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出错？——书评丹尼尔·卡纳曼《思考：迅速与缓慢》

200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两位学者分享：弗农·史密斯（Vernon Lomax Smith）和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这在当年被视为相当大胆的选择：史密斯的研究领域在经济学界属于绝对的边缘，而卡纳曼，则从来将自己视为一名心理学家。　　　
而十年以来，对这位自称“从未修过一门经济学课程”的学者的颁奖决定非但没有质疑，反而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公认的卓识。卡纳曼不仅仅是“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他的思想，超越了心理学学科本身的藩篱，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学、医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卡纳曼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而获得的那个诺贝尔奖，虽然给予他足够的声誉和尊重，却远远不足以体现他真正的成就和影响。　　　
然而直到2011年，卡纳曼才首次将其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在一本书中汇总。被称为他的“智识回忆录”的《思考：迅速与缓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October 2011）出版仅仅数月，即赢得了无数的佳评，即使是平日最刻薄孤高的评论者，也奉上了诚挚的嘉许，《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则干脆以此开篇：“关于人类理性和非理性的书浩如烟海，但杰作却只有一部，那就是卡纳曼的《思考：迅速与缓慢》”。　　　
这部“智识回忆录”文采焕然而深蕴哲理，它重塑了我们对错误、风险、决策、快乐等事物的看法。卡纳曼引领读者踏上一段关乎思维的开创性旅程，它解释了主宰我们思考的方式的两个体系：体系1迅捷、直觉性和情绪化，体系2则较为缓慢、审慎而具逻辑性；体系1主要是无意识的，它凭借直觉在顷刻之间做出判断，这种判断基于情感、记忆和长久以来的经验，体系2则要吃力得多，它要不断地检查事实和盘算，但是它“非常懒散”，经常听从于体系1的判断。这两个体系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卡纳曼所谓“思维的运作体系”，而思维，其实就是一场滑稽的混乱，一种看似不可调和的两种思维模式的折中。　　　如果想对这两个体系的运作有更直观的理解，我们不妨借用心理学家沙恩·弗里德里克（Shane Frederick）的举例：“如果5台机器生产5个部件用时5分钟，那么100台机器生产100个部件用时多少？”→100分钟（体系1）→（错误答案）→深思熟虑若干时间（体系2）→5分钟（正确答案）　　　
所以主导思考和决策的主角，并非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理性”，而是体系1所代表的“直觉”（ 卡纳曼不喜欢“非理性”一词，因为它具有潜在的否定意涵），直觉对我们的观点和行为有无所不在的影响，却存在不可避免的错误和偏颇，我们对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的无稽谬想导致我们过分自信（overconfidence）和决策失误。我们对于同一情境做出的不同反应依赖于我们思维中已然的存在，更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　　　
卡纳曼对直觉偏差的研究，最著名的当属“琳达实验”：琳达是卡纳曼实验中一个虚构的角色，被描述为“31岁、单身、坦率活泼，学生时代着迷于不平等和社会公正这类的议题”，那么以下的两个描述：A.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和B.琳达是一个热衷于女权主义运动的银行出纳，哪一个更有可能？　　　
尽管在逻辑上，选项A为真的概率要比B的概率高，但是参加实验者的答案却远非如此，有85%的大学学生选择了错误的答案，即使哈佛大学的精英们也不能幸免。　　　
“琳达实验”代表人类思维中常见的“合取谬误”，而它并非我们思维中唯一的偏差和错谬：我们接受一个有不确定的收益的交易，要比接受另外一个更保险、但也可能具有更低期望收益的交易要不情愿的多（风险厌恶）；而相对于收益，他们对等量损失的厌恶要强烈得多（损失厌恶 [卡纳曼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人们不喜欢损失的程度远远超过他们对等量获利的喜欢程度,并把这种现象称为“损失厌恶”]）；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加州人要比俄亥俄州人幸福，因为他们只将关注聚焦在这两地最显著的差别——天气上（关注错觉）；我们以为，如果一个人擅长某项事情，他就会在其他所有事情独擅胜场（光环效应）……　　　
这些概念，如今都已成为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中的基本概念，或许也是卡纳曼最有影响力的成果。他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关于人类思维的模式维度，分离性的思维运作导致了人类的推理能力被体系性偏差所扭曲，由于时间和环境所限，大脑对计算每一个可能的行为的代价和收益存在困难，而对于抽象的情景，它对逻辑推理的运用能力也并不使人满意，即便我们拥有达成正确决定的所有的信息、即使那个逻辑是如此的简单，我们还是会错得彻彻底底。　　　
卡纳曼是认知偏差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大部分著作也确实关注体系1的错谬之处。但他对直觉的观点实际上是积极和消极的融合。虽然体系1确实是“我们错误行为的大部分根源”，但它同样是“我们大多数正确行为的根源”。体系1的“神迹”之一，便是一种在电光石火间辨识模式的能力，可以“自动地产生对困难足够多的解决方案”，这种能力修炼臻备，就会成为 “专家级直觉”，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比如消防员）运用它，就能下意识地对错综复杂的紧急事件做出正确的反应。卡纳曼并没有简单的批判对人类理性的假定，而是告诉我们，在何时何处我们可以信任我们的直觉，我们又该如何利用缓慢思考的益处，毕竟，是两个体系之间相互作用最终塑造了我们的判断和决策，对任何一方的偏颇都是对我们自身的误断。　　　
而科学之外，另一些东西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之一便是卡纳曼对阿莫斯·特沃斯基的回忆。卡纳曼和特沃斯基于1969年在一次研讨会相遇，之后就一直合作研究，直到1996年特沃斯基的猝然辞世。卡纳曼的研究针对观念和注意力，特沃斯基则将数学模型应用于决策制定，二人研究路径和个性的融合成就了在科学史罕有的创造性伙伴关系，卡纳曼则将自身的成就全部归功于这种合作关系。应得之名总是难以避免的姗姗来迟，那个2002年的诺贝尔奖，有一半应当属于这位27年的搭档。　　　早在二人第一篇合著《相信小数定律[小数定律(law of small numbers)又称小数定理，是特沃斯基和卡纳曼在其研究中对“赌徒谬误”的总结。人类行为本身并非总是理性的，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人的思维过程会系统性地偏离理性法则而走捷径，出现系统性偏见，在判断不确定事件发生的概率时，往往会违背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律，而不由自主地使用“小数定律”，即滥用“典型事件”，忘记“基本概率”。]》（Belief in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中，二人就指出，即使是受过良好训练的研究者，也会对于数据引用做出失误的判断——他们研究中的样本常常小于支持他们结论的必要大小。正如卡纳曼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信息的内容比信息的可靠性更加关注”。 卡纳曼强调，他本人和大多数人一样，同样被这些直觉错误所困扰，而所有的科学家，都应该对自己领域中所依循的信仰体系心怀谨慎，这些信念不应该超越对数据的忠实，因为一旦你信守一种原则，两者之间就难免出现冲突。　　　
这样的谦逊和冷静难于一见而令人鼓舞。每一项科学研究都会希冀深远的启示和颠覆的真理，卡纳曼的研究的影响虽然不言自明，《思考：迅速与缓慢》却几乎完全聚焦在科学研究本身。描述思维的书不计其数且通常相当时髦，它们拥有栩栩如生的故事、影响深远的实验、呼唤法律、政治和商业实践变革的雄伟目标，卡纳曼的目的却极为简单和朴实——他的工作提供的是“一台词语的冷却器，用来分享观念和交换流言”，以期“丰富人们谈论决策的词汇量，他的读者可以从中获益”。这样的心理学显然并不时髦：它没有刻板俗套的起承转合，没有意图给你当头棒喝的矫揉造作的宏大理论，它只是长达五十年的真诚而缜密的科学研究，纵然笔端尽是卑以自牧的谦谦之态，却难掩其夺人睛目的卓卓不凡。
P.S: 此文已发表，不得随意转载，有事请事先豆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