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里那些真正本质真正要紧的东西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路过福州南后街旁的林觉民故居。我会想,让林觉民抛妻弃家参加革命的动力是什么?今日要在这样的地段起一座这等规模的林家大宅,恐怕要好几个亿,在当时也不会是小数目。这样的富贵之家,无论如何,属于“既得利益”阶层,那么为什么要去抛头颅洒热血呢?如果不是后来林觉民真的舍生取义了,我甚至恶毒地认为《与妻书》不过是一篇漂亮的大话。今日之时代,漂亮的大话,我们见得还少吗?
所以,我这样的人来阅读《复活》,就感觉特别吃力。1999年,在旧书摊上买了《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几次打开来,看看扉页上托尔斯泰的大胡子像,就觉得蛮沉重的,然后就阖上了。2002年,终于硬着头皮读了一遍,却是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可能是由于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沉迷于中国古典文学那种悠远、宁静、淡然的情调之中吧。这几年,世事翻覆,种种乱象,都到眼前来,内心生出无数的困惑与不解。终于下决心,好好地读一读《复活》。本来40万字,两三天也就够了,这一次,硬是用了两周。
《复活》的情节其实很简单。十年前,聂赫留朵夫曾经真诚地爱过玛丝洛娃。七年前,他占有了她,留给她一百卢布,就走掉了。这的确是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
但伟大的作家,却能在俗套的故事里,开始不一样的灵魂探险。七年后,聂赫留朵夫坐在陪审团的位置里,玛丝洛娃是一个妓女,站在审判席里,被控谋杀。聂赫留朵夫认出了玛丝洛娃,却害怕被她认出。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并下决心赎罪,决定与玛丝洛娃结婚。然而,玛丝洛娃并不领他的情,她说:
“你在尘世的生活里拿我取乐还不算,你还打算在死后的世界里用我来拯救你自己。”
我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深深地体会玛丝洛娃的无奈与悲愤。当权贵在台上吟诗作赋,或者说要给全民建立道德档案之时,我也有着玛丝洛娃的无奈与悲愤。这些权贵,他们天然地拥有着金钱与权力的优势,他们居然还想拥有文化和道德的优势。他们和曾经的聂赫留朵夫公爵一样,坐在审判台上审判着他们侮辱过损害过的人,其实他们心里清楚,谁才是真正应该被审判的。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在失势之时,哀叹“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样的话。所以,我的不理解林觉民,是因为今日之时代,见多了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上窃钩窃国的伪君子,却从未见到或听到过一个能勇敢抛弃既得利益而为天下谋利的人。也许是林觉民的时代离我们太远了吧?但可以肯定的是,是我自己的内心深处,也是一个顽固的“既得利益”者。——虽然从来都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但也是小心翼翼地捧着饭碗,生怕被砸碎。所以,当我看到聂赫留朵夫真心改悔,把父亲、母亲、还有姑妈家的土地,毫无保留地分给农民的时候,心里觉得好可惜呀。显然,我不是林觉民,也不是聂赫留朵夫,而更像复活之前的玛丝洛娃。
在审判庭上,玛丝洛娃的眼光扫过聂赫留杂夫,并没有认出他。苦难太深太重了,以致于玛丝洛娃早已忘掉最直接造成这种苦难的人。后来,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去监狱探访,玛丝洛娃想到的,只是跟他要十卢布买酒喝。我们不也无数次地在台下鼓掌、喝彩、举手,然后巴望着得到一点点的好处?
《复活》正是这样的一本书。打开了《复活》,托尔斯泰就把我们猝不及防地逼到墙角,然后直接逼问:你有没有罪?打算赎罪吗?又打算怎样赎罪?在这种逼问面前,我们即使选择逃遁,但“灵魂的复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的真正分量已纤毫毕现。当聂赫留朵夫打算告别旧我,迎向新生之时,玛丝洛娃不理解,他的贵族朋友们也不理解,而在为玛丝洛娃奔走的日子里,他更加地体会到“特权”的存在与滋味,只要稍微一松懈,他就可以重新回到温柔富贵乡。然而,聂赫留朵夫还是选择了义无反顾。因为彼时“灵魂的复活”已然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而旧日之种种,不过是前进路上的包袱,唯有彻底抛开,才能大步迈向新生。
对于聂赫留朵夫而言,一方面他是想通过拯救玛丝洛娃来拯救自己,一方面,玛丝洛娃们的苦难,也唤醒了他生而为人的责任与担当。而玛丝洛娃,在开始的时候并不主动寻求灵魂的复活。她陷落在命运的沼泽地里,挣扎,沉溺,再挣扎,再沉溺。对一个苦苦挣扎于基本生存的人来谈灵魂,似乎迂阔了一点。但聂赫留朵夫伸出了手,唤醒了她因困窘而沉睡的灵魂,同时在监狱和流放途中那些革命圣徒的思想与行为也感染了她——原来在沼泽地里,也可以仰望星空。她最终拒绝了聂赫留朵夫,也就意味着她在灵魂上不再需要他的拯救。她获得了复活,拥有了完全而独立的尊严、责任与爱。这使我想起了南朝时的范缜的一个比喻。他说,各人的命运,正如那一树飘落的花朵,有的拂触于帘幌飘坠在茵席之上,有的挂碍了篱墙而掉落粪溷之侧,所以富贵贫贱各各不同。是的,大地上的人们的命运,不过随风飘散,富贵与贫贱,并不是最本质最要紧的东西,并不能决定我们的灵魂能否复活。托尔斯泰在八十二岁的高龄,为了彻底地告别了旧生活,在寒冷的冬夜弃家出走,最后病逝于一个车站。他用《复活》,更用生命,向我们诠释了生命里那些真正本质真正要紧的东西。
所以,我这样的人来阅读《复活》,就感觉特别吃力。1999年,在旧书摊上买了《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几次打开来,看看扉页上托尔斯泰的大胡子像,就觉得蛮沉重的,然后就阖上了。2002年,终于硬着头皮读了一遍,却是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可能是由于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沉迷于中国古典文学那种悠远、宁静、淡然的情调之中吧。这几年,世事翻覆,种种乱象,都到眼前来,内心生出无数的困惑与不解。终于下决心,好好地读一读《复活》。本来40万字,两三天也就够了,这一次,硬是用了两周。
《复活》的情节其实很简单。十年前,聂赫留朵夫曾经真诚地爱过玛丝洛娃。七年前,他占有了她,留给她一百卢布,就走掉了。这的确是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
但伟大的作家,却能在俗套的故事里,开始不一样的灵魂探险。七年后,聂赫留朵夫坐在陪审团的位置里,玛丝洛娃是一个妓女,站在审判席里,被控谋杀。聂赫留朵夫认出了玛丝洛娃,却害怕被她认出。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并下决心赎罪,决定与玛丝洛娃结婚。然而,玛丝洛娃并不领他的情,她说:
“你在尘世的生活里拿我取乐还不算,你还打算在死后的世界里用我来拯救你自己。”
我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深深地体会玛丝洛娃的无奈与悲愤。当权贵在台上吟诗作赋,或者说要给全民建立道德档案之时,我也有着玛丝洛娃的无奈与悲愤。这些权贵,他们天然地拥有着金钱与权力的优势,他们居然还想拥有文化和道德的优势。他们和曾经的聂赫留朵夫公爵一样,坐在审判台上审判着他们侮辱过损害过的人,其实他们心里清楚,谁才是真正应该被审判的。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在失势之时,哀叹“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样的话。所以,我的不理解林觉民,是因为今日之时代,见多了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上窃钩窃国的伪君子,却从未见到或听到过一个能勇敢抛弃既得利益而为天下谋利的人。也许是林觉民的时代离我们太远了吧?但可以肯定的是,是我自己的内心深处,也是一个顽固的“既得利益”者。——虽然从来都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但也是小心翼翼地捧着饭碗,生怕被砸碎。所以,当我看到聂赫留朵夫真心改悔,把父亲、母亲、还有姑妈家的土地,毫无保留地分给农民的时候,心里觉得好可惜呀。显然,我不是林觉民,也不是聂赫留朵夫,而更像复活之前的玛丝洛娃。
在审判庭上,玛丝洛娃的眼光扫过聂赫留杂夫,并没有认出他。苦难太深太重了,以致于玛丝洛娃早已忘掉最直接造成这种苦难的人。后来,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去监狱探访,玛丝洛娃想到的,只是跟他要十卢布买酒喝。我们不也无数次地在台下鼓掌、喝彩、举手,然后巴望着得到一点点的好处?
《复活》正是这样的一本书。打开了《复活》,托尔斯泰就把我们猝不及防地逼到墙角,然后直接逼问:你有没有罪?打算赎罪吗?又打算怎样赎罪?在这种逼问面前,我们即使选择逃遁,但“灵魂的复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的真正分量已纤毫毕现。当聂赫留朵夫打算告别旧我,迎向新生之时,玛丝洛娃不理解,他的贵族朋友们也不理解,而在为玛丝洛娃奔走的日子里,他更加地体会到“特权”的存在与滋味,只要稍微一松懈,他就可以重新回到温柔富贵乡。然而,聂赫留朵夫还是选择了义无反顾。因为彼时“灵魂的复活”已然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而旧日之种种,不过是前进路上的包袱,唯有彻底抛开,才能大步迈向新生。
对于聂赫留朵夫而言,一方面他是想通过拯救玛丝洛娃来拯救自己,一方面,玛丝洛娃们的苦难,也唤醒了他生而为人的责任与担当。而玛丝洛娃,在开始的时候并不主动寻求灵魂的复活。她陷落在命运的沼泽地里,挣扎,沉溺,再挣扎,再沉溺。对一个苦苦挣扎于基本生存的人来谈灵魂,似乎迂阔了一点。但聂赫留朵夫伸出了手,唤醒了她因困窘而沉睡的灵魂,同时在监狱和流放途中那些革命圣徒的思想与行为也感染了她——原来在沼泽地里,也可以仰望星空。她最终拒绝了聂赫留朵夫,也就意味着她在灵魂上不再需要他的拯救。她获得了复活,拥有了完全而独立的尊严、责任与爱。这使我想起了南朝时的范缜的一个比喻。他说,各人的命运,正如那一树飘落的花朵,有的拂触于帘幌飘坠在茵席之上,有的挂碍了篱墙而掉落粪溷之侧,所以富贵贫贱各各不同。是的,大地上的人们的命运,不过随风飘散,富贵与贫贱,并不是最本质最要紧的东西,并不能决定我们的灵魂能否复活。托尔斯泰在八十二岁的高龄,为了彻底地告别了旧生活,在寒冷的冬夜弃家出走,最后病逝于一个车站。他用《复活》,更用生命,向我们诠释了生命里那些真正本质真正要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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