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名字注》：太晚了，哈姆雷特死了
当我发现他的故事背景在时间上是多么遥不可及时，我更感到宽松和欣慰。这样，它与我们的时代毫无关联，也与我们的期望和我们的自信毫不相干。
——《玫瑰的名字·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除了时间，遥不可及的是文本和文本之间的距离，它们产生了互文，可能的困境和可能的阐释，《玫瑰的名字》和《玫瑰的名字注》，它们并排放在我的文家夹里，就像它们原来的存在一样，毫无声息，并没有因为我的阅读而显出不一样的狂热，而相差一个字的文本命名，很容易让我产生一种衍生的感觉，前和后，五月和六月，或者是母与子？中间甚至隔开着一次长途的奔袭，但是互文的危险不在这里，也不是Umberto Eco，而是《玫瑰的名字注》早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本，它甚至没有故事背景，只有翁贝托·埃科自娱自乐地说到：“自从我写了《玫瑰的名字》以后，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那么，正如拉丁语转化成法语，然后转化成意大利语一样，最后的阐释其实只是一句逃脱的话：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那么，这一定是一个迷宫，而且，必须是封闭的迷宫。沿着曾经的故事背景，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我得到一本书，而这是“忠实地脱胎于十四世纪的一份手稿”，然后在“一九七〇年的一天”，看到了相关联的一本译文图书，而拉丁语手稿是“十七世纪被一位大学者发现的”，当然，译文会最后归结到“所描绘的事件”，按照推断，“应该是发生在一三二七年十一月末”……一定是其中有着我们忽视的东西，以致翁贝托·埃科能畅通而自由地建立自己的故事时间轴，包括被虚化的文本背景，没有阻拦，你当然不能判断其中有没有假托的问题，但是你相信了，相信了迷宫是存在的，是由翁贝托·埃科全权负责为你的阅读构建的。然后，你自然进入了他封闭的迷宫中，进入推理的抽象世界里。
按照翁贝托·埃科预设的故事背景，“我从一九七八年三月开始写”，顺着这个时间开始阅读，“我想毒死一个修士”的原始冲动的念头，终归会结出一个恶果，而故事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这是一本“一九七五年的笔记本”，“上面记载了生活在某个不确定的修道院的僧侣名单”，“某个不确定的修道院”是迷宫的出口？上面的僧侣名单中有谁？有阿德尔摩？贝伦加？还是豪尔赫？阿德索？或者是翁贝托·埃科自己？其实在奥尔菲拉《毒药论》这本书面前，名单也只是假托的东西，为了避免牢狱之灾，有关“销毁了来信”的大火一定会发生，所以，“毒死一个修士”作为背景，是含着毒的手指，它轻轻触摸着那本羊皮卷的书，然后寻找上面的拉丁文，或者像豪尔赫一样，撕碎吞下肚子，毁灭和创造往往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那时，翁贝托·埃科会很自豪地说，豪尔赫其实是博尔赫斯的一个影子，一个“前文本”。
在迷宫里，豪尔赫之外，就一定有另一个被谋杀的秘密，“凶手是哈姆雷特。”而这个秘密一旦被解释出来，那么迷宫肯定不是露天的，它藏在了最暗处，“并且，良好的通风条件对孕育火灾是必要的。”告别忒修斯的迷宫和矫饰主义的迷宫，甚至那根“阿里阿德涅之线”也不复存在，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这是一个“没有中央，没有四周，没有出口”的迷宫，根茎一样，“从可能性上讲它是无限的”，无限意味着没有出口，意味着迷宫也没有了任何封闭的意义，火灾发生了？早就发生了，在迷宫为建造之前，就已经烧毁了，包括那份僧侣的名单。
“太晚了，哈姆雷特死了。”这是记载在一九五三年的一则笔记，翁贝托·埃科说是”写完小说两年后“，贺拉斯，P伯爵，关于无限可能，关于乌力波的”结束语“，把哈姆雷特杀死在文本里，而这个没有故事可能性的秘密一定发生在一九五三年之前，或者在写完小说之前，迷宫再次打开的时候，侦探小说的矩阵也就打开了，所以，翁贝托·埃科会告诉你真正的关于时间的出口是在故事结束之前，“一本书谈到另一些书的内容，这是常有的事。一本无害的书，常像是一颗种子，会在一本有害的书中开花结果，反之也一样，这就是苦根结出了甜果。”
围绕“六三学派”讨论实验小说，一九五六年，关于“后现代，反讽，消遣”的讨论其实并没有涉及到迷宫，没有涉及到哈姆雷特，甚至不是玫瑰：“人们可以通过引述其他情节的方式重新找到情节，而引述本身可以认为此引述的情节更少约定性和商业性。”找到情节并不是什么难事，从写完小说两年后到一九六五年，约定性和商业性的书早就开花结果，早就枯萎死亡，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句拉丁语，那束玫瑰：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
哈姆雷特死了，在玫瑰的多种象征被确定之后，是不是翁贝托·埃科也会跟着死掉？一九六三年的实验小说最后是侦探情境的矩阵而已，那么我们会在时间的外部遇到那个有关玫瑰的寓言：昔日是一个作为背景存在的中世纪？还是“去岁之雪今何在”的诘问？偶然而已，如果你相信翁贝托·埃科的谎言，那么就完全可以把玫瑰当成是“万事万物都会消亡”的抒情之物：神秘的玫瑰，“她恰似玫瑰只绽放一个清晨”，双玫瑰战争，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十字玫瑰，感谢这些美妙无比的玫瑰，玫瑰色的生活。翁贝托·埃科就是要让读者迷失方向，然后在他建造的迷宫里“束手就擒”，“一个书名应该把思绪搅乱，而不是把它们理清。”不管是《修道院凶杀案》，还是《梅尔克的阿德索》，其实都比《玫瑰的名字》更接近那个迷宫的入口，可是翁贝托·埃科把它们关闭了，他要使自己在文本面前消失之前，先让读者先死去。
“我写了部小说，因为我想写小说。”读者在哪里？读者没有说：“我读了部小说，因为我想读小说。”在这个中世纪有关的迷宫里，翁贝托·埃科其实是要毒死读者，用模范的方式毒死读者，然后自己成为读者，成为最终的阐释者，成为《玫瑰的名字注》里的那个装死的哈姆雷特：“而我写作时的模范读者是什么样的呢？一个同谋，当然，一个进入我游戏的同谋。”这就是一个作者“被消灭”的路径，翁贝托·埃科从混淆时间开始，混淆人物，混淆背景，看起来中世纪是最大的迷宫，在时间上，是一切可能的开始。“既然中世纪就在我的日常想象之中，还不如索性写一个发生在这一时代的故事。”翁贝托·埃科戴上了面具，而且更进一步，“我不仅决定讲中世纪，我还决定站在中世纪讲，借助一个当时的编年史作者的口来讲。”作者死去变得伟大而坚定，“当时的编年史作者”完全是一个退回到“自然，这是一部手稿”的虚拟状态中，假托的那些人物和文本会让人像玫瑰一样感到神秘，会感到小说正以“宇宙学行为”的方式开始：“我立即写下了引言，设置了一个四层的嵌套，把我的故事放到三个其他叙述中去：我所讲的是阿德索告诉马比荣、马比荣告诉瓦莱、瓦莱又告诉我的……”
是的，玫瑰还在那里，“只绽放一个清晨”之后还在无休止地绽放，玫瑰不是猴面包树，不能绊倒一个人，当然，书里也不会再有猴面包树的植物课，没有“萨尔加里式”的圈套，有的只是“把阿德索一分为二”的叙事计谋，暗示忽略法，实际上是把翁贝托·埃科一分为二，把他一分为二为读者和作者，叙事者和阅读者，模范作者和模范读者，甚至阿德索和马比荣，马比荣和瓦莱，瓦莱和我……进入游戏的同谋没有现身，他就在身边，甚至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看来，翁贝托·埃科喜欢这样的修辞手法，喜欢一分为二的暗示，所以他会把这本书当成是另一种创作，一种剔除完整局外人的创作：“在写作过程中，有两种对话：此一文本与所有其他以前写过的文本之间的对话，以及作者和他的模范读者之间的对话。”新的读者产生了，但不会是那些大街上的读者，不会是批量生产套餐式的工作，也就是一分为二之后必须是独一无二，身份的重合是新的文本产生的根源，作者死去是要挽救新的读者，使读者成为新的作者，这就是翁贝托·埃科真正要实现的，就是在时间的另一种叙述中，寻找到文本中的“元语言”，而反讽无疑是那种一分为二的最可能的实现方法，这也是后现代对现代的一种回答：“既然这过去不能被毁灭，因为它的毁灭会导致沉寂，那么就应该承认需要重游过去，以反讽的并非单纯的方式重游过去。”
实际上，在“玫瑰”的世界里，翁贝托·埃科看起来要消解象征意义，在“元语言游戏”中寻找作者身份之外的读者，这就是他所谓的“占据读者的梦境”：“占据读者的梦境并不一定意味着给他们唱摇篮曲。它可以意味着令他们魂牵梦萦。”所以，不管“毒死一个修士”，还是“哈姆雷特之死”，都是对于反讽这种“元语言游戏”的追寻和实现，也都是为了在文本中发现自己，“作家立意创新并预想不同的读者，他要向读者揭示他们自身，让他们面对自己。”而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中世纪的小说也就是一部关于“谁之错？”的侦探形而上哲学，侦探的矩阵所带来的小说形式，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则完全是最后一种令人愉悦的可能，那就是发现自己，所有穷尽的文本“注意到只剩下一种书还没有写”，那就是：“凶手就是读者的书。”
凶手就是读者，凶手也是作者，这是书与书之间的言说，返回纯粹，就是退回到我们建造的真正世界，“这一纯粹由可能性和非现实性构成的世界”就是“依据最初界定的结构而存在”，而一切揭示“谁之错”的侦探小说都在回答一个问题：他人即地狱，谁是你自己？翁贝托·埃科说：“一场真正的侦探调查应该证明的是：凶手正是我们自己。”而每个人都活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的手稿里，或在那个封闭的迷宫里学着豪尔赫的样子，至于我，则是真正要消灭“他们”，消灭公众的认同，那个上帝的作者最终认同于一个副词，而那个副词是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本书总是讲着其他的书，每一个故事都在讲一个已经讲过的故事。”
——《玫瑰的名字·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除了时间，遥不可及的是文本和文本之间的距离，它们产生了互文，可能的困境和可能的阐释，《玫瑰的名字》和《玫瑰的名字注》，它们并排放在我的文家夹里，就像它们原来的存在一样，毫无声息，并没有因为我的阅读而显出不一样的狂热，而相差一个字的文本命名，很容易让我产生一种衍生的感觉，前和后，五月和六月，或者是母与子？中间甚至隔开着一次长途的奔袭，但是互文的危险不在这里，也不是Umberto Eco，而是《玫瑰的名字注》早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本，它甚至没有故事背景，只有翁贝托·埃科自娱自乐地说到：“自从我写了《玫瑰的名字》以后，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那么，正如拉丁语转化成法语，然后转化成意大利语一样，最后的阐释其实只是一句逃脱的话：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那么，这一定是一个迷宫，而且，必须是封闭的迷宫。沿着曾经的故事背景，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我得到一本书，而这是“忠实地脱胎于十四世纪的一份手稿”，然后在“一九七〇年的一天”，看到了相关联的一本译文图书，而拉丁语手稿是“十七世纪被一位大学者发现的”，当然，译文会最后归结到“所描绘的事件”，按照推断，“应该是发生在一三二七年十一月末”……一定是其中有着我们忽视的东西，以致翁贝托·埃科能畅通而自由地建立自己的故事时间轴，包括被虚化的文本背景，没有阻拦，你当然不能判断其中有没有假托的问题，但是你相信了，相信了迷宫是存在的，是由翁贝托·埃科全权负责为你的阅读构建的。然后，你自然进入了他封闭的迷宫中，进入推理的抽象世界里。
按照翁贝托·埃科预设的故事背景，“我从一九七八年三月开始写”，顺着这个时间开始阅读，“我想毒死一个修士”的原始冲动的念头，终归会结出一个恶果，而故事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这是一本“一九七五年的笔记本”，“上面记载了生活在某个不确定的修道院的僧侣名单”，“某个不确定的修道院”是迷宫的出口？上面的僧侣名单中有谁？有阿德尔摩？贝伦加？还是豪尔赫？阿德索？或者是翁贝托·埃科自己？其实在奥尔菲拉《毒药论》这本书面前，名单也只是假托的东西，为了避免牢狱之灾，有关“销毁了来信”的大火一定会发生，所以，“毒死一个修士”作为背景，是含着毒的手指，它轻轻触摸着那本羊皮卷的书，然后寻找上面的拉丁文，或者像豪尔赫一样，撕碎吞下肚子，毁灭和创造往往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那时，翁贝托·埃科会很自豪地说，豪尔赫其实是博尔赫斯的一个影子，一个“前文本”。
在迷宫里，豪尔赫之外，就一定有另一个被谋杀的秘密，“凶手是哈姆雷特。”而这个秘密一旦被解释出来，那么迷宫肯定不是露天的，它藏在了最暗处，“并且，良好的通风条件对孕育火灾是必要的。”告别忒修斯的迷宫和矫饰主义的迷宫，甚至那根“阿里阿德涅之线”也不复存在，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这是一个“没有中央，没有四周，没有出口”的迷宫，根茎一样，“从可能性上讲它是无限的”，无限意味着没有出口，意味着迷宫也没有了任何封闭的意义，火灾发生了？早就发生了，在迷宫为建造之前，就已经烧毁了，包括那份僧侣的名单。
“太晚了，哈姆雷特死了。”这是记载在一九五三年的一则笔记，翁贝托·埃科说是”写完小说两年后“，贺拉斯，P伯爵，关于无限可能，关于乌力波的”结束语“，把哈姆雷特杀死在文本里，而这个没有故事可能性的秘密一定发生在一九五三年之前，或者在写完小说之前，迷宫再次打开的时候，侦探小说的矩阵也就打开了，所以，翁贝托·埃科会告诉你真正的关于时间的出口是在故事结束之前，“一本书谈到另一些书的内容，这是常有的事。一本无害的书，常像是一颗种子，会在一本有害的书中开花结果，反之也一样，这就是苦根结出了甜果。”
围绕“六三学派”讨论实验小说，一九五六年，关于“后现代，反讽，消遣”的讨论其实并没有涉及到迷宫，没有涉及到哈姆雷特，甚至不是玫瑰：“人们可以通过引述其他情节的方式重新找到情节，而引述本身可以认为此引述的情节更少约定性和商业性。”找到情节并不是什么难事，从写完小说两年后到一九六五年，约定性和商业性的书早就开花结果，早就枯萎死亡，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句拉丁语，那束玫瑰：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
哈姆雷特死了，在玫瑰的多种象征被确定之后，是不是翁贝托·埃科也会跟着死掉？一九六三年的实验小说最后是侦探情境的矩阵而已，那么我们会在时间的外部遇到那个有关玫瑰的寓言：昔日是一个作为背景存在的中世纪？还是“去岁之雪今何在”的诘问？偶然而已，如果你相信翁贝托·埃科的谎言，那么就完全可以把玫瑰当成是“万事万物都会消亡”的抒情之物：神秘的玫瑰，“她恰似玫瑰只绽放一个清晨”，双玫瑰战争，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十字玫瑰，感谢这些美妙无比的玫瑰，玫瑰色的生活。翁贝托·埃科就是要让读者迷失方向，然后在他建造的迷宫里“束手就擒”，“一个书名应该把思绪搅乱，而不是把它们理清。”不管是《修道院凶杀案》，还是《梅尔克的阿德索》，其实都比《玫瑰的名字》更接近那个迷宫的入口，可是翁贝托·埃科把它们关闭了，他要使自己在文本面前消失之前，先让读者先死去。
“我写了部小说，因为我想写小说。”读者在哪里？读者没有说：“我读了部小说，因为我想读小说。”在这个中世纪有关的迷宫里，翁贝托·埃科其实是要毒死读者，用模范的方式毒死读者，然后自己成为读者，成为最终的阐释者，成为《玫瑰的名字注》里的那个装死的哈姆雷特：“而我写作时的模范读者是什么样的呢？一个同谋，当然，一个进入我游戏的同谋。”这就是一个作者“被消灭”的路径，翁贝托·埃科从混淆时间开始，混淆人物，混淆背景，看起来中世纪是最大的迷宫，在时间上，是一切可能的开始。“既然中世纪就在我的日常想象之中，还不如索性写一个发生在这一时代的故事。”翁贝托·埃科戴上了面具，而且更进一步，“我不仅决定讲中世纪，我还决定站在中世纪讲，借助一个当时的编年史作者的口来讲。”作者死去变得伟大而坚定，“当时的编年史作者”完全是一个退回到“自然，这是一部手稿”的虚拟状态中，假托的那些人物和文本会让人像玫瑰一样感到神秘，会感到小说正以“宇宙学行为”的方式开始：“我立即写下了引言，设置了一个四层的嵌套，把我的故事放到三个其他叙述中去：我所讲的是阿德索告诉马比荣、马比荣告诉瓦莱、瓦莱又告诉我的……”
是的，玫瑰还在那里，“只绽放一个清晨”之后还在无休止地绽放，玫瑰不是猴面包树，不能绊倒一个人，当然，书里也不会再有猴面包树的植物课，没有“萨尔加里式”的圈套，有的只是“把阿德索一分为二”的叙事计谋，暗示忽略法，实际上是把翁贝托·埃科一分为二，把他一分为二为读者和作者，叙事者和阅读者，模范作者和模范读者，甚至阿德索和马比荣，马比荣和瓦莱，瓦莱和我……进入游戏的同谋没有现身，他就在身边，甚至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看来，翁贝托·埃科喜欢这样的修辞手法，喜欢一分为二的暗示，所以他会把这本书当成是另一种创作，一种剔除完整局外人的创作：“在写作过程中，有两种对话：此一文本与所有其他以前写过的文本之间的对话，以及作者和他的模范读者之间的对话。”新的读者产生了，但不会是那些大街上的读者，不会是批量生产套餐式的工作，也就是一分为二之后必须是独一无二，身份的重合是新的文本产生的根源，作者死去是要挽救新的读者，使读者成为新的作者，这就是翁贝托·埃科真正要实现的，就是在时间的另一种叙述中，寻找到文本中的“元语言”，而反讽无疑是那种一分为二的最可能的实现方法，这也是后现代对现代的一种回答：“既然这过去不能被毁灭，因为它的毁灭会导致沉寂，那么就应该承认需要重游过去，以反讽的并非单纯的方式重游过去。”
实际上，在“玫瑰”的世界里，翁贝托·埃科看起来要消解象征意义，在“元语言游戏”中寻找作者身份之外的读者，这就是他所谓的“占据读者的梦境”：“占据读者的梦境并不一定意味着给他们唱摇篮曲。它可以意味着令他们魂牵梦萦。”所以，不管“毒死一个修士”，还是“哈姆雷特之死”，都是对于反讽这种“元语言游戏”的追寻和实现，也都是为了在文本中发现自己，“作家立意创新并预想不同的读者，他要向读者揭示他们自身，让他们面对自己。”而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中世纪的小说也就是一部关于“谁之错？”的侦探形而上哲学，侦探的矩阵所带来的小说形式，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则完全是最后一种令人愉悦的可能，那就是发现自己，所有穷尽的文本“注意到只剩下一种书还没有写”，那就是：“凶手就是读者的书。”
凶手就是读者，凶手也是作者，这是书与书之间的言说，返回纯粹，就是退回到我们建造的真正世界，“这一纯粹由可能性和非现实性构成的世界”就是“依据最初界定的结构而存在”，而一切揭示“谁之错”的侦探小说都在回答一个问题：他人即地狱，谁是你自己？翁贝托·埃科说：“一场真正的侦探调查应该证明的是：凶手正是我们自己。”而每个人都活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的手稿里，或在那个封闭的迷宫里学着豪尔赫的样子，至于我，则是真正要消灭“他们”，消灭公众的认同，那个上帝的作者最终认同于一个副词，而那个副词是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本书总是讲着其他的书，每一个故事都在讲一个已经讲过的故事。”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