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于权力架构间的餐桌与飨宴

在法王路易十六的大婚典礼上，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坐在自己的餐桌旁，没怎么吃盘子里的菜。这是个极微小的细节，却成为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触发点，连接着之后的历史风云。宴会上吃或不吃食物，本是自己的事，但既为一国之王后，也即身不由己了。民众从玛丽王后于餐桌上的表现，隐约窥见其某些处世风格与做派，不免心生疑窦，悄然在心理上拉开了距离。想想十数年后，玛丽和路易十六一同被愤怒的暴民送上断头台，其悲惨命运无意中隐证了自餐桌至绝命之所间存在的草蛇灰线，不由得让人暗自心惊。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就餐从来就不是填饱肚子这么单纯的事情，其处于权力的架构间，不断嬗变，生生不息。法国学者让—马克•阿尔贝的《权力的餐桌：从古希腊宴会到爱丽舍宫》，讲述了餐桌与权力的“漫长而缤纷的历史”，揭示人类于“吃”中灌注的外延意义，意识形态与文化含义不可避免地糅合其中。餐桌承载了如此多的东西，它自己是不是亦有所纳罕：食客心机如是，不知尚能饭否？

宴会、食物与政治生活

让—马克•阿尔贝对餐桌与权力的论述自古希腊始，他提出一设问，宴会是政治生活的另一种形式吗？自然，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古希腊倡导集体生活，而于和平时期，宴会提供了一种极佳的形式，其公民模式的建立有赖于此。古希腊人引以为豪的文化进步，显然离不开大家聚在一起吃饭，“聚餐程式的形成，使得古希腊人建立了象征性的边界，区别于其他人群，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别于自己的先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有价值的人群。”吃吃喝喝有如此大的意义，竟可辅助一个辉煌文明的崛起，恐怕有些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而一旦进入了王权社会，餐桌上的主客之间，逐步建立起了大家心知肚明的契约关系。我供给你吃喝，你就有服从的义务，这话太赤裸裸也太俗气，但事实就是如此。在上者请客，被邀请者欣然前往或不敢不来，谁在最显要的位置就坐，谁就有掌握全局、发号施令的权力。这是不是让我们想起中国的“鸿门宴”故事，刘邦接到项王的召唤或说邀请，不想去也得去，在宴席上居于下首，政治前途与身家性命悬于一线，话语权在项羽手中，自家只能设法周旋，席间剑光闪闪，也只能佯作无事，好不辛苦，还好有众追随者的帮衬，终逃过一劫。阿尔贝说“餐桌光耀权力”，放到项羽这里算是充分彰显，不过这个英雄或者莽夫，手握权力，却不知选定时机，任其流失，于是宴会光环不再，而是直通乌江边上的英雄末路了。

在这样的餐桌上，主宾双方的意图与目的显然都不在吃饭，而是另有醉翁之意。或许为了有精力应付宴会上的事端，赴宴前提早吃些食物垫垫肚子也未可知。阿尔贝说，利用餐桌，“国王维护秩序，明确等级，统一贵族们的思想，制止僭越和离经叛道。”这样，餐桌真真实实地成为当权者实现政治战略的工具与方式，而这种方式形成了互动，臣下通过餐桌亦努力达成利益的获得。怪不得法国的黎世留公爵说，“让我两个月不见国王，毋宁死。”

宴会不仅国王可以办，大臣也可以摆设，但其透露出的政治信号往往是危险性的，效果始料而未及。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尼古拉•富凯，大摆筵席，请朝中群臣的客，排场实在耀人眼目，轰动全城。路易十四心生愤怒，下令逮捕富凯，其政治前途就这样断送了。功高盖主固然不可，餐桌上的风头盖过国王也是犯忌的，吃饭都这么爱出风头，那吃饭之外还能干出什么来，怎么能不让人直犯嘀咕？

在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食品与餐桌也随之附着上民族与文化的特性。比如，先前比利时的饮食深受法国影响，但当爱国主义成为国家气氛之后，去法国化的潮流盛行，法国菜名消失，改的改，删的删，比利时的许多地方菜品升格为“国家食品”。食品“是集体的标识，也是避难所，在这里可以踏踏实实地感觉到自己属于哪一个人群”。在这种意义上，既然人以群分，那食物也就有了自己和“他者”之区别了，若遇到政治对立的时期，饮食无可避免地陷身其中。如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庚款留学生，建国后留在大陆，三十年封闭后再度赴美交流，在宴会上重逢一瓶可乐亦感慨不已，只因为饮食无辜岁月无情。再有，第一次大战期间，美国加入战团，餐馆里的松饼加法兰克福小香肠很快改名为“热狗”，汉堡包改名“自由三明治”，而战争结束，后者改回原名，前者沿用至今。

阿尔贝说，在政治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宴会可以使对立双方和解，可以让对立双方减少彼此之间的距离，可以找到妥协的方法，而这种妥协就是一起用餐的最本质的结果。对这一点，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实在是心知肚明，以吃来解决问题，太长久地盛行于这个国家，而且是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

餐桌上“吃什么”与权力的秩序

在中世纪的欧洲，对食物的等级排序有一个令今人颇为奇怪的标准，即好坏高低根据相对天地的远近而定，距离地面越远的越有“格”，反之，不登大雅之堂。而对餐桌上的食物安排，不同阶层的人享受菜品中的对应部分，也就是说，如果分配一只烤鸡，鸡腿的部位是轮不到次等阶层来客吃的。而法国大革命中的拿破仑，显然起初平等观念比较强，他曾经和士兵一起分吃一个土豆，不仅是亲近下属，他的确平时饮食就很简朴。不过当上法国皇帝之后，如何吃饭也由不得他了，杜伊勒里王宫成为高级厨艺的展示场所，餐桌和座位的摆设显示着宫廷内部的等级，丰富的菜肴说明“吃什么”意味着权力的秩序。

拥有权势者固然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在特定情形下对食物随口乱说也是犯了大忌的。还是那位法国的玛丽王后，在粮食歉收、百姓饿肚子的岁月，说：“他们没白面包吃啦？那他们怎么不吃甜面包呢？”结果引起了极大的反弹。无独有偶，中国东晋的惠帝司马衷不也在天下灾民大饥的时候，说了句名言，“（没有粮食吃，）何不食肉糜？”不过，东西方不约而同出现了相同结构和言论的故事，指向如此明确，不由得不让人怀疑，是不是其政敌编造的谣言？而若是谣言，获得如此大的反响，同样证实食物在权力架构中发酵所产生的威力。

乱说可以覆舟，正面地讲与做或许可以换来信任。几年前禽流感流行，法国总理德维尔潘请来新闻界记者，办一次聚餐，自己亲口品尝布雷斯酿鸡。这种策略不管效果能收到多少，但做总比不做强。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期间，一日带着家人、随从四五人，轻车简从，到北京鼓楼旁的小吃店里用餐，吃炸酱面、包子等，花费计七十九元人民币，媒体报道后为人所知，反应可谓有点复杂。人家吃得随意，本来没什么，不过一经和我们熟知的现象对比，可就难免不众口纷纭了。

饮食的问题一旦宣诸人口，未可不会成为一件政治武器。曾有巴黎新当选市长对前任希拉克的伙食费用调查，以及英国媒体公布内阁成员的餐饮账单，无不引起轩然大波，甚而诉诸法庭。“吃”的敏感，可见一斑。其实，吃总是要吃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曾嘲笑法国外交官们“成天就是喝茶吃点心”，不过呢，那的确就是人家的正常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在权力的架构中，吃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什么政权可以避免。但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一切取自于民，权力运行的透明化势在必行。对于餐桌与饮食自然也不例外，只要做到公开、透明，那么，公众于“吃”的意义未尝不明白，也是可以颔首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