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列·别雷与俄国象征派小说艺术
以下来自论文《安德列·别雷与俄国象征派小说艺术》
二十世纪的俄语文学，如果以现实主义为基本的参照，那么也还存在着一条非现实主义的流脉。这条非现实主义流脉有待人们作系统的研究。它的起点，无疑是那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坛上的象征主义文学。
俄国象征派文学在艺术上的建树，不仅局限于诗的艺术。俄国象征派诗人所建立的小说诗学、戏剧诗学、理论诗学与其诗歌艺术共同构成了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艺术个性，使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与其他民族的象征主义文学区别开来。
俄国象征派的小说艺术探索成就，大概是西欧的象征主义文学家所望尘莫及的。梅列日柯夫斯基、吉皮乌斯、索洛古勃、勃留索夫、别雷、勃洛克等象征主义诗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一八九二——一九二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中)，创作了一系列传统体裁诗学意义上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与非传统体裁诗学意义上的“交响曲”、“剧体小说”。这些作品的共同标志，是象征主义诗人在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中，根据象征主义的诗学原则来创作出的叙事文学。
在典型的俄国象征派小说作品中，作家的审美对象，已经不是被折射于心灵中的世界，而直接是涵纳着世界投影的心灵；作家的审美取向，已经不再局限于横向地观照人生即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心理的，意识形态的层面，而更多的是透视人生即考察人的“类本质”，心理与生理机制，意识系统(显意识与潜意识诸层)在特殊情境中的状态，情感世界的非正常或“超常”状态，理智世界中的形而上的层面；作家的叙述不再是或不仅仅是以社会现实生活风云为主要客体，甚至也不再以对人物内心的心理生活的详尽描绘为首要任务。这样，生活与生存，尘世与彼岸，外在世界的万千气象，内心生活的风雨波涛，都融汇于“半明半暗”的象征形象的迷离梦幻之中，在象征派的小说世界中构成一种令人神往与回味的特别景观。作家有意识地裸露自己编织情节描写场景显现情境的独特匠心，不时地向读者提醒艺术世界的虚构性，让读者感觉到是在接受文学作品，让读者体味出对存在的审美观照本身的愉快与娱乐。作家在叙述方式上不再以塑造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为目标，而是以有意识地“打碎情节”，“弱化性格”来呈现某种“超常情境”，渲染某种特别的“情绪氛围”。文学创作中最根本的“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在俄国象征派小说艺术探索中得到了一次自觉自为的革新。 别雷的象征主义小说创作，则是这种艺术革新实践中的一个高峰。
别雷在西方被看成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小说家中最杰出的天才。一些国外文艺学家把别雷的小说视为“划时代”的现象。一九六五年，捷克学者雅·尚达就在标题为《安德列·别雷——具有世界意义的小说家》的文章中，把别雷与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四位是实验家型的作家，是现代小说的改革者。一九六七年，匈牙利女学者列娜·西拉尔德在《论别雷的第二交响曲》一文中指出，别雷的早期作品开辟了二十世纪长篇实验小说的时代。她把别雷的交响曲看成是蕴含着巨大创作能量的崭新的小说作品形式，它的生成，立足于别雷对诗、音乐甚至当时刚刚问世的电影手段的借鉴。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对别雷小说的研究兴趣方兴未艾。到了八十年代，一个席卷全球的“别雷创作研究热点”已然形成，以欧洲——日本——美国为据点的“国际别雷学”也已构成。如今，“别雷学”的发祥地从意大利、西德、匈牙利、波兰等国扩展到法国、西班牙、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诸国。这种“第二次发现”，正是“文学万有引力”的作用，在几十年的沉默、失落与遗忘之后，在“第一次发现的匆忙”之后，西方学者对别雷创作的兴趣再次勃兴。
这位“二十世纪斯拉夫民族的浮士德”，的确是二十世纪俄语文学史上的一个“谜”。由于被冷落与被发现，这个文学家的形象本身也平添了几分神秘的光晕。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方法论的学者们，都带着各自的模式去接近这个“谜”一般的现象，去阐释自身的感悟与体验，一些新的神话也自然被创作出来。但别雷作为俄国象征派小说家，在叙事艺术领域的试验，在小说诗学领域的革新，对于二十世纪俄语小说艺术发展的开拓性建树，是为大多数评论家所一致肯定的。
别雷在《交响曲》(1901-1906)、《银鸽》(1909)、《彼得堡》(1913)、《柯吉克·列达耶夫》(1922)、《头面像》（1932）和《莫斯科》(1926-1932)这样一些最典型的象征主义小说作品中，有意识地尝试交响乐作曲中一些结构原则移植入文学创作之中，把情节打碎成链节，再把那些链节通过“深层的、内在的”“主导主题”联系起来，使小说文本“节奏化”，使那些隐在于文本之中的层面被“语义化”，进而实现“词形——词音——词义”全面“象征化”，即使节奏作为一种潜在的声音积极地工作起来，使词语本身由“形象”转化成“音象”，进而实现那种于叙述之中听见节奏，于节奏之中悟出意义的目标，以新的方式，使小说的文本密度大大增加，创造出带有意义的节奏。在诗学理论上，则是使形式赋有意义，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或“内容性的形式”之有趣的试验。
别雷把小说文本结构作为一种自足自立的现实结构裸露出来。实现这种结构裸露的主要手段是诗学意义上的“戏耍把玩”，即使戴上不同面具的各种叙述者彼此发生冲突，对各种不同的文体风格作讽拟性的展示。别雷作为小说作者好像是在千方百计把读者的注意力，由“小说在叙述什么”这种习惯定向，转移到“小说怎样在叙述”，并且暗示读者：“怎样在叙述”这一形式本身又正传达着“叙述着什么”这个内容。
别雷十分倾心于“意识的屏幕”。在致力于观照“意识的生命”时，别雷不仅广泛运用内心独白、梦境、幻觉这些假定性手法，而且还在小说诗学实验中来了个“质的飞跃”：别雷在其小说创作中实际上是把整个客观世界仅仅当作人物意识的“室内装饰”——意识世界的内景画，而人物的意识生命活动，则成了统摄一切的审美对象。他的那些主人公或那些戴上各种面具的叙述者的意识流变，成了他小说艺术世界的主体。也就是说，“意识生命”的呈现取代了客观世界原来在传统小说中的地位。
当代苏联专门研究别雷创作的学者列·多尔戈波洛夫声称“要分析这些手法，目前既尚无必需的概念，也尚无专门的术语。”要描述《彼得堡》的诗学特征，最大的困难在于这部作品结构的“多阶序性”，多层次性。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每一个具体物象，都从自身向外抛射着各自意义的阴影——那种含蕴着可以无限地延伸开去的象征意义的阴影。这些象征意蕴是以等级阶序方式，即相应于被象征形象所显现的存在的不同水平，依照品位高下的次序，而相互联系在象征的系统之中。譬如，小说事件发生的地点也同时是作品的主人公——彼得堡，它是帝俄的首都，因而同时也是俄国历史的“纽结”，东方与西方的交合点。然而，东方与西方的问题比俄国历史这个问题的涵盖面要大，它乃是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矛盾的直观的表现；而世界历史进程则是宇宙力量对地球历史的表面的一种外射与投影，是“永恒脉动”这一宇宙运行机制的一种表现。这样，通过“数学代入”，彼得堡成为宇宙力量接触人间的一个“数学点”。“数学点”这个概念本身则拥有另一些特征。例如，它对空间参数的失落。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彼得堡成为“数学点”，那么，它就不可能拥有空间特征。也就是说，它的空间是虚幻的。既然彼得堡的空间是虚幻的，那么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这个都市的居民……一切也就都是虚幻的。这种联想，实际上已经是一种“脑力游戏”。这种“脑力游戏”也可能在其他方向上展开。
别雷根据“神智学”学说向人们显示：人存在十多重世界的交合点上，存在状态的多重层面在人身上同时得到反映：生理层面，心理层面，精神层面，性灵层面，星相层面(“人正是通过星辰实现于‘宇宙空间’的联系”)等等。别雷的这种观念，自然在小说的形象体系的构成中有所显现。《彼得堡》的象征世界，在结构上类似于某种晶体。例如，小说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五年十月九日和十日这两天，可是在这个时间段里的叙述却投射着整个世界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小说的“外在的情节”是由三个主要人物所分别代表着的三种力量的冲突而构成，它们都追逐主宰俄罗斯命运的权力。其一是沙皇政府的参议官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阿勃列乌霍夫为代表的沙皇官僚力量，其二是由杜德金为首的恐怖主义分子所组成的反对派党徒，第三种力量是以大学生尼古拉·阿勃列乌霍夫这个智力型知识分子为化身，这种力量在两种极权主义暴力的夹缝中生存，实际上成了沙皇国家政权与恐怖主义党徒之间斗争的工具。推动整部小说的情节运行，使各种力量发生冲突，人物之间发生倾轧的最初动因，是尼古拉不经意地说出来的“要杀死父亲”这一允诺。整个情节的波折环绕着尼古拉如何实现这一允诺而展开。初看上去，这似乎是一部侦探小说。但这仅仅是作品象征世界的最表层。并且，这个侦探故事的情节在小说中被别雷打成了碎片。小说的中心事件“爆炸”，在外在情节上是一个闹剧。那个自制的炸弹是一怪诞形象的具象化。外在情节上的“爆炸”，十分可笑。但是，尼古拉心灵中的爆炸后果却是严重的，尼古拉把自己等同于一枚炸弹——相应于酒神狄奥尼斯的受难，相应于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尼古拉来到了他这个人注定要走的那条十字路口。正是尼古拉的“天路历程”，这个人物心灵上的爆炸，构成了小说的内在情节。别雷在建构这一内在情节时，把侦探小说的讽拟笔法与闹剧中的滑稽噱头糅合于一体，在亦谐亦庄的氛围中让主人公在小说结尾走出“魔圈”。
而主人公尼古拉心灵中的爆炸，又与一系列的象征意蕴相叠印。例如这个人物在两种不同形式的极权主义暴力的夹缝中生存，与俄罗斯文化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两大板块的撞击中生存，就构成一种象征，这个人物的“潜在的弑父情结”，与家庭冲突、历史冲突、文化冲突等各个层面的象征意蕴，又是层层相印，其意义可以在“滚雪球”似的联想中向无限延伸。这种形象系统中的叠印，正是“大千世界物物相印”，“普遍参与”、“普遍映照”这一象征主义世界观，在象征主义者别雷的叙事诗学上的显现。正是这种物物相印，作为一种内在逻辑力量，把联想之链上的所有环节连接起来，把叙述文本中各种主题的跳跃组织起来，把文本世界的各种成分联接起来。如同外在的经验世界一样，别雷小说的艺术世界由“物物相印、相互体现”的内在逻辑，构成一个自足自立的实体。
别雷象征主义小说艺术的诗学个性，不仅仅体现在《彼得堡》这一部作品中。在后来的长篇小说《柯吉克·列达耶夫》(1922)中，别雷试图把人的孩提时代的意识，甚至婴儿期的思维情态与宇宙本体的存在状态“同晶”地显示出来，十分有趣。在别雷的小说中，世界以一种被打成碎片然而却是深切完整的系统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看上去杂乱无章然而却是内在地物物相印的系统。这种系统，已不是可见的、栩栩如生的、可从各个角度去审视去欣赏的油画，而是形体性极弱节律性极强的无形之象——一种独特的视象，一种与宇宙同构与万象同晶，处于永不间歇的变奏与转化的运动状态的象征世界。叙事艺术在“能指简化、所指扩大”的航道上逼近音乐艺术，小说的结构为音乐性所贯穿，阅读这种小说的速度必须加快，以跟上小说文本的节律，也就是说，这种小说的阅读本身接近于对音乐作品的欣赏，譬如说，听交响乐。它可以使读者进入一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境界。只要读进去，便可品味，可感悟，可体验其中的无穷意趣。这是俄国象征派小说中一个独特的类型。
二十世纪的俄语文学，如果以现实主义为基本的参照，那么也还存在着一条非现实主义的流脉。这条非现实主义流脉有待人们作系统的研究。它的起点，无疑是那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坛上的象征主义文学。
俄国象征派文学在艺术上的建树，不仅局限于诗的艺术。俄国象征派诗人所建立的小说诗学、戏剧诗学、理论诗学与其诗歌艺术共同构成了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艺术个性，使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与其他民族的象征主义文学区别开来。
俄国象征派的小说艺术探索成就，大概是西欧的象征主义文学家所望尘莫及的。梅列日柯夫斯基、吉皮乌斯、索洛古勃、勃留索夫、别雷、勃洛克等象征主义诗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一八九二——一九二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中)，创作了一系列传统体裁诗学意义上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与非传统体裁诗学意义上的“交响曲”、“剧体小说”。这些作品的共同标志，是象征主义诗人在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中，根据象征主义的诗学原则来创作出的叙事文学。
在典型的俄国象征派小说作品中，作家的审美对象，已经不是被折射于心灵中的世界，而直接是涵纳着世界投影的心灵；作家的审美取向，已经不再局限于横向地观照人生即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心理的，意识形态的层面，而更多的是透视人生即考察人的“类本质”，心理与生理机制，意识系统(显意识与潜意识诸层)在特殊情境中的状态，情感世界的非正常或“超常”状态，理智世界中的形而上的层面；作家的叙述不再是或不仅仅是以社会现实生活风云为主要客体，甚至也不再以对人物内心的心理生活的详尽描绘为首要任务。这样，生活与生存，尘世与彼岸，外在世界的万千气象，内心生活的风雨波涛，都融汇于“半明半暗”的象征形象的迷离梦幻之中，在象征派的小说世界中构成一种令人神往与回味的特别景观。作家有意识地裸露自己编织情节描写场景显现情境的独特匠心，不时地向读者提醒艺术世界的虚构性，让读者感觉到是在接受文学作品，让读者体味出对存在的审美观照本身的愉快与娱乐。作家在叙述方式上不再以塑造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为目标，而是以有意识地“打碎情节”，“弱化性格”来呈现某种“超常情境”，渲染某种特别的“情绪氛围”。文学创作中最根本的“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在俄国象征派小说艺术探索中得到了一次自觉自为的革新。 别雷的象征主义小说创作，则是这种艺术革新实践中的一个高峰。
别雷在西方被看成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小说家中最杰出的天才。一些国外文艺学家把别雷的小说视为“划时代”的现象。一九六五年，捷克学者雅·尚达就在标题为《安德列·别雷——具有世界意义的小说家》的文章中，把别雷与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四位是实验家型的作家，是现代小说的改革者。一九六七年，匈牙利女学者列娜·西拉尔德在《论别雷的第二交响曲》一文中指出，别雷的早期作品开辟了二十世纪长篇实验小说的时代。她把别雷的交响曲看成是蕴含着巨大创作能量的崭新的小说作品形式，它的生成，立足于别雷对诗、音乐甚至当时刚刚问世的电影手段的借鉴。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对别雷小说的研究兴趣方兴未艾。到了八十年代，一个席卷全球的“别雷创作研究热点”已然形成，以欧洲——日本——美国为据点的“国际别雷学”也已构成。如今，“别雷学”的发祥地从意大利、西德、匈牙利、波兰等国扩展到法国、西班牙、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诸国。这种“第二次发现”，正是“文学万有引力”的作用，在几十年的沉默、失落与遗忘之后，在“第一次发现的匆忙”之后，西方学者对别雷创作的兴趣再次勃兴。
这位“二十世纪斯拉夫民族的浮士德”，的确是二十世纪俄语文学史上的一个“谜”。由于被冷落与被发现，这个文学家的形象本身也平添了几分神秘的光晕。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方法论的学者们，都带着各自的模式去接近这个“谜”一般的现象，去阐释自身的感悟与体验，一些新的神话也自然被创作出来。但别雷作为俄国象征派小说家，在叙事艺术领域的试验，在小说诗学领域的革新，对于二十世纪俄语小说艺术发展的开拓性建树，是为大多数评论家所一致肯定的。
别雷在《交响曲》(1901-1906)、《银鸽》(1909)、《彼得堡》(1913)、《柯吉克·列达耶夫》(1922)、《头面像》（1932）和《莫斯科》(1926-1932)这样一些最典型的象征主义小说作品中，有意识地尝试交响乐作曲中一些结构原则移植入文学创作之中，把情节打碎成链节，再把那些链节通过“深层的、内在的”“主导主题”联系起来，使小说文本“节奏化”，使那些隐在于文本之中的层面被“语义化”，进而实现“词形——词音——词义”全面“象征化”，即使节奏作为一种潜在的声音积极地工作起来，使词语本身由“形象”转化成“音象”，进而实现那种于叙述之中听见节奏，于节奏之中悟出意义的目标，以新的方式，使小说的文本密度大大增加，创造出带有意义的节奏。在诗学理论上，则是使形式赋有意义，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或“内容性的形式”之有趣的试验。
别雷把小说文本结构作为一种自足自立的现实结构裸露出来。实现这种结构裸露的主要手段是诗学意义上的“戏耍把玩”，即使戴上不同面具的各种叙述者彼此发生冲突，对各种不同的文体风格作讽拟性的展示。别雷作为小说作者好像是在千方百计把读者的注意力，由“小说在叙述什么”这种习惯定向，转移到“小说怎样在叙述”，并且暗示读者：“怎样在叙述”这一形式本身又正传达着“叙述着什么”这个内容。
别雷十分倾心于“意识的屏幕”。在致力于观照“意识的生命”时，别雷不仅广泛运用内心独白、梦境、幻觉这些假定性手法，而且还在小说诗学实验中来了个“质的飞跃”：别雷在其小说创作中实际上是把整个客观世界仅仅当作人物意识的“室内装饰”——意识世界的内景画，而人物的意识生命活动，则成了统摄一切的审美对象。他的那些主人公或那些戴上各种面具的叙述者的意识流变，成了他小说艺术世界的主体。也就是说，“意识生命”的呈现取代了客观世界原来在传统小说中的地位。
当代苏联专门研究别雷创作的学者列·多尔戈波洛夫声称“要分析这些手法，目前既尚无必需的概念，也尚无专门的术语。”要描述《彼得堡》的诗学特征，最大的困难在于这部作品结构的“多阶序性”，多层次性。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每一个具体物象，都从自身向外抛射着各自意义的阴影——那种含蕴着可以无限地延伸开去的象征意义的阴影。这些象征意蕴是以等级阶序方式，即相应于被象征形象所显现的存在的不同水平，依照品位高下的次序，而相互联系在象征的系统之中。譬如，小说事件发生的地点也同时是作品的主人公——彼得堡，它是帝俄的首都，因而同时也是俄国历史的“纽结”，东方与西方的交合点。然而，东方与西方的问题比俄国历史这个问题的涵盖面要大，它乃是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矛盾的直观的表现；而世界历史进程则是宇宙力量对地球历史的表面的一种外射与投影，是“永恒脉动”这一宇宙运行机制的一种表现。这样，通过“数学代入”，彼得堡成为宇宙力量接触人间的一个“数学点”。“数学点”这个概念本身则拥有另一些特征。例如，它对空间参数的失落。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彼得堡成为“数学点”，那么，它就不可能拥有空间特征。也就是说，它的空间是虚幻的。既然彼得堡的空间是虚幻的，那么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这个都市的居民……一切也就都是虚幻的。这种联想，实际上已经是一种“脑力游戏”。这种“脑力游戏”也可能在其他方向上展开。
别雷根据“神智学”学说向人们显示：人存在十多重世界的交合点上，存在状态的多重层面在人身上同时得到反映：生理层面，心理层面，精神层面，性灵层面，星相层面(“人正是通过星辰实现于‘宇宙空间’的联系”)等等。别雷的这种观念，自然在小说的形象体系的构成中有所显现。《彼得堡》的象征世界，在结构上类似于某种晶体。例如，小说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五年十月九日和十日这两天，可是在这个时间段里的叙述却投射着整个世界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小说的“外在的情节”是由三个主要人物所分别代表着的三种力量的冲突而构成，它们都追逐主宰俄罗斯命运的权力。其一是沙皇政府的参议官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阿勃列乌霍夫为代表的沙皇官僚力量，其二是由杜德金为首的恐怖主义分子所组成的反对派党徒，第三种力量是以大学生尼古拉·阿勃列乌霍夫这个智力型知识分子为化身，这种力量在两种极权主义暴力的夹缝中生存，实际上成了沙皇国家政权与恐怖主义党徒之间斗争的工具。推动整部小说的情节运行，使各种力量发生冲突，人物之间发生倾轧的最初动因，是尼古拉不经意地说出来的“要杀死父亲”这一允诺。整个情节的波折环绕着尼古拉如何实现这一允诺而展开。初看上去，这似乎是一部侦探小说。但这仅仅是作品象征世界的最表层。并且，这个侦探故事的情节在小说中被别雷打成了碎片。小说的中心事件“爆炸”，在外在情节上是一个闹剧。那个自制的炸弹是一怪诞形象的具象化。外在情节上的“爆炸”，十分可笑。但是，尼古拉心灵中的爆炸后果却是严重的，尼古拉把自己等同于一枚炸弹——相应于酒神狄奥尼斯的受难，相应于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尼古拉来到了他这个人注定要走的那条十字路口。正是尼古拉的“天路历程”，这个人物心灵上的爆炸，构成了小说的内在情节。别雷在建构这一内在情节时，把侦探小说的讽拟笔法与闹剧中的滑稽噱头糅合于一体，在亦谐亦庄的氛围中让主人公在小说结尾走出“魔圈”。
而主人公尼古拉心灵中的爆炸，又与一系列的象征意蕴相叠印。例如这个人物在两种不同形式的极权主义暴力的夹缝中生存，与俄罗斯文化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两大板块的撞击中生存，就构成一种象征，这个人物的“潜在的弑父情结”，与家庭冲突、历史冲突、文化冲突等各个层面的象征意蕴，又是层层相印，其意义可以在“滚雪球”似的联想中向无限延伸。这种形象系统中的叠印，正是“大千世界物物相印”，“普遍参与”、“普遍映照”这一象征主义世界观，在象征主义者别雷的叙事诗学上的显现。正是这种物物相印，作为一种内在逻辑力量，把联想之链上的所有环节连接起来，把叙述文本中各种主题的跳跃组织起来，把文本世界的各种成分联接起来。如同外在的经验世界一样，别雷小说的艺术世界由“物物相印、相互体现”的内在逻辑，构成一个自足自立的实体。
别雷象征主义小说艺术的诗学个性，不仅仅体现在《彼得堡》这一部作品中。在后来的长篇小说《柯吉克·列达耶夫》(1922)中，别雷试图把人的孩提时代的意识，甚至婴儿期的思维情态与宇宙本体的存在状态“同晶”地显示出来，十分有趣。在别雷的小说中，世界以一种被打成碎片然而却是深切完整的系统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看上去杂乱无章然而却是内在地物物相印的系统。这种系统，已不是可见的、栩栩如生的、可从各个角度去审视去欣赏的油画，而是形体性极弱节律性极强的无形之象——一种独特的视象，一种与宇宙同构与万象同晶，处于永不间歇的变奏与转化的运动状态的象征世界。叙事艺术在“能指简化、所指扩大”的航道上逼近音乐艺术，小说的结构为音乐性所贯穿，阅读这种小说的速度必须加快，以跟上小说文本的节律，也就是说，这种小说的阅读本身接近于对音乐作品的欣赏，譬如说，听交响乐。它可以使读者进入一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境界。只要读进去，便可品味，可感悟，可体验其中的无穷意趣。这是俄国象征派小说中一个独特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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