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女娲，阐释自我——读鲁迅《补天》有感

《补天》中，鲁迅取材的是中国古代神话“女娲补天”与“造人”的故事，并加入了作者自己的褒贬所成。 作品中充满了“想出古异，**诡可观”的浪漫主义色彩。背景是广漠的天宇和辽阔的大地，五彩缤纷的浮云，光芒四射的太阳，冷峭皎洁的月光，繁华如锦的大地，奔腾呼啸的大海，以及山崩地裂时熊熊燃烧的烈火和种种惊人的景象，构成了一幅幅壮丽的巨画。女娲就是在这样宏伟的背景前，从事着异乎寻常的劳动。她快乐地造人，给世界带来了生机。在共工触动不周山之后，有艰辛地从事补天的劳动，最终精疲力竭而死。 鲁迅创造《补天》中女娲的这个形象，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这是对当时“五四精神”的一种阐释。女娲的献身精神、创造精神，都给予了我们十分真实动人的鼓舞力量。 但在《补天》中，我们偶尔也会感觉到某些不和谐的因素。女娲觉得无聊难耐，无意间造出了人类；在女娲醒来之后，对说着古文的人感到厌恶、无法沟通，也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要穿衣。更奇怪的是，当女娲正奋力燃起大火炼石补天的时候，竟有个“古衣冠的小丈夫”站在她的两腿之间，将一张片子刺着她的脚趾，然后又递给了她，竟说她是“**”，令人啼笑皆非。最让人发指的是，女娲死后，自称是女娲嫡派的禁军还索取女娲尸体的膏腴，巨鳖们对女娲的旨意也阳奉阴违。 这些不和谐的因素似乎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但鲁迅在《故事新编》的的序言中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因此，我觉得这些看似不和谐的因素是鲁迅对于历史的解构，但这些解构的裂隙中却填入了他对于现实的所感所想，是文本的精华所在。 以《补天》为例，我觉得女娲的形象就是鲁迅对于自身所处现世看法的自白。女娲的创造精神，为人类无私奉献的献身精神正好与鲁迅揭露当时社会的弊病，大量创作以唤醒麻木的国民相似。鲁迅接受钱玄同的建议，决定“听将令”，打破旧文化、旧思想，创造新文化、新思想，宣扬“五四”的创造精神，也借此说明自己的良苦用心，那么借用女娲创造人类，给予生机同时补天挽救苍生的故事则能够做出最好的诠释。 而文中的不和谐因素，其实也是披露了鲁迅的不满。例如女娲不喜欢说古文的人，则是鲁迅倡导白话文，反对辜鸿铭等人沉溺文言之中的折射。女娲的赤身裸体代表着人性的解放，人类关注自己的价值，而认为女娲“禽兽行”，此情节的虚构则是对当时胡梦华攻击汪静之《蕙之风》中的一些爱情诗的不满。胡将它说成是“堕落轻薄”、“有不道德的嫌疑”，反映了维护封建礼教的正统思想，鲁迅出于民主主义的义愤，对于这个“道学的批评家的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南腔北调，我怎么说起小说来》）。女娲死后遭受的不礼待遇就如同当时人们对鲁迅的不理解，鲁迅觉得自己的创作、奉献不为社会所认同，部分学生、朋友对他也颇有微词。 鲁迅在取材撰写小说时，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他三十年代回忆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聊者的注意”（《南腔北调，我怎么说起小说来》），“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因此，鲁迅写《补天》这一类解构历史的小说，同样也是为了“提出一些问题”，为了“改良这人生”的启蒙主义目的。他一方面是“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1935年1月4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以揭露鞭挞封建的腐朽的道德、思想，以促进新思想的传播，和旧势力斗争；另一方面是塑造“中国的脊梁”（《且介亭，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改革国民性”促进思想、人性的解放。其实在解构女娲补天、造人的这段故事的同时，两者也都达到了。 鲁迅原先写完《补天》的原身《不周山》时，将它编印入《呐喊》时，说“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便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收场。”但其实不然。《补天》只是运用了一种解构历史的新手法，但它阐释鲁迅自我思想，鞭挞旧思想体系，以宣扬人性的回归，思想的解放是与鲁迅的创作历程一脉相承的。它只是一个新手法的开始，也决不是一个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