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的客厅，情欲的坟墓，你睡得正酣
一个隐藏在19世纪巴黎角落里，虎视眈眈窥视着那些道德败坏者的老处女——贝姨，她是上帝派来惩罚这个肮脏世界的使者。
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大多数时候人们会被带进一种情景，回到巴黎，欣赏着作者精心制造的每一副嘴脸，读者是隐匿在现场之外的第三个窥探者。对一个典型论者而言，创作手法更多的只是逼近真相，没有优劣之分。过度的阐释似乎也显得累赘，作者一贯的风格仅是赤裸裸地展现出当时的社会生活现状，留给阅读者的空间是前所未有的广阔，当然作品中有些部分无可厚非带有自说自话的巴尔扎克的影子。
面对这样酣畅淋漓的作品，我们没有必要去怀疑为了强化戏剧性，对叙事技巧过分的运用，和出人意料的结尾。一个妖艳的少妇会只用三年的时间积聚惊人的财富，让男爵和大商人几乎倾家荡产，间接的谋杀了开国元帅。周旋在两个体面的男人，一个艺术家，一个忠诚的巴西人之间。这个女人玩弄男人的手段，或许能让一切真正沦落风尘的女子自叹不如。可是真正吸引人的瓦莱丽，是她作为女人的精明，作者极力的想告诉我们，看吧。一个真正想要锁住丈夫的女人，不是像男爵夫人阿黛丽娜那样虔诚的对丈夫无私奉献的圣女，也不是像娼妓一样，或极端的心狠手辣，或动了真情。男人想要的是一个表面上端庄贤淑，笃信宗教，私底下能做得了淫娃荡妇的女人。可是阿黛丽娜的圣洁的品性遗传给了她的女儿，所以她心爱的文塞斯拉会当着小宝贝睡床的面信誓旦旦的告诉奥棠丝，他再也不会去见瓦莱丽，刚出门便飞奔到瓦莱丽的住处。巴尔扎克小说的魅力不在于对一个人物，一条主线的叙述一个典型场景，他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能无数条线索，阴谋交叉在一起，塑造出无数个能让读者身临其境的场景。
《贝姨》是他晚年的著作，似乎久经情场看透男女之事的他，在书中对于女人，完全是穷尽式的描写。一个贞洁的妻子对丈夫百般的容忍，用书中嫂子对奥棠丝的告诫就是，你若要保全名节，为什么不降低尊严接受一个回头的丈夫。对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七月王朝复辟的时期来说，贵族对传统道德观的坚守，是这几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对丈夫容忍的原由。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在子女心中的地位，由可怜的备受冷落的母亲维持着，于洛夫人对丈夫的爱情中掺杂着狂热崇拜的成分。作者给这个女人以足够的理由去承担她丈夫为她所带来的一切苦难“只有平民出身的漂亮女子才如此过分的体贴，他们能承受打击而不还击，他们的脉管里残留着最早一批殉难着的血液。”
关于奥棠丝，一个女子少女时期的天真和对爱情懵懂的向往，与婚后遭到背叛后的心情，形成强烈反差。当母亲真在为她的嫁妆发愁时，她清楚的了解女儿“神经质的笑，同独自在花园里散步，眼泪汪汪地出神一样，都是可怕的兆头。”美丽的少女一个人孤独的游荡，在哈代笔下的尤太莎，在生命勃动时一个人经常出去漫无目的游荡的习惯，也有这样的征兆。所有的歇斯底里的笑和独处，都成为一个少女最危险的信号。她是一个极端的姑娘，当爱人一文不名时，她可以倾尽所有积蓄奋不顾身下嫁，当遭到背叛和欺骗时，她会奔溃，杀死所爱，自杀。理智告诉她，这些举动都是愚蠢的，因为母亲的苦难让她渐渐平复心里的仇恨。所以她会选择做一个母亲，而不是发疯的妻子。女性的伟大，也许就是这样。愤怒和爱会促使美狄亚亲手杀死自己的亲身儿子，理性也同样会让奥棠丝选择一个人为了孩子而活。
自己堂姐的家破人亡幕后最大的操纵者是一直自以为寄人篱下的丑陋女人。“十足的孚日山区的乡下姑娘，瘦削的身材，褐色的色肤，长脸长着几颗疣，这便是粗粗勾勒的这位老处女的肖像。”起初对这个女人的潜伏和厌倦，是受非黑即白这种定式思维的影响。后来贝姨的外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古怪的女子，如今穿上紧身褡，束起腰身，光滑的头发上抹了发油，裁缝为她做的衣裙不再改动就穿上身，脚踏优质高帮皮鞋，腿上是灰色长丝袜，总戴着那条黄色开司米披肩。”总之贝姨不一样了，用她的话说“我在童年过的是饿狼似的日子，到晚年生活的像母狮一般风光。”这个女人是嫉妒的化身，是潜伏在于洛男爵家的一条蛇，就像于洛元帅所说，她是人民的女儿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对于洛元帅的照顾和温情，是野心家的手段，也正巧给临死时的元帅一种慰藉。面对马奈弗夫人突如其来的灾难，她倒是显得很清醒，至死了坚守着秘密，赢得了一大家子的眼泪。这是从小寄人篱下，一个坚毅刚强只能从亲戚眼泪的感到心满意足的老处女，道德在这里是缺失的。当一个社会完整和谐的时候，道德的存在才会更有意义，它是无形中维系人际关系的度量，我们要更多的考虑我们怎样对待他人，把他人放在第一，是因为社会给了个人足够的安全感。而在一个金钱物欲权势至上的社会，穷人的反抗是本能驱使，没有任何人有资格站在道德的立场驱散从各个缝隙中衍伸出来的仇恨。贝姨的所作所为，情有可原。
淫荡总是会为自己找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忠贞的爱情。马奈弗夫人之所以能游走在四个个男人之间，每每能蒙混过关的借口，就是对心里满怀疑心怒气的男人，顷刻间转变态度说出一些平日里不屑启齿，而关键时刻能打动于洛男爵和克勒韦尔已经年老却仍旺盛的虚荣心的甜言蜜语。男人的虚荣心和情欲在一个有权一个有钱的男人身上被无限放大。有夫之妇出轨时为自己寻找的借口，就像这些男人急于去找情人安抚妻子时的借口一样卑鄙无耻。“马奈弗夫人表面上也许不让你为她大肆挥霍，当那令人肉麻的假正经，假扮的贞洁，虚伪的做派，倒叫你悄无声息的破了产。”虚荣的男人就是喜欢消受这种女子在他面前的做作。于洛夫人穷途末路时，为了拯救丈夫的荣誉，压制着自己高傲的自尊向他坦陈相告，在他面前没有马奈弗夫人的娇淫和忸怩，这些都只能说明有能力在男人面前做出一副姿态是多么重要。
巴尔扎克在精彩的叙事中穿插着对家庭、婚姻、男女之欢、爱情都给出了严格的定义，这个一个智者对他读者的馈赠。幽默讽刺的语言，给读者在急于想翻出结局，置身于故事营造的黑色氛围里时，一个心悦臣服的惊喜。我想这便是小说最初最恰当好处的意义所在。帝政时代一去不复返，相似的社会风俗仍然是鲜活的现代生活写照。巴尔扎克说，“想象中的作品，有着孩童的妩媚，生殖的狂喜，鲜花的芬芳艳丽，提前品尝的果实的饱满浆汁。”在对艺术家堕落的评述中，浸透着作家的理想和追求。他清醒的认识到“正如爱情不能持久，大脑也没有召之即来的创造力。”“女人的爱抚会销蚀艺术家的才气，动摇其坚忍不拔的意志。”所以贝姨创作于1984年，距作家离世只有四年。或许在这个勤奋的天才眼中，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使命，不是来这个世界享受大多数人所谓的幸福。“半吊子艺术家”很知趣也很会迎合众人的口味，书中文塞斯拉江郎才尽浪子回头后巴尔扎克很讽刺地将他安排到一个艺术评论家的位置。而真正的艺术家“他们超然物外，一心工作，却被愚夫愚妇视为自私，因为是人要他们穿上花花公子的衣服随波逐流，履行所谓的社会义务，”“他们势必离群索居，在大多数人眼里，他们变得不可理解，而正如人们所知，大多数人是有愚蠢，嫉妒，无知和浅薄的人构成的。”最后大师告诉我们，“人生是一件衣裳：脏了就刷刷，破了就补补，可是好歹得穿上衣服。”这与张爱玲那年轻却沧桑的心里所悟的也竟是一个道理，人生就是一件爬满虱子的华袍，不要苛求十全十美，也不要苛求恋人全心全意的忠贞，生活再肮脏也要选择对自己和他人伤害最小的方式继续下去。
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大多数时候人们会被带进一种情景，回到巴黎，欣赏着作者精心制造的每一副嘴脸，读者是隐匿在现场之外的第三个窥探者。对一个典型论者而言，创作手法更多的只是逼近真相，没有优劣之分。过度的阐释似乎也显得累赘，作者一贯的风格仅是赤裸裸地展现出当时的社会生活现状，留给阅读者的空间是前所未有的广阔，当然作品中有些部分无可厚非带有自说自话的巴尔扎克的影子。
面对这样酣畅淋漓的作品，我们没有必要去怀疑为了强化戏剧性，对叙事技巧过分的运用，和出人意料的结尾。一个妖艳的少妇会只用三年的时间积聚惊人的财富，让男爵和大商人几乎倾家荡产，间接的谋杀了开国元帅。周旋在两个体面的男人，一个艺术家，一个忠诚的巴西人之间。这个女人玩弄男人的手段，或许能让一切真正沦落风尘的女子自叹不如。可是真正吸引人的瓦莱丽，是她作为女人的精明，作者极力的想告诉我们，看吧。一个真正想要锁住丈夫的女人，不是像男爵夫人阿黛丽娜那样虔诚的对丈夫无私奉献的圣女，也不是像娼妓一样，或极端的心狠手辣，或动了真情。男人想要的是一个表面上端庄贤淑，笃信宗教，私底下能做得了淫娃荡妇的女人。可是阿黛丽娜的圣洁的品性遗传给了她的女儿，所以她心爱的文塞斯拉会当着小宝贝睡床的面信誓旦旦的告诉奥棠丝，他再也不会去见瓦莱丽，刚出门便飞奔到瓦莱丽的住处。巴尔扎克小说的魅力不在于对一个人物，一条主线的叙述一个典型场景，他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能无数条线索，阴谋交叉在一起，塑造出无数个能让读者身临其境的场景。
《贝姨》是他晚年的著作，似乎久经情场看透男女之事的他，在书中对于女人，完全是穷尽式的描写。一个贞洁的妻子对丈夫百般的容忍，用书中嫂子对奥棠丝的告诫就是，你若要保全名节，为什么不降低尊严接受一个回头的丈夫。对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七月王朝复辟的时期来说，贵族对传统道德观的坚守，是这几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对丈夫容忍的原由。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在子女心中的地位，由可怜的备受冷落的母亲维持着，于洛夫人对丈夫的爱情中掺杂着狂热崇拜的成分。作者给这个女人以足够的理由去承担她丈夫为她所带来的一切苦难“只有平民出身的漂亮女子才如此过分的体贴，他们能承受打击而不还击，他们的脉管里残留着最早一批殉难着的血液。”
关于奥棠丝，一个女子少女时期的天真和对爱情懵懂的向往，与婚后遭到背叛后的心情，形成强烈反差。当母亲真在为她的嫁妆发愁时，她清楚的了解女儿“神经质的笑，同独自在花园里散步，眼泪汪汪地出神一样，都是可怕的兆头。”美丽的少女一个人孤独的游荡，在哈代笔下的尤太莎，在生命勃动时一个人经常出去漫无目的游荡的习惯，也有这样的征兆。所有的歇斯底里的笑和独处，都成为一个少女最危险的信号。她是一个极端的姑娘，当爱人一文不名时，她可以倾尽所有积蓄奋不顾身下嫁，当遭到背叛和欺骗时，她会奔溃，杀死所爱，自杀。理智告诉她，这些举动都是愚蠢的，因为母亲的苦难让她渐渐平复心里的仇恨。所以她会选择做一个母亲，而不是发疯的妻子。女性的伟大，也许就是这样。愤怒和爱会促使美狄亚亲手杀死自己的亲身儿子，理性也同样会让奥棠丝选择一个人为了孩子而活。
自己堂姐的家破人亡幕后最大的操纵者是一直自以为寄人篱下的丑陋女人。“十足的孚日山区的乡下姑娘，瘦削的身材，褐色的色肤，长脸长着几颗疣，这便是粗粗勾勒的这位老处女的肖像。”起初对这个女人的潜伏和厌倦，是受非黑即白这种定式思维的影响。后来贝姨的外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古怪的女子，如今穿上紧身褡，束起腰身，光滑的头发上抹了发油，裁缝为她做的衣裙不再改动就穿上身，脚踏优质高帮皮鞋，腿上是灰色长丝袜，总戴着那条黄色开司米披肩。”总之贝姨不一样了，用她的话说“我在童年过的是饿狼似的日子，到晚年生活的像母狮一般风光。”这个女人是嫉妒的化身，是潜伏在于洛男爵家的一条蛇，就像于洛元帅所说，她是人民的女儿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对于洛元帅的照顾和温情，是野心家的手段，也正巧给临死时的元帅一种慰藉。面对马奈弗夫人突如其来的灾难，她倒是显得很清醒，至死了坚守着秘密，赢得了一大家子的眼泪。这是从小寄人篱下，一个坚毅刚强只能从亲戚眼泪的感到心满意足的老处女，道德在这里是缺失的。当一个社会完整和谐的时候，道德的存在才会更有意义，它是无形中维系人际关系的度量，我们要更多的考虑我们怎样对待他人，把他人放在第一，是因为社会给了个人足够的安全感。而在一个金钱物欲权势至上的社会，穷人的反抗是本能驱使，没有任何人有资格站在道德的立场驱散从各个缝隙中衍伸出来的仇恨。贝姨的所作所为，情有可原。
淫荡总是会为自己找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忠贞的爱情。马奈弗夫人之所以能游走在四个个男人之间，每每能蒙混过关的借口，就是对心里满怀疑心怒气的男人，顷刻间转变态度说出一些平日里不屑启齿，而关键时刻能打动于洛男爵和克勒韦尔已经年老却仍旺盛的虚荣心的甜言蜜语。男人的虚荣心和情欲在一个有权一个有钱的男人身上被无限放大。有夫之妇出轨时为自己寻找的借口，就像这些男人急于去找情人安抚妻子时的借口一样卑鄙无耻。“马奈弗夫人表面上也许不让你为她大肆挥霍，当那令人肉麻的假正经，假扮的贞洁，虚伪的做派，倒叫你悄无声息的破了产。”虚荣的男人就是喜欢消受这种女子在他面前的做作。于洛夫人穷途末路时，为了拯救丈夫的荣誉，压制着自己高傲的自尊向他坦陈相告，在他面前没有马奈弗夫人的娇淫和忸怩，这些都只能说明有能力在男人面前做出一副姿态是多么重要。
巴尔扎克在精彩的叙事中穿插着对家庭、婚姻、男女之欢、爱情都给出了严格的定义，这个一个智者对他读者的馈赠。幽默讽刺的语言，给读者在急于想翻出结局，置身于故事营造的黑色氛围里时，一个心悦臣服的惊喜。我想这便是小说最初最恰当好处的意义所在。帝政时代一去不复返，相似的社会风俗仍然是鲜活的现代生活写照。巴尔扎克说，“想象中的作品，有着孩童的妩媚，生殖的狂喜，鲜花的芬芳艳丽，提前品尝的果实的饱满浆汁。”在对艺术家堕落的评述中，浸透着作家的理想和追求。他清醒的认识到“正如爱情不能持久，大脑也没有召之即来的创造力。”“女人的爱抚会销蚀艺术家的才气，动摇其坚忍不拔的意志。”所以贝姨创作于1984年，距作家离世只有四年。或许在这个勤奋的天才眼中，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使命，不是来这个世界享受大多数人所谓的幸福。“半吊子艺术家”很知趣也很会迎合众人的口味，书中文塞斯拉江郎才尽浪子回头后巴尔扎克很讽刺地将他安排到一个艺术评论家的位置。而真正的艺术家“他们超然物外，一心工作，却被愚夫愚妇视为自私，因为是人要他们穿上花花公子的衣服随波逐流，履行所谓的社会义务，”“他们势必离群索居，在大多数人眼里，他们变得不可理解，而正如人们所知，大多数人是有愚蠢，嫉妒，无知和浅薄的人构成的。”最后大师告诉我们，“人生是一件衣裳：脏了就刷刷，破了就补补，可是好歹得穿上衣服。”这与张爱玲那年轻却沧桑的心里所悟的也竟是一个道理，人生就是一件爬满虱子的华袍，不要苛求十全十美，也不要苛求恋人全心全意的忠贞，生活再肮脏也要选择对自己和他人伤害最小的方式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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