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凯恩斯时代的货币战争
文/严杰夫
2009年，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的文章，在开篇的第一句，他就提到“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这个“古老而悬而未决”（周小川语）的问题，可以说是近代世界里，人类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中都会追问的一个终极性问题。回顾历史，1929年金融危机算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广泛、后果最严重的一场危机。从那时开始，每一次全球经济发生巨大的波动，都会引发人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只是，八十多年过去，人类依旧无法从货币角度寻找到一劳永逸的办法，可以减弱经济危机在全球的蔓延。直到今天，各国的财政部和央行在遭遇危机时，仍只能拿出“凯恩斯主义”这个“古方”来应对。凯恩斯早已成为央行行长心中的一尊神像。
在这个时代，凯恩斯的伟大毋庸置疑，但是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全球金融世界的掌权者们却似乎是依靠着另一种“秩序”，来调和和应对面临的危机。那个时代，中央银行制度还刚刚在资本主义社会确立起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只能算是刚刚被人关注的“新秀”；而被称为“世界上最孤高排外的俱乐部”的英美德法四国的央行，才是世界货币体系的“君王”。但也正是那个时代，孕育了人类社会现在使用的大部分智慧，包括“凯恩斯主义”。这样来看，仍然陷在金融危机深潭中的我们，重温一下那个年代，重温一下那些智慧是如何在无知和贪婪中逐渐被认可和接受，是如此必要。
美国学者艾哈迈德撰写的《金融之王》，正是一本让我们回到那个年代的书。《金融之王》从一战前的全球经济写起，讲述了蒙塔古•克莱塔•诺曼在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后，如何和纽约联储银行行长本杰朗•斯特朗、法兰西银行行长埃米尔•莫罗和德国中央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共同组成一个“俱乐部”掌控全球金融体系，来应对各种挑战的历史传奇。在那段历史中，他们共同面对一战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重创，共同克服战争债务给经济体系造成的伤害，但却因为共同的错误政策造成了1929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作者的叙述，以四位央行行长为中心展开，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似乎也可以被看作是这四位行长的传记。正如19世纪中期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所说，“不要读历史，要读就读传记，因为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因此，这本传记让我们最真实、也最直接地接触到了那场危机爆发背后的深层原因。
“金本位”制度可谓是危机爆发的关键词。从19世纪开始盛行的金本位制，坚持将黄金作为本位币（如同今天的美元）。在这种制度下，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来决定。20世纪初，主流观点在亚当•斯密“以纸币替代大部分金银是空中楼阁”的观念下，仍坚持黄金才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基石。事实上，金本位制度的信徒直到今天还生活在我们周围，2010年世行行长佐利克就曾呼吁货币体系回归金本位。然而，在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世界，黄金的采掘和生产早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金本位制度已逐渐沦为束缚全球经济前进的桎梏。
但以诺曼为首的银行家们，却仍努力强化濒临瓦解的金本位制度。在四位行长的心中，这种由古典经济理论支持的金本位制度，始终都被奉为圭皋。尽管一度，他们的努力看似重振了各国的经济，全球经济也似乎迎来了一战后“最好的时光”，但这种制度却使得战争赔款造成的经济创伤始终无法得到根治，只能在暗中逐渐溃烂恶化，最终诱发了1929年的危机。于是，作者才盖棺定论这四位金融界 “无冕之王”是 “毁了世界的银行家”。
但在字里行间，我们仍然能读到作者对四位行长流露出的同情。人物传记在历史叙事方面的优点就在于，它常常能关注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却不会陷入到用结果来评价人物的窠臼之中。这种同情首先表现在，作者认识到了这些银行家们的局限性，他们接受的大多是旧式精英教育，这种背景让诺曼等人除了在观念上囿于古典理论的框架外，还要身负维护帝国的责任。作者认为，“他们各自的行事方式都体现了他们国家当时的国民心态”，尤其是作为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诺曼，他“沉溺在大英帝国昔日的辉煌里，不愿意承认它在世界上的日渐衰落”，金本位制度正是有助于稳定以英帝国为中心的旧世界体系，也正因为此，诺曼在四个人中对金本位制度最为坚持，以至于都有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盲目自信。
另一方面，这种同情还表现在，作者认为他们并非真的就一无是处，起码正是在那个时代起，中央银行成为一个确定的制度被承袭下来。谈到这一点，作者甚至一反常态地赞美起了本杰朗•斯特朗：“正是斯特朗，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创造了现代中央银行家的概念。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本•伯南克，或者他之前的阿伦•格林斯潘、让•克劳德•特里谢或默文•金，形容他们是如何在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取得适度平衡时，就有本杰明•斯特朗的魂灵在其上方徘徊”。如此高调的评价，让我们似乎刹那间忘记了他们在那十年中犯下的种种错误，而承认这些央行行长们真正无愧于“金融之王”的称号。
凯恩斯在这本著作中作为一个“配角”出现。事实上，在四大行长的时代里，他的确只是一个配角，却忠实扮演着时代赋予他的角色。他一直都冷眼旁观，尽管也常对行长们的决策给予尖锐的批评，但他的建议却从未被采纳。在那个金融形势风云诡谲的年代里，凯恩斯当过教师，靠着投资成为百万富翁，甚至最后变成一位畅销书作者，但就是没能成为政府信赖的智囊成员。然而，凯恩斯并不感到寂寞和失落，他的信心同他的智慧一样丰满，他似乎清楚地知道属于他的时代存在于未来。
如今，属于凯恩斯的时代也已过去，世界的经济格局和货币体系比之于过去80年内的任何时期，却要复杂纠结许多。金融危机尽管已很难再将各国卷入到残酷的战争中，但仍能带来让人恐惧的动荡和伤害。在今天，凯恩斯主义能立即阻止危机的恶化，却无法根绝伤害的蔓延，更谈不上能重振经济全局。08年金融风暴的阴影仍盘旋在欧洲旧大陆的上空迟迟不肯散去，就是我们国内的股票市场在经历了08年暴跌后也至今未能恢复元气。后凯恩斯时代的货币体系，已成为最令人迷惘的经济话题，正如经济学家巴里•埃森格林在《嚣张的特权》里作的那一大堆假设，未来货币体系的变化拥有太多的可能。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我们将进入什么时代，金本位恐怕和凯恩斯与行长们一起永远被埋入到历史文献中了。
2009年，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的文章，在开篇的第一句，他就提到“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这个“古老而悬而未决”（周小川语）的问题，可以说是近代世界里，人类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中都会追问的一个终极性问题。回顾历史，1929年金融危机算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广泛、后果最严重的一场危机。从那时开始，每一次全球经济发生巨大的波动，都会引发人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只是，八十多年过去，人类依旧无法从货币角度寻找到一劳永逸的办法，可以减弱经济危机在全球的蔓延。直到今天，各国的财政部和央行在遭遇危机时，仍只能拿出“凯恩斯主义”这个“古方”来应对。凯恩斯早已成为央行行长心中的一尊神像。
在这个时代，凯恩斯的伟大毋庸置疑，但是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全球金融世界的掌权者们却似乎是依靠着另一种“秩序”，来调和和应对面临的危机。那个时代，中央银行制度还刚刚在资本主义社会确立起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只能算是刚刚被人关注的“新秀”；而被称为“世界上最孤高排外的俱乐部”的英美德法四国的央行，才是世界货币体系的“君王”。但也正是那个时代，孕育了人类社会现在使用的大部分智慧，包括“凯恩斯主义”。这样来看，仍然陷在金融危机深潭中的我们，重温一下那个年代，重温一下那些智慧是如何在无知和贪婪中逐渐被认可和接受，是如此必要。
美国学者艾哈迈德撰写的《金融之王》，正是一本让我们回到那个年代的书。《金融之王》从一战前的全球经济写起，讲述了蒙塔古•克莱塔•诺曼在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后，如何和纽约联储银行行长本杰朗•斯特朗、法兰西银行行长埃米尔•莫罗和德国中央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共同组成一个“俱乐部”掌控全球金融体系，来应对各种挑战的历史传奇。在那段历史中，他们共同面对一战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重创，共同克服战争债务给经济体系造成的伤害，但却因为共同的错误政策造成了1929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作者的叙述，以四位央行行长为中心展开，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似乎也可以被看作是这四位行长的传记。正如19世纪中期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所说，“不要读历史，要读就读传记，因为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因此，这本传记让我们最真实、也最直接地接触到了那场危机爆发背后的深层原因。
“金本位”制度可谓是危机爆发的关键词。从19世纪开始盛行的金本位制，坚持将黄金作为本位币（如同今天的美元）。在这种制度下，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来决定。20世纪初，主流观点在亚当•斯密“以纸币替代大部分金银是空中楼阁”的观念下，仍坚持黄金才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基石。事实上，金本位制度的信徒直到今天还生活在我们周围，2010年世行行长佐利克就曾呼吁货币体系回归金本位。然而，在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世界，黄金的采掘和生产早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金本位制度已逐渐沦为束缚全球经济前进的桎梏。
但以诺曼为首的银行家们，却仍努力强化濒临瓦解的金本位制度。在四位行长的心中，这种由古典经济理论支持的金本位制度，始终都被奉为圭皋。尽管一度，他们的努力看似重振了各国的经济，全球经济也似乎迎来了一战后“最好的时光”，但这种制度却使得战争赔款造成的经济创伤始终无法得到根治，只能在暗中逐渐溃烂恶化，最终诱发了1929年的危机。于是，作者才盖棺定论这四位金融界 “无冕之王”是 “毁了世界的银行家”。
但在字里行间，我们仍然能读到作者对四位行长流露出的同情。人物传记在历史叙事方面的优点就在于，它常常能关注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却不会陷入到用结果来评价人物的窠臼之中。这种同情首先表现在，作者认识到了这些银行家们的局限性，他们接受的大多是旧式精英教育，这种背景让诺曼等人除了在观念上囿于古典理论的框架外，还要身负维护帝国的责任。作者认为，“他们各自的行事方式都体现了他们国家当时的国民心态”，尤其是作为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诺曼，他“沉溺在大英帝国昔日的辉煌里，不愿意承认它在世界上的日渐衰落”，金本位制度正是有助于稳定以英帝国为中心的旧世界体系，也正因为此，诺曼在四个人中对金本位制度最为坚持，以至于都有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盲目自信。
另一方面，这种同情还表现在，作者认为他们并非真的就一无是处，起码正是在那个时代起，中央银行成为一个确定的制度被承袭下来。谈到这一点，作者甚至一反常态地赞美起了本杰朗•斯特朗：“正是斯特朗，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创造了现代中央银行家的概念。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本•伯南克，或者他之前的阿伦•格林斯潘、让•克劳德•特里谢或默文•金，形容他们是如何在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取得适度平衡时，就有本杰明•斯特朗的魂灵在其上方徘徊”。如此高调的评价，让我们似乎刹那间忘记了他们在那十年中犯下的种种错误，而承认这些央行行长们真正无愧于“金融之王”的称号。
凯恩斯在这本著作中作为一个“配角”出现。事实上，在四大行长的时代里，他的确只是一个配角，却忠实扮演着时代赋予他的角色。他一直都冷眼旁观，尽管也常对行长们的决策给予尖锐的批评，但他的建议却从未被采纳。在那个金融形势风云诡谲的年代里，凯恩斯当过教师，靠着投资成为百万富翁，甚至最后变成一位畅销书作者，但就是没能成为政府信赖的智囊成员。然而，凯恩斯并不感到寂寞和失落，他的信心同他的智慧一样丰满，他似乎清楚地知道属于他的时代存在于未来。
如今，属于凯恩斯的时代也已过去，世界的经济格局和货币体系比之于过去80年内的任何时期，却要复杂纠结许多。金融危机尽管已很难再将各国卷入到残酷的战争中，但仍能带来让人恐惧的动荡和伤害。在今天，凯恩斯主义能立即阻止危机的恶化，却无法根绝伤害的蔓延，更谈不上能重振经济全局。08年金融风暴的阴影仍盘旋在欧洲旧大陆的上空迟迟不肯散去，就是我们国内的股票市场在经历了08年暴跌后也至今未能恢复元气。后凯恩斯时代的货币体系，已成为最令人迷惘的经济话题，正如经济学家巴里•埃森格林在《嚣张的特权》里作的那一大堆假设，未来货币体系的变化拥有太多的可能。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我们将进入什么时代，金本位恐怕和凯恩斯与行长们一起永远被埋入到历史文献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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