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支持者，谁是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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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家一直备受如下问题的困扰：在一个没有威权政府的情况下，社会中自利的公民何以能够产生集体福利？“看不见的手”提供了一种个体利益最大化同社会最优并存的可能性，但这种市场自发调节所包含的乐观主义信念并不能消除我们对于两类行为假设（个人经济行动的自利性和政府行为的利他主义）明显不一致的忧虑，相反，民主自由背后的复杂机制被掩盖在浓厚的迷雾之中。
政党在选民对于大众福利的期望和自身谋求执政的私欲间如何选择？唐斯的这本《民主的经济理论》给了我们精彩的阐释：理性的政治当事人同市场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样，服从基本的“经济人”假设，即它们总是在给定制度或规则的约束下，最大限度的追求自己的私利——政党为了获得更多选票、选民则将选票投给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政党。
确定性条件下的模型结构
在一个提供了完全、无代价信息的世界里，选民的选票（期望选票V_e^'和实际选票V_e）和政府的行动（A_t）都以个人效用收入（U_t）以及反对党策略（P_t）为中介构成函数 ，并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循环关系。这种关系直接构成了民主制中政府发挥作用的基础。
理性选民会通过从政府活动中获得的效用比较形成政党偏好，投票支持可能给他带来更大效用收入的政党。在多党制下，他还会估计其他选民的偏好并考虑政党政绩等级差异。这就决定了政府行动必须具有热情多数的倾向。
在确定性条件下，政府的最佳策略是采纳多数选民赞同的选择，否则，反对党可能完全模仿其他政策，仅在此项上支持多数从而击败执政党。但热情多数的准则并不能保证执政党连任，反对党可能通过形成持不同意见者联盟，在关键问题上支持少数而获胜。
确定性条件下的讨论只可能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因为不确定性和信息缺乏的影响不容忽视，后者甚至可能使最聪明和最了解情况的政治当事人也无法按照前面描述的那种方式行动。
多数还是少数？不确定性的政治效应
一旦引入不确定性，我们就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信息成本对选民投票和政府行动的影响上来。
首先，信息不完全会导致新的政治主体出现。当存在不确定性时，选民对自己的决策具有不同的自信程度，那些知情程度较低的选民将更多地受到提供信息的机构或个人的影响，于是，游说进入了政治决策过程。游说团体和中间人的出现将使理性的政府把某些投票人看得比其他人更重要，从而改变了普选权所保证的平等性。
其次，不确定性将使民主制度转变成代议制政府。政府为克服选民意见分歧而产生了两类代理：代表和非政府的中间人。这种分权的做法存在未知的风险：大众赞同的利益有可能被少数自私型代表的私利所取代；同时那些站出来向政府发出声音的中间人会比保持沉默者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大的好处。
再次，受劳动分工的影响，信息成本还将导致政治权力实际分配的不平等。政府在某一决策领域的政策制定必须依赖充足的信息，获得这类信息的成本迫使选民把干预限制在干预收益最大而信息成本最小的领域内；但在劳动分工的现实下，生产者的信息更完备——因为他的收入来自于此并且已经所知甚多。因此一个特别的后果是：理性政府的经济政策倾向有利于生产者而不利于消费者，这可以看做是“集中的少数打败分散的多数”的一个特例。另外，由信息成本引起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分化还会对选民的投票率产生影响：低收入群体的弃权率高于高收入群体。由于投票成本的存在，使得一部分选民选择弃权，这进一步影响到政治权力的分配。
唐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和形成政治权力分配结构的图景（图1）：即使每位选民都仅拥有一张选票，他们也不具有对政策的同等影响力；那些在经济活动中具有收入、地位和影响力优势的“少数”瓜分了“原先仅由平等的选票分配主宰一切的王国中的权力” ，而这些权力在最初制度设计者的构想里是被“多数”分享的。
选举政治中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分散的多数被集中的少数打败，以满足和造福“多数”为目标的民主反而成为“少数”操纵并牟利的工具，人们理性行动的后果也是造就了政治事实上的不平等。
谁是支持者，谁又是反对者？
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是：在每个选民有且仅有一张选票的政治环境里，追求选票最大化的政党为何会更重视少数群体？唐斯指出政党在选票收入上的边际均衡并不等同于选民在个人效用上的编辑均衡，并且通过分析意识形态对政党和选民的影响说明了这一“悖论”存在合理性。
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意识形态是政党除了政策之外有别于其竞争者的重要尺度。尽管这一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模糊性，选民投票的首要依据还是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不是政党过去的绩效，通常这是节约成本的做法。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决定了每一政党都有其固定的选票群体，这是在长期政党实践中积累的资源。因而要使选票的边际收益最大化，某一政党的理性选择就应该是制定使另一政党区域中的投票人相信它的最终立场离他们很近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又同“少数人”的利益紧密相连。
以上对于民主的经济分析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总是停留在一个低于帕累托最优的次优状态上：因为不确定性和信息的有价性导致了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并最终抵消经济平均化的倾向。但唐斯的分析并不止于复杂的逻辑游戏，通过建构一个统一的政治科学思考模式，民主的经济分析指向一个不言而喻的目的：帮助我们找出真正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未竟的思考
唐斯建构的民主模型讨论了不确定性条件下政府、政党和选民的行为，从两类行为假设出发，政府的任何政策行为都取决于将政府成员的自利与上述行为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
尽管无法否认这一模型在政治科学领域中的里程碑意义，但它确实存在一些未竟的思考。首先是在对分散的个人偏好如何加总并形成社会秩序的问题上，唐斯并没有完成对前面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的解答。在一个选民偏好差异足够大的社会里，如何达成一个从社会角度看“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阿罗认为很难找到这样一种既得到社会普遍赞同、又在逻辑上彼此一致的社会选择规则是不可能的。但是唐斯关于民主制度的讨论表明这样一种信念：通过两个层次上的制度安排，达成多数赞同是可能的。一是通过选举代议者的授权过程，二是代议者通过政党进行联合和竞争的过程。但是唐斯回避了对此的考虑。
另一个问题出现在对唐斯提出的选票最大化假定的质疑上。尽管模型建构的功能是要实现问题的简单化，但政党在政治活动中寻求的可能并不是选票的“多多益善”。代议制政府（或者以美国为例的两党制-议会制的政治体制）下，政党的目标是赢得足够的议席来组建政府，而对多数选票的规模倒是其次。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是否可以将政党的追求精确化为在谋求公共职位中获得“最大化到获胜的客观稳定点”？
参考文献：
[1] 贺蕊玲：对唐唐斯民主模型的再认识[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2）
[2] 罗德•黑格、马丁•哈罗普著，张小劲等译：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安东尼•唐斯著，姚洋、邢予青、赖平耀译：《民主的经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政党在选民对于大众福利的期望和自身谋求执政的私欲间如何选择？唐斯的这本《民主的经济理论》给了我们精彩的阐释：理性的政治当事人同市场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样，服从基本的“经济人”假设，即它们总是在给定制度或规则的约束下，最大限度的追求自己的私利——政党为了获得更多选票、选民则将选票投给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政党。
确定性条件下的模型结构
在一个提供了完全、无代价信息的世界里，选民的选票（期望选票V_e^'和实际选票V_e）和政府的行动（A_t）都以个人效用收入（U_t）以及反对党策略（P_t）为中介构成函数 ，并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循环关系。这种关系直接构成了民主制中政府发挥作用的基础。
理性选民会通过从政府活动中获得的效用比较形成政党偏好，投票支持可能给他带来更大效用收入的政党。在多党制下，他还会估计其他选民的偏好并考虑政党政绩等级差异。这就决定了政府行动必须具有热情多数的倾向。
在确定性条件下，政府的最佳策略是采纳多数选民赞同的选择，否则，反对党可能完全模仿其他政策，仅在此项上支持多数从而击败执政党。但热情多数的准则并不能保证执政党连任，反对党可能通过形成持不同意见者联盟，在关键问题上支持少数而获胜。
确定性条件下的讨论只可能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因为不确定性和信息缺乏的影响不容忽视，后者甚至可能使最聪明和最了解情况的政治当事人也无法按照前面描述的那种方式行动。
多数还是少数？不确定性的政治效应
一旦引入不确定性，我们就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信息成本对选民投票和政府行动的影响上来。
首先，信息不完全会导致新的政治主体出现。当存在不确定性时，选民对自己的决策具有不同的自信程度，那些知情程度较低的选民将更多地受到提供信息的机构或个人的影响，于是，游说进入了政治决策过程。游说团体和中间人的出现将使理性的政府把某些投票人看得比其他人更重要，从而改变了普选权所保证的平等性。
其次，不确定性将使民主制度转变成代议制政府。政府为克服选民意见分歧而产生了两类代理：代表和非政府的中间人。这种分权的做法存在未知的风险：大众赞同的利益有可能被少数自私型代表的私利所取代；同时那些站出来向政府发出声音的中间人会比保持沉默者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大的好处。
再次，受劳动分工的影响，信息成本还将导致政治权力实际分配的不平等。政府在某一决策领域的政策制定必须依赖充足的信息，获得这类信息的成本迫使选民把干预限制在干预收益最大而信息成本最小的领域内；但在劳动分工的现实下，生产者的信息更完备——因为他的收入来自于此并且已经所知甚多。因此一个特别的后果是：理性政府的经济政策倾向有利于生产者而不利于消费者，这可以看做是“集中的少数打败分散的多数”的一个特例。另外，由信息成本引起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分化还会对选民的投票率产生影响：低收入群体的弃权率高于高收入群体。由于投票成本的存在，使得一部分选民选择弃权，这进一步影响到政治权力的分配。
唐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和形成政治权力分配结构的图景（图1）：即使每位选民都仅拥有一张选票，他们也不具有对政策的同等影响力；那些在经济活动中具有收入、地位和影响力优势的“少数”瓜分了“原先仅由平等的选票分配主宰一切的王国中的权力” ，而这些权力在最初制度设计者的构想里是被“多数”分享的。
选举政治中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分散的多数被集中的少数打败，以满足和造福“多数”为目标的民主反而成为“少数”操纵并牟利的工具，人们理性行动的后果也是造就了政治事实上的不平等。
谁是支持者，谁又是反对者？
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是：在每个选民有且仅有一张选票的政治环境里，追求选票最大化的政党为何会更重视少数群体？唐斯指出政党在选票收入上的边际均衡并不等同于选民在个人效用上的编辑均衡，并且通过分析意识形态对政党和选民的影响说明了这一“悖论”存在合理性。
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意识形态是政党除了政策之外有别于其竞争者的重要尺度。尽管这一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模糊性，选民投票的首要依据还是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不是政党过去的绩效，通常这是节约成本的做法。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决定了每一政党都有其固定的选票群体，这是在长期政党实践中积累的资源。因而要使选票的边际收益最大化，某一政党的理性选择就应该是制定使另一政党区域中的投票人相信它的最终立场离他们很近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又同“少数人”的利益紧密相连。
以上对于民主的经济分析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总是停留在一个低于帕累托最优的次优状态上：因为不确定性和信息的有价性导致了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并最终抵消经济平均化的倾向。但唐斯的分析并不止于复杂的逻辑游戏，通过建构一个统一的政治科学思考模式，民主的经济分析指向一个不言而喻的目的：帮助我们找出真正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未竟的思考
唐斯建构的民主模型讨论了不确定性条件下政府、政党和选民的行为，从两类行为假设出发，政府的任何政策行为都取决于将政府成员的自利与上述行为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
尽管无法否认这一模型在政治科学领域中的里程碑意义，但它确实存在一些未竟的思考。首先是在对分散的个人偏好如何加总并形成社会秩序的问题上，唐斯并没有完成对前面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的解答。在一个选民偏好差异足够大的社会里，如何达成一个从社会角度看“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阿罗认为很难找到这样一种既得到社会普遍赞同、又在逻辑上彼此一致的社会选择规则是不可能的。但是唐斯关于民主制度的讨论表明这样一种信念：通过两个层次上的制度安排，达成多数赞同是可能的。一是通过选举代议者的授权过程，二是代议者通过政党进行联合和竞争的过程。但是唐斯回避了对此的考虑。
另一个问题出现在对唐斯提出的选票最大化假定的质疑上。尽管模型建构的功能是要实现问题的简单化，但政党在政治活动中寻求的可能并不是选票的“多多益善”。代议制政府（或者以美国为例的两党制-议会制的政治体制）下，政党的目标是赢得足够的议席来组建政府，而对多数选票的规模倒是其次。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是否可以将政党的追求精确化为在谋求公共职位中获得“最大化到获胜的客观稳定点”？
参考文献：
[1] 贺蕊玲：对唐唐斯民主模型的再认识[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2）
[2] 罗德•黑格、马丁•哈罗普著，张小劲等译：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安东尼•唐斯著，姚洋、邢予青、赖平耀译：《民主的经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