闻史研究做出巨大贡献。就全书来说，有很多观点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比如，对报纸特点的分析，戈公振先生从外部和内部对报纸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从外部形态来说，报纸具有公告性和定期性，从内容上来说，报纸具有时宜性和一般性。

在分析“定期性”时，戈先生谈到，报纸的定期性受到交通状况的影响。

关于“时宜性”，戈先生认为，“故现实性之于报纸，尤维持生命之血，舍此更无他物者”。虽然看到了时宜性的重要性，但对报纸来说，却把“时宜”放在了过于重要的位置，“真实”应该是新闻最基本的要求，是“维持生命之血”。在这一章节中，戈先生还分析了新闻失实的原因，认为新闻失实分为自然和人为两种。“自然之过，为新闻之机械化”，按作者的分析，即只“将新闻照所得者报告，并不加以思索”，“人为之过，则捏造事实”。

关于“一般性”，戈先生认为，一般性要求报纸内容齐全，书中列举了当时因内容专业化而停刊的报纸。对报纸做此要求在当时还能行得通，但反观当今社会，在信息洪流的冲击下，“得小众者仍能得天下”，很多报纸正是因专业化而获得了生存空间。

戈先生虽然没有直接说明报纸的功用，但散见于各章节，均有总结性的文字。比如，对报纸文化功能的叙述，“自报章之文体行，遇事畅言，意无不尽。因印刷之进化，而传布愈易，因批判之风开，而真理乃愈见。”对报纸舆论功能的叙述，“武昌举义，全国景从，报纸鼓吹之功，不可没也。”戈先生批判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时期的报纸，指责其没有发挥舆论引导之作用，认为“若当袁氏蓄意破坏共和之时，各报即一致举发，则筹安会中人或不敢为国体文体之尝试，是以后纷乱，可以不作。”此外，还批判了报纸在外交，社会文化方面的失职。
当然，作为开山之作，由于时代，观点，视野所限，不免带有缺憾。
如方汉奇教授所言，“任何学术专史著作，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氏强分中国新闻事业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立章，实属武断，与发展史实多所不合。”的确如此，戈公振先生在对中国报业进行分期时，侧重于以报纸类型来叙述，忽视了每个时间段报界的典型特征。比如民报勃兴时期，维新派报刊和革命派报刊，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的特征明显不同，两次报业高潮可以作很好的区分。又比如民国成立以后，民国初年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时期，五四时期又可作很好区分。方汉奇教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则按历史发展，以每个时期新闻界的不同特征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了细致的区分。

又如李彬教授在《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中所言，以往的研究形成了所谓的戈学及其范式，注重微观的记载，却没有呈现整体特征。此外，历史不仅是关于事件的学说，也是人的学说，在《中国报学史》中，关于报纸的罗列占了很大篇幅，缺乏了鲜活的报人，也缺少了对报纸和报人的客观评价。

这些都是缺憾所在。但总而言之，作为开山之作，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