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多元的历史观
以往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论及中国近代史一段，均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列强欺侮而沦为半殖民地为基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反帝反封建之“革命史观”，以国共两党先后在孙中山等“革命先烈”的领导下，领导中华民族打破枷锁，废除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并赢得民族与国家独立为叙事主线。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前的“北洋政府”，则被贴上了“军阀独裁”、“对内镇压，对外软弱”、“伪政权”乃至“卖国”的标签。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这段时间历史的评价也渐渐摆脱了从前的一边倒局面。这本《北洋修约史》便是以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的外交及修约经历为主线，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
全书以历史实证主义为写作根基，利用近年来新公布的北洋时期外交档案及相关各类资料，勾勒出了从清末到南京政府成立前一段时间内中国试图摆脱鸦片战争以来不平等条约束缚，恢复主权完整的一系列努力。由于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主体的是北京政府，所以作为外交史的本书以北京政府及其名下外交部的行为为主要叙述对象。书中各章节以各个不同条约交涉为划分依据，分别列述了清末修约观念的初步生成，民初订新约时注重平等的努力，一战后中德与中奥商约的重新订立，对废除日本《二十一条》的交涉，中俄之间订约的详情，以及五卅惨案后“到期修约”路线的历史成果。作者在书中通过翔实的史料，切切实实为我们展示了以往主流史观中被忽略乃至被隐瞒的一些历史记载。相比呈现剧烈断层的“革命史”，本书叙述更符合历史发展之趋势。诚然，摆脱条约束缚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方向，但是，从原先毫无民族自觉的“朝代国家”，到产生民族意识，发现自身所处弱势地位，并努力想要恢复独立，是一个思想和观念不断生成发展的过程。以往的历史叙述，多从“五四运动”等民间文化运动来体现民族主义的崛起，但是此类思潮，还是要在代表国家的主体即中央政府的对外交往中，才能得到最终体现。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清末修约思想的初步萌芽和努力未果；民国初年与玻利维亚等原先无约国订立新约时努力采取的平等路线；趁一战时列强分裂，德奥战败之际，将此两国以往的条约特权收回，并订立平等新约以及在尝试集体修约碰壁后采取“到期修约”，各个击破的策略并逐步收回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内河航船权以及关税自主等权利这一连贯而清晰的历史脉络。叙述中，作者秉持实证态度，对以往被低估的北洋外交成果给予了较积极评价，而对原先较为肯定的俄国主动放弃在华特权等问题也重新进行了审视和评价，保持客观视角而非一味批判，令人耳目一新。
有人或怀疑此书只在做翻案文章，然而作者一开始便声明志不在此，也无意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其实，读完全书，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并对北京政府的种种努力有所体认后，若要论及对此段历史的感想，仍不离“内政不修，外侮难除”八字。清朝末年，官方虽已知条约贻害，有心修约，奈何国内动荡，政权飘摇，国力衰微，结果往往无功而返。《伊犁条约》之事还遭俄国羞辱，无力抗争。民国初创之时，虽对无约国缔结新约定时已注重平等互惠，但对协约国列强已有条约依旧无可奈何。趁德奥战败收回部分权利固然值得称赞，但毕竟属于“围打落水狗”。何况巴黎和会上还被列强将德国在华势力范围割给日本，蒙受国耻，引发国内“五四运动”。之后的中俄订约，以及各有约国到期修约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甚至还在对待比利时，西班牙等较弱国家时，一举废除旧约，显示了当时外交人士之胆识魄力，令人拍手称快。然而国内军阀混战、政客弄权、南北分立乃至京、宁、汉三足鼎立的政治乱局，却使得对外交涉的努力一再打折扣。北洋政府内部，人员走马灯般更换，各军阀为争法统，明争暗斗，令出多门；宁汉国民政府内耗不断，路线反复不定，南北势不两立。这一切都给了列强以各种借口敷衍了事，对修约要求口惠而实不至，继续享有条约特权的良机。正如当时外交大佬顾维钧在告知各军阀的电报中所言“对外交涉固恃激昂民气为后盾，尤赖有健全政府为主宰。今中央瑟缩飘摇，在我纵欲粉饰高墉，在人早已洞穿后壁。一遇交涉，每贻口实……”其言语间所透出的辛酸无奈，今日读来也令人痛心疾首。如此，也可深切体会为何当时之中国会生出民族主义之狂潮，以及“反帝废约”之激昂口号。
既如此，那么为何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关键还在于认清“修约”与“废约”的异同。两者其实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摆脱束缚，争取主权独立，只是前者渐进，后者激进。比起主张逐渐通过修改条约恢复地位，但因为列强阳奉阴违而进展缓慢的“修约”，宣称所有不平等条约均非法，欲将其一举全部废去的“废约”自然更有号召力，更能赢得舆论瞩目，国人支持。于是便成为了当时“在野”，且受到苏俄革命意识形态影响的国共两党的主张。而主张修约的“北洋政府”因站在对立面，自然连同其理念也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其后国共先后定鼎江山，自然要以反帝爱国为自己寻求统治正当性，并在各个领域巩固这种观念。久而久之，便成为国人的历史记忆而一直流传至今。然而，这种过度强调“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念却有其问题所在。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民族之自觉，国家之国格，在对外交往之中有其作用。近代民族主义的崛起，在客观上给予了国家以强大的民气后盾与支援，并迫使列强放弃部分在华利益，在争取民族自立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留下了光荣的印记，这点不应怀疑。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被动式的民族主义，在要求自尊的呼声下藏着深深的屈辱和自卑。这种情感稍有偏差，就会陷入盲目排外，将所有外部势力视为敌对的狭隘民族主义之中。犹如个体在受到他人伤害之后就不再相信所有人而陷入自我封闭一样，狭隘民族主义实为国家层面的“自闭症”。此种思潮对于国家，已是有害无益。需知民族争取独立，为的是“自立于世界”而非“自绝于世界”，否则又要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中国在解放后经历了近30年的外部封锁，最终还是要重新开放，重新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说明此方为大势所趋。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更改以往“一刀切”的革命史观，并不利于培养健全的国民意识。都说读史可以明智，然而非黑即白，政治化，二元化，口号式的历史观却会使人陷入偏狭和盲信。君不见近年来随着中国重回国际社会，争端有所增加，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卷土重来？网上动辄对不同意见者口诛笔伐，标榜爱国，盲目排外甚至要求中国与西方“有条件决裂”的铁血“愤青”们的出现，和我们单调偏激的历史教育难道不有着直接的关系吗？这恐怕值得我们的史学界好好反省得失。
其实，若随本书重新回顾历史，会发现渐进才是历史常态。国民党口号喊得响亮，可到了自己执政之时，所实行的政策却已经悄悄改成了修约。而且，在对待比利时等国新约问题上，为尽早获得关税自主而在法权问题上反而较北洋时期有所让步。结果条约一出，引起各方广泛批评。更有爱国学生当面指责外交部长王正廷所为违背“总理遗教”，弄得王外长左右支拙。最后还得老蒋跳出来指天对地发誓“不平等条约三年内不废，请杀我以谢国人”平息民愤。不在位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上台方知形势比人强。对于“民族主义”这把自己所放反而险些烧到自己的大火，也不知国民党高层当时作何感想~因此，时至今日，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虽然前途祸福难料，但还要回头自闭已是不可能。如何改变一元化的贫瘠革命史观，改采多元化的客观历史视角，从而更好地理解今日之情形，形成理性之国家意识，不仅关乎历史，更关乎现在未来。
本书史料丰富，论述得体，态度客观，立论清晰，堪称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对于想重新了解以往被遮蔽乃至被篡改历史的读者来说值得推荐。不过，其叙述时过于条分缕列，巨细靡遗，在史家自然彰显认真态度，但也难免造成可读性和趣味性的下降。而且，由于文中引用资料档案多为民初时物件，半文半白，作者自己行文也受其影响而显书卷气太浓，不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近世中国》丛书之中，也属较难读的一部。这一点还是应该加以说明的。
全书以历史实证主义为写作根基，利用近年来新公布的北洋时期外交档案及相关各类资料，勾勒出了从清末到南京政府成立前一段时间内中国试图摆脱鸦片战争以来不平等条约束缚，恢复主权完整的一系列努力。由于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主体的是北京政府，所以作为外交史的本书以北京政府及其名下外交部的行为为主要叙述对象。书中各章节以各个不同条约交涉为划分依据，分别列述了清末修约观念的初步生成，民初订新约时注重平等的努力，一战后中德与中奥商约的重新订立，对废除日本《二十一条》的交涉，中俄之间订约的详情，以及五卅惨案后“到期修约”路线的历史成果。作者在书中通过翔实的史料，切切实实为我们展示了以往主流史观中被忽略乃至被隐瞒的一些历史记载。相比呈现剧烈断层的“革命史”，本书叙述更符合历史发展之趋势。诚然，摆脱条约束缚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方向，但是，从原先毫无民族自觉的“朝代国家”，到产生民族意识，发现自身所处弱势地位，并努力想要恢复独立，是一个思想和观念不断生成发展的过程。以往的历史叙述，多从“五四运动”等民间文化运动来体现民族主义的崛起，但是此类思潮，还是要在代表国家的主体即中央政府的对外交往中，才能得到最终体现。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清末修约思想的初步萌芽和努力未果；民国初年与玻利维亚等原先无约国订立新约时努力采取的平等路线；趁一战时列强分裂，德奥战败之际，将此两国以往的条约特权收回，并订立平等新约以及在尝试集体修约碰壁后采取“到期修约”，各个击破的策略并逐步收回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内河航船权以及关税自主等权利这一连贯而清晰的历史脉络。叙述中，作者秉持实证态度，对以往被低估的北洋外交成果给予了较积极评价，而对原先较为肯定的俄国主动放弃在华特权等问题也重新进行了审视和评价，保持客观视角而非一味批判，令人耳目一新。
有人或怀疑此书只在做翻案文章，然而作者一开始便声明志不在此，也无意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其实，读完全书，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并对北京政府的种种努力有所体认后，若要论及对此段历史的感想，仍不离“内政不修，外侮难除”八字。清朝末年，官方虽已知条约贻害，有心修约，奈何国内动荡，政权飘摇，国力衰微，结果往往无功而返。《伊犁条约》之事还遭俄国羞辱，无力抗争。民国初创之时，虽对无约国缔结新约定时已注重平等互惠，但对协约国列强已有条约依旧无可奈何。趁德奥战败收回部分权利固然值得称赞，但毕竟属于“围打落水狗”。何况巴黎和会上还被列强将德国在华势力范围割给日本，蒙受国耻，引发国内“五四运动”。之后的中俄订约，以及各有约国到期修约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甚至还在对待比利时，西班牙等较弱国家时，一举废除旧约，显示了当时外交人士之胆识魄力，令人拍手称快。然而国内军阀混战、政客弄权、南北分立乃至京、宁、汉三足鼎立的政治乱局，却使得对外交涉的努力一再打折扣。北洋政府内部，人员走马灯般更换，各军阀为争法统，明争暗斗，令出多门；宁汉国民政府内耗不断，路线反复不定，南北势不两立。这一切都给了列强以各种借口敷衍了事，对修约要求口惠而实不至，继续享有条约特权的良机。正如当时外交大佬顾维钧在告知各军阀的电报中所言“对外交涉固恃激昂民气为后盾，尤赖有健全政府为主宰。今中央瑟缩飘摇，在我纵欲粉饰高墉，在人早已洞穿后壁。一遇交涉，每贻口实……”其言语间所透出的辛酸无奈，今日读来也令人痛心疾首。如此，也可深切体会为何当时之中国会生出民族主义之狂潮，以及“反帝废约”之激昂口号。
既如此，那么为何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关键还在于认清“修约”与“废约”的异同。两者其实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摆脱束缚，争取主权独立，只是前者渐进，后者激进。比起主张逐渐通过修改条约恢复地位，但因为列强阳奉阴违而进展缓慢的“修约”，宣称所有不平等条约均非法，欲将其一举全部废去的“废约”自然更有号召力，更能赢得舆论瞩目，国人支持。于是便成为了当时“在野”，且受到苏俄革命意识形态影响的国共两党的主张。而主张修约的“北洋政府”因站在对立面，自然连同其理念也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其后国共先后定鼎江山，自然要以反帝爱国为自己寻求统治正当性，并在各个领域巩固这种观念。久而久之，便成为国人的历史记忆而一直流传至今。然而，这种过度强调“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念却有其问题所在。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民族之自觉，国家之国格，在对外交往之中有其作用。近代民族主义的崛起，在客观上给予了国家以强大的民气后盾与支援，并迫使列强放弃部分在华利益，在争取民族自立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留下了光荣的印记，这点不应怀疑。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被动式的民族主义，在要求自尊的呼声下藏着深深的屈辱和自卑。这种情感稍有偏差，就会陷入盲目排外，将所有外部势力视为敌对的狭隘民族主义之中。犹如个体在受到他人伤害之后就不再相信所有人而陷入自我封闭一样，狭隘民族主义实为国家层面的“自闭症”。此种思潮对于国家，已是有害无益。需知民族争取独立，为的是“自立于世界”而非“自绝于世界”，否则又要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中国在解放后经历了近30年的外部封锁，最终还是要重新开放，重新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说明此方为大势所趋。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更改以往“一刀切”的革命史观，并不利于培养健全的国民意识。都说读史可以明智，然而非黑即白，政治化，二元化，口号式的历史观却会使人陷入偏狭和盲信。君不见近年来随着中国重回国际社会，争端有所增加，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卷土重来？网上动辄对不同意见者口诛笔伐，标榜爱国，盲目排外甚至要求中国与西方“有条件决裂”的铁血“愤青”们的出现，和我们单调偏激的历史教育难道不有着直接的关系吗？这恐怕值得我们的史学界好好反省得失。
其实，若随本书重新回顾历史，会发现渐进才是历史常态。国民党口号喊得响亮，可到了自己执政之时，所实行的政策却已经悄悄改成了修约。而且，在对待比利时等国新约问题上，为尽早获得关税自主而在法权问题上反而较北洋时期有所让步。结果条约一出，引起各方广泛批评。更有爱国学生当面指责外交部长王正廷所为违背“总理遗教”，弄得王外长左右支拙。最后还得老蒋跳出来指天对地发誓“不平等条约三年内不废，请杀我以谢国人”平息民愤。不在位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上台方知形势比人强。对于“民族主义”这把自己所放反而险些烧到自己的大火，也不知国民党高层当时作何感想~因此，时至今日，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虽然前途祸福难料，但还要回头自闭已是不可能。如何改变一元化的贫瘠革命史观，改采多元化的客观历史视角，从而更好地理解今日之情形，形成理性之国家意识，不仅关乎历史，更关乎现在未来。
本书史料丰富，论述得体，态度客观，立论清晰，堪称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对于想重新了解以往被遮蔽乃至被篡改历史的读者来说值得推荐。不过，其叙述时过于条分缕列，巨细靡遗，在史家自然彰显认真态度，但也难免造成可读性和趣味性的下降。而且，由于文中引用资料档案多为民初时物件，半文半白，作者自己行文也受其影响而显书卷气太浓，不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近世中国》丛书之中，也属较难读的一部。这一点还是应该加以说明的。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